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那条胡同

黄昏在这条胡同出现时就像条衰迈的老母狗，步履蹒跚，干瘪的奶囊松垮地垂荡，木讷中透出抑郁和沮丧。

狗通人性，撒尿也要窜进胡同，对着一面厚实砖墙。墙壁的勾缝处都被尿柱喷射得凹陷，既有狗尿也有人尿。每当我们看到狗把后腿往起一撩，就要撒尿时，我们就会起哄、喊着吓唬它。最不能使我们容忍的是狗在这里“吊秧子”。它们像两坨胶泥挤压变形，粘在一起。我们常捡起石头瓦块砸过去。大人们见了总要呵斥我们。他们也不说为什么，我们也不问为什么。

胡同幽深阴暗，五冬六夏，总是泛着一种潮乎乎的尿臊味儿。冬天过去了，小城任何一个角落都瞧不见雪，唯独这条胡同的边角残留着雪堆，脏兮兮的废纸状。等到这些残雪彻底化掉，墙角便会出现一抹茸茸新绿。除了那一处总有人撒尿的地方光秃之外，其余的墙边总是长出一长溜高高的茅草。那茅草总也薅不尽，就是连根拔去，不知何时就又蹿腾出来。

我最喜欢早晨的胡同，有灵气飘进飘出。

胡同口的一团团晨雾，犹如一堆淡蓝色的飘浮的气球，柔情地抚弄着你，裹挟着你，在你全然不觉中，这些气球磕磕碰碰地和你一块儿涌进了胡同，身前身后头上脚下地缠绕着你。书包在屁股上兴奋得直颤。小肚子却被尿憋得胀鼓鼓的。

我和胖子都有一种憋尿的本事。一夜不起来撒尿，第二天早饭还要拼命喝下一大碗粥，连跑带颠窜到胡同一个拐角处，便叉开两腿，比武般放开水龙头。尿柱绝不打弯，直射开去，硬碰硬，碎了一片星，溅到皮肤上，痒，却不臊。我们每次撒尿都是盯着两块花岗岩的水泥接缝处冲击，日子久了，只见水泥剥落，咧开大嘴。胖子说总有一天能把大墙尿倒，我便也雄心勃勃。

结果，天天往那张开的黑漆漆的大嘴里发射，却总不见墙塌。我们的尿柱便渐渐疲缓。

提上裤子，有种超然的解脱。望开去，隧道般幽暗的尽头竟有一方动人的晨曦。有一位卖豆腐的老头儿幻觉般隐现，佝偻着的虾米腰从来没见直溜过。他一下一下地敲着梆子，清清亮亮，在胡同中回荡，如一泓蹦蹦跳跳的泉。看不见谁家的柴门开动，却能够听见吱嘎吱嘎的声音。

王奶奶总是第一个晃进胡同。那两只小脚奇迹般地敲出咚咚的声音。她一辈子没开怀，老头儿死了？离了？她从来不讲。只记得她教给我们的一首顺口溜：

懒姑娘，十七八，

钩钩鞋底不会纳。

叫她去刷瓮，

稳起瓮来摆摆腚；

叫她去扫地，

放下笤帚放个屁。

王奶奶的表情生动极了，特别是说到最后那句，那山东腔浓烈得呛人。我们哈哈大笑，她也笑，颤着一口坑坑洼洼的大黄牙。后来，我们听腻了，不等她到跟前，就有人领头喊：“一、二！”于是，我们就大着嗓子冲她号：“放下笤帚放个屁！”

一个人在胡同里走，喜欢仰脸望天。两侧大墙又高又深，天空却只有窄窄一条。大墙的上方有一个小小的窗口，像个镶嵌的鸽子笼，总朝我透出一种神秘。我总想看看里面，却总也没法子爬上去。有时，那小窗口丝丝缕缕地拽出白气，袅袅地升上去，那条蓝蓝的天空就多了一抹白云。太阳总也照不到胡同底，只将一条明晃晃的光带印在上边，小窗口便在这光带中愈发炫目。

那窗口里面究竟藏有什么呢？

窗口如此吸引我的原因，除了我本有的好奇心之外，是因为有个大人常常踩着一块大石头跷脚扒着窗台朝里边望，一望就是挺长时间。他有点儿鬼鬼祟祟，察觉我们过来，便突然离开小窗口，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晃晃着肩膀朝我们瞄上几眼。没走几步，大概发现我们是小孩子，对他构不成威胁，就停下靠在墙边，点上香烟，古里古怪地打量我们。我们谁也不吱声，就像没看见他似的。打他身边挤过去时，我发现他有十七八岁，是个疤瘌眼。他时常在市场上转悠，胖子认识他，悄声告诉我，他是民办中学的学生。那时候，凡是考不上中学的劣等生都划拉到民办中学就读。凡是到民办中学就读的学生，就低人一等。

我和胖子远远躲在胡同尽头监视他，就像电影里面监视特务。特务的概念在我们脑子里就是国民党，就是老美国，过了半年，才知道右派、帝、修、反什么的。我和胖子轮流朝那边探一下头。

那个疤瘌眼挺狡猾，始终朝我们这边张望。他准是发现了我们，把烟蒂往地下一摔，急匆匆朝我们奔过来。我们撒腿逃去。我的书包带都跑断了。

我们都恨这个突然出现的疤瘌眼，不定什么时候，猛丁一抬头，就会看见他贴在那个小窗口朝里面看。我们恨他，又有点儿怕他。我们故意将脚步放重，跺得胡同乱颤，果然吓得他从石头上跌下来，差点儿栽个跟头。他靠着墙好容易站稳了，瞪圆的眼睛红丝丝的，像个烂桃子，乱蓬蓬的头发怒冲冲地抖着，阴沉沉的脸扭曲了。不知怎么，他竟让我想起被我们惹恼的“吊秧子”的狗。

“小逼养子，找死呀？”骂过之后，他就又蹬跐着那块圆不圆方不方的大石头趴到小窗口。他的身材挺高挺细，木桩似的粘牢在墙上。我们怯怯地退着盯着他。大墙上边有呼呼的风响，只见卷腾的团团泥沙落在他的脑袋上，他都没有动弹。

“他看电影。”胖子羡慕地指指他。

我也是电影迷，要是不用花钱就能看上电影，多美！

记得那天下午，墙上的光带十分柔和，胡同里一个人也没有，疤瘌眼子垫脚的那块大石头还在小窗下边，好像老乌龟。胖子蹲在石头上，我踩着他的肩膀，我们缓缓地挺了起来。我的脑袋越贴近窗口，心里不知怎么越有股莫名其妙的激动。玻璃上挂着一层水珠，朦朦胧胧，一下子难以看清里面。

胖子抱着我的两腿，急着问：“演什么电影？打仗片吗？”

我把额头贴到了玻璃上，凝神瞅着，当我逐渐看清里面的东西时，脑袋嗡一下胀得老大，手一松，从胖子的肩头倒栽下来。那一跤跌得真惨，至今脑门上还留下一块伤疤。

等脑门上的那块疤愈合了，我仍然忘不了从小窗口里看到的一幕。当我不得不从那个小窗口下经过时，总是心慌意乱，老像后边有人催我似的，飞跑几步越过去，不敢有丝毫的停顿。那个疤瘌眼子又在胡同里出现过两次，就再也没影儿了。

忽然有一天，胡同外面的大街上一片喧哗。我们钻进密密的人群，看见马路边上停了几辆大卡车。车上有一排被剪光头发的罪犯，被持枪警察押着示众。胖子眼尖，朝上一指，我看见了疤瘌眼子。他那瘦筋筋的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牌子上面写着大黑字：流氓犯。他低垂的脑袋不敢往起抬，两只眼睛却不安分地左右撒目。他肯定是看见我了。我赶忙缩进人堆，再也不敢看他一眼。

高音喇叭越响越烈，震得人头皮发麻。大卡车缓缓开动了，人群便随着卡车开始了流动。

小城重归于静，胡同里更加安静。我和胖子一前一后，谁也没说什么话。迎面过来了王奶奶，她隔老远就问我们胡同外边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告诉她都过去了，没什么可看的了，可她还是与我擦身而过，去那边看了。

那年冬天还没等过去，王奶奶就再也没有爬起炕。卖豆腐的老头儿也不见了。可是那卖豆腐的梆子声依旧亮堂堂地震荡着晨雾。敲梆子的是老头儿的儿子。

好多年过去了，我已渐近中年。说不清哪股邪劲儿，有次在回乡过年的日子，我拉着妻子去找那条胡同。

所幸那条胡同尚在，只是全然没有了那时候的感觉，像条光秃秃的狗尾巴。胡同变得短了，两侧的大墙也恁般低矮，记得那时候从马路上拐进胡同，胡同的地基要比马路陷进半腿。可眼下胡同的地基经过多年抬升，竟会比马路盈出尺余。我把头微微一偏，就可以从两侧的墙上方看到一块挺开阔的天空。

走进去，胡同还是那么狭窄，两侧墙根不见了那一溜茂密的茅草。所幸抽抽鼻子，还有股臊味儿挺亲切。我想找找那条被我们尿开的墙缝，天色太暗，无法找到。

妻子极不情愿置身这狭窄的地处。她走惯了大城市的柏油路，高跟鞋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扭扭歪歪。她极想挽着我并行，无奈空间不允许。

借着黄昏的光亮，我看到了那扇小窗户，矮了许多。那个窗口破破烂烂，上面有块铁板锈毁了，烂了个大窟窿。我愣愣地瞅那窟窿，瞅出了一缕缕热乎气弥散成一片朦胧的雾气，和雾气中，那一条条赤裸的肉体，那一对对白面馒头状的乳房。我感到浑身一阵燥热，伴随着莫名的羞怯。我回望了一眼妻子。她曾问过我额头上的疤是怎么弄的，我撒谎说打架打的。她挺开心地点着我叫嚷“调皮鬼”。眼下，我仍然拿不定主意告不告诉她。曾有过瞬间的冲动，话到嘴边了，我又咽了下去。我想，还是不告诉她的好。要是她知道了，我再朝这窗口望，她会怎么看我？

或许我不该再往前走了。因为只要再迈一步，我就可以毫不费劲儿地顺着那生锈的窟窿望进里面。我踌躇着，还是小心翼翼地凑上前去，里面灯火昏暗，没有一点儿水气。似乎堆积了许多箱子。我正想细瞅，忽听有人喊：

“喂！看什么？离远点儿！”

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尴尬中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幸亏妻子替我解围：

“看看还不行呀？”

“有什么好看的？里面是火药库。”一个瘦高的身躯晃到了我的眼前，他手里拿着个手电筒。

“喔，对不起。我想看看，好多年没回家乡了，瞅什么都觉得亲切。”我谦和地对他说。

“你是这地方人？口音变得挺厉害。”他善意地往我跟前凑凑。

我给他递上一支烟：“过去，这里边不是火药库吧？”

“过去？”他把烟接过去，嘿嘿一笑，叭地点燃打火机。借着那灿亮的火光，我看到他眼皮上那块亮闪闪的疤瘌。

他把烟点着，就往前晃悠着走了，边走边说：“别在这儿抽烟，到胡同外抽去吧。”

我没把烟点着，盯着他摇晃的背影。

妻子紧紧搀住了我的胳膊，拉着我走开了。

胡同越走越暗，高一脚低一脚，走到大街上了，我仍然觉得没有离开那条胡同。

小城的夜，好静。几年后再度回家乡，这条胡同彻底消失了。在那片我曾经寄托记忆的地方，盖起了一片大楼，巍巍高耸，遮天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