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朝阳喷薄(2)

这话传到学院院长刘居英的耳朵里,刘居英也和苏联专家一样摇着头说:“这些苏联‘老大哥’呀,忘性真大,他们忘了已经和我们赌过一回,而且输得很惨。又来和我们打赌,他们太不了解我军官兵了。”

“老大哥”专家第一次和刘居英打赌,是在哈军工创建的1953年。军事工程学院创建后,工兵工程系招收的第一期学员中,有一名叫谭国玉的学员入学前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可当时在部队,他已经算个文化人了。加之他出身贫寒,7岁就给地下党送信,17岁参加东北抗日联军,与日寇浴血奋战;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辽沈、平津、衡宝等一系列战役,从东北一直打到广东沿海,多次立功,是第四野战军某部“老虎连”指导员。因此,部队坚持保送他到军事工程学院学习。谭国玉十分感激部队的关怀和器重,拍着胸脯向部队首长表态:“我一定发扬战争年代的战斗作风,保证‘人在阵地在’,坚决完成学习任务!”

可一到学校预科班学习,却发现自己对数、理、化一窍不通,上课听不懂,下课读不懂,头两个月测验,没有一门功课及格,编班考试,5门功课一共只得了7分(5分制)。

苏联顾问对学院招收谭国玉很有意见:“作为最高学府,怎么能招收小学毕业生呢?”苏联首席顾问奥列霍夫还对院长刘居英说:“这名学员将来肯定毕不了业。”刘居英却肯定地说:“他肯定能毕业。”奥列霍夫说:“那我们打赌。”刘居英说:“好,我们就赌一回。”

面对学习上的重重困难,谭国玉自己也有些畏惧了,坚决要求退学回部队。陈赓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把谭国玉叫到家里共进午餐,边吃边细声批评他说:“你口口声声‘人在阵地在’,实际上是啥也不在,给你创造了这么好的学习条件,不好好学习,还要求走。”谭国玉低着头说:“我怕以后学习越来越难,我日子不好过不说,还给部队丢脸。”陈赓突然严肃起来:“你现在要求退学,就不给部队丢脸了?你真不想给部队丢脸,就给我守住这个阵地,在学习上也打他个漂亮仗!”谭国玉既感动又惭愧,起身一个立正:“陈院长,我死也要死在这里!”

谭国玉以顽强的毅力重新投入学习。白天上课认真听讲,不懂就问,老师提问时,他总是第一个举手回答,从不怕当众出丑。晚上熄灯后,他一个人溜出宿舍,站在走廊、过道的灯下,或是躲在灯光暗淡的地下室、锅炉房学习。有时被队干部发现了“揪”回宿舍,他就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那阵子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眼睛熬成了熊猫眼,身上瘦成皮包骨。有两次,队干部凌晨起来查铺,见他床上空空的,找到地下室,发现他昏倒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在艰辛的汗水里,谭国玉的学习成绩不断进步。在文化补习班后期的一次数学测试中,他第一次得了个3分,接着化学、物理测验也都及格了。尽管在升学考试中,谭国玉仍有两门不及格,但学院领导依然决定让他继续留下试读一年。

陈赓再次把谭国玉请到家里,满怀期望地对他说:“本来按规定,两门不及格是要作退学处理的。但看你苦大仇深觉悟高,学习又刻苦努力,学院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可要好好珍惜呀。”

谭国玉被学院领导的信任深深地感动,守住学习阵地的决心更大了。他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注意弄懂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边学大学课程,边巩固中学知识;笔记完整,小结及时……他的学习成绩突飞猛进。第一个学期期末考试,只有个别功课不及格;第二个学期期末考试,全部功课都及格;第三个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开始出现4分;第四个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开始出现5分;第五个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全部4分以上;第六个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全部5分。

任课教师对他的神速进步,既高兴又不敢相信。一次,在他考试得了5分后,又拿一张试卷让他考,结果还是5分。

苏联顾问团更是深表怀疑。此后,谭国玉每次考试,工兵工程系顾问克拉辛柯夫都到场“陪考”,最后他终于深信不疑了,高兴地对科主任说:“从谭国玉身上,我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战无不胜的。”

最后,在铁的事实面前,苏联首席顾问奥列霍夫不得不向刘居英认输:“你赢了,我输了。你的学员真是了不起!”

刘居英笑着说:“我敢肯定地说,他们这回肯定还会输。”

陈赓听了这事,也鼓励电子管计算机研制小组:“别管他什么列别捷夫,我们干我们的!不一定都照着苏联的办,舰艇上落后的机械拉杆式指挥仪,一定要研制出新产品来取代它。经费、材料有困难,找院领导、系领导,让他们出面去解决。”

年轻教员柳克俊同样不信邪。1956年,先后完成清华大学本科、“哈工大”硕士学业的他,被陈赓点将到哈军工工作后,直接前往江南造船厂担任军代表,负责验收从苏联引进的五种舰艇指挥仪。苏联提供的关键设备进厂后,柳克俊仔细检查每种指挥仪时,发现大部分是二战期间用过的旧设备,技术性能不达标。柳克俊拒绝在验收单上签字。

苏联专家咄咄逼人地问:“为什么不签字?”

柳克俊理直气壮地答:“你们这是旧设备,性能不达标!”

苏联专家做出一副无奈状:“那你说怎么办?”

柳克俊指着手中两国签署的协议说:“按合同办事,换新的。”

苏联专家耍起了蛮横:“那不可能!”

柳克俊也不示弱:“那我坚决不签字!”

在柳克俊的坚持下,苏联专家只得把旧指挥仪打包运回国内,换来了新的指挥仪。

柳克俊也是哈军工较早接触计算机技术的教员之一。1956年,他从一本学术期刊上看到英国人正在搞计算机,便一下子被“这个神秘的东西”迷住了。还不知计算机是啥模样的柳克俊,对照着一篇科普文章,运用自己在本科和研究生期间打下的机电专业和自动控制专业理论,对计算机科学的世界展开了丰富的想象和深入的思考:算盘与计算机有什么区别?珠算口诀与计算机软件有什么联系?计算机中与算盘珠子对应的部件是什么?计算器是如何移位的?数据是如何输入机器中的……经过几个月的琢磨,他终于弄清了计算机的基本原理,并萌生了运用计算机技术制造鱼雷快艇指挥仪的念头。

1957年夏天,柳克俊作为翻译兼秘书,跟随以刘居英院长为团长的军事工程学院代表团,出访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在苏联,柳克俊终于看到了朝思暮想的计算机。“这个神秘的东西”像个巨大的磁场,紧紧地吸住了他的目光,让他流连忘返。

回到学院,柳克俊向系领导撰写了《关于发展舰用计算机,研究试制供快艇用的快速电子指挥仪的报告》。海军工程系主任黄景文、政委邓易非接到这位年轻人的报告非常激动,他们欣然批示:“柳克俊同志的报告,写得很好,同意搞。要有中国人的志气,一定要搞好,相信一定能搞好!”并迅速将报告上呈学院。学院领导也非常重视,在第一时间上报海军领导机关,并积极组织方案汇报,争取早日启动项目。

1958年4月,哈军工把鱼雷快艇指挥仪研制定为“一号任务”。

海军工程系为此召开专门党委会,成立了由系副主任慈云桂直接领导、柳克俊任组长、胡守仁任指导员,以胡克强、陈福接、卢经友、耿惠民、张玛娅、盛建国等为成员的“331”(后改为“901”)型电子管数字计算机研制小组。这是一支年轻的科研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5岁。直接领导这项任务的系副主任慈云桂,在课题组中年纪最长,当年也只有40岁;课题组指导员胡守仁,刚30出头;课题组组长柳克俊,则只有25岁。

散会后,主任黄景文、政委邓易非又把慈云桂留下,推心置腹地说:“老慈呀,这可是我们学院承担的第一个重大科研任务,我们不具备任何条件,什么都要从头开始,任务艰巨,你肩上的担子重、压力大呀!”

慈云桂起身立正,响亮地回答:“请主任、政委放心,再大的压力我也要扛着,一定要把机器搞出来!”

【“流亡者”之梦】

“书琴,好日子来了!”伴随着悠长的熄灯号,慈云桂推开家门,对着正在洗衣服的夫人琚书琴兴高采烈地说,“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琚书琴抬头微笑着问:“啥事让你这么高兴?”

慈云桂喜不自禁地说:“我们系要搞专用数字计算机,用作鱼雷快艇瞄准仪,系里让我负责这项工作。如果搞成了,人民海军的鱼雷快艇就能实现全天候作战!”

琚书琴说:“这不正是你天天想、日日盼的事吗?”

慈云桂说:“是啊,我盼它都盼了二十年了,现在终于可以为国家、为军队做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了。”

夜深了,家人入睡了,军营安静了。

慈云桂依然兴奋难抑,他坐在阳台上,看着一颗颗流星从天际划过,仿佛又看到那一个个从他身边离去后再也没回来的同学,耳畔又响起俯冲的战机那尖厉得扎人心窝的轰鸣声……

1917年10月,他出生于安徽桐城的一个耕读世家。他的故乡——外坂村,南望一汪清澈的湖水,北依一座高高的山冈,东临一条滔滔的大河,是个风景秀丽的鱼米之乡。慈家门前的两棵梧桐,笔直挺拔,树高参天,根须如龙卧地,冠似巨伞庇荫,树上长年有喜鹊驻窝。因此,周围人家都说慈家风水佳、门庭好,将来要出名人、发大财。

慈云桂的祖父是清末秀才,父亲虽然只念了四年私塾,此后终生务农,但他一生好学,深受邻里敬重。贤淑的母亲待人温厚,遇事克己,教子上进,对慈云桂影响很大。慈云桂自幼聪颖,5岁读私塾,7岁会写文章,8岁能作诗。他记忆力超人,《滕王阁序》教读一遍,便能一字不差背诵下来。9岁上小学直至初中毕业,每次考试都名列榜首,1936年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升入安庆高中。

安庆高中是安徽省立重点中学,校园宽敞雅静,师资力量雄厚,学习氛围浓郁,老师个个奉公敬业、诗书满腹,学生人人创优、个个争先。哪知,正当慈云桂发奋苦读、日有上进之时,随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拉开序幕,慈云桂开始了“流亡读书”的生活。

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日军飞机深入安庆狂轰滥炸。安庆中学被迫西迁,慈云桂和800多名高中同学南渡长江,步行数百里,来到江南九华山,借住在老百姓家里,艰难地继续学业。

12月,日军占领南京,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他所在的中学被迫提前期考,然后就地解散。慈云桂和同学们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从九华山重返江北,步行几百里回到家乡桐城。

1938年春节刚过,他听说叔祖慈克庄受省教育厅委任,在皖南重镇至德县组建第四临时中学。于是,慈云桂又和同学们迎着鹅毛大雪,再次南渡长江。可仅在几个月里,芜湖、宣城、安庆、马当、小孤山相继沦陷,日军大举进攻大别山。第四临时中学又被迫转移,全校500多名师生步行千余里,辗转到皖南的屯溪镇。

哪知,不到一个月,日军又跟过来了。500多名师生怀着仇恨与眷恋交加的心情,一步一回头地离开故土,开始了向湘西转移的苦难征途。夏日的南方,骄阳似火。他们和成千上万的灾民手牵着手,队伍逶迤数十里,艰难地行走在崎岖泥泞的山路上。一路上,他们风餐露宿、忍饥挨饿,还经历了敌机的几十次轰炸,可谓尽历艰辛。

3个月,他们跋涉了3000多公里,从皖南重镇至德县,来到湘西洪江镇的一座破庙里。

3个月,与他同时从皖南出发的近400名同学,到湘西时,只有50多名了。慈云桂目睹了近百名同学离去的情景,他们有的倒在敌机的轰炸之下,有的倒在极度的饥饿里,有的被凶恶的病魔夺走了生命……几乎每一天都有同学和老师在他身边倒下,再也没有起来。

初到湘西的半年里,他几乎每天晚上都做噩梦,梦见敌机在头顶盘旋,敌机俯冲时那尖厉的声音在耳畔回响,然后一个同学倒下去,又一个老师倒下去……

每次梦醒后,他都不由自主地叹息一声:“要是中国也有很多很多先进的飞机多好啊,那样日本人的飞机就不敢来了,这些老师、同学就不会倒下,我们就可以坐在安静的教室里上课……”

渐渐地,这一声声叹息,在慈云桂心里凝铸为一个坚定的声音:“将来,我一定要成为一名航空专家,造出比敌人更多、更好的飞机!”

这个钢铁般的声音,促使他更加发奋读书。1939年7月,他从安徽省立临时八中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航空系。可遗憾的是,正在他踌躇满志要投身中国航空事业之时,因长途奔波、长期流亡、身体虚弱,突然重病缠身,无力再长途跋涉前往昆明的西南联大报到。征得校方同意,慈云桂只能就近借读湖南大学。由于湖南大学没有航空专业,他只能改读机械专业,不久又改为无线电专业。

尽管此时湖南大学已从长沙西迁到湘西辰溪大山里,可日军飞机依然数次轰炸校园。他怀着坚定的报国意志抱病苦读,学习成绩依然出类拔萃,在学校中文、数学和英文等竞赛中,屡拔头筹,深受老师同学们的称赞。1943年,慈云桂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昆明清华大学无线电学研究所研究生,致力于微波理论与雷达技术研究。抗战胜利后,已研究生毕业的慈云桂随清华大学重返北京,被分配到物理系负责创建无线电实验室。正当他准备为发展国家无线电事业大干一番时,内战爆发了。

内战,让慈云桂明白: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才能真正让中国人站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