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掌控情绪自我：非理性法则

人总幻想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尽可能有意识地计划生活的走向。但你并没有意识到情绪是如何深入支配你的生活的。它总会诱使你安抚自我，寻找证据证明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它总能让你看到自己想看的东西，一切取决于心情，这种脱离现实的行为是生活中的糟糕决定和消极模式的根源。理性可以帮助你应对这些情绪效应，用思考代替反应，促使你敞开心扉思考真正发生的事，而不是纯粹依靠感受。它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是我们需要培养的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发掘了自己最大的潜力。

内心的雅典娜

公元前四三二年年底的一天，雅典居民听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斯巴达城邦的代表向雅典议事会提出了新的和平条约。如果雅典不同意，斯巴达就会宣战。斯巴达是雅典的头号敌人，它在很多方面与雅典背道而驰。雅典是民主国家联盟的领导者，斯巴达则领导了伯罗奔尼撒人寡头联盟。雅典是地中海地区最杰出的商业文明，倚仗的是自己的海军和积累的财富。斯巴达依靠的是自己的军事力量，这是一个完全军事化的国家。在此之前，双方刚刚避免了一场直接冲突，否则其结果可能是毁灭性的，战败方不仅会在该地区失去影响力，其整体的生活方式都会受到威胁——当然对雅典人来说，就是民主和财富。事到如今，战争似乎已不可避免，即将到来的厄运盘旋在城市的上空。

几天后，雅典公民大会在俯瞰卫城的普尼克斯山上举行，商讨如何应对斯巴达的最后通牒。公民大会面向所有男性公民开放，那一天有近一万名男性公民挤在山上参加辩论。其中的鹰派人士情绪十分激动，他们认为雅典应当抢占主动权，率先进攻斯巴达。另一部分人则提醒他们，斯巴达军队在陆地战争中是无敌的。这种进攻方式会让自己落入斯巴达的手中。鸽派人士赞成接受和平条约，但多数人指出，这样做只会显出雅典对斯巴达的怯懦，反而会长他人志气，给他们更多时间来扩充军队。争论来来回回，大家大喊大叫，情绪激动，但始终得不到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

临近黄昏的时候，人群突然安静了下来，一个大家熟悉的人走上前去发表讲话。他是经验丰富的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已经六十多岁了。伯里克利深受爱戴，他的意见比别人的都要重要，虽然雅典人尊敬他，但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导人，与其说他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哲学家。只有年纪大的人才记得他最初的样子，他能获得如今的权力和功绩实属令人惊讶。他所做的都不是寻常事。

在民主政治之初，伯里克利出现之前，雅典人倾向选择具有某些性格特质的领导人，比如擅长发表鼓舞人心、有说服力的演讲且具有表演天赋的人。这些人在战场上是冒险家，他们常常主张领导军事行动，为自己赢得荣耀或是戴罪立功的机会。这些人一般会在公民大会中成为某些派别的代表，比如地主、士兵、贵族，通过为他们争取利益来促进自己的事业发展。这就导致了政治上的高度分裂。领导人在几年的时间里起起落落，但雅典人不在乎，他们不相信任何长期掌权的人。

伯里克利在公元前四六三年左右进入公共视野，雅典的政治从此发生了变化。他的第一个举动就很不寻常。虽然他出身于显赫的贵族家庭，却和城市中力量日益壮大的中下层农民、海军桨手及雅典人引以为傲的手艺人结盟。他提高了这些人在公民大会中的发言权，赋予他们更多民主的权力。他们不再是某个小派系，而是雅典占大多数的公民。这样一大群不守规矩、利益诉求各不相同的人是很难控制的，但他一心为他们争取权益，渐渐赢得了众人的支持和信任。

随着影响力不断增强，他在议会中的立场愈发坚定并开始改变政策。他反对雅典扩张民主帝国的疆域。他担心雅典人会反应过头而失去控制。他致力于巩固帝国和现有联盟。当谈到战争以及自己要出任将军的时候，他会使用巧计限制战争规模，尽可能将伤亡降到最低。对许多人而言，这算不上什么英雄事迹，但这些政策帮助雅典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没有无谓的战争损耗国库，帝国的运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顺畅。

面对日益增长的盈余，伯里克利做了一件震惊全体公民的事：他没有用这笔钱来拉选票，而是启动了大规模的公共建设项目。他委托雅典工匠全情投入地建造神庙、剧院和音乐厅。城市处处翻修一新。有序、高度几何化、具有纪念意义的个人美学取向投射在建筑之上，赏心悦目。他委托建造的最伟大的建筑当属帕特农神庙，立着十二三米高的巨大雅典娜雕像。雅典娜是雅典的精神领袖，是智慧与战争女神。她代表了伯里克利推崇的价值观。伯里克利一手改变了雅典的精神面貌，将它带入了艺术和科学的黄金时代。

伯里克利最特殊的地方是他节制威严的演讲风格。他不像其他人那样发表言论，而是通过无懈可击的辩论来说服听众。人们跟着他抓人的逻辑，听得很认真。有人怀疑他是无神论者，对所有传统嗤之以鼻。这也许就能解释他为何如此与众不同。但没有人反对他成为领袖。

因此，他准备在大会上发表讲话，对于是否与斯巴达开战，他的意见最有分量，人群中传来一阵嘘声，他们焦急地等着听他的论点。

“雅典人，”他说道，“我的观点和以往一样：我反对向伯罗奔尼撒人做出任何让步，但我知道，劝说人们参战的热情在开战时会消失殆尽，人的思想会因事态发展而变化。”他提醒大家，雅典和斯巴达的分歧应当通过中立仲裁来解决。如果他们屈服于斯巴达单方面的要求，就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事情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是的，与斯巴达进行陆战就是自杀。他提出了全新的战争形式——有限战争和防御战争。

他让所有雅典人都住进城墙以内，引诱斯巴达人来作战。他说：“让他们来我们这里消耗时间。我们不会上钩，不会和他们在陆地上作战。只要我们还有港口提供补给，城市就能够撑下来。我们的海军可以突袭他们的沿海城镇。随着时间推移，他们会因为无仗可打而感到沮丧，也很难保持军队的常备攻击，钱会慢慢耗尽。盟友之间相互斗争，斯巴达内部的主战派名誉扫地，此时大家才会一致同意和解。采用这一方法，我们的伤亡和金钱损耗都微乎其微。”

“我还可以告诉你们其他理由。”他总结道，“为什么应该始终怀有胜利的信心，只要下定决心，不要在战争时给帝国增添麻烦，不要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卷入新的危险当中。我担心的不是敌方的战略，而是自己犯的错误。”他的新观点引起了极大的争论。无论是鹰派还是鸽派，都不满意他的计划。但最终，他的智慧和声望还是占了上风，战略得到批准。几个月后，这场不幸的战争打响了。

最初，一切都与伯里克利的预想不一样。随着战争的进行，斯巴达人和盟友一点儿也没有沮丧，反而信心大增。雅典人却消沉了下来，他们看着自己的土地在敌人手下瞬间焚毁。但伯里克利相信，只要雅典人保持耐心，计划就不会失败。然而战争的第二年，一场意外的灾难颠覆了一切，可怕的瘟疫席卷了这座拥挤的城市并迅速蔓延，超过三分之一的市民死去，军队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伯里克利本人也染了病，在奄奄一息之际目睹了最终的噩梦：他为雅典人民所做的一切似乎在顷刻间化为乌有，人们陷入集体性癫狂中，每个人都只顾自己的利益。如果他能活下来，肯定能找到办法让雅典人平静下来，与斯巴达和解或是调整自己的战略，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奇怪的是，雅典人并没有为领袖哀悼。他们把瘟疫归咎于他，对他无效的方法感到愤怒。他们没了耐心，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情绪。他已经变成了不受欢迎的老人，所有想法都是老年人疲惫的反应。人们对伯里克利的爱已经变成了恨。他不再执政后，各个派系报复性地归来了。鹰派重新受到追捧。斯巴达人凭借瘟疫获得了优势地位，这个党派满足了人们对斯巴达人与日俱增的仇恨心理。鹰派承诺他们会重获主动权，以进攻的方式击败斯巴达人。对大多数雅典人来说，这番话是一种巨大的解脱，使他们压抑的情绪得以释放。

城市慢慢从瘟疫中恢复过来，雅典人设法占据了上风，斯巴达人求和。为了完全歼灭敌人，雅典人步步紧逼，却发现斯巴达人缓了过来。日复一日，双方的战争和痛苦层层累加。有一次，雅典袭击了斯巴达的盟友米洛斯岛，岛民投降时，雅典人投票决定，屠杀所有男性，将女性和孩子变成奴隶。在伯里克利的统治下，从未发生过类似的事。

然而，经过这么多年无休止的战争，公元前四一五年，几位雅典领导人想出了一个给对方致命一击的点子。锡拉丘兹是斯巴达人重要的盟友，为他们提供了很多急需的物资。既然雅典人拥有强大的海军，可以发起一次远征占领锡拉丘兹，这一举将获得两个优势：扩张自己的帝国，削弱斯巴达继续征战的资源。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派出六十艘船和一支规模相当的军队完成这一目标。

这次远征的指挥官之一尼西亚斯对这个计划心存怀疑。他担心雅典人低估了锡拉丘兹的实力。他把所有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况列了出来，只有更大规模的远征才能确保获得胜利。他的本意是想阻止这个计划，但论点却起到了反作用。如果必须扩大远征规模，他们决定派出一百艘船和双倍的军队。雅典人在这个计划中嗅到了胜利的气息，没什么能够阻止他们。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雅典各年龄段的人都在西西里岛的街道上绘制着地图，梦想着财富涌入雅典、羞辱斯巴达人的那个时刻。船只起航之日变成了盛大的节日，那是人们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令人敬畏的景象，巨大的舰队填满了海港，船只装饰得很漂亮，士兵的盔甲闪闪发光，甲板上拥挤不堪。这是雅典财富与力量的象征。

几个月过去了，雅典人四处打探消息。由于军队规模庞大，雅典似乎曾经在某个时刻占据了优势，将锡拉丘兹包围了。但在最后的时刻，增援部队从斯巴达赶来，雅典变成了防守的一方。尼西亚斯向公民大会致信描述局势转变。他建议要么撤回雅典，要么立刻派遣援军。雅典人无法接受这样的失败，投票决定派遣增援部队，第二支舰队规模几乎和第一支一样庞大。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雅典人的焦虑也到达了新的高度，赌注已经翻倍，他们再也承受不起损失了。

一天，雅典的港口城市比雷埃夫斯的一个理发师听到顾客的流言，说雅典的远征军全军覆没了。流言很快传到了雅典。人们很难相信这是真的，但恐慌慢慢传播开来。一个星期后，流言得到了证实，雅典耗尽了金钱、船只和人力，他们似乎注定要灭亡了。

但雅典人奇迹般地坚持住了。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由于远征西西里岛的损失，城市失去了平衡，狼狈不堪。直到公元前四〇五年，雅典迎来最后一击，不得不接受斯巴达严苛的和平条款。他们的光辉岁月结束了，伟大的民主帝国和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自此永远结束了。那个能够控制他们侵略、贪婪、傲慢、自私这些危险情绪的人已经离开得太久，他的智慧早已被人遗忘。

解析：伯里克利在职业生涯早期研究政治形势时发现了一个现象：雅典的所有政治人物都认为自己是理性的，既有想要实现的目标，又有如何达到目标的计划。他们都在为自己的政治派系努力工作，努力获得更多的权力。他们率领雅典军队参加战斗，而且经常取得胜利。他们努力扩张帝国版图，带回更多的财富。但当政治操纵突然适得其反或是战争结果很糟糕的时候，他们也有很好的借口。他们总会把责任推给反对派，必要时还会推给神祇。然而，如果这些人都是理性的，为什么他们的政策会造成这么多混乱，将人们推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呢？为什么雅典如此混乱，民主制度本身如此脆弱？为什么有这么多腐败和动荡？原因很简单：这些雅典人根本不理性，他们只是自私且精明。促使他们做出决策的是最基本的情绪，是对权力、关注度和财富的渴望。为了达成这些目的，他们很有手段，也很聪明，但他们的花招并没有给民主带来持久性、整体性的益处。

作为思想家和公众人物，伯里克利致力于走出这一陷阱，在一个由情绪主导的舞台上真正坚持理性。他的解决方案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效果也极其好。这应当成为我们的范本。在他的观念中，人必须有信仰、崇拜的东西，必须把人的注意力引向他最看重的东西。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个东西是自我，对有些人来说是家庭、宗族、神祇或国家。对伯里克利来说，它是理性（nous），在古希腊语中有心灵、智慧之意。理性有一种渗透在宇宙中的力量，能创造意义和秩序。人类的心灵为这样的秩序所吸引，这是我们智慧的源泉。对伯里克利来说，他所崇拜的理性就体现在雅典娜女神身上。

雅典娜实际上诞生于宙斯的头颅，从她的名字就能看出来——Athena是“神（theos）”和“头脑（nous）”的结合。但雅典娜代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智慧——非常实用、女性化和朴实。她是在英雄需要的时候出现的声音，使他们变得平静，将他们的思想引向胜利和成功的完美理念，然后给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力量。雅典娜的降临是对他们所有人的最高祝福，正是她的精神指引着伟大的将军和最优秀的艺术家、发明家和商人。在她的影响下，人们可以看清这个世界并在那一刻采取正确的行动。对雅典来说，她的精神被用来统一城邦，使之繁荣昌盛。从本质上讲，雅典娜代表理性，这是神赐予人类的最好的礼物，因为只有理性才能使人类的行为具有神圣的智慧。

为了磨炼他心中的雅典娜，伯里克利首先要找到一种控制自己情绪的方法。情绪使我们向内而生，远离理性，远离现实。我们沉浸在愤怒和不安中。如果我们看向外面的世界，试着去解决问题，事物也会蒙上一层情绪的滤镜，蒙蔽我们的视野。伯里克利要求自己不在这种时候做出反应，永远不要在强烈的情绪影响下做出决定。相反，他会安抚自己的情绪。一般来说，当他观察自己的不安和愤怒时，会发现这些情绪并没有存在的正当性，它们在审视的目光下失去了意义。有时候，他会离开激烈的公民大会，回到自己的住所独自待几天，让自己平静下来。慢慢地，雅典娜的声音就会回来。

他所有的政治决策都建立在为雅典大局着想的基础上。他真正热爱民主，相信雅典道路的优越性，并且以此将公民整合起来。这样的目标帮助他避开了自我陷阱。他努力为中下阶层争取参与权和权力，即便这样做很容易遭到反噬。他极力控制战争规模，即便这样做意味着无法获得个人荣誉。他还做出了最伟大的决定，启动了改变雅典面貌的公共设施项目。

在审议的过程中，他对各类意见和看法都保持了开放的心态，甚至会听取对手的想法。在下定决心前，他考虑了所有后果，以平静的情绪和开放的心态提出了将雅典带入黄金时代的一项政策。一个人可以用理性的精神感染整个城市。在他离开后，雅典发生的事就足以说明一切。锡拉丘兹远征象征着他反对的事——出于对攫取更多土地的渴望做出决策，却对潜在后果视而不见。

理解：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理性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理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通过训练习得的。雅典娜的声音就代表当下你心中的某种更高层次的力量，代表你在平静专注时感受到的某种潜质，代表你在深思熟虑后得出的完美想法。思想受到了情绪的压抑，所以在当下你没有办法和这种高层次的力量产生联系。就像公民大会之于伯里克利，你会被他人制造出来的戏剧性事件所感染，不断对他人的话做出反应，在兴奋、不安和焦虑的海浪中颠簸，这些让你很难集中注意力。你的注意力从这里被拉扯到那里，如果没有理性的标准来指导决定，你永远无法达到自己设定的目标。任何时刻，你都可以通过简单的改变来磨炼心中的雅典娜。理性会成为你最看重的东西，也会成为你的指南。

首先，你的任务是观察那些不断影响自己想法和决定的情绪。要学会质疑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愤怒和怨恨？为什么要不断关注这些事？在这样的观察下，情绪失去了对你的控制。你会开始自主思考，而不是对别人给的东西做出反应。情绪往往会使人心胸狭窄，把我们的注意力局限在某几个想法上，满足自己对权力和关注度的渴望，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但在平和的精神状态下，你可以考虑多种选择和解决方案。在展开行动前，你有更长的时间斟酌，重新评估策略。声音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当人们不断地在你周围上演戏码、表达情绪的时候，你会反感这样的干扰，并且动用理性去越过这些障碍。就像运动员通过锻炼强健体魄一样，你的思维也会变得更加灵活，更有人性。思维清晰，情绪稳定，你就会看到他人无法想象的答案和有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就像有另一个自己站在你旁边一样，一个是理性的自己，另一个却不得不去做一些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有时也会做非常好笑的事。你突然发现，自己很想去做那件好笑的事，天知道为什么；也就是说，你想违背自己的意志；即便你极力阻止这个想法，还是想去做那件事。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

人性的关键

每当生活中出了问题，我们都会自然而然地寻求一个解释。如果找不到计划出岔子或想法受到抵触的原因，就会感觉到深深的困扰，加剧我们的痛苦。在寻找原因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倾向于围着某类解释打转：某个人或某个团体攻击我，也许是他们不喜欢我；外部出现了强大的敌对方，比如政府或社会惯例和我作对；别人给我出了馊主意或者某件事我不知情。最后，如果情况变得更糟，那就归结于厄运和不幸。

这些解释强调的都是我们的无助。“我能怎么做呢？我怎么可能预见某某对我做出的恶劣行径呢？”这些人和事往往很模糊。我们一般无法指控对方的恶意行为。我们只能怀疑或想象。这样的解释会加强愤怒、挫败和沮丧的情绪，让我们沉溺其中，自怨自艾。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第一反应是向外找原因。是的，我们需要对一些事负责，大多数情况下，他人和敌方只是把我们绊倒了而已。这种反应在人类这种动物身上根深蒂固。在古代，责任可能在神灵或恶鬼身上。如今不过是换了个名字。

然而，真实情况却不是这样。诚然，某些人和力量会对我们施加影响，世界上很多事都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但一般来说，导致我们误入歧途的是人类根深蒂固的非理性因素，也就是我们的思想受到了情绪的操控，导致了错误的决策和判断。我们看不到这一点，这是我们的盲点。为了说明这一现象，我们来看看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机，这是人类各种非理性行为爆发的时刻。

金融危机爆发后，以下是媒体中常见的解释：贸易失衡等因素引发了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廉价信贷，导致杠杆率过高；我们无法对这些交易的复杂衍生品进行准确估值，因此没人能真正算清利润和损失；精明而腐败的内部团体操纵交易系统，以极快的速度拿走了利润；贪婪的放款人把次级抵押贷款推到了毫无戒心的房主面前；政府干预过多；政府监管缺失；计算机模型和交易系统运行失常。

这些解释说明人们基本上否认现实。在二〇〇八年崩盘之前，每天有数以万计的人做着投资决策。在每一个交易点上，买家和卖家本可以从这项风险极大的投资中撤出来，但他们没有这样做。很多人发出了泡沫预警。就在此前几年，规模巨大的对冲基金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崩盘，恰恰说明大崩盘是可能发生的。搜寻更久远的记忆会发现，一九八七年也经历过泡沫时期；翻看历史会发现，一九二九年股市也有过泡沫和崩溃。所有贷款的房主都知道无首付抵押贷款和贷款利率迅速上涨条款会带来怎样的风险。

所有的分析都忽略了最基本的非理性因素，是它驱使着百万买家和卖家进行交易行为。人们被轻松赚钱的诱惑吸引，即便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投资者也会变得情绪化。人们拉来研究人员和专家支持自己想要相信的观点，比如常听到的“这次不一样”“房价永远不会下跌”。盲目乐观的情绪在人群中蔓延，接下来便是恐慌、崩溃以及与丑陋的现实对抗。人们不承认压倒一切的投机狂欢让聪明人变成了白痴，而是把矛头指向外部世界，指向任何能避开问题真正根源的事。这并不是二〇〇八年股灾特有的情况。一九八七年和一九二九年的股灾、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英国铁路投机狂潮以及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南海泡沫，这些时期也都出现过同样的解释。人们说要进行制度改革，要通过法律来限制投机。但这些都没有奏效。

泡沫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它对人们有强烈的情感吸引力，这种力量压倒了所有理智推理能力。它刺激着我们回归自然倾向，贪婪、轻松获得金钱、迅速获得结果。人很难看别人赚钱而自己不去参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监管力量可以控制人类的本性。如果回避问题真正的根源，只要有投机者，有不以史为鉴的人，泡沫和崩溃就会不断重复。这种周而复始对应着生活中总会反复出现的问题和错误，形成消极的模式。如果不够自省，不找出问题的根源，就很难从经验中学到东西。

解析：变得理性的第一步是理解我们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有两个因素可以帮助我们抛开自尊心，更好地接受这件事：情绪对大脑有着不可抗拒的影响力，这一点无人幸免，即便最聪明的人也不例外；在某种程度上，非理性是我们大脑结构的一个功能，通过情绪处理与我们的天性紧密相连。我们无法阻止自己进入非理性的状态。为了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了解情绪本身的演进过程。

数百万年来，生物体靠本能中敏锐的触角生存。爬行动物感受到环境中的危险时，可以瞬间逃离。冲动和行动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随后，有些动物的触角慢慢进化成更庞大的东西——恐惧感。最初，恐惧是由于化学物质释放引发高度的兴奋感，使动物察觉到危险。伴随警觉而来的是注意力的聚集，动物有多种应对方式。它可以变得对环境更加敏锐，学到更多经验。它可能因为选择范围拓宽而获得更好的生存机会。这种恐惧感只会持续几秒甚至更短的时间，毕竟速度才是最重要的。

对社会动物来说，警觉与感受扮演了更深层次、更重要的角色：它们变成了至关重要的交流形式。咆哮和怒发冲冠可以表达出愤怒，达到驱散敌人或发出危险信号的目的；某些姿势或气味会展现出性欲或蓄势待发的姿态；有些动作表现出与人玩耍的愿望；年幼子女的呼唤会引起母亲深深的焦虑并急切地返回。对灵长类动物来说，它变得越来越复杂。研究表明，黑猩猩有嫉妒、复仇的欲望，也能感受其他情绪。这种演化是数亿年的结果。直到最后，动物和人类发展出认知能力，最终进化出语言和抽象思维。

神经科学家们证实，这种进化使更高级的哺乳动物的大脑分成了三个部分。最古老的大脑是爬行脑，控制着身体自动做出的所有反应，这是本能的一部分。在爬行脑外面是古哺乳脑或边缘脑，它控制着感觉和情感。除此之外，还进化出了控制认知的大脑皮层，对人类来说就是语言。

情绪源自生理唤醒，其目的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引导我们注意周围的事物。最初是一种化学反应，我们将它转化为语言来理解。但由于负责语言和思维的是大脑中其他的位置，这种转化往往并不可靠。比如说，我们对甲感到愤怒，但其实真正的根源是嫉妒。在意识的层面之下，我们觉得自己不如甲或是想要拥有甲的东西。但是，嫉妒让人感到不舒服，所以我们经常把它翻译成更容易接受的东西——愤怒、厌恶、怨恨。或者某天我们心情沮丧且焦虑，乙正好在这个错误的时间闯了进来，惹得我们大发雷霆，但却没有意识到这种愤怒是由别的事引起的，和乙的所作所为没有关系。又或者我们确实对丙非常生气。但这种愤怒其实植根于我们的内心深处，是过去深深伤害过我们的人造成的，也许是我们的父母。但我们直接将一腔怒火发泄到丙身上，只因为他让我们想起了其他人。

换句话说，我们并不知道情绪的源头在哪里，也不知道它是如何产生的。一旦感受到它的存在，我们能做的就是试着去理解它，将它转化成语言。但实际往往会出现差错。我们习惯用简单的、自己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解释。我们仍然感到困惑。例如，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感到沮丧。情绪中无意识的部分让我们很难有所长进，无法组织自己的某些强迫行为。感到自己被父母放弃的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往往会形成放弃的行为模式，却看不到原因。（参见后文“童年早期的触发点”部分。）

情绪的进化和认知并不相同。这两种和世界连接的方式在我们的大脑中并不是无缝衔接的。动物不需要把身体的感知转化为语言，情绪便会按照本来的样子运作。但对我们来说，情绪和认知的分裂正是内在摩擦产生的根源，然后由另一个超越意志的情感自我接替。动物只能感到瞬间的恐惧，随后它便消失了。我们却沉浸在恐惧里，强化它，使其远远超越危险所需要的时长，甚至最后到达焦虑的程度。

有人可能会想，有赖于智力和技术的进步，我们已经在某种程度上驯服了这种情感自我。毕竟我们已经不像祖先那样暴力、冲动和迷信了，但这只是一种幻觉。技术进步并没有改变我们，它们只是改变了情绪的形式以及随时出现的非理性的样貌。比如，新媒体使政治家和其他人玩弄我们情绪的古老能力变得更巧妙、更复杂。广告商用非常有效的潜意识信息轰炸我们。我们与社交媒体的紧密联系使我们容易受到新型病毒式的情绪影响。这并不是媒体为了让我们做出冷静的反应而设计的。随着它们的出现，我们的思维空间越来越小，越来越难以思考。我们和雅典公民大会上的人一样，情绪和不必要的夸张情感将我们包围，人的本性从未改变过。

显然，理性和非理性这两个词被赋予了很多含义。人们会给那些不同意自己观点的人贴上“非理性”的标签。我们需要一个简单的定义，用来尽可能准确地判断二者的区别。以下是我们的判断标准：我们不断感知情绪，情绪不断影响我们的思维，使我们倾向于那些能取悦自己、安抚自己的想法。我们不可能完全将倾向性和情绪与思考完全切割开。理性的人理解这一点，他们通过自省和努力，在某种程度上减少情绪对自己思考的影响。不理性的人没有这样的意识。他们匆匆忙忙地行动，却没有仔细考虑后果。

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做出的决定、采取的行动会带来不同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理性的人证明了自己能够完成某个项目，实现目标，有效地与团队合作，创造出更为持久的价值。非理性的人则会在生活中暴露消极的模式，不断重复错误，随处引发不必要的冲突，永远无法实现梦想和目标，他们会愤怒，却永远不会为内心渴望达成的改变做出具体的行动。他们情绪化、被动反应且不自知。每个人都会做出不理性的决定，其中一些是由我们无法控制的环境因素造成的。即使是最情绪化的人，也能凭借着莽撞之气想出好点子或是取得瞬间的成功。所以，判断一个人是理性还是非理性，要从长期来看。他们能否持续成功，是否有好的战略安排？他们能自我调整并从失败中学习吗？

我们还可以在特定的情境下观察当涉及具有长期影响和真正重要的事情时，理性的人和非理性的人的区别。例如：在涉及子女监护权问题的离婚诉讼案中，理性的人会想办法丢掉自己的痛苦和偏见，列举出有利于儿童长期利益的优势。非理性的人则会陷入和配偶的权力斗争中，让怨恨和复仇的欲望暗中驱使自己做出决定。这将导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留下一个受伤的孩子。

在考量助手或合伙人的时候，理性的人会将能力作为判断的标准，这个人能胜任这项工作吗？而非理性的人则很容易被那些有魅力的人吸引，这些人知道怎样去消除对方的不安全感，表现出自己不会构成什么挑战或威胁，最终使人在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的状态下雇用了他们。这样会导致错误与低效，非理性的人还会因此而责备他人。当谈到职业规划时，理性的人会寻找适合自己长期目标的职位。非理性的人则会根据眼下能赚多少钱，自己觉得理应获得哪些东西（有时非常少），在工作中能偷多少懒，这个职位会为自己博取多少眼球来决定。这将导致他们的职业生涯走向死胡同。

在任何情况下，人们的表现都取决于有多大程度的自我认知。理性的人会欣然承认自己的非理性倾向，并且对其心怀警觉。而不理性的人在他人挑战自己感情根源问题的时候，会变得非常情绪化。他们不善于反省和学习。错误使他们变得越来越有防御性。

我们必须理解一点，并不是说理性比情绪更优越。伯里克利本人很珍视勇敢的行为和冒险的行动。他钟爱的是雅典娜的精神及其带来的启示。他希望雅典人对城市充满爱，关爱自己的同胞。他想要达到的是一种平衡的状态——清楚地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感知到自己的冲动，这样我们才能去思考，而不被情绪暗中控制。伯里克利希望从冲动和情绪中汲取能量来为自己的思考服务。这就是他对于理性和理想的看法。

幸运的是，理性并不复杂。认识和行动只需三个步骤。

第一，我们必须了解底层非理性。它是由我们在生活中不断体验到的、在意识层面之下的心情和感受所控制的。当我们做计划、做决定的时候，并不知道情绪是怎样对思维过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它在我们的思维中造成偏见并且根深蒂固，在各种文化和历史的各个时期都能看到它存在的证据。偏见扭曲了现实，致使错误和无效的决定困扰生活。当我们意识到它们存在的时候，就可以抵消它们带来的负面影响。

第二，我们必须了解高层非理性。这种情况一般是由压力导致的情绪激动。想想愤怒、激动、怨恨或怀疑这些情绪，它们会变得越来越强烈，使我们陷入被动状态——看到或听到的一切都要穿过这层情绪的滤镜。我们会变得更敏感，更容易情绪化。烦躁和怨恨化为愤怒和深深的不信任感。这样的被动状态导致暴力、狂躁、无法控制的贪欲以及控制他人的欲望。这种非理性的形式是危机、冲突以及灾难性决策和更严重问题产生的根源。了解这种非理性行为的运作方式，可以让我们认识到被动状态来临时，要在做出后悔的事之前把自己拉回来。

第三，我们需要制订策略并加以练习，强化大脑的思考能力，使其在与情绪的永恒斗争中拥有更大的力量。

以下三个步骤将帮助你走上理性的道路。将这三者融入人性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才是明智之举。

第一步：认识偏见

情绪不断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决策，它存在于意识之下。我们最常见的情绪是对快乐的渴望和对痛苦的回避。因此我们的想法总是不可避免地围绕着这种渴望，对那些有趣却又令人不快、痛苦的想法避而远之。我们以为自己在寻求真理、实事求是，实际上只是在坚持一些能释放压力、抚慰自我的个人想法，让自己产生优越感。这种思考中的快乐原则是所有心理偏见的源头。如果你觉得自己对下面的偏见完全免疫，那么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快乐原则的实例。最好的应对方式是看看它们是如何在你身上运作的，学会在他人身上发现这种不理性的因素。

证实偏见。我是看证据得出结论的，多多少少是个理性的过程。

为了坚持某个想法，我们会寻找证据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以便相信自己是理性的。还有什么比这更客观、更科学呢？但是由于快乐原则及其潜在影响，我们只会找到自己想要相信的证据。这就是证实偏见。

这一点在人们制订计划时就能看到，尤其是制订高风险计划的时候。这样的计划往往是积极进取的。如果将消极结果和积极结果一同摆在眼前，往往很难采取行动。人们会不自觉地吸收那些积极结果，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走进那玫瑰色的世界。我们在工作中也会看到这类情况，人们本来是要寻求建议的，这正是大多数顾问的痛苦之处。最终，人们希望专家能够证实自己的想法和偏见是正确的。他们会根据自己想听到的内容来解释你说的话，如果你的意见与其相左，他们会想办法驳斥你的观点和专业意见。人的权力越大，越容易受到证实偏见的影响。

研究证实偏见时，不如看看那些好得不真实的理论。统计数据和研究已经证实，一旦你相信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就不难找到支持它的数据。在互联网上，争论双方的观点都很容易找到证据。一般来说，你不要因为别人提供了“证据”而认定对方的观点是正确的。相反，你要冷静下来，尽可能带着怀疑的态度去研究证据。你的第一个念头永远应当是寻找与自己最珍视的观点对立的证据。这才是真正的科学。

信念偏见。我坚信这个观点。它一定是真的。

我们会坚信那些能隐隐取悦自己的观点，但在内心深处，我们可能也会质疑其真实性，于是我们又努力向前一步，劝说自己以极大的热情接受它并大声驳斥前来挑战的人。我们告诉自己，为了捍卫它的真实性我付出了这么多努力，它怎么可能不是真的呢？这种偏见在我们与领导者的关系中体现得更加明显——如果他们用激烈的语言与手势、丰富的比喻与趣闻逸事以及强烈的信念来表达自己的观点，那么就表明他一定仔细研究了这个观点，才能如此肯定地表达出来。另一些人在表达上有细微的差别，他们的语气更犹豫，显得软弱和自我怀疑。他们可能在撒谎，或者我们是这样认为的。这种偏见使得我们容易受到推销员和煽动者的影响，他们把信念作为说服和欺骗的手段。他们知道大家喜欢消遣，于是便用戏剧性的效果来掩盖自己半真半假的话。

表象偏见。我理解和我打交道的这些人，他们就是我看到的样子。

我们看到的人并不是他们本来的样子，而是他们在我们眼中的样子。这些表象通常是具有误导性的。首先，人们身处社会环境中时会进行自我规训，以便表现出适当的状态，受到积极正面的评价。人们总是习惯做最高尚的事，表现出勤奋认真的样子。我们都是戴着面具面对现实的。其次，当我们看到他人某些或消极或积极的品质时（社交障碍、智力超高），很容易自动将其他积极或消极的品质合理化，这就是晕轮效应。长得好看的人通常值得信任，尤其是政治家。我们总认为成功人士道德高尚、一丝不苟、配得上他的财富和成就。然而，事实上很多领先于他人的人做过很多不道德的事，但他们巧妙地掩盖了这一点。

群体偏见。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我从不听别人的。我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

我们天生就是社会动物。孤立于群体会让人非常沮丧和害怕。当我们发现自己和他人的想法相同时，会得到巨大的宽慰。事实上，我们愿意接受的是那些能带给自己解脱感的想法和意见。对此我们毫无意识，而且想象这是完全依靠自己得出的想法。看看那些归属不同党派、秉承不同理念的人，即便没有人表达观点或施加明显的压力，其内部也会盛行某种正统观念。在自己的阵营中，偏左或偏右的人在多数问题上都会给出同样的答案，仿佛有人施过魔法一样。但很少有人会承认群体对自己的思维模式产生了影响。

指责偏见。我从经验和错误中吸取了教训。

人们需要对错误和失败做出解释。我们想要从中吸取教训，避免重复这样的经历。但事实上，我们不喜欢近距离观察自己的所作所为，人的内省力是有限的。我们最自然的反应是把责任推给他人、环境或一时的判断失误。造成这种偏见的原因是审视自己的错误实在太痛苦了。这会让我们对自身的优越感产生怀疑。它会戳穿我们的自尊心。经过这一过程，我们假装对自己做的事进行了反思。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快乐原则重新抬头，我们把归结于自己的那一小部分错误也忘掉了。欲望和情绪再次蒙蔽双眼，我们又一次犯错，再次经历不痛不痒的相互指责，然后忘掉，直到生命的尽头。如果人们真的能从经历中吸取教训，世界上便会少很多错误，职业道路也会越走越宽。

优越偏见。我与众不同。我比其他人更理性，更有道德感。

很少有人会对别人说出这样的话。因为它听起来相当傲慢。但在众多民意调查和研究当中，如果让人们与他人进行比较，经常会得到这类反馈。这就像是一种视觉上的错觉——我们似乎看不到自己的缺点和非理性，只能看到别人的错误。比如，我们都认为其他党派的人不是根据理性原则发言的，但我们这一边的人是基于理性做出判断的。在道德方面，很少有人会承认自己在工作中有欺骗或操纵的行为，我们取得的一切成绩都是因为聪明且善于制订策略。但对于他人的成功，我们很容易将其归因于马基雅维利式的操纵术。无论我们做什么事，带来怎样的结果，都可以自证清白。

我们总忍不住想象自己是理性的、体面的、道德高尚的。这些品质在文化中都是受到鼓励的部分。相反的品质则会有遭到强烈批判的风险。如果这一切是真的——人们就是理性且道德高尚的——那么世界一定是充满善意与和平的。但我们都知道，事实上，有些人或者说所有人都在自己欺骗自己。理性和道德品质需要通过有意识的努力才会变为现实。它们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它们的形成需要一个过程。

第二步：当心膨胀因素

底层情绪不断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它源自我们自身的冲动，例如对愉悦和宽慰想法的渴望。而高层情绪是瞬间出现的，可以一下达到爆炸的程度，而且通常是由外界引起的，例如某个人或某件事引得我们发怒。唤起的程度越高，注意力就越会聚集过去。越是去思考情绪，情绪就越发强烈，引得我们更加关注它。只要思维陷入情绪之中，任何事都会让我们愤怒或激动起来。这样一来，我们就变得被动。由于无法承受这样激烈的状态，高层情绪往往会导致轻率的举动并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会有被附身的感觉，仿佛是由处于边缘状态的自己把控了生活。

我们最好能意识到这些因素，这样才能阻止思维陷入其中，阻止自己做出后悔的行为。你同样可以意识到他人身上高层非理性的因素，要么让他不要影响自己，要么帮助对方回到现实中来。

童年早期的触发点。童年早期是我们最敏感、最脆弱的时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与父母的关系会对自身造成很大的影响。可以说，早期所有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经历都有这样的效果。这些脆弱和创伤深深埋藏在我们的头脑之中。如果它们碰巧是负面的，例如令人感到极度恐惧或耻辱，我们就会极力掩盖这些记忆。然而，如果它们是积极的情绪，是关于爱和关注的经历，我们就会不断想要重温。在此后的生活中，会有人或事件触发这些积极或消极的记忆，释放出与记忆相对应的强力化学物质或激素。

举个例子，一个年轻人有一个很疏离、自恋的母亲。在婴儿和儿童时期，母亲对他很冷漠，仿佛抛弃了他一样，被抛弃一定意味着他不值得爱。或是他有了新的兄弟姐妹，母亲给他的关注大大减少，导致他产生了被遗弃的感觉。在此后的生活中，在与人的关系中，也许会有某个女性暗示自己不喜欢他的某些特质或行为，这本是健康关系的一部分，但却变成了一个触发点——她看到了他的缺点。他会想，要在对方抛弃自己前抛弃对方。一种强烈的情感冲动涌上心头，他体会到了即将遭到背叛的感觉。他没有看到这一切的根源，这是他无法控制的。他过度反应、指责他人、胆怯退缩，这些都指向了他最恐惧的事——遭到抛弃。他的反应不是对外界的折射，而是对自己内心的折射。这就是非理性的作用。

想要在自己和他人身上识别出这样的非理性行为，可以关注那些突如其来的幼稚行为，那些看起来不符合本人性格的举动。各种关键情绪都有可能体现出这种非理性。也许它会表现为对失去控制和失败的恐惧。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的反应是从此时此地逃离，像孩子一样缩成一个球。突如其来的疾病也会让人产生强烈的恐惧，使我们想要逃离现场。也许它会表现为爱——迫切地在当下寻找能够重现与父母或兄弟姐妹亲密关系的人，某个人的出现隐约让我们看到了那失落的天堂。也许它会表现为极度的怀疑，它起源于童年时代权威人物形象的崩塌，他令我们感到失望或是背叛了我们，通常是父亲的角色。这常常会导致突然的叛逆。

在这一点上，人最大的危险在于对当下产生误解，而对过去发生的事做出反应，我们制造出的冲突、失望和不信任感只会使伤口加深。在某些方面，我们总是重复着过去的经验。而唯一与之抗衡的武器是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们可以通过体验情绪识别这类触发点，这些情绪非常原始，比普通情绪更难以控制。它往往会伴随着难过落泪、极度忧郁或过度希望而来。受这些情绪蛊惑的人，往往会有异常的语气和肢体动作，仿佛瞬间回到了早年生活的某个瞬间。

在这样的情绪的剧烈影响之下，我们必须努力将自己从中疏导出来，寻找其源头——也许是幼年留下的伤痛——以及控制它的方法。这种对自己和自身脆弱的理解是走向理性的关键一步。

天降横财或飞来横祸。突如其来的成功是很危险的。从神经学的角度来说，大脑释放出化学物质，产生强烈的冲动和能量，使我们产生重复体验这段经历的欲望。它很可能会变为成瘾和狂躁行为的导火索。此外，天降横财会让我们忽视一条基本的智慧，也就是真正持久的成功必须靠努力获得。我们不会考虑运气在其中的作用。我们一次又一次尝试复制那种赢大钱和博眼球的快乐。膨胀感随之而来。我们对想要试着警告自己的人非常抗拒——他们不懂，我们这样告诉自己。但这样的情况无法持续，人不可避免地会从高峰跌落下来，这会变得异常痛苦，甚至会导致人陷入抑郁。尽管这种情况最常见于赌徒的身上，但同样适用于泡沫时期的商人以及突然获得公众关注的人。

意外的损失或接二连三的灾祸同样会造成不理性的反应。我们会认为自己被厄运诅咒且无法逃脱。人会变得畏首畏尾、犹豫不决，这往往会导致更多的错误和失败。在运动时，这种情况可能会诱发窒息，因为之前所有的损失和错误都压在心头，致使精神绷得太紧。

对此的解决方法很简单：无论是天降横财还是飞来横祸，都要退后一步，用一些必要的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进行平衡。要对突然的成功和关注度保持警惕，它们并不是建立在持久的东西之上，而是一种引人上瘾的东西。从高峰跌落永远是痛苦的。

压力上升。在你周围的人通常看起来都很理智，能够控制自己的生活。但如果让他们身处于紧张的环境之中，随着压力的增加，你会看到一副不同的模样。自我控制的平静面具脱落了。他们会勃然大怒，显出偏执的样子，变得非常敏感，而且小题大做。在压力和威胁之下，大脑会唤醒最原始的区位，以压倒性的优势排挤推理的能力。事实上，压力或紧张情绪会揭示人们小心隐藏起来的缺点。此时正是观察他人的好时机，可以看到他们真实的性格。

无论何时，当你注意到生活中压力水平上升时，一定要多留意。观察自己异常的脆弱或敏感迹象，是否突然变得多疑，产生与环境无关的恐惧感。要尽可能以超脱的方式观察自己，找到独处的时间和空间。你需要有洞察力。千万不要自认为能不断承受压力且保持情绪稳定，这是不可能的。但是通过自我察觉与反思，你可以阻止自己做出后悔的决定。

个体膨胀。世上有人天生善于触发周围人身上的强烈情绪。其中包括爱、仇恨、自信与怀疑。历史上有名的例子包括《圣经》中的大卫王、古雅典的亚西比德、古罗马的恺撒大帝、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乔治·雅克·丹东，还有比尔·克林顿。这类人自身很有魅力——他们能十分生动地表达自己感受到的情绪，这必然会激起他人的情绪。但他们中同样有相当自恋的人，把自己内心的丰富感受和烦恼投射到外界，使他人陷入混乱之中。这导致一部分人被他们深深吸引，而另一部分人强烈排斥。

识别这样具有煽动性特征的人，最好的方式不是局限于自身，而是看看他们是如何影响其他人的。没有人可以对他们无动于衷。人们发现自己没办法和这些人讲道理，也很难和他们保持距离。即便不在这些人周围，也会不自觉地想起他们。这些人有一种令人挥之不去的特质，把人引向极端的行为，或是成为忠实的追随者，或是成为顽固的敌人。无论是受到吸引还是心有排斥，人往往都是不理性的，迫切需要将自己抽离开来。看穿他们制造出来的幻象就是一种很好的应对方法。他们总会将自己塑造成比普通人更伟大、更具神性的令人畏惧的样子，但实际上他们都是人，有着和我们相同的不安和弱点。试着去辨认这些人性的特点，将他们去神化。

群体效应。这是群体偏见的高级变体。当我们身处在一个大群体之中时，会变得与平时不同。在体育赛事、音乐会、宗教集会或政治集会中，要留心自己和其他人的状态。人一定会受到群体情感的影响。你的心跳会加快，更容易流出快乐或悲伤的泪水。身处群体之中的人很难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是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欲望。这种情况同样会发生在工作环境之中，尤其是领导者会利用情绪激发人们竞争、侵略的欲望或创造出“我们对抗他们”的效应。群体效应不一定需要他人在场。它可以以病毒传播的形式出现，比如某些社交媒体上传播的言论，诱导我们燃起分享它们的欲望——一般是愤怒这类比较强烈的情绪。群体情绪也有比较积极奋进的一面。它是我们能够团结起来为集体利益出力的原因。但如果你注意到其中邪恶的情绪，比如对他人的仇恨、狂热的爱国主义、侵略性或一刀切的世界观，就要提醒自己，看清这股裹挟你的力量。一般来说，为了保持自己的理性，最好能避开群体环境，如果身在其中就要保持高度的警惕。

要留意那些利用群体效应挑动非理性的煽动者。他们的手法总是相似的。在群体中，他们首先会进行暖场，讨论那些大家都认可的想法和价值观，使人体验到一种愉快的一致性。他们使用的词语空洞含糊，却又包含了大量的情感因素，例如正义、真相或爱国主义。他们讨论的都是抽象、崇高的目标，而非具体解决问题的行动。

政治或媒体中的煽动者总是不断激发人们的恐惧感、紧迫感和愤怒情绪。他们必须保持高度的情绪化。而你的防御措施也很简单：动用理性的力量和自我思考的能力，这是你最珍贵的财富。对任何干扰你独立思考的形式都要心怀警觉。如果你觉得自己遇到了煽动者，更要加倍警惕，仔细分析。

关于人性中的非理性因素还有最后一点：不要认为极端的非理性已经在进化与启蒙的过程中消失了。历史就是非理性起起落落不断循环的过程。伯里克利伟大的黄金时代诞生了哲学家与科学精神的萌芽，随之而来的便是迷信、邪教和狭隘的时代。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这个循环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这是人性的一部分。

非理性只是改变了自己外在的模样，顺应了当下的趋势。也许我们不会再看到文字狱之类的迫害，但在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我们目睹了麦卡锡在美国参议院的听证会。个人崇拜、名人崇拜，各种各样的邪教层出不穷。当下，科技激发了人们的宗教热情。如果人迫切想要相信某些东西，就一定能找到它。民意调查显示，在二十一世纪，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鬼怪、灵魂、天使是存在的。

只要人类尚存，非理性就会找到发声和传播的方式。理性是个人努力获得的东西，而不是大规模运动或技术进步的产物。如果自我感觉异常良好，那便是非理性在作祟。

第三步：实现理性自我的方法

尽管我们有明显的非理性倾向，仍有两个因素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首先，历史上和所有文化中都存在高度理性的人，他们使进步成为可能。他们给所有追求理性目标的人树立了榜样。这些人包括伯里克利、古印度的统治者阿育王、古罗马的马可·奥勒留、中世纪法国的玛格丽特·德·瓦卢瓦、达·芬奇、查尔斯·达尔文、亚伯拉罕·林肯、作家安东·契诃夫、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商人沃伦·巴菲特。这类人都有一种共同的品质——对自己和自己的弱点有客观的认识，热爱真理与现实，对他人宽容，拥有达成自己目标的能力。

其次，在我们生活的某个时刻，所有人都有过理性的时刻。它往往伴随着我们所称的创造者心态。遇到项目要完成，最后期限要赶工，我们仅有的情绪就是兴奋与振作。其他情绪没办法让人集中注意力。由于想要得到某种结果，我们会变得特别实际。专注工作，心态平静，自我不会受到打扰。如果有人想要打断或影响我们的情绪，我们会产生厌烦感。这样的时刻——也许是几个星期，也许是几个小时——展现出了我们潜在的理性自我。要有意识地发掘它并加以练习。

以下方法旨在帮助你发掘内在的伯里克利或雅典娜。

彻底了解你自己。情绪自我因不自知而愈演愈烈。当你意识到它是如何运作并支配你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对你的控制，变得可被驯服。因此，走向理性的第一步是内在因素。你要在行动中控制住情绪自我。为此，你需要思考如何在压力下工作。在此时，你会有怎样的弱点，是想要讨好别人、欺负别人、控制别人的欲望，还是有更深层次的不信任感？观察自己做出的决定，尤其是那些不大奏效的决定，你能否观察到某种套路，某种潜在的不安对自己产生了影响？审视自己的长处，究竟是什么让你与众不同？这会帮助你决定哪些目标符合自己的长远利益，并且与能力相符。了解并珍视自己的与众不同之处，也能够帮助你抵御群体偏见。

审视自己的情绪根源。你生气了。先让这种情绪平静下来，然后思考原因。它是不是由某些微不足道的琐事触发的？一定是某件事或某个人是始作俑者。但背后也许还有更令人不舒服的源头情绪，比如嫉妒和偏执。要接受这一现实，挖掘导火索下方的根源。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你可以以异常冷静的态度用日记本来记录对自己的评价。此时最大的敌人是你的自我，它令你不自觉地对自己抱有幻想。放任自我会令当下的你感到宽慰，但从长远来看，只会让你变得充满防御性，无法学习和进步。找到一个中立的位置，以疏离甚至带点儿幽默感的态度观察自己的行为。很快它就会变成你的第二天性，当有一天“情绪自我”突然出现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并后退一步，找到那个中立的位置。

增加自己的反应时间。这种能力来源于练习与重复。在遇到某些事需要做出回应的时候，你需要学会退后一步。也就是说你可以选择将身体移动到一个可以独处、不会感到回应压力的地方；也可以写完一封愤怒的邮件，但不发送它；也可以将事情搁置一两天。不要在自己突然情绪化，尤其是身处怨恨情绪的时候打电话或与人交流。如果你急着想给他人承诺，想要雇用对方或是前去应聘，最好能退后一步，给自己一天时间，让情绪冷静下来。你能忍耐的时间越长越好，洞察力是伴随着时间而来的。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抵抗训练——抵抗的时间越长，实际在反思的心理空间就越大，思维也会变得越强大。

正确认识对方。与人交流是情绪混乱的主要原因，但事实并不完全如此。原因在于我们总是评判别人，把他们幻想成别的模样。我们想要改变别人，希望他们以某种方式思考行动，尤其是与自己的思考行动方式相符。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们只能不断地产生沮丧感。不要把人神化，人就跟彗星或植物一样是中性的。他们只是存在而已。生活之所以丰富多彩，是因为人是多种多样的。与不同的人共处，不要抗拒或试图改变对方。把了解对方变成一个有趣的解谜游戏。它是人间喜剧的组成部分。是的，人是不理性的，但你也是不理性的。让自己尽可能接受人性的存在。它会使你平静下来，帮助你更冷静地观察他人，更深层次地理解他人。不要把自己的情绪投射到他人身上。这些都能带给你更多的平衡感、平静的情绪以及更多的思考空间。

对于我们身边那些让人做噩梦的人——比如愤怒的自恋者、被动攻击者和其他情绪消极的人。他们是对理性的持续考验。看看俄国作家安东·契诃夫，他可谓有史以来最为理性的人之一，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典范。他庞大的家庭十分贫穷，父亲是个酒鬼，狠心地抽打所有孩子，其中也包括小契诃夫。契诃夫后来成了一名医生并以写作为副业。他把自己身为医生接受的训练运用到人类身上，目标是想要了解为什么我们如此不理智、不快乐、危险。在他的故事和戏剧中，他发现进入自己的角色内部观察，即便是最可恶的角色，也有极大的自我疗愈作用。通过这样的方式，他可以原谅任何人，甚至是自己的父亲。对这些角色，他的方法是假设无论他们变成什么样，都有符合自己逻辑的缘由。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追求成就感，但方式并不理性。退后一步，从内部观察他们的生活，契诃夫将野蛮人和侵略者解体，让他们变回了人类的样子。他们不再招致仇恨，而是使人深感怜悯。即便是面对最糟糕的人，你也要像个作家一样与接近你的人交往。

找到思考与情感的最佳平衡点。我们无法把情绪从思考中分离出来。二者是完全交织在一起的。但难免也有主导因素，有些人比其他人更容易受情绪支配。我们要寻找的是适当的比例和平衡点，这样才能做出最有效的行动。对此古希腊人有个形象的比喻：骑手与马。

马指的是我们的情感本能，促使我们不断移动。这匹马有着巨大的能量，但只有骑手才能引导它；马野性难驯，受制于捕食者，总是惹麻烦。骑手指的是我们的思维自我。通过训练，他握紧缰绳引导着马，将强大的动物能量转化为有效的行为。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没有骑手就没有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没有马就没有能量。在大多数人看来，马是主宰，骑手没什么力量。对有些人来说，骑手太强悍，缰绳握得太紧，马只偶尔才敢奔跑。马和骑手需要一起工作。这意味着我们要事先考虑自己的行动，在做出决定之前，尽可能多地思考可能发生的情况。而一旦决定了，我们便放松缰绳，鼓起勇气冒险行动。我们不是这股能量的奴隶，而是引导者。这就是理性的本质。

用理想状态举一个现实中的例子，我们可以在怀疑（骑手）和好奇（马）之间寻找完美的平衡点。在这样的模式下，你对自己与他人的热情都持有怀疑的态度。你不接受人们的解释和他们拿出的“证据”。你看的是他们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他们口中的动机。但如果在这一点上做得太过火，你的头脑就会封闭起来，不让自己产生任何疯狂的想法，不去做任何兴奋的猜测，不让自己产生好奇心。我们要保留幼时的精神弹性，对一切事物充满兴趣，同时又要保留自己对想法和观念进行验证和审视的硬要求。二者是可以共存的。所有天才都拥有这样的平衡力。

热爱理性。不要把通往理性的道路想得那么痛苦，认为它是某种禁欲之路。实际上，它可以带来巨大的力量和欢愉感，比世界上其他事带给我们的狂热快乐更为长久。在生活中我们能感受到这一点，当你沉浸在某件事中时，时光会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当你在工作中取得进步，有了新发现时，会感受到阵阵的兴奋感。同时还有别样的乐趣。驯服情绪自我会令你整个人变得平静，思维清晰起来。在这样的心态下，琐碎的冲突和思虑便不会将你吞噬，你的行动更加有效，混乱情况也会减少。在内心深处，你会为能够掌控自己而获得巨大的满足感。你会有更多的思维空间来进行创造，会感到更有控制感。

了解了这些，会促使你激发这种力量。从这层意义上讲，你正在追随伯里克利的脚步。他设想的雅典娜女神拥有实践理性的所有力量。他崇拜爱戴这位女神，胜过一切。也许我们无法再以崇拜神祇的方式崇拜女神，但我们可以在更深层次上欣赏那些在自己的世界里倡导理性的人，尽可能将他们的力量内化。

“相信你的感觉！”但感觉既不是终点，也不是起点；在感觉的背后还有我们以倾向、厌恶等形式继承下来的判断和评价。……由感觉衍生而出的灵感在判断面前不值一提，而且往往是错误的！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是自己的作品。相信自己的感觉，意味着屈从于自己的祖父、祖母和他们的祖父母，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神灵：我们自己的理性和经验。

——弗里德里希·尼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