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德兰世界蒸汽与火苗·卷二
加尔文游历笔录·卷二
蒸汽纪元一百二十七年，秋。伦塔尔城，北城区棚户带。
晨雾还没散尽，我和格尔伯就踩着沾了煤泥的土路往北走。法特维给的地址藏在成片的矮棚屋深处，据说塞勒文半个月前刚从下游码头过来，暂时落脚在这里，领着一群工场工人凑了个互助的小班子。
沿路的棚屋挨得密不透风，晾衣绳上挂着打了补丁的粗布衫，底下淌着黑浊的污水。巷口蹲着个洗衣妇人叫莫兰，手泡在木盆里冻得通红，脚边还趴着个瘦得睁不开眼的小孩。见我们往里面走，她抬头搭了句话，问是不是来找活做的。
“这阵子工钱又降了半成。”她搓着衣服，声音哑得像蒙了布，“男人上个月在矿上砸了腿，躺家里动不了，只能我带着大闺女进厂。闺女才十四，一天站十个时辰，回来脚都肿得穿不上鞋。可不去又能怎么办？门口等着顶班的人能排半条街。”
格尔伯悄悄翻开笔录本，在边角记下：纺织女工日薪、童工工时、矿工抚恤无着落。他写字轻，笔尖蹭着纸页几乎没声，怕惊扰了说话的人。
往里走了三拐四弯，才摸到塞勒文的住处。一间漏风的木板棚，门敞着，里面挤了四五个人，地上铺着干草，墙角堆着半袋粗麦粉。塞勒文正蹲在地上磨一把短刀，听见脚步声抬头，一张脸棱角分明，手上满是老茧和细小的伤疤——那是十几年辗转各个工场、摸过无数器械留下的印子。
“法特维捎过信了，说你要听真话。”他把刀收起来，往旁边挪了挪给我们腾地方，“真话不好听，也不好记。”
棚子里的几个人各自抬了抬头。有个叫托姆的老织工，头发都白了一半，从前是行会里有名的附魔织匠，后来机器织的布越来越便宜，作坊关了门，他只能进工场当普通机工，工钱还不到从前的一半。
“说出来丢人。”他咳了两声，手背上的筋突得老高，“以前行会里的老伙计见了我，都往地上吐唾沫，骂我是忘了祖宗的贱骨头，抢自己人的饭碗。可我有什么法子？孙子要吃饭，老婆子要吃药，总不能守着旧梭子饿死。”
这就是最有意思的地方：工场主骂工人难管，老匠人骂工人叛道，工人自己夹在中间，两头都挨骂。
塞勒文给我们讲他凑互助组的缘由。前半年有个工人被织机轧断了手指，工头只给了两个铜币就把人赶了出去，最后躺在桥洞底下发了高烧，还是街坊凑钱请的大夫。他便领着十几个人，每天从工钱里抠出一个铜板存着，谁伤了病了就拿出来应急，遇上工头无故扣钱，也一起去讨说法。
“难。”他指尖敲了敲地面，“工场主防着我们，说我们聚众闹事；老行会的人也骂，说我们是帮着机器毁行当的。上头压，旁边挤，我们不过是想活着罢了。”
格尔伯一直在问，问得极细：互助组有多少人、每人每天存多少、上个月帮了几个人、工头最常用的扣钱由头是什么、哪些工场伤患最多。他的笔录本一页页翻过去，数字、人名、事由，记得整整齐齐。从前在旧书馆里做书记官练出来的本事，到了这棚户里反倒最管用。
快到午后的时候，棚子外传来脚步声。艾伊雅站在门口，穿了件素色的长裙，没戴首饰，身后跟着个拎着布包的侍女，和这满街泥泞的地方格格不入，却又站得坦然。
“猜你们在这儿。”她走进来，把钱袋放在木板桌上，又递了张烫着金边的帖子，“下周城南有个商会的沙龙，我父亲也去，到时候我带你进去。几家大工场主最近在凑头说事，好像打算入秋之后一起往下压工钱，你提前听听也好。”
她转头又看向塞勒文，语气放轻了些：“上次托人带的草药收到了吗？治跌打损伤的，要是不够再跟我说。”
塞勒文点了点头，没多说客气话。他们显然不是第一次打交道。艾伊雅这样的人，站在富商的宅院里能谈远洋贸易，蹲在棚户里也能听工人说难处。她踩着两个阶层的边界走，既看得见账本上的数字，也看得见数字底下压着的人。
她没多待，坐了一刻钟就走了。走之前跟我说，吉德维菲那边她也打过招呼，以后要看工场的账册，直接报她的名字就行。
她刚走没多久，一个半大的孩子跌跌撞撞冲进来，喘得话都说不全。孩子叫阿丁，是印刷厂的童工，脸瘦得尖尖的，跑起来鞋都掉了一只。
“塞勒文哥！西厂、西厂的织机出事了！梅丽姐的胳膊被卷进去了！工头不肯找大夫，说她自己不小心！”
塞勒文猛地站起来，抄起墙角的短棍就往外走。棚子里的几个工人也跟着起身，脚步又急又重。我和格尔伯对视一眼，也跟了上去。
西厂的后门围了一圈人，地上淌着血，一个年轻女工倒在地上，脸色白得像纸，胳膊以诡异的角度弯着。工头叉着腰站在旁边，骂骂咧咧地说她自己走神弄坏了机器，没让她赔就不错了。
塞勒文上去一把揪住他的领子，身后的工人也围了上来。僵持了好一会儿，工头才不情不愿地摸出两个银币，扔在地上。
“就这么多！爱要不要！”
最后是几个工人凑了钱，七手八脚把人抬去了医馆。塞勒文走在最后，拳头攥得很紧，指节都泛了白。
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远处工场的灯火还亮着，机器的轰鸣声隔着几条街都能听见，像一头永远不会疲倦的巨兽。
格尔伯把笔录本合上，拍了拍封皮上的灰。今天他写了满满十二页，有洗衣妇人的闲话，有老织工的牢骚，有塞勒文的互助账目，有艾伊雅带来的商会动向，还有傍晚那场流血的事故。
“两边说的，好像都有道理。”他低声说，“吉德维菲说不压成本活不下去，工人说不熬时辰就吃不上饭。可凑到一起，怎么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没答话。
昨天在账房里，吉德维菲敲着账本说世道难；今天在棚户里，托姆搓着满是皱纹的手说活不下去。他们一个坐在暖和的房间里算盈亏，一个蹲在漏风的棚屋里等活计，立场天差地别，却都被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推着走。
没人是天生的恶人，也没人是天生的受害者。每个人都在守着自己的那点生计，拼尽全力往前挤，挤着挤着，就撞成了满街的狼藉。
法特维之前说，明天可以带我去见老皮匠。那位守着旧行会的老匠人，恨透了机器，也恨透了进厂做工的工人。
他那边，又是另一番道理了。
格尔伯把钢笔别回笔帽，把笔录本紧紧抱在怀里。
风卷着煤屑吹过来，远处的汽笛又响了一声，悠长、沉闷，像一声没说出口的叹息。
路还长，要听的话，还多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