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学大会

第八届未来学大会在哥斯达黎加举行。坦白讲，若非塔兰托加教授明确告知我理应参会，我压根儿就不会去努纳斯[1]。他还一针见血地说道，现如今，太空旅行不过是为了逃避地球上的诸多问题。也就是说，人在飞向群星的旅途中，会希望在离开地球的这段时间，最糟糕的事情已然发生并彻底了结。这一点我确实不能否认，我曾不止一次焦虑地往舷窗外张望——尤其是从一趟漫长的航程中归来时——想瞧瞧我们的地球有没有变得像颗烧焦的土豆。因此，我并未和塔兰托加教授争论这个，只是指出，我实在算不得什么未来学专家。他回答说，几乎没人懂得如何操作水泵，但只要听到有人大喊“看好水泵！”[2]，我们定然不会袖手旁观。

未来学协会的理事们将年度大会的举办地定在了哥斯达黎加，今年的议题将专门讨论人口爆炸问题，以及控制人口爆炸的可行举措。哥斯达黎加自诩是目前人口增长率最高的国家，想必单单这一现实就足以激发我们的商议热情，促使大会圆满成功。不过，有些愤世嫉俗者指出，也就只有努纳斯的希尔顿酒店有足够多的空房容纳所有的未来学家，以及两倍于此——这点自是毋庸多言——的记者了。鉴于这家酒店在我们会议期间被彻底摧毁，所以我说这里的居住体验绝对一流，应该不会被扣上虚假宣传的帽子。这话从我这么个坚定的贪图享乐之人口中说出来还是相当有分量的。因为，实话实说，我放着温暖舒适的家不待，非得去外太空遭大罪，纯粹是受责任感的驱使。

哥斯达黎加的这家希尔顿酒店有着4层高的平坦基座，往上还有106层直插天际。在基座的顶层上，有网球场、游泳池、日光浴室、跑道、旋转木马（同时也作轮盘赌轮之用）、射击场（你在那里想开枪射谁就射谁——的肖像，只要提前24小时预约即可），还有圆形露天音乐会剧场（装备了催泪瓦斯喷洒器，以防观众失控）。我被安排住在100层，从房间里只能看到盘绕在城市各处、褐中带蓝的阴沉雾霾的上部。房间里的一些家私陈设让我颇感困惑，比如镶嵌翡翠和碧玉的浴室一角斜倚着一根10英尺[3]长的撬棍，再比如衣柜里那件卡其布做的迷彩斗篷，还有床底下那袋压缩饼干。浴缸上方，在毛巾旁边挂着一大卷标准登山绳索。我走到房门前，给那把超级耶鲁安全锁上三重锁的时候，才注意到门上还有张卡片，上书：

本房间保证无炸弹。

——酒店管理层

众所周知，如今的学者分为两类：大门不出型和四处逛荡型。大门不出型遵照传统方式搞研究，四处逛荡型则根本坐不住，他们热衷于参加你能想象到的所有国际研讨会或专题研讨会。第二类学者很容易辨认：西服翻领上总是别着一张名片，列出了他的大名、职级和所在大学；兜里总是揣着一张航班起降时刻表；皮带扣乃至公文包上的搭扣都是塑料的，而非金属的，以免在机场扫描安检仪搜查乘客是否携带武器时，不必要地触发警报。四处逛荡型学者通常在公共汽车、候机室、飞机和酒店酒吧里阅读文献，以便跟进本领域的最新进展。地球上近来的许多风俗，我自然是茫无所知，所以我在曼谷、雅典和哥斯达黎加机场都触发了警报，因为我有6颗牙齿做了汞齐填充[4]。我本打算在努纳斯用陶瓷牙替换掉，但后来发生的很多事情严重出乎意料，此事便彻底落了空。至于登山绳索、撬棍、压缩饼干和迷彩斗篷之类的，美国未来学家代表团的一名成员耐心地跟我解释说，现今的酒店采取的安全防范措施是前所未有的，房间里配备上述任何一个物件，都能极大地延长住客的预期寿命。我太蠢了，怎么就没把这席话当回事呢！

会议定于第一天下午正式开始，当天上午我们都收到了完整的会议日程。会议资料印刷精美，装订考究，附有大量图表和图解。我尤为好奇的是一本压纹的天蓝色配给券，每张券上都印着“性交一次有效”的字样。

当今的科学会议显然也饱受人口爆炸的困扰。由于未来学家数量的增长与全球人口增长成正比，所以大会的特征就是拥挤和混乱。口头宣读论文是绝无可能的，与会人员必须提前阅读。但是，当天上午大家压根儿就没时间读任何东西，因为酒店管理层请我们免费喝酒了。除了有人朝美国代表团丢了几颗烂番茄之外，这场小型仪式举行得还算完满。我啜饮马提尼的时候，听见合众国际社[5]知名记者吉姆·斯坦特说美国驻哥斯达黎加大使馆的一名领事和一名三等随员在黎明时分被绑架了。绑架者宣称，必须释放所有政治犯，才能赎回那两名外交官。为了表明他们是动真格的，那些极端分子已经给大使馆和各政府机关分别送去了人质的一颗牙齿，并承诺将会对解剖进行升级。不过，这个不幸事件并未破坏上午聚会的融洽气氛。美国大使本人就在现场，还就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发表了简短致辞——虽然简短，但在他讲话期间，有6名肌肉发达的便衣刑警将他围在中间，还把枪口一直对着我们。我对此深感不安，尤其是站在我身边的那位皮肤黝黑的印度代表忍不住要擦鼻涕，便将手伸进后裤兜里去掏手帕的那一刻。事后，未来学协会的官方发言人向我保证，这项安保措施是必要且人道的。保镖们用的都是大口径、低穿透力的武器，亦即客机上的保全员佩带的那种，以免伤及无辜。过去经常发生一种情况，子弹击倒即将实施刺杀行动的刺客以后，又击穿了五六个人，而那些人谁也没招惹，只是恰巧站在刺客正后方而已。尽管如此，看到身边的人在猛烈火力下瘫倒在地——即便这只是出于误会，并以交换外交照会和官方道歉而告终——不是什么愉快的事。

不过，与其试图搞懂人道主义弹道学这个棘手问题，倒不如解释一下为什么那一整天我都没法熟悉会议材料。那之后，我匆忙换下溅满血的衬衣，去酒店酒吧吃早餐。其实我通常不会出门吃，我的习惯是早上吃一颗煮得半熟的鸡蛋，但这家酒店尚未便利到能把半熟的鸡蛋送到客房里，还不会凉得让人反胃的地步。毫无疑问，这是大都市酒店规模不断扩张的结果。如果厨房和客房相隔一英里[6]半，那就没有任何办法能让蛋黄保持温热。据我所知，希尔顿的专家们确实研究过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用超音速移动的特殊升降机，不过，它在密闭空间里产生的音爆无疑会震破所有人的耳膜。当然，你也可以叫自动厨师把生鸡蛋送上来，再让自动侍者到你的房间里把鸡蛋煮到半熟，但那样做最终会导致住客自己提着鸡笼进出酒店。所以我才去的酒吧。

每家酒店95%以上的住客是去那里参加研讨会或行业例会的。没在翻领上别着名片、没在公文包里塞满日程安排和备忘录的散客，就像沙漠里的珍珠一样罕见。除了我们，同期在哥斯达黎加举办的会议还有学生抗议运动资深委员全体会议、自由文学出版商例会和火柴盒收藏家协会大会。按照惯例，同一个组织的成员会被安排住进同一层的客房，但酒店管理部门把我分到了第100层，显然是为了向我表达敬意。这一层有自己的棕榈树林，林中有个女子管弦乐队一边演奏巴赫，一边表演精心编排的脱衣舞。即使没有这些景致我也无所谓，但遗憾的是，没有别的空房了，所以我不得不听从他们的安排。我刚在那层的酒吧里坐下，就有个肩膀宽厚、络腮胡乌黑发亮（那胡子就跟菜单似的，他最近一周吃过什么，在上面一目了然）的家伙从肩上卸下一杆重型双管枪，把枪口杵到我鼻子底下，粗鲁地笑着问我这杆“教皇射杀器”怎么样。我听不懂他什么意思，但也知道最好别搭茬。在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做法就是保持沉默。果然，他接着就向我透露，这杆大威力连发枪配备了激光自寻目标式望远瞄准镜、三连发扳机和自动装弹器，专为刺杀教皇而定制。说着，他从兜里掏出一张折叠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正仔细地瞄准一个身穿长袍、头戴圆顶小帽的人体模型。他说他已经是个出色的枪手了，马上就要前往罗马，开启一趟伟大的朝觐之旅——去圣彼得大教堂射杀圣父[7]。我一个字也不信，但紧接着，他边喋喋不休，边挨个儿给我看他的机票、酒店订单、游客专用弥撒书、美国天主教徒朝圣行程表，以及一包弹夹，每颗子弹头上都刻着“十”字。为了节省开支，他只买了单程机票，因为他完全能预料到，暴怒的礼拜者们定会将他碎尸万段——这种预期似乎让他变得兴致分外高昂。我立刻猜到，这家伙不是疯子就是职业的恐怖主义狂热分子（当今世界这种人并不鲜见），但我又错了。尽管他不得不反复从高高的吧台凳上爬下来，因为那杆枪总是滑落到地上，但他仍然滔滔不绝地向我表示他其实是个虔诚忠实的天主教徒，他精心策划的这次行动——他称为“P行动”——将是一次伟大的个人牺牲，他希望借此唤醒世人的良知。还有什么能比如此极端的行为更能唤醒良知的呢？他的行为与《圣经》中亚伯拉罕受命对以撒所做的事[8]毫无二致，只不过实施的对象截然相反，因为他不是要杀子，而是要弑“父”，并且是一位“圣父”。同时，他向我解释说，他会臻于一名基督徒所能达到的殉道的最高境界，因为他的肉体将遭受极为残忍的折磨，他的灵魂将永世堕入地狱——这一切俱是为了打开世人的眼睛。“真的，”我心想，“像这种让人大开眼界的狂热分子确实太多了。”他的理由并未使我信服。我找了个借口告辞，然后就去拯救教皇了——其实就是将该阴谋透露给别人——但我在77层的酒吧碰到了斯坦特，他不待我说完就告诉我，上一拨美国游客献给哈德良十一世[9]的礼物中就有两枚定时炸弹和一个木桶，桶里装的并非圣餐葡萄酒，而是硝化甘油。直到听说当地游击队最近给大使馆邮寄了一只到现在也不知是谁的脚时，我才稍微理解斯坦特为何无动于衷。我们交谈之际，他被人叫去听电话了，好像是罗曼娜大道上刚刚有人自焚以示抗议。77层的酒吧与我那层的氛围全然不同：这里有许多赤脚的女孩身穿长及腰部的渔网装，有的还在身侧佩带军刀；还有些女孩扎着长辫，依照最时兴的式样，将辫子系在项圈上，有的项圈还带尖钉。我不确定她们到底是女火柴盒收藏家还是自由文学出版商的秘书——不过从她们分发的彩色印刷品来看更可能是后者。我往下走了9层，来到未来学家们下榻的楼层，在那儿的酒吧里与法新社的阿方斯·莫万喝了一两杯；我最后一次试图拯救教皇，但莫万对我的说辞泰然处之，并说上个月还有个澳大利亚的朝圣者在梵蒂冈开枪了呢，虽然是基于迥异的意识形态吧。莫万想采访一个叫曼纽尔·皮尔于洛的人。这位皮尔于洛同时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法国国家警察局、国际刑警组织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警察组织通缉。看样子，他创办了一项业务，为公众提供一种新型服务：给革命组织提供炸药方面的专业咨询（他的化名“轰炸博士”可谓尽人皆知）。皮尔于洛为自己的工作超越了党派范畴而深感自豪。一个漂亮的红发女郎来到我们桌前，穿着睡袍似的服装，上面满是弹孔；她是游击队派来的，任务是带一名记者去他们总部。莫万跟着她出去的时候，递给我一张皮尔于洛的传单，我从中了解到，那些外行早就该淘汰掉了，他们非但不负责任，还错误百出，既分不清硝酸甘油炸药和麦宁炸药，也分不清雷酸汞和简单的比克福特引爆线。广告中写道，在这个高度专业化的时代，切勿擅自尝试做任何事情，而是应当信赖那些获得认证的专业人士的专长和诚信。传单背面是服务项目清单，报价标的是最先进、最文明的那些国家的货币。

这时，未来学家们开始往酒吧里聚集，但其中有位叫马什肯纳苏斯的教授跑了进来，脸色苍白，浑身发抖，声称他的房间里有颗定时炸弹。酒保显然早已对这种情况习以为常，当即不假思索地喊道：“快躺下！”接着钻到了吧台下面。不过，酒店侦探很快就查明这是某个同事对该教授搞的恶作剧，放入他饼干盒里的实则是个普通闹钟。兴许是英国人干的，只有他们喜欢开这种幼稚玩笑。斯坦特和同样来自合众国际社的J. G. 豪勒拿着美国政府就外交官绑架事件发给哥斯达黎加政府的备忘录进来以后，大家很快就把这茬儿忘干净了。备忘录的措辞与所有此类官方公报如出一辙，牙齿和脚的事都只字未提。吉姆告诉我，当地政府可能会采取严厉措施；目前掌权的阿波隆·迪亚兹将军倾向于鹰派立场，亦即以暴制暴。国会已经制定了反击提案（国会永远都在召开紧急会议）：从绑架者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嘴里拔掉双倍数量的牙齿，然后寄到邮局候领处，原因是不知道游击队总部的地址。《纽约时报》航空版登载了一篇社论（署名舒尔茨博格[10]），呼吁人类保持理智、团结一致。斯坦特透露并嘱咐我严格保密，政府征用了一列火车，正运送秘密军用物资——全是美国财产——途经哥斯达黎加领土前往秘鲁。不知怎的，游击队尚未想到绑架未来学家，毕竟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么做肯定更明智，因为当前在这个国家的未来学家远比外交官多。

逾百层高的酒店就是个庞大的有机体，舒适放松又与世隔绝，外界的新闻层层渗入其中，显得就像发生在地球另一面那般遥远。到目前为止，未来学家们还未陷入恐慌；希尔顿的订票服务台并未被预订回美国或其他地方航班的住客挤爆。正式宴会和开幕式定在2点举行，可我还没换上正式晚礼服呢，于是我急忙冲回房间，换好衣服，乘电梯下到46层的紫厅。到达门厅时，有两个绝色美女走上前来，她们穿着袒胸的宽袍，胸脯上文着勿忘我和雪花的图案，递给我一个亮闪闪的文件夹。我看都没看就步入了大厅，此时仍然空无一人，一瞅桌子，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不是因为酒席太过奢侈，而是因为一碟碟开胃菜、一堆堆调味肉酱、糕点模具，甚至沙拉碗，所有东西都摆成了一目了然的生殖器形状。我一度以为是我的幻觉，但不知哪里的喇叭正在播放一首歌曲，在某些圈子里很流行，歌词开头是：“想玩转艺术，先暴露私处。评论家宣称，阴茎或外阴对他们构不成冒犯。”

第一批赴宴者漫步而至，虽然都是年轻男子，但他们无不蓄着浓密的络腮胡，有的穿着睡衣，有的什么也没穿。6名侍者端上来一个蛋糕，我用余光瞥见那个下流至极的甜点时，心中的疑云才彻底消散：我不小心进错了大厅，坐到了自由文学出版商的宴席上。我借口找不到我的秘书了，便匆忙离开，乘电梯又下了一层，来到真正的紫厅（我方才进的是淡紫厅），那里已经人满为患。招待会朴素得让我大失所望，但我还是尽力掩饰住了。这是冷餐自助，且椅子都被搬走了，没有地方可坐，所以要想在这种场合吃到东西，必须眼疾手快，尤其在抢食那几道丰盛菜肴时，因为其周围更是挤得水泄不通。未来学协会哥斯达黎加分会的代表奎洛内先生面带迷人微笑地解释说，考虑到大会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人类即将面临的全球性饥荒，任何形式的铺张浪费都相当不合时宜。当然，也有怀疑论者认为协会的拨款肯定被削减了，唯有此，宴会的断崖式节俭才能解释得通。记者们早已习惯不吃东西也照常工作，在我们中间来回穿梭，找机会对各个国家的预言大拿做现场采访。美国大使没露面，只来了个大使馆的三等秘书，而且带着一名身材魁梧的保镖；他是唯一穿无尾晚礼服的人，估计是因为睡衣里面很难藏得住防弹背心。我了解到，本市来的嘉宾进大堂时会被搜身；据说已经搜出了一大堆武器。大会要到5点才开始，这意味着我们还有时间休息，所以我回了趟我在100层的房间。刚刚吃的卷心菜沙拉太咸了，我渴得要命，但由于我那层的酒吧已被那些学生抗议者兼炸弹客及其女友们占领，而且我说什么也不想再跟那个大胡子教皇党人（也可能是反教皇党人）交谈了，只好从浴室水龙头接了杯水凑合着喝下。眨眼间，灯尽数熄灭，而电话呢，无论我拨哪个号码，那头都是自动播放长发公主[11]的故事。我想乘电梯下楼，可电梯也坏了。学生们正在大合唱，和着音乐节拍开枪射击——希望是朝另一个方向。即使在最好的酒店里，这种事也时有发生，但这并不会使其恼人的程度减轻分毫。不过，最令我困惑的是我的反应。自从与那位教皇刺客交谈后，我的心情一直差得很，可现在，情绪陡然好转。我在房间里四处摸索，撞倒了某件家具，然后在黑暗中放肆地咯咯大笑；即使膝盖磕到了行李箱，也丝毫没有减弱我对全人类的善意。我在床头柜上找到之前叫人送上来的早午餐的剩饭，拿出一个大会文件夹，卷起来，把剩下的黄油塞进去，然后用火柴点燃：就算是制成了一支火把——它噼啪作响，浓烟直冒，但光线够亮。毕竟，我还得再消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因为电梯坏了，所以至少得拿出一小时走楼梯。我坐在扶手椅上，靠着椅背，饶有兴致地观察着自己内心的起伏变化。我很开心，从未这么开心过。脑海中涌出无数个解释出现这种奇妙状态的原因。虽然房间突然陷入地狱般的黑暗，充斥着自制火把散发的恶臭和灰烬，完全与世隔绝，电话一接通就讲童话故事，但说实在的，这里在我看来就是地球上最美好的地方之一。此外，我还有股不可遏止的冲动，想要拍拍谁的脑袋，或者起码得紧握一个人的手，脉脉含情地久久凝视对方的双眸。

哪怕面对不共戴天的死敌，我也愿意拥抱和亲吻他们。黄油在融化，咝咝声和噼啪声不绝于耳。虽然火把一灭我就得重新点燃卷纸，就会烧伤手指，但一想到黄油爆燃可以噼啪飞溅，让火焰忽明忽暗，我就觉得滑稽，忍不住放声大笑。在摇曳的火光中，我哼着从前轻歌剧里的咏叹调，全然不顾令我作呕的刺鼻浓烟和顺着脸颊淌下的泪水。我刚起身就被绊倒了，脑袋猛地撞到地板上的行李箱；头上肿起一个鸡蛋那么大的包，但这只能让我的心情好得无以复加（在允许的范围内）。我咯咯笑着，被灼热的浓烟呛得喘不上气，但我的兴致丝毫没有降低。我爬到床上，虽然已是下午，可床还未铺好。女侍者们失职了啊——但她们在我眼里无异于我的亲生骨肉：对于她们，我只会吐露甜言蜜语和父爱满溢的儿语。我突然想到，即使在这里窒息而死，那也是任何人都梦寐以求的最有趣、最惬意的一种死法了。这个念头显然违背了我的天性，使我猝然清醒了许多。我内心生出一种怪异的分裂感。和以前一样，我的灵魂充满了光芒和慵懒，充盈着包罗万象的柔情，以及对世间万物的爱，双手急切渴望爱抚和抚摩某个人——不管是谁都行——但身边并无他人，我便开始爱抚自己的脸颊、深情地轻抚自己的下巴；右手伸向左手，与之热情相握。就连双脚也急切地哆嗦着想要加入。然而，透过这一切，内心深处有个求救信号在不停闪烁。“不对劲！”意识中一个遥远而微弱的声音喊道，“小心，伊扬，小心行事，保持警惕！这种绝妙心境是不可靠的。快，一二三，摆脱这种状态！别跟个奥纳西斯[12]似的瘫坐在那里，被浓烟熏得泪流满面，头上顶着个大包，心里却被博爱填得满满当当！这是陷阱，有人在暗中搞鬼！”但我动弹不得，喉咙干得厉害，耳朵里的血管也咚咚直跳（不过，这些毫无疑问皆是由突如其来的幸福感所致）。我渴得实在难受，便起身又接了一杯水。我想了想宴会上那道咸得过分的卷心菜沙拉，还有糟糕透顶的自助餐，然后，为了验证一下，我又想了想那几个头号死敌——J. M. 、H. C. M. 和M. W. ，却发现除了想拍拍他们的后背、给他们每人来一个友好的拥抱、同他们聊几句客套话和交流一点儿志同道合的想法之外，我对他们再无任何其他感觉。这下我才算真正想明白了。我一手扶着镀镍水龙头，一手拿着杯子，僵在了那里。接着，我慢慢拧开水龙头，接满杯子，举起它，然后挤出一张诡异的鬼脸——我能从浴室镜子里看出自己在奋力挣扎——把水倒进了下水道。

是水龙头里的水！绝对是。从我喝下那杯水的一刻起，这些感官上的变化就开始了。水里显然有什么东西。毒药？但我从未听说有哪种毒药可以……等等！毕竟我一直坚持订阅主流的科学刊物。上一期《今日科学》上就有一篇文章介绍了几类新型的精神类药剂，统称为“和善剂”（化学名是N,N-二甲基肽隐酰胺），能诱发漫无边际的快乐和幸福感。是的，没错！那篇文章逼真地浮现在了我眼前。享乐醇、欣快液、迷醉膏、极乐酊、共情粉、狂喜乳、宁静酚以及一连串的衍生物！不过，如果把氨基替换成羟基，就能将它们转化为暴怒醇、紧张液、癫狂酊、施虐水、呆痴膏、自笞糊、残暴酚以及许多其他的妄想症刺激剂，统称为凶暴剂（因为这些药物能刺激人们做出最恶毒的行径，不管目标是否为生命体，都会疯狂殴打之——其中尤以食人大麻酚和躁狂拟态剂的效力最为强劲）。

我的思绪被电话铃声打断，随后，灯光再次亮起。前台的某个助理经理谦恭地对事故造成的麻烦表示抱歉，并保证已经找到并解决了故障。我打开房门，让空气流通——走廊里寂然无声——我站在门口，被烟熏得仍然头晕目眩，心中仍然充满了祈福与爱抚的渴望。我关上门，反锁，坐到房间中央，努力控制住自己。我当时的状态极难形容。我的思绪并不像写下来的这般条理清晰。每一条参与分析的反射神经犹如浸没在了浓稠的糖浆里，被自我满足的黏粥包裹着，闷得严严实实，无不淌着乐观到白痴的蜜汁；我的灵魂似乎沉浸在最甜美的软泥中，仿佛淹没在玫瑰花蕾和巧克力糖衣里。我强迫自己只能想那些最恼人的事物：背着双管教皇射杀器的大胡子疯子，放荡的自由文学出版商兼皮条客及其奢华堕落的开胃菜，当然还有J. W. 、W. C. 、J. C. M. 以及另外那100个坏蛋和潜在敌人——却惊恐地意识到，我爱他们所有人，原谅他们所做的一切，而且（更糟糕的是）我的脑子里不断涌出各种理由，为他们做过的所有坏事和恶劣行径加以辩护。我对人类的爱冲破了胸腔，并腾起一股要伸出援手、施以善举的强烈欲望。我将精神类药物抛诸脑后，贪婪地满心想着那些寡妇和孤儿，想着倘若能永远守护他们，该是一件多么愉悦的事啊。啊，我为以前对他们的漠不关心感到羞耻万分！还有那些穷人、饥民、病患和流浪汉，天哪！不觉间，我跪在行李箱前，发狂似的把东西往外掏，看能否找到些贵重物品送给穷困之人。那个微弱的警告声再度从潜意识深处拼命呼喊道：“当心！危险！这是恶作剧，是个圈套！反抗！咬它！格挡！刺它！呼救！”我仿佛被撕成了两半。脑海中突然迸出一道必须无条件服从的指令：就连苍蝇我也绝不可伤害一只。太可惜了，我心想，希尔顿连只耗子甚至蜘蛛都没有。真想尽情地宠溺那些可爱的小家伙啊！苍蝇、跳蚤、耗子、蚊子、臭虫——全是上帝心爱的造物，而且太惹人怜爱了吧！无奈之下，我只好为桌子、台灯、我自己的双腿乞求神的赐福。但残存的理智并未彻底弃我而去，于是，我用左手狠狠掴打还在为万物祈福的右手，直到我痛得在地上直打滚儿才收手。这样做才对嘛！或许希望还是有的！幸运的是，行善的热望中还伴生着自虐苦修的欲念。我先照着嘴巴揍了几拳；耳朵嗡响，眼冒金星。很好，好极了！等面部麻木以后，我开始踢自己的小腿。幸亏我穿的是鞋跟梆硬的重靴。几轮狂踢疗法过后，我感觉好多了——更确切地说，糟多了。我姑且试想了一下也这样踢某位C. A. 会令我作何感想。这事已然跳出了“绝无可能”的范畴。小腿疼得要死，但显然，多亏这番自残，我现在终于能想象对M. W. 老伙计施加同样的伤害了。我不顾疼痛，继续踢了起来。尖锐物体这时也能派上用场了，我先是用上了一把叉子，然后又从一件闲置衬衫上取下几枚别针猛扎自己。情况有所好转，但也几经挫折；虽然我十分清楚是因为水里下了什么药，但几分钟后，我依旧再次做好了登上祭坛、把自己献祭给某项更崇高的使命的准备，从头到脚洋溢着荣誉、美德和高尚情操的劲头。随后，我蓦然想起行李箱里有安眠药——我始终随身携带，但从未服用过，因为我吃完总是会感到暴躁和抑郁。但这次我吃了一粒，就着一点儿沾满烟灰的黄油嚼碎（当然，用水冲服是想都甭想了），然后逼自己吞下两粒咖啡因片，以中和安眠药的作用，接着坐下等待，虽然内心充满恐惧，却也充盈着漫无边际的爱意，等待在我的体内展开的这场化学战的结局。爱意将我牢牢攥住，攥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心胸开阔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然而，邪恶的药物显然开始抵抗正义的药物，并打得后者连连撤退；我依然愿意毕生奉行一切善举，但不再是毫不犹豫了。当然，如果能做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哪怕只是暂时的，我也会觉得更踏实一点儿。

约莫一刻钟后，化学战差不多结束了。我洗了个澡，用毛巾使劲揉擦身子，还时不时地——纯粹是为了保险起见——扇自己一耳光，然后给小腿和手指的伤口贴上创可贴，检查身上的瘀青（我在这场磨难中把自己揍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换上干净衬衫和西装，对着镜子正了正领带，把披风捋平整。临走前，我狠狠地捶了一下肋骨——最后一次测试——然后迈出房门，时间掐得也挺准，马上就5点了。酒店内似乎一切正常，我不禁大吃一惊。我那层的酒吧里冷冷清清；那个教皇杀手还在，倚着一张桌子站在那儿；我还注意到吧台下面探出两双脚，其中一双是裸着的，但这并不能说明有任何反常之处。几个学生好斗分子正在边上打牌，还有个学生漫不经心地轻弹吉他，唱着一首流行歌曲。楼下大堂里挤满了未来学家，皆是要去参加大会的首场会议的（当然，他们不必离开希尔顿酒店，因为在大楼的基座部分已经为此预留了一间大厅）。意识到没人会在这种酒店里接水龙头里的水喝，我的讶异立时烟消云散；如果口渴，他们会喝可乐或怡泉汽水，再不济还能随时喝到果汁、茶、啤酒甚至苏打水呢。所有饮料都是瓶装的。即使有人不慎重蹈我的覆辙，他也不会出现在这里，而是锁在自己房间里，被博爱折磨得在地板上翻来滚去。我决定最好别跟他人提及此事，毕竟是新来的，我的话估计没人信。他们会把这当成是我的幻觉。这年头，还有比怀疑别人沉迷嗑药更合情合理的事吗？

事后，我这种缄口不言（或者说鸵鸟般回避）的权宜之举却遭到了批评，他们认为如果我把这一切公之于众，兴许就能避免那场灾难。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最多只能警告酒店的住客，但希尔顿酒店里发生的事情并不会对哥斯达黎加的政治活动进程造成任何影响。

在去会议大厅的路上，我出于习惯驻足在一个报摊前，买了几份当地报纸。当然，我并非到哪儿都会买报纸，但一个受过良好教育之人，哪怕不会说西班牙语，也能通过报纸文字对时事有个大致了解。

讲台上立着一块装饰精美的纸板，上面列着当天的议事日程。第一项议程是世界城市危机，第二项是生态危机，第三项是空气污染危机，第四项是能源危机，第五项是粮食危机。然后休会。技术、军事和政治危机将在明日讨论。之后，大会主席将受理全体与会者提出的动议。

由于议程十分紧凑——总共有来自64个国家的198位演讲人——每位演讲人仅有4分钟的时间宣讲论文。为了加快会议进程，所有文献必须事先分发和研读，而演讲者只述及数字，以此提请听众重点注意其论文中的相关段落。为了更好地接收和理解如此丰富的信息，我们都打开了便携式录音机和袖珍电脑（稍后的一般性讨论环节，电脑将会对讨论内容保持跟进）。美国代表团的斯坦·黑兹尔顿一上台就引得全场沸腾起来，他语气坚决地反复重申：4、6、11，因此22；5、9，因此22；由3、7、2、11可得22，而且只能是22！有人跳起来说：有道理，但别忘了还有5，以及6、18或4呢。黑兹尔顿无可辩驳地反驳道：无论怎样，都是22。我翻到论文中对应的部分，发现22是指世界末日。接下来发言的是来自日本的早川，他介绍了他们国家新近制订的未来住宅计划——高800层，囊括产房、托儿所、学校、商店、博物馆、动物园、剧场、溜冰场和火葬场。蓝图中标明了存放挚爱逝者骨灰的地下贮藏室、能播放40个频道的电视、醉酒室和醒酒房，以及群交专用健身房（表明了设计师们的开明态度）和专为不肯尊奉主流思想的亚文化群体准备的地下墓窟。一个颇为新颖的构想是，让每个家庭每天更换寓所，像棋子（比如卒或马）一样从一个房间搬到另一个房间，这将有助于缓解腻烦心态。不管怎么说，这座大楼的内部空间可达17立方千米，地基打在海底，楼顶直抵平流层，拥有专属的婚配计算机——根据施虐狂配对受虐狂的准则做媒，因为据统计，伴侣性癖相反的婚姻最为稳定（在这种婚姻中，每个人梦寐以求的癖好都能得到满足）——还会配备一个全天候的自杀预防中心。第二位日本代表皂川给我们展示了这种房屋10000∶1的工作模型，室内自带氧气供应，但不能储备食物或水，因为该建筑将完全遵照循环利用的原则运转：所有废弃物品、排泄物和臭水都将被回收和再加工，以供居民食用。第三位日本代表皁川[13]宣读了一份清单，上面全是用人类排泄物重构而成的佳肴，有人造香蕉、姜饼、小虾、龙虾，甚至还有人造葡萄酒，其原料固然刺鼻难闻，但成品的味道却能与法国最好的勃艮第红葡萄酒相媲美。大厅里摆着装在精美小瓶里的葡萄酒样品，还有包着箔纸的鸡尾酒香肠，不过似乎没人口渴到非喝不可的地步，香肠也都被暗暗塞到了椅子下面。我见状也照做了。他们原计划给这座未来住宅安装一套强大的推进器，驱动房子移动起来，即可实现集体观光游览；但该计划被否决了，原因在于，首先，楼内得有9亿户人家；其次，任何旅行都将毫无意义。因为即便这栋住宅有1000个出口，而且居民们都用上了，他们也永远无法离开；等到最后一个人出去时，全体下一代居民都已经长大成人了。

那几个日本人显然对这项提议甚是满意。随后，来自美国的诺曼·尤哈斯发表演讲，概述了阻止人口爆炸的7项措施：大众传播与大规模逮捕、强制禁欲、全面去色情化、性交中断、鸡奸，以及阉割——仅针对惯犯。每对夫妇必须竞争生孩子的权利，必须通过交配、教育和非离经叛道这三大测试。所有非法子女都将被没收；如果是有预谋的生育，罪犯将面临终身监禁。这份报告附有那种能扯掉的天蓝色赠券——性交配给券，我们早些时候收到的会议资料里就有。然后，黑兹尔顿和尤哈斯提议设立一些新职业：婚姻检察官、离婚咨询师、性变态招募员和不孕顾问。一份新刑法草案的副本迅速分发到所有与会者手中，其中规定受精是重罪，等同于对全人类犯下了叛逆罪。就在这时，听众楼座上有人向大厅里猛力投掷了一枚瓶装汽油弹。 警察小队（在大厅待命，显然对这种不测事件早有准备）采取了必要措施，维修队（同样准备充分）迅速用一块巨大的尼龙防水帆布盖住了破损的家具和尸体，帆布上还绘着一幅欢快的图案呢。在两个演讲的间隙，我试着破译那几份当地报纸，尽管我对西班牙语几乎一窍不通，但还是了解到政府已经向首都调集了装甲部队，各执法机构全都高度戒备，并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显然，现场听众里只有我了解酒店墙外的局势有多严峻。 7点钟，我们休会去吃晚餐——这次是自掏腰包——在返回会场的路上，我买了一份官方报纸《国民报》的晚间特刊和几份反对党的小报。阅读这些报道（看得相当吃力）时，我惊讶地发现有些文章宣扬“以爱为深情纽带，担当普世和平最可靠保障”的主题，字里行间满是煽情造作的陈词滥调——但与之并列的文章中却充满了恐怖的威胁，许诺要么施以血腥的镇压，要么发动同样血腥的叛乱。对于报纸的这种怪异的不和谐现象，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有些记者今天喝了那种水，有些则没喝。当然，右翼报纸的员工喝的水会少一些，因为保守派编辑的薪水比激进派同行要更加丰厚，所以他们工作时喝得起更高档的饮料。另一方面，尽管激进派号称奉行更高标准的苦行主义，但他们也几乎从不靠饮水解渴，尤其是在哥斯达黎加用梅尔曼诺[14]的汁液发酵而成的夸脱羹[15]极其便宜的情况下。

我们在舒适的扶手椅上坐定，瑞士的德林根鲍姆教授刚宣读他所做报告的第一个数字，忽而一声爆炸，轰响声沉闷回荡，将大楼冲击得剧烈摇晃，窗户随之嘎啦作响。我们中的乐天派认为只不过是一次地震，但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从早上就开始在酒店外抗议的那群示威者现在改用火攻战术了。不过，接下来的爆炸及其冲击的威力更大，使我改变了想法；我能听到街上传来熟悉的机枪嗒嗒声。是的，我已经深信不疑：哥斯达黎加进入了公开武装冲突阶段。大会记者们率先没了踪影：一听见枪响，他们就跳起来夺门而出，迫不及待地去执行这项新派发的报道任务了。但德林根鲍姆教授继续着演讲，他的基调相当悲观，坚称我们文明的下一个阶段将是同类相食。他援引了美国几位著名理论家的推算结果：如果地球上的形势以当前的速度持续发展，那么400年后，把全人类团起来的话，将会呈现为一个半径以接近光速的速度扩张的大肉球。但新一轮爆炸声中断了报告进程。困惑不解的未来学家们开始逃离大厅，在大堂里与自由文学出版商例会的与会者混杂在一起。从后者的样子来看，战争的爆发打断了他们的集体活动，而那项活动表明他们根本不在乎人口过剩的威胁。克诺夫出版社的一些编辑身后站着几名赤身裸体的秘书——但也算不上全裸，因为其四肢上绘着各式欧普[16]风格的图案。他们拿着便携式水烟筒和水烟袋，里面装满了迷幻药、大麻、育亨宾[17]和鸦片等几种流行毒品的混合物。有人告诉我，这帮自由主义分子刚刚焚烧了美国邮政署署长的肖像（似乎是因为他下令销毁了一本呼吁发起大规模乱伦的小册子），而现在，他们聚集在大堂里，其行为依旧极不得体，尤其是考虑到形势如此之严峻。除却少数几人精疲力竭或仍处于嗑药后的迷幻昏呆状态以外，其他人都在继续干着那龌龊透顶的勾当。我听到接待处传来尖叫声，有人正在那边强奸那些接线员；还有个身穿豹皮衣的大肚子男人在衣帽寄存处狂奔，一边挥动哈希什[18]火把，一边追赶侍者，好几个行李搬运工一块儿才把他制服。而后，有人从夹层楼上往我们头上扔了一大把照片，全都以鲜艳的色彩形象地描绘了一个男人如何与另一个男人满足自己的淫欲，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别的画面。第一批坦克出现在大街上时——透过我们的窗户能看得清清楚楚——惊慌失措的火柴盒收藏家们和学生抗议者们从电梯里蜂拥而出；这帮刚冲进大堂的家伙踩踏着前面提过的成堆的调味肉酱和沙拉模子（全是出版商们带出来的），四散奔逃。那个大胡子反教皇党人像公牛般吼叫着，同时疯狂地挥舞他的教皇射杀器，把挡道的人全部打倒在地。他奋力挤出人群，冲到酒店前部，躲在大楼的一角，然后——我目睹着——朝从他面前跑过的人影开火。显然，真到了那个时候，这位勇于献身、受意识形态驱使的狂热分子确实不在乎打死的是谁。大堂里充斥着恐惧的哭喊与狂欢作乐的号叫，当巨大的落地窗破碎之时，立刻混乱得一塌糊涂。我极力搜寻那几位记者朋友，见他们冲到大街上，我便追了上去；希尔顿内的气氛实在太压抑了。酒店车行道边的一堵水泥矮墙后面蹲着两名摄影记者，正拼命地将一切拍摄下来，但这么做没多大用，因为谁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最先发生的事就是某辆挂着外国牌照的汽车被烧毁。酒店停车场里已经蹿起了火焰和浓烟。莫万站在我身旁，搓着手，笑盈盈地看着他的道奇车在烈火中噼啪作响——这是他从赫兹车行租来的。然而，大多数美国记者并不觉得这有什么好笑的。我注意到有些人在奋力扑火：主要是衣衫褴褛的老人，正提着水桶从附近的喷泉里打水。这场面让我煞是诧异。远处，在救世主大道和耶稣复活大道交叉口的远端，许多警用头盔微光闪闪；而酒店门前这个草坪环绕、棕榈繁茂的广场上依旧空无一人。那些步履蹒跚的老人声嘶力竭地彼此呼唤着，虽然还拄着手杖和腋杖，却仍然迅速组成了一支消防队；这种大无畏的表现令人震惊，但我忽然想起今天早些时候发生的事情，便立即将我的猜疑告诉了莫万。机枪嗒嗒声和炮弹轰隆声吵得根本没法交谈；有那么一会儿，那个法国人原本写满机敏的脸上露出全然不解的神情，不过他的眼睛又顿时一亮。“啊哈！”他的吼叫盖过了喧闹声，“是水！饮用水！天哪，有史以来第一次……隐秘化学统治！”话毕，他像着魔似的跑回酒店。看来是去打电话的。不过，电话若是还能接通，那就真见鬼了。

我站在车行道上的当口，瑞士的一位未来学家特泰尔赖纳[19]教授来到我身边。这时，警察开始履行他们数小时前就该履行的职责：他们戴着黑色头盔、盾牌和防毒面罩，手握枪支和击棍，在希尔顿大楼周围拉起一道警戒线，以阻止那些刚开始从位于酒店与本市剧院区之间的公园里涌出的暴民。特警部队以高超的技巧架起榴弹发射器，朝人群开火；爆炸声极其微弱，却冒起了滚滚白烟。起初，我还以为是催泪瓦斯，但人们并没有逃离，也没有拼命咳嗽，而是围着惨白的烟气挤作一团；喊叫声很快就平息了，紧接着，我便听到了歌声——是他们唱起了圣歌。携着摄影机和录音机在警戒线与酒店门口之间来回奔忙的记者们对此颇为不解，不过我倒是知道个中缘由：警察使用了某种新型气溶胶化学安定剂。但随后，从——那条大街叫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出现另一群人，他们似乎并未受到榴弹的影响，至少看上去是这样。后来有人跟我说不停进发的这群人是为了帮助警察，而非攻击他们。可是，在全体陷入混乱之中时，试问谁能辨明如此微妙的区别呢？又有几枚榴弹被齐射出，接着是水炮特有的呼啸声和咝咝声，最后是机枪射击，空气中充斥着飞弹的嗖嗖声。他们这下玩真的了，于是我俯身躲在车行道的矮墙后面，把它当作战壕的胸墙，兀地发现自己被夹在了斯坦特和《华盛顿邮报》的海恩斯中间。我向他们简述了一下情况；他们对于我竟然将这个重磅到足以登上报纸头条的机密消息最先透露给法新社的人而火冒三丈，然后全速匍匐行进，回到酒店里，可不一会儿又愁眉不展地回来了——电话已经打不通了。但斯坦特想尽办法拉住负责酒店保卫工作的警官，并从他那里打探到携带爱邻炸弹（爱邻：爱汝之邻居）的飞机已经在来的路上了。然后，我们接到离开这个片区的命令。所有警察都戴上了配有特殊过滤器的防毒面罩，我们也领到了面罩。

幸亏特泰尔赖纳教授是精神类药物药理学方面的专家，他告诫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切莫使用防毒面罩，因为当气溶胶浓度高到一定程度时，面罩就会失效，引发所谓的过滤器过载现象，瞬间吸入的剂量会比不戴面罩呼吸空气时吸入的剂量大得多。他预料到了我的问题，便抢先说，唯一可靠的保护措施就是拥有独立的氧气供应。因此，我们返回酒店前台，好不容易逮住一名还在值班的接待员，在他的帮助下找到一间储藏室，里面满是消防设备，包括大量的氧气面罩：德尔格[20]制造，封闭式循环。全副武装后，教授和我回到街上，恰好听见恐怖且刺耳的呼啸声，表明第一拨飞机已然抵达。众所周知，空袭开始后几分钟，希尔顿就意外遭到了爱邻炸弹的轰炸，这个失误酿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诚然，爱邻炸弹只击中了大楼下部结构的远端侧翼，那里仅有自由文学出版商协会设立的展位，所以酒店客人无一受到直接伤害。但另一方面，保卫我们的警察却承受了全部的轰击。巨量药剂袭来，滔滔爱意迅速席卷整个队伍。我眼看着警察们扯下脸上的面罩，悔恨的泪水哗哗直流，跪在地上乞求示威者们原谅，还把警棍塞到后者手里，热诚地恳求他们毒打自己。新一轮爱邻炸弹的狂轰滥炸进一步升高了药剂浓度，那些法律的爪牙悸动不已，跌跌撞撞地扑上去亲吻和拥抱每一个够得着的人。这场惨剧发生数周后，我们才大致拼凑出整个事件的经过。当天上午，政府决定将正在壮大的革命扼杀在萌芽状态，遂往城市贮水塔里投放了约700公斤的镇静型和善剂，亦即极乐酊、强效安眠醇与超级欢悦素的等量混合物。当然，他们事先切断了警营和军营的供水。只可惜缺少合适的专家从旁指导，这项计划注定会失败——比方说，他们并未考虑到面罩的过滤器过载现象，或者不同社会群体饮用水的摄入量迥然不同这一客观现实。

警察的性情转变来得极为猛烈，特泰尔赖纳教授向我解释说，这是因为一个人平常越是压抑与生俱来的行善冲动，这种药物的效力就越强劲。这也就解释了下一拨爱邻炸弹不慎轰炸到市政厅时，为什么有那么多最高级别的警察和军官都自杀了，因为他们承受不住施行过的那些政策对良心的痛击。加之迪亚兹将军本人——在他举枪射穿自己的脑袋之前——下令立即释放所有政治犯，就更容易理解当晚逐渐发展起来的战斗为何异常激烈了。简易机场远离市区，并未受到影响，所以飞行员们依然严格执行先前接到的命令。警方和军方的观察员在密闭的掩体中看到了这一切，最终决定诉诸极端措施，使整个努纳斯突然彻底陷入精神错乱的乱局。当然，在希尔顿的我们对此一无所知。军方的第一支装甲师出场，挺进被公园和棕榈树环绕的广场时，已经夜里11点了；他们是来扼杀在警察之间泛滥疯长的兄弟之爱的。他们成功了，但伤亡相当惨重。可怜的莫万站在离一枚安定榴弹的爆炸点仅有一英尺远的地方，爆炸的冲击震断了他的左手手指，炸伤了左耳，可他却向我保证，他本来就不喜欢那只手，那只耳朵更是不值一提，事实上，只要我愿意笑纳，他可以奉上另一只耳朵。他说着就从兜里掏出一把袖珍折刀准备兑现诺言。但我从他手里轻轻夺过小刀，并将他带到了临时急救站。在那里，他得到了自由文学出版商的秘书们的照料。后者的秉性已被化学作用所转变，全部像婴儿似的号啕大哭。她们都穿上了朴素端庄的服装，甚至戴上了面纱，以免诱使他人犯罪；其中有几个可怜虫受到的影响最为严重，乃至于给自个儿剃了光头。从急救站返回的途中，我倒霉透顶地碰上了一帮出版商。不过我一开始并未认出他们：他们穿着用粗绳（他们也用这些绳子鞭笞自己）扎起来的旧麻袋，拜倒在我跟前，哭喊着哀求我大发慈悲，吵吵嚷嚷地恳请我狠狠鞭打之，因为社会的堕落皆应归咎于他们。定睛观察这些自笞之人，我发现他们竟都是《花花公子》的员工，还包括主编！我的诧异程度可想而知。主编先生被愧疚折磨得痛苦难耐，坚决不肯放我走。意识到幸好我戴着氧气面罩，是唯一有能力伤害他们的人，他们便死死地拉着我的袖子。我不堪忍受，只得违背自己的意愿，答应了他们的强烈请求。不一会儿，我的胳膊就疼痛不已，呼吸也越发困难——我担心这罐氧气用完后可能就找不到下一罐了——与此同时，出版商们已经排起了长龙，急得浑身发抖，迫不及待地等着挨抽。最后，为了摆脱他们，我叫他们将此前在希尔顿侧翼的爱邻炸弹爆炸中被轰进大堂的巨幅彩色招贴画——那些画让大堂里的罪恶看上去足有索多玛和蛾摩拉[21]的两倍之多——尽数敛起来；按照我的吩咐，他们把招贴画在酒店门前堆成一大堆，然后焚毁了。不幸的是，驻扎在公园里的一支炮兵部队错将篝火当成了某种信号，便向我们开炮了。我迭忙撤离，没承想在地下室里撞见了哈维·西姆斯沃思。这位作家当年突发奇想，冒出一个能赚大钱的点子：将童话故事改编成硬核色情小说（他就是《阿里巴巴和四十大性变态》的作者），然后又通过改写世界文学经典（像《淫尔王[22]》之类的作品）大赚一笔；他采用的手段简单至极：揭示所有童话原著里“不为人知的性生活”，例如，白雪公主与七个小矮人到底干吗了？杰克与吉尔[23]干吗了？阿拉丁用他的神灯干吗了？等等。我极力告饶，解释说胳膊没劲了。这样的话——他抽噎着喊道——我起码还能用脚踢他。我能怎么办呢？若是再执意拒绝，那就太狠心了。后来，我踢得精疲力竭，便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了那间存放灭火器的储藏室，幸运地又找到几个未使用的氧气罐。特泰尔赖纳教授也在，正坐在一卷消防水带上阅读未来学方面的论文，很高兴能在参会的繁忙与喧闹之中找到一点儿空闲。在此期间，爱邻炸弹依旧铺天盖地不断袭来。教授建议，倘若情况严重，陷于爱意昏沉的境地——尤其是严重到对万物心生善念且伴有爱抚式惊厥的症状突然发作时——应该往身上涂抹泥敷剂，并交替灌下大量蓖麻油来洗胃。

报刊阅览室里，斯坦特、伍利（来自《先驱报》）、夏基和孔策（《巴黎竞赛画报》的一名临时摄影师）正戴着面罩打牌。毕竟电话打不通，他们无事可做。我便开始围观，但一位大牌美国记者乔·米辛格突然闯进来，大喊着警察已经领到了暴怒醇片剂，以抵消和善剂的效力。我们立刻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便急忙跑向地下室，结果却发现这又是个虚假传闻。于是，我们来到外面四下查看；我沮丧地发现，酒店最顶上的二三十层都不见了；我的房间连同里面的一切物品都被埋进了堆积如山的瓦砾中。火焰遮蔽了四分之三的天空。一名身材魁梧、戴着头盔的警察边追赶一个年轻人边吼叫道：“停下，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快停下，我爱你啊！”——但年轻人对此番劝勉无动于衷。事态稍稍平息了下来，记者们在职业性冲动的驱使下，谨慎地前往公园进行调查。公园里正在举行各种宗教仪式，既有黑弥撒[24]，也有白弥撒，秘密警察也惹人注目地混入其中了。附近站着一大群人，一边痛哭流涕一边撕扯自己的头发；他们合力将一个巨幅标牌举过头顶，上面写着：唾弃我们吧，我们是告密者！从这群悔过的犹大的数量来看，政府必定花了很多钱供养他们——而那些钱本可以用于改善哥斯达黎加的经济状况。回到希尔顿，我们看到了另一群存在。一条条警犬，友善得犹如圣伯纳犬，小跑着从酒店酒吧里叼出一瓶瓶最昂贵的酒，不管对方是谁，都照发不误。酒吧里，警察和抗议者挽着胳膊，轮番高唱爱国歌曲和革命歌曲。我想去地下室躲一躲，却无法忍受里面性情转变和放荡欢跃的氛围，便返回存放灭火器的储藏室，找特泰尔赖纳教授谈话。没想到，他居然找到了三个搭档，正一起打桥牌呢。一个叫奎兹特克的研究生出王牌赢了他的A牌，这让教授怒不可遏，愤然离桌。这时，夏基把头探进门来，声称他在收音机上听到了阿奎略将军的讲话：他们将向城市投掷常规炸弹，一举平息叛乱。简短地开了个紧急会议后，我们决定撤到希尔顿的最底层，亦即地下污水管道系统。酒店厨房已被彻底摧毁，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了；饥饿的示威者、火柴盒收藏家和出版商们在位于酒店侧翼一角的已遭遗弃的色情活动中心里，找到了巧克力糖、肉冻和少量的其他食物，便狼吞虎咽地塞进了肚子。我看到他们的脸色急剧变化，应当是食物中含有的性兴奋剂开始与血液中的和善剂相互融合了。想到这种化学反应逐步升级可能会酿成的严重后果，任谁都会不寒而栗。我看到未来学家们与印度擦鞋童成双成对，我看到秘密特工们投入酒店门房的怀抱，还看到皮毛柔顺亮泽的巨型耗子和猫亲如兄弟——警犬则舔舐着视野内的每个人和每样东西。路途艰辛，行进缓慢，因为我们必须从拥挤的人群中挤出去，我殿后，背上的那半罐氧气使我步履维艰。一路上不断有人轻拍我、亲吻我的胳膊和腿、抚摩我、向我表达爱慕之情、送上一个紧得令我窒息的拥抱，但我始终锲而不舍、奋力前进，直到听见斯坦特得意地呼喊：他找到下水道入口了！我们用尽最后的力气，将沉重的沙井挪到一旁，然后一个接一个地钻进水泥井管。特泰尔赖纳教授在铁梯的一道横档上滑了一跤，我抓住他，问他是否料到大会竟是这么个走向。他非但没作答，反而还试图亲吻我的手，这立刻引起了我的怀疑。原来是他的面罩被磕松了，导致他吸入了被药剂污染的空气。我们毫不迟疑地对他严加拷打，强迫他呼吸纯氧，并大声朗读早川的论文——这是豪勒的主意。教授总算恢复了理智，他爆出一连串尖刻的咒骂，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这才继续赶路。突然，在手电筒射出的昏暗光束中，我们看到了下水道黢黑的墙壁，一摊摊油斑黏附其上；这是最令人愉悦的景象了，意味着我们现在与被爱邻炸弹轰炸的城市地表之间隔着30英尺厚的泥土。发现自己居然不是最先想到来这个避难所的那一刻，我们吃惊的程度可想而知。水泥平台上坐着希尔顿的管理层，一个不落；那些精明的行政人员给自己准备了从酒店泳池搬来的充气式躺椅、晶体管收音机、大量的苏格兰威士忌和波旁威士忌，以及充足的午餐。由于也戴着氧气面罩，所以他们愿意跟我们分享食物的可能性——倘若真有这种可能性的话——微乎其微。但我们摆出气势汹汹的架势，终于成功说服了他们（毕竟我们人多势众）。就这样，没怎么讨价还价，大家就全面达成了一致，而后坐在一起享用冷龙虾。这餐饭在会议日程里并未安排，也是大家始料不及的，未来学大会的首日就这么画上了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