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丰泰那·达·索萨

Luiz Fontaine Da Souza

(1900年生于里约热内卢,1977年卒于里约热内卢)

青年时期著有《驳伏尔泰》(1921),赢得了巴西天主教文学界好评。鉴于该作品篇幅宏大——640页,加入了丰富的评论和书目资料,作者又如此年轻,从而赢得了学术界的赞美。1925年似乎为了延续他第一部著作的光辉前景,《驳狄德罗》问世了,这部作品长达530页;两年后,《驳达朗伯达朗伯系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他创立了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出版,长达590页。这三部著作使他成为巴西天主教哲学界的魁首。

1930年出版《驳孟德斯鸠》,长620页;1932年出版《驳卢梭》,长605页。

1935年他在佩特罗波利斯巴西东南部城市。一家医院住了四个月,治疗精神病。

1937年出版的《巴西问题备忘录之后的欧洲犹太人问题》,如同他的其他作品一样也是一部煌煌巨著(552页),阐明了如果巴西的混血现象普遍化,那么潜在的种种危险会接踵而至(混乱,滥交,犯罪)。

1938年出版了《驳黑格尔,首先简要地驳马克思和费尔巴哈》(635页),许多哲学家,包括某些读者,都认为这是狂人之作。丰泰那是无法驳斥的,他熟悉法国哲学(因其精通法语),德国哲学则不然,他不通德语。他对黑格尔的“驳”,常常把黑格尔与康德等人混淆,更糟糕的是与让·保罗、荷尔德林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著名诗人。他最成功之处是把古典希腊诗文的形式移植到德语中来。、路德维希·蒂克蒂克(1773-1853),德国早期浪漫主义运动的作家、批评家,一个天生的讲故事者。混淆,据评论家们说,此事令人遗憾。

1939年他出版了一本言情小说,让人们大吃一惊。在短短的108页里(篇幅短小也令人吃惊),讲述了一位葡语文学教授追求新汉堡巴西城市。一位几乎是文盲的有钱女子的爱情故事。小说题为《对手的搏斗》,勉强售出了几本,但是作品优美的风格、敏锐的感觉以及完美简洁的结构,都没有被评论家忽略,他们毫无保留地大加赞扬。

1940年他再度住进佩特罗波利斯疗养院,三年后才出院。在疗养院的漫长时间里(即使偶尔由于过圣诞节或者与家人度假而外出,也总是有一名女护士严格护理),写了《对手的搏斗》续篇《阿莱格里港的黄昏》,副标题为“新汉堡启示录”,阐明这部作品的整体意思。故事的起点正是《对手的搏斗》的中断处。《阿莱格里港的黄昏》放弃了优美的风格、敏锐的感觉以及完美简洁的结构,从几个视角讲述这座巴西南部城市的一个漫长而又快速消失的黄昏时光,与此同时,在新汉堡(由此引出《新汉堡启示录》这个副标题),那位富有但不识字的女继承人的仆人们、亲属和随后赶来的警察,在女继承人卧室中巨大的四柱床下,发现她已死于乱刀之下。按照作者家属的吩咐,这部小说直到60年代很晚的时候才得以出版。

后来,经过一段漫长的沉寂时期,直到1943年,他才在里约热内卢一家报纸上发表一篇反对巴西参加“二战”的文章。1948年,他在《巴西妇女》杂志上发表一篇关于帕拉州、特别是塔帕若斯河与欣古河流域之间花卉与民间传说的文章。

这样到了1955年《评萨特的〈存在与虚无〉》第一卷(350页)问世,只谈《存在与虚无》“导言”中“对存在的探索”的第二和第三节。即“存在的现象和现象的存在”和“反思前的我思和感知的存在”;在他的诋毁中,丰泰那从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一直讲到卓别林和巴斯特·基顿巴斯特·基顿(Buster Keaton,1895-1966),美国默片时代的电影演员和导演。的电影。1957年第二卷问世(320页),涉及萨特“导言”的第五节,即“本体论证明”,以及第六节,即“自在的存在”。这两本书可以说是悄悄地从巴西哲学界和学术圈溜过去了——鲜为人知。

1960年第三卷问世。在整整600页里,谈及了《存在与虚无》第一卷《虚无的问题》的第一章(“否定的起源”)的第三、四、五节(即“虚无的辩证法概念”、“虚无的现象学讨论”、“虚无的起源”)以及第一卷第二章(“自欺”)中第一、二、三节(“自欺和说谎”、“自欺的行为”和“自欺的‘相信’”)。

1961年在死一般的寂静中(连出版人也打不破),第四卷问世(555页),内容针对《存在与虚无》第二卷(《自为的存在》)第一章(“自为的直接结构”)中的五节(“面对自我的在场”、“自为的人为性”、“自为和价值的存在”、“自为和可能的存在”和“自我和唯我性的圈子”)以及第二卷第二章(“时间性”)的第二和第三节(“时间性的本体论A”、“静态时间B”,此外还有“时间的动力”、“原始的时间性和心理的时间性:反思”)。

1962年第五卷问世(720页),里面跳过了第二卷第三章(“超越性”),第三卷(“他人的存在”)第一章的几乎全部小节以及第二章(“身体”)的全部,浓墨重彩地谈及第一章的第三节(“胡塞尔、黑格尔、海德格尔”)以及第三卷(《为他》)第三章中的三节(“对待他人的第一种态度:爱、语言、受虐色情狂”、“对待他人的第二种态度:冷漠、情欲、憎恨、性虐待狂”以及“‘共在’[mitsein]和‘我们’”)。

1963年,就在他写第六卷的时候,他的兄弟和侄子们不得不再次把他送进疗养院治疗精神病,他一直住到1970年。从此没再拿笔。七年后他猝死在里约热内卢雷布隆大街的舒适公寓里,当时他正在听阿根廷作曲家蒂托·瓦斯克斯的唱片,正在向窗外张望,看着里约的夜晚降临、过往的车辆、人行道上闲谈的人们、闪烁明灭的万家灯火和关闭的窗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