- 古埃及史：环境基因、地缘争霸与文明兴衰
- (英)乔治·罗林森
- 9087字
- 2026-02-27 18:10:23
第1章
埃及这片土地
精彩看点
埃及的地形—地图上不真实的埃及—埃及是“大河馈赠的礼物”—法尤姆省—埃及人对尼罗河的思索—尼罗河并不美—埃及的领土大小—土地的生产力—地理位置—洪水泛滥现象—埃及的气候—地质情况—动植物群—整体上亘古未变—例外现象
古埃及的地形就像一朵弯着茎的百合。茎的上端盛开着硕大的花朵，下端花柄的左侧伸出一个小小的嫩芽。盛开的花朵就是尼罗河三角洲，从阿布斯尔延伸到缇奈赫，直线距离为一百八十英里[1]，而在海岸的扇形区域—优雅地隆起的花瓣—扩展到两百三十英里。嫩芽就是法尤姆省，它是丘陵地带的一处天然洼地，位于尼罗河谷以西。数千年来，一条名为“巴哈尔尤瑟夫”的运河将尼罗河水引入法尤姆省，灌溉了那里的土地，从而无数可耕作的良田出现了。百合长长的花柄就是尼罗河谷地，它是一条陷入岩石土壤的峡谷，从第一瀑布到三角洲末端长约七百英里，某些地段仅有一英里宽，最宽处不过十英里。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河流有如此奇特的形状，相较于它的宽度，显得如此狭长，如此离散。因此，只依靠一个政治中心来治理尼罗河谷是很难的。
古埃及给住在这里的居民最初的印象是它似乎被分成了两个对比强烈、存在天壤之别的地区。很久以前，埃及人就称他们的国家为“两地”，并且用象形文字来表示。用来表示“土地”的象形文字也是相同的。法老被称为“两地的君主”，带着两顶王冠，因为他们同时是两个地区的君主。希伯来人采用了“两地”的概念，尽管他们有时用单数形式的“马泽尔”（Mazor）称呼埃及，但他们通常更愿意用复数形式的“麦西”（Mizraim）特指埃及。“麦西”的意思就是“两个马泽尔”。“两个马泽尔”“两个埃及”或者“两地”，当然就是花朵和花柄。地中海附近的大片土地被称为“下埃及”或者“尼罗河三角洲”，而位于南方的狭长的宛如一条绿蛇的山谷被称为“上埃及”或者“赛德”（Said）。两个地区真的存在天壤之别。当你从地中海进入埃及，沿着穿过沙漠的路线行进时，映入眼帘的是无边无际的平原。平原的海拔高度完全没有落差。农田里生长着绿油油的谷物，湿地生长着各种水草。天空万里无云，与远方的地平线紧紧相依。四面八方都是一个样，你就被这种“千篇一律”包围着，没有平原与高地、草地与森林、山坡与丘陵的交替，没有悬垂的树木、小山谷、小峡谷、小瀑布或者奔流的小河、潺潺的溪流……在某个地方闯入你的视线。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一切都是一成不变的，只是一片平坦无垠的冲积平原。唯一不同的是，有的是耕地，有的是荒漠。你厌倦了沉闷乏味的平原景象，转身向南继续前行，沿着海岸走了大约一百英里，然后全新的景象展现在眼前，不似之前那四顾无垠的远景。你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一个狭窄的山谷，目之所及仍是开阔的平地，但两侧的远景却被绵延数英里的岩石山脉遮蔽了。白色、黄色或者茶色的岩石山有时离得那么近，让人担心会阻塞了河道；有时又退得那么远，好像在溪流的两侧留出了数英里的耕地。靠近岩石山脉时，你会发现山脉的外形看上去非常险峻。它们大都显得宏伟壮观、突兀挺拔，嶙峋的峭壁光秃秃的，连苔藓或者石楠都没有。它们就像包围拉塞勒斯的山脉那样，用狭长的地形困住了山谷里的居民，禁止他们与山谷以外的人交流或者进行贸易。
以上就是埃及的“两分法”，它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很长时间之后，广为人知的两分法“让位”给“三分法”。下埃及不同于上埃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地区。它一半是平原，一半是山谷；可耕种的土地范围相当广泛，而闭合的丘陵却退到了远方。总之，上埃及与下埃及中间夹着法尤姆省的开阔地带，其最宽处的直径近五十英里，面积共四百平方英里。因此，一些占据埃及的人倾向于三分法。希腊人称底比斯和尼罗河三角洲之间的地区为“海普塔诺米斯”（Heptanomis），而阿拉伯人称赛德和巴哈里之间的地区为“沃斯塔尼”（Vostani）或“海洋之国”。
有人也许会认为，上述描述呈献给读者的埃及跟地图上的埃及不一样。的确，它不是地图上所呈现的埃及。地图上标示出来的非洲东北角的矩形被称为“埃及”。矩形的北边和东边分别以地中海和红海为界，西边和南边是好心的地图制作者绘制的假想线。然而，正如人们仔细观察过的那样，这个“埃及”是地理学家杜撰出来的，“与事实不相符，就像希腊神话中沉没于大西洋的岛屿亚特兰蒂斯的传说或者中世纪中的莱昂内塞[2]的传说一样不真实。正是因为它们都沉到了海底，所以它们消失的原因才能解释通。古老的纪念碑上的真正的埃及—希伯来时代的、希腊和罗马时代的、阿拉伯时代的以及现代埃及人所说的—只是地图上一大片区域中的一小部分，不过是受尼罗河灌溉的山谷和平原，也就是地中海以南近七百英里长的尼罗河道周围的区域”[3]。尼罗河谷两岸的巨形风化物不代表埃及，向西绵延的波状沙漠不是埃及，向东延伸的岩石与砾石丘陵更不是埃及。它们宛若梯田，一级高过一级，在某些地方甚至高达六千英尺。不同部落的埃及人稀稀落落地散居在尼罗河两岸—在鼎盛时期，他们只是名义上效忠埃及统治者。然而，多数情况下，他们不屑于效忠埃及统治者。
希罗多德雕像。简·纪尧姆·莫艾特（1746—1810）制。他认为，非洲最初是由两道平行的峡湾与亚洲隔开的
如果真正的埃及就是我们所描述的那片土地—尼罗河谷、法尤姆省和尼罗河三角洲—分别是百合花的花柄、花蕾和花朵—我们就很容易理解古老传说中的箴言—“埃及是大河馈赠的礼物”是缘何而来的。这并不意味着活泼的希腊人最早使用了这句箴言，从而精确地揭示了科学的真理。在希罗多德的遐想中，他认为非洲最初是由两个平行的海湾与亚洲隔开的。第一个海湾经印度洋向北插进内陆，就像今天的红海那样；第二个海湾经地中海向南插进内陆，其长度等于或略长于第一个海湾。他说，尼罗河的泥沙源源不断地注入第二个海湾，先是逐渐填满，接着继续沉积。最后，该海湾变成了土地，直面“希腊人的海”。就像尼罗河三角洲突出的海岸那样，这片土地东西两侧明显超出了整体的海岸线。希罗多德补充道：“对我而言，我深信，如果尼罗河改变方向，注入红海，那么它的泥沙会填满红海。经过两万年甚至一万年的时间，原来的河床就会变成干旱的土地—毕竟它是一条威力无比、富有活力的大河。”他的补充是完全正确的，尽管如何发挥尼罗河的能力不是他能想象到的。尼罗河源自赤道地带，向烟波浩淼的“水库”奔流不息，沙漠的岩石间、沙粒中蚀出了深深的河床。这条河床从大西洋到红海横贯整个北非。沙漠地表以下的土地有的受到河水冲蚀，深达三百英尺[4]；有的受到河水带来的泥沙填充，逐渐恢复平整。河水最盛时，溢满了整个河床。这时的河床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湖或是一连片的湖。每天，河水留下一部分泥沙，接着逐渐退去。最后，山下及其两侧，或者至少一侧现出一条带着新鲜泥土的土地。河水一天天退，土地就一天天变宽，直到原本以码[5]计量的宽度变成了以弗隆[6]计量，以弗隆计量的宽度变成了以英里计。最后，河水变成几百码宽的狭长水道，留下裸露的土地接受太阳与空气的拥抱。这片裸露的土地就是埃及。换言之，埃及就是那片尼罗河暂时未淹没的河床。每年，尼罗河水泛滥时，埃及就消失了，只剩下尼罗河尽头人类堆出的土丘和路堤。这些土丘和路堤进而演变成人工岛屿，宛如茫茫大海中高昂的头。大部分情况下，人工岛屿上都分布着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看上去就像头顶的王冠。
这种以偏概全的陈述有一个例外，那就是法尤姆省既不是尼罗河床天然的部分，也不是尼罗河冲积而成的。它是西边沙漠中自然形成的洼地。一系列两百到五百英尺高的石灰岩山丘将它与尼罗河谷隔断。撇开人类的活动不提，这里原本应该是一片干旱无水的不毛之地。不过，法尤姆省依然通过尼罗河实现了它所有的价值—富饶、肥沃、多产。远古时期，人类全凭人力在岩石上开凿出一条运河。养育万物的尼罗河水经这条运河注入了荒凉的洼地。尼罗河带来了泥沙，使这里的土地贫瘠变得肥沃，使沙漠变成良田，使荒原变成百花盛开的花园。
埃及人深知尼罗河是他们的幸福之源。远古时期，这条神秘的河流就引起了埃及人的思考。他们崇拜尼罗河，将尼罗河奉为哈皮神。他们说，“哈皮神的所在不为人知”，它高深莫测，没有人说得清它来自何方。他们相信一切好运都是哈皮带来的，尤其是水果。他们说：
尽管尼罗河对埃及是仁慈的，惠泽了万民，甚至对埃及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但要说风景的绚丽多彩或者江山如画，它可就帮不上什么忙了。毋庸置疑，它就是大地上能够看见的水而已。骄阳似火，终日毫不懈怠地炙烤着大地，直到大地就像炼钢炉，大地上方的天空就像融化的黄铜。尼罗河从来都不是清澈的，它泛滥时，水里含有大量红色黏土质土壤。这种土壤是尼罗河水从阿比西尼亚[8]高原带来的。在其他季节，河水经里面的水生植物衬托，泛着淡淡的绿色，那是尼罗河流经维多利亚湖到喀土穆沿途中着上的颜色。河水很深，流量又大，于是一种沉闷的色调就显了出来。因此，尼罗河不似小溪那般纯净、清透。尼罗河的希腊语是“纳勒斯”（Neilos），希伯来语是“斯科赫尔”（Sichor）。这两个词很清楚地体现了这条伟大的河流的特质，因为它们的意思是“深蓝色”或者“蓝黑色”，于是尼罗河通常是什么颜色也就不言而喻了。因为尼罗河太宽广了，所以它的生机和美丽反倒显不出来了。一进入埃及，尼罗河各段的宽度就没有小于一英里的了。尼罗河两岸通常是极平坦的河。除了灰蓝色的天空或河上的游船，别的倒影在尼罗河上是很少见的。
埃及的领土面积约一万一千四百平方英里。除了比利时、萨克森、塞尔维亚，它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小。然而，一个国家是否伟大，与其面积关系不大—譬如雅典、斯巴达、罗兹岛、热那亚、佛罗伦萨、威尼斯面积都不大，但它们依然伟大。埃及拥有肥沃、高产的土地。据说，鼎盛时期的埃及拥有两万座城市。与比利时相比，它堪称“城的海洋”。就像没有几个士兵能获得最高军衔一样，没有几个国家在世界历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巴勒斯坦的面积大约与威尔士一样；伯罗奔尼撒的面积不超过新罕布什尔；阿提卡与康沃尔的面积几乎相同。因此，埃及的情况并不少见，只是一般规则的许多例外之一。
面对这里的土壤和地理位置，埃及应该感到“欣慰”了。尼罗河两岸肥沃的冲积层越来越厚。每年，慷慨的大自然都带来“肥料”。“肥料”用之不竭。每年都有望获得三茬收成—先是一茬麦子，接着是两茬稻子或者蔬菜。农夫种下小麦，几个月后就获得百倍的回报。到了收获季节，粮食“就像海边的沙子，无法计算”[9]。亚麻和长绒棉被广泛种植，富含营养的蔬菜收成颇丰，譬如扁豆、大蒜、大葱、洋葱、莴苣、水萝卜、瓜类、生菜……这些蔬菜成为当地人日常饮食中最重要的食材。很多地方种植葡萄，譬如底比斯、孟菲斯附近的丘陵地带，法尤姆省的盆地、塞伯恩尼图斯[10]的马里奥蒂斯的安塞拉以及地中海沿岸的普利斯蒂内。枣椰树一簇簇地从土里长出来。有些枣椰树种在路边，向旅行者招展着金黄色的枝条，果实落在他们的身旁。自古以来，小麦就是埃及的主要农作物。在饥荒之年，埃及被认为是世界的粮仓，是所有邻国的避难所。后来的罗马共和国以及罗马帝国时期的粮食几乎全部来自埃及。
远古时期的埃及是唯一一个两面临海的国家，北面的海称“希腊人的海”，东面的海称“阿拉伯人和印度人的海”。腓尼基商人从地中海东岸出发，跨越十五个经度的沙漠，最后抵达波斯湾的内凹处。经过艰苦跋涉，用了大量时间，费尽周折，在东方贸易中，他们终于赚到一些利润。鼎盛时期的亚述王国和巴比伦王国一度统治了那些原本不属于它们的土地，并吹嘘它们从“海上日出之地”扩张到“日落之地”—也就是从波斯湾扩张到地中海。至于埃及，无论何时，无论何种形势，它凭借地理优势，一直控制着通往地中海和经红海通往印度洋的入海口。因此，埃及固若金汤。苏伊士运河原本就属于埃及。苏伊士地峡是埃及的天然边界。三千多年来，苏伊士地峡的水系始终与阿拉伯湾的前出部分相通。阿拉伯半岛和阿比西尼亚还没有出现强大国家时，整个红海西岸，包括重要的锚地和港口都自然进入埃及的势力范围内。埃及有两个重要的产品出口渠道，同时有两个重要的产品进口渠道，可以进口其他国家的产品。埃及的商船出尼罗河尽头的港口，与腓尼基、迦太基、意大利或者希腊贸易，用谷物、酒、玻璃、家具、冶金制品交换伊特鲁里亚人的花瓶、希腊人的雕塑、提尔人的紫礼服，以及迦太基商人从锡利群岛或者康沃尔带来的锡。埃及的商船也可以取道黑里欧波里斯或者米奥斯赫尔墨斯，甚至其他更靠南的港口，经红海到香料产地“神灵保佑的阿拉伯半岛”，或者到阿比西尼亚的木材产区，或者到桑给巴尔岛和莫桑比克的海岸，或者绕过阿拉伯半岛到波斯湾的泰勒顿，甚至可能到印度的锡兰。远东的产品，有些来自“遥远的中国”，都进入了埃及。现在，人们从埃及的古墓里发现了这些产品。然而，埃及是通过直接贸易还是间接贸易获得它们的，这很值得商榷。
因为尼罗河的存在，埃及占尽了先机。它不仅向埃及奉献了肥沃的土壤，而且为埃及提供了迅捷的交流方式。地区的文明进程中，共同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迁徙和运输。这是拜大自然所赐。山岳、森林、激流、沼泽、丛林，都是“新国家”的诅咒，除非绕过它们，架桥越过它们，挖隧道穿过它们。有些障碍是很难逾越的，于是贸易被阻断了，人们被隔绝了。在封闭的环境中，人们心生怨恨。现在，埃及修建了宽阔的公路，从头至尾全长七百英里。于是，埃及最远的两端能够迅捷地交流了。若非人类发明了船或者至少是木筏，那么畅游水上尚且不能，更不用说凭借河流贸易或迁徙了。幸运的是，很早以前，埃及人就已经能熟练地使用各种船了。他们就像鸭子或者南太平洋诸岛的居民一样喜欢水。三千二百年以前，在地中海南岸，一位埃及法老用一块完整的巨石建了一座神殿。他从尼罗河顺流而下六百五十英里，在阿斯旺（赛伊尼）的采石场发现了这块巨石，然后将它运到了地中海南岸。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逆尼罗河而上就像顺流而下一样轻松。从夏到秋，埃及盛行偏北风，也就是著名的“季风”，只要扬起帆，很快就能逆流而上。如果降下帆，船就顺流而下了。总之，不管船多重，总可以在尼罗河上毫不费力地上上下下。
一年四季，埃及都是个奇怪的国度。洪水泛滥时期，它呈现出令人叹为观止的景象。从阿斯旺到开罗的漫长河谷都被淹没了。尼罗河三角洲变成了巨大的湖。湖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岛屿，让人想起希罗多德的《爱琴海上的岛屿》。岛上大部分城镇和村庄都有白色的围墙，就像是戴上了王冠，在阳光下熠熠发光；有时映衬着波光粼粼的洪水，就像是罩上了玻璃。棕榈树和悬铃木矗立在水中，看上去比实际高度短了五六英尺。当洪水来的时候，随处可见居民们赶着他们的牛躲到村子为它们提供的避难所去，如果洪水比往常来得更快的话，要营救这些牲畜可就困难了，村民们不得不涉水或者游泳，甚至动用船只来解救它们。过度的洪水不仅给动物也给村民的人身安全带来威胁，而且危及村庄本身。如果水位上升到一定高度的话，这些村庄很可能被淹没或者冲走。而洪水不严重时，虽不会马上造成危险，但为了应对洪水而施行的限制生产也会引起粮食不足，进而造成不可估量的灾难。
然而，大自然的运行规律总是十分一致，因此这些灾难很少会变多。埃及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庆幸拥有温和的气候、稳定的气温和稳定的生产力。夏季无疑是炎热的，尤其在南方，偶尔持续一阵子的热风会让人觉得极为不适。但几乎整个夏季都会有从北部吹来的凉爽的季风，即使在全年最热的季节，也可以调和热情似火的阳光。而接下来从十月到三月，气候都十分宜人。据说，埃及只有两个季节—春季和夏季。春季贯穿了十月到次年五月—庄稼萌芽，花朵盛开，温柔的西风吹拂着脸颊，此时正值欧洲的隆冬时节。二月，果树开花；三月，庄稼成熟，四月底就收割了；无论何时都不会有雪和霜冻，暴雨、大雾，甚至雨水都极少。风景永远是清透明丽的。空气不潮湿，天空没有云彩，远处没有如纱的薄雾。日复一日，每天都是前一天的重复；最终有一天，春季让位给了夏季，更炙烈的太阳、更焦灼的光芒、更长的一天都表明一年中最宜人的季节过去了。
古埃及的地质情况十分简单。整个平原都是冲积而成。两侧都有山，北面的第一区域是石灰岩，中间的第二区域是砂岩，南面的第三区域是花岗岩和正长岩。花岗岩存在于北纬24°和北纬25°之间，但偶尔有大量原始岩石侵入第二区域，并向北延伸到27°10′纬线附近。很多地方的岩石上分布着砂砾和沙子的沉积物。砂砾坚硬，沙子松散，容易移位。东部的部分沙漠含金属，至今都有少量金子产出，可以想象古代金产量有多么高。现代仍偶尔有铜、铁、铅的产出，有个铁矿显示它在古代被开采过。萨巴拉山附近盛产祖母绿。东部沙漠盛产碧玉、红玉髓、角砾岩、玛瑙和水晶。
埃及的植物不太吸引人。枣椰树是主要树种之一，它有着逐渐变尖变细的茎。悬铃木的分布也相当普遍，有几种金合欢树也很常见。塞伊尔相思树是制造口香糖的原料，这是“一种多节、多刺的树，其习性和生长方式有点儿像孤独的山楂树，但树身更大些”，充分生长后的高度达十五到二十英尺。鳄梨被古埃及人视为神圣的植物，是丛生树种，生长环境优越时，高达十八到二十英尺，结的果实很像枣子，味道稍有点儿酸。树皮发白，树枝优雅地卷曲着，树叶是灰白色，尤其是树叶背面。最具古埃及特色的当属纸莎草和莲花，尽管它们不是古埃及独有的特色。纸莎草是一种细高、光滑的芦苇，有着大三角形的茎，中含纤弱的树芯，埃及人用它来造纸。这种纸的质地优良，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在长期试验后，将它用作羊皮纸，保存至今。莲花是极美的白色大朵睡莲。法老们把它献给神；宴会上宾客们戴着它；连建筑也要模仿它的样式；它还被用来装饰法老的宝座。至于是否真如诗人荷马描述的那样，其根部对男性有裨益，有待商榷，但世人见到它没有不认为是“世间美物”的，因此当之无愧为“永恒的快乐”了。
枣椰树
古埃及运动员负担不起任何刺激性的娱乐消遣。如今，在广阔的三角洲平原上的旱季，猎鹰、猎犬追逐着羚羊，但在古代，稠密的人口吓跑了羚羊群，它们只出现在冲积平原边界以外的荒漠地区。确切地说，古埃及也绝不是马鹿、狍子、小鹿、狮子、熊、鬣狗、猞猁或者兔子的乐园。这些动物或许会出现在冲积平原上，但很偶然，绝对是稀客，那是为饥饿所迫离开了它们的栖息地利比亚或者阿拉伯高原。鳄鱼和河马是古埃及人的捕猎对象；古埃及人喜爱的体育运动还有捕鸟和钓鱼。一年四季，尼罗河水域都盛产各种水鸟，它们最常去的就是退潮的河水留下的水塘—鹈鹕、鹅、雁、鸭子、朱鹭、鹤、鹳、苍鹭、小嘴鸻、翠鸟和海燕。三月时，尽管没有野鸡、沙锥鸟、丘鹳，甚至连鹧鸪都没有，但有大量的鹌鹑飞来。尼罗河以及由它引出的运河里鱼产量甚高，但种类并不多，渔夫们也就没有太多的水上项目了。
总之，古埃及是个波澜不惊、千篇一律的地方。目之所及或者是一片汪洋，或者是一片绵延不断的绿色平原。山丘包裹着尼罗河谷地，山顶差不多齐平，山坡上几乎没有树、灌木或者花朵，连苔藓植物都没有。天空通常没有一丝云彩。远方也看不到神秘的岚或者霭；没有暴雨横扫而过；没有彩虹跨越天际；地面的风景也没有互相追逐的影子。完全没有山清水秀的景致。只有一条宽阔的河流，流淌在古埃及的土地上，甚至两岸两片平坦的绿色平原也没能阻断它。继续往东或往西分别是一座并不高的山，山峰笔直。无边无际的旷野上，尼罗河分流成了六条孱弱的细流，最终汇入大海。这一切构成了古埃及，生就一副荷兰南部的“面孔”—“令人厌倦，陈腐而平坦，无利可图”。然而，这种单调沉闷被大自然以两种方式缓解了。每天早晚各一次，天空和风景被明亮、柔和的色调点亮，那原本平凡得毫无特点的景色像是瞬间被施了魔法，显出其高贵精美的一面。黎明时分，一条条玫瑰色的长长的光线划过东边的天空，西边地平线上方的薄雾羞赧地变成了深红色；淡红的光线向四周扩散，晕染开，使墙面、塔楼、尖塔、圆顶塔都像是在大火中燃烧似的；所有的树木和建筑都投下了长长的紫色或是紫罗兰色的影子。整个景致像是经魔法师的魔法棒变幻而来，这位魔法师就是大自然，她挥舞着的魔法棒是由光芒万丈的太阳光组成的。到了傍晚，几乎和早上如出一辙的光影效果再次上演，只是效果更浓重了些：“红色的火苗”变成了“红色的玫瑰”—早上已逃之夭夭的波浪起伏的云海再次进入了视线—红着脸来了，但依旧是来了—羞红着脸，难为情地来了，依偎在太阳神的身旁。
晚上又有了新的变形。橄榄色的余晖让位给深蓝灰色。黄色的月亮升上了广袤的天空。已经变柔软的光线漫射向天地间。夜晚的月亮明晃晃地走进了蓝宝石般的苍穹；或者，如果月亮是在地平线的下方，那么，紫色的穹顶就是由五颜六色的星星点亮的。深沉的寂静统治着周围的一切。这时的美与白天那摄人心魄的美迥然不同；而那单调乏味的特征，也因这变幻莫测的表达方式和它给人带来的新鲜愉悦的体验而被原谅了。
为了改变这沉闷得毫无二致的景象，改变这沉思着的“麦西之地”，人类也极尽能事。在大自然显得无比驯服、平淡无奇的地方，人类却“欲与天公试比高”。正如在巴比伦尼亚，人类想建造一座“通天塔”一样，在埃及，人类也想用庞然大物般的建筑，那种宏大的、完全非人类所能及的事业来惊天地泣鬼神。这些构成了古埃及各个时代—除了最早期—最吸引人的部分。来到这里的人们，不是因为神秘的尼罗河，也不是因为漂亮的果园、棕榈树和那些精耕细种的田野和花园—不，更不是因为美丽的日出和日落、被月光辉映的天空和五彩斑斓的星空，而是因为那些金字塔的巨大石块、巨大的雕像、高耸的方尖碑、规模宏大的神殿、深挖于地下的墓穴、清真寺、城堡和宫殿。埃及的建筑是其最大的骄傲。它始于早期，却持续到了晚期。这种宏大建筑密密麻麻地遍布于埃及大地，它们本应受到世界的极大关注，而事实却并非如此；至少值得怀疑的是，它的“故事”是否是完成“国家的故事”所必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