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社会工作研究】

城市家庭0～3岁幼儿抚养结构转变及隔代照料探究

乐璐　陈佳^[1]

摘要　本文旨在探讨隔代照料模式在城市幼儿家庭中的普遍性，以及隔代照料家庭的形成机制及其影响。通过195份针对0～3岁幼儿父母的问卷调查以及对作为幼儿主要照料人之一的10位（外）祖父母的深度访谈，本研究发现当前0～3岁幼儿城市家庭大多选择三代同堂的居住方式，且孩子多由祖辈参与照料。在照料过程中，老人与年轻父母在教养理念上存在差异，并有沟通上的困难。两代人共同照料幼儿可能给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带来不同的情绪影响。本研究提出作为幼儿照料者的老人需要与年轻人互相关怀与理解。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发展相关的家庭及社区社会工作项目为此类家庭提供支持性服务。

关键词　城市家庭　0～3岁幼儿　抚养结构　隔代照料　代际团结-冲突模型

一 研究背景

在我国过去近40年的时间里，计划生育下的“独生子女”人口政策给无数的中国家庭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一方面，日益增长的生活压力和职业妇女的不断增加使得家庭的生育意愿呈现降低趋势，少子化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先进的医疗技术大大延长了人们的寿命，降低了死亡率，快速的人口老龄化给家庭、政府乃至社会带来了沉重的养老负担。为了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养老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人力缺乏等社会问题，我国近年来开始不断调整生育政策。国务院分别于2011年和2013年实施“双独二孩”和“单独二孩”政策，并最终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启动“全面二孩”政策（钟晓慧、郭巍青，2017）。面对即将可能到来的新“婴儿潮”时代，谁将承担照料幼儿的工作？和发达国家不同，中国尚未普遍建立专业成熟的育婴/育儿园，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中，幼儿的妈妈通常承担着主要的幼儿照料工作。然而这一传统的照料模式正受到现代社会的强烈冲击，女性主义所推崇的女性独立和性别平等的思潮以及中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不断增长的参与率使得双职工家庭成为中国大多数核心家庭的常态。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已无法（单独）成为照料幼儿的主力军。

根据我国老龄中心2014年的调查数据，在全国0～2岁儿童中，孩子主要由隔代祖辈照顾的比例高达60%～70%，其中30%的儿童完全交由祖辈照顾（钟晓慧、郭巍青，2017；吴祁，2017；宋璐、冯雪，2018）。Goh和Kuczynski（2010）通过对厦门的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研究发现，“代际抚养联盟”（Intergenerational Parenting Coalition）正成为当下中国城市家庭幼儿照料的主要模式，即幼儿的父母以及祖父母共同照料幼儿，成为协作照料者。可见，老人正成为幼儿照料中不可忽视的群体，甚至代替年轻的妈妈成了主力军。

考虑到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祖辈的幼儿照料压力可能在未来要双倍增加。由于我国传统家文化中的“亲情”情结和“责任伦理”意识（陈盛淦、吴宏洛，2016），许多作为幼儿隔代照料者的祖父母有苦但难言。对于祖父母来说，为了整个家庭的福祉，于情理层面帮助带孩子被视为他们的责任和义务。祖父母在幼儿照料上的帮助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年轻人的劳动时间，使他们更加集中精力工作，从而减少家庭经济等方面的压力（李超、罗润东，2017）。虽然隔代照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老年人的家务劳动时间，享受“隔代亲”，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自我价值感和效能感，起到减缓衰老的作用，但是这些老年人也不得不过着“被捆绑住的老年生活”或者继续被“压榨”。为了能够更好地为我国的家庭照料政策提供参考依据以及及时应对未来“4-2-2”（四个老人、两个孩子父母以及两个孩子）家庭结构下抚育幼儿过程中的家庭照料需求，基于在上海市儿童医院发放的195份问卷调查资料和对10位作为隔代照料人的（外）祖父母的深度访谈资料，本文旨在回答以下两个研究问题：①在城市家庭中，隔代照料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性？②城市家庭中隔代照料的形成机制和影响是什么？

二 文献回顾

（一）代际团结-冲突模型

本文主要涉及城市家庭抚养幼儿过程中三代关系的联结、冲突等内容。国内外很多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论被用于研究家庭代际关系，其中代际理论是最被广泛使用的理论之一。在代际理论中，学者本特森于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了代际团结理论，他认为代际团结是一个内涵多维的概念，既包括了代际间实体性的关系，如接触见面、经济和劳务帮助，也包括非实体性的关系，如情感和精神上的归属感和密切性，并应该从情绪、行为、态度三个方面来描述家庭关系，代际关系的核心是团结和凝聚力（刘汶蓉，2016）。随着研究的推进，研究者发现这种理论范式过于理想化，它更多地描述了家庭代际关系中和谐的一部分，于是在此基础上，出现了代际团结-冲突模型（Luscher，2002）。帕罗特和本特森也进一步修正了代际团结模型，认为冲突和团结是并存的，并受到后现代理论影响，出现了代际矛盾情感理论（Intergenerational Ambivalence），其用来反映家庭代际关系中存在的矛盾现象。代际矛盾情感理论认为，由于现代社会处于急速变迁之中，个体无法确定自己在家庭生活和代际关系中的角色，且由于角色和规范的矛盾，认知、情感和动机等相关的心理和主观之间的矛盾，个体总是处于正反交织的矛盾情感之中（Luscher ＆ Pillemer，2004；石金群，2015）。学者们根据代际理论将中国城市家庭代际关系大体分为五种潜在类型，包括“亲密且互惠型”、“亲密有距型”、“实用主义型”、“情感型”和“疏离型”，其中“亲密且互惠型”是最为普遍的（马春华，2016；张琦妍、李丹，2015）。同时也有学者发现，中国农村家庭的代际关系也可分为五种类型：“紧密型”、“近距离但是不和谐型”、“远距离且不和谐型”、“近距离但互惠型”和“远距离但向上型”，其中最普遍的是“紧密型”家庭。农村和城市最普遍的家庭类型所共同具有的“亲密”的特征暗示着我国家庭中父母和子女是各自重要的支持性资源（Guo et al.，2013）。在我国0～3岁幼儿城市家庭中，由于宏观生育政策和养老浪潮的到来，许多退休在家的老人出于家庭义务及情感等因素帮助子女育儿，以减轻子女的生活压力。这虽然给老人自身带来了压力和不便，但他们难以推辞，陷于正反情感交织的困境中，与代际矛盾情感理论相呼应。本研究中，笔者采用代际团结—冲突模型对0～3岁幼儿城市家庭照料结构及隔代照料内容进行分析，旨在了解隔代照料的普遍性特征和形成机制，以及隔代照料给祖辈照料人带来的影响。

（二）国内外0～3岁幼儿家庭隔代照料的成因和模式

在国外文献中，隔代照料模式的增长现象已经得到广泛关注。美国人口普查局2008年的统计资料显示，美国有250万个祖辈老人负责照料与他们同住的孙辈的生活起居。2004年来自欧洲10个国家（奥地利、丹麦、法国、希腊、德国、意大利、荷兰、瑞典、瑞士、西班牙）有关健康、老龄化与退休的调查（SHARE）显示，家中有15岁以下孙辈的老人有一半声称在调查的前一年照顾过孙辈，而2013年澳大利亚有46680个祖辈家庭，在过去的10年增长了64%。新加坡2005年的调查表明，40%的孩子从出生起到3岁均由祖辈老人照顾（吴祁，2017；宋璐、冯雪，2018）。可见，国外家庭中祖辈照顾孙辈的比例有普遍增长的趋势。

在国内，根据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学前教育处的统计数据，北京市0～3岁孩子的入托率只有12%，剩下的88%中则至少有一半以上是隔代照料。另外，我国老龄科研中心的调查发现我国帮助子女照顾孙辈的老年人比例高达6.47%，有60%～70%的祖辈照顾的孙辈不到两岁半。有30%的儿童甚至是被放在祖父母家里照料照顾的，在孩子3岁之后，大部分儿童都上幼儿园，祖辈直接照料的比例则会下降到40%左右（穆光宗，2017）。与国外的发展趋势类似，在中国家庭中，由隔代照料0～3岁幼儿的比例也在不断升高。

然而，国内外隔代照料现象的成因存在差异。国外家庭中的隔代照料儿童通常来自特殊家庭（如父母离异或服刑、药物滥用等无法承担照料义务的家庭），或者是处于弱势地位的少数族裔家庭（李超、罗润东，2017；郭筱琳，2014）。我国家庭隔代照料的出现与社会政策、人口特征变化以及传统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因：首先，农村家庭中隔代照料模式渐趋主流。在我国农村地区，“城乡二元结构”及大规模人口流动导致乡村人口结构发生改变，大部分青壮年农民工进城谋生，由于城市学费昂贵且花费大，外出务工父母工作紧张且流动性强，孩子也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并且大部分农村老年人已不具备进城务工的精力，从而产生大量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儿童只能留给家中祖辈照料（郑观蕾，2017）。其次，在我国，人们对专业照料职业群体（保姆等）的信任度较低，对自家老人（自己的父母）的信任度高。虽说保姆、家政工等群体为专业照料人，但对于当前大部分国人而言，把家中育儿、生活照料等工作完全放诸保姆、家政工依旧被认为是具有一定风险性的行为。人们对将保姆、家政工等安排进家中育儿有财产、人身安全方面的担忧，而自家老人作为育儿及照料者相对具有更多的情感及信任优势。因此，大家普遍宁愿选择让老人育儿，也不愿意选择由保姆、家政工进行育儿照料。最后，受到自古以来的“家本位”文化影响，祖辈帮忙照料幼儿被视为一种义务。亲子关系作为非正式关系中的最为紧密的关系层，其凝聚力和重要性不言而喻。老人来到家中帮助成年子女照料幼儿，也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满足了成年子女和老年父母之间的情感和精神互动需求（卢洪友、余锦亮、杜亦譞，2017）。

伴随着隔代照料现象的普遍化，我国家庭的结构和隔代照料方式也呈现不同的类型。有学者发现，在我国0～3岁幼儿家庭中，家庭结构可以被划分为三种类型：三代家庭（幼儿与父母、祖辈同住）、核心家庭（幼儿仅与父母同住）和隔代家庭（幼儿仅与祖辈同住），其中占比最高的往往是三代家庭（郭筱琳，2014）。

根据祖辈照料孙辈的时间和程度的不同，有学者将隔代照料的方式总结为三种：第一种即工作日由祖辈照料，周末由父母接回；第二种是一直由祖辈照料，父母一周抽空去探望；第三种则是三代人一起居住，亲辈和隔代共同花费时间育儿（张琦妍、李丹，2015）。与此不同，根据祖辈采取的教养方式进行划分，隔代教育被分为守旧型、纵容型、身教型和民主型。其中，守旧型指祖辈只关注儿童物质方面的满足，却忽略人际交往等社会性方面的培养；纵容型指祖辈无原则地袒护、溺爱孙辈；身教型指在生活中祖辈为孩子树立好榜样，严格要求孩子，培养良好的习惯；民主型是指祖辈同父辈相处融洽共同教育孙辈，及时修正错误方式，注重孩子各方面的发展（卢乐珍，2004；张琦妍、李丹，2015）。隔代照料者可能受到自身文化、性格、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产生了不同的照料方式，这对孙辈的成长历程也可能具有一定的影响。

（三）隔代照料模式下的代际关系

隔代照料带来一定便利的同时，也给作为照料者的个体以及三代的代际关系带来影响。对于亲辈而言，隔代照料有助于亲辈解放双手，集中精力于工作之中。随着隔代照料模式的日益普遍化，祖辈帮忙照顾幼儿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亲辈（尤其是母亲一方）从繁重的幼儿照顾中解放出来，从而使亲辈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付诸工作，减少亲辈的育儿负担，降低其因照料幼儿带来的经济压力，更好地维持家庭经济。

对于祖辈而言，隔代照料则带来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一方面，祖辈在照料幼儿过程中可以提升自我价值感，体现自己为家庭做出的育儿贡献及意义，同时也能获得来自幼儿的积极情感反馈，降低退休后的“落寞感”体验（骆风、李远帆、宋广文，2014）。另一方面，育儿给祖辈带来积极体验的同时，繁重的照料幼儿的工作也带来大量的消极影响。照料幼儿需要祖辈倾注大量的时间及精力，这在0～3岁幼儿城市家庭中尤为显著。也有学者指出，隔代照料内容多具烦琐、重复等特点，如洗衣、做饭等较为繁杂琐碎的日常家务（张田、傅宏，2017）。加上祖辈自身年龄增长，长期从事机械且枯燥的家务劳动既不利于其身体健康，也容易使祖辈产生无趣感。与此同时，由于幼儿作为当前家庭的核心人员，祖辈需要对幼儿的身体、情绪等进行全方位照顾，从而产生一定的心理压力，不利于祖辈的老年健康生活。此外，由于老人的自身成长经历、生活背景和年轻人具有较大的差异，两代育儿理念往往也具有冲突和差异，彼此容易产生育儿冲突等问题（肖雅勤，2017）。

对于三代关系而言，隔代照料易产生“隔代亲”现象，不利幼儿与父母的情感发展。由于祖辈的协助，亲辈得以从育儿任务中解放出来，将部分时间给予工作，相对祖辈而言，亲辈与幼儿相处时间较短。在幼儿与祖辈的长期互动中，孩子容易对祖辈产生更深的情感依赖（见图1），从而产生“隔代亲”现象，即幼儿与祖辈逐渐亲密，并逐渐依赖祖辈，却与亲辈父母逐渐疏离，从而不利于亲辈父母与幼儿的正常情感发展与沟通（穆光宗，2017）。

三 研究设计

本研究主要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针对城市0～3岁的儿童家长展开调查。首先，笔者于2018年3月与上海市儿童医院合作发出并回收195份电子问卷。这195名被调查者的平均年龄在30岁左右，女性和男性分别占82.56%（161名）和17.44%（34名）。在受教育程度方面，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凭的家长占7.18%（14名），高中文凭占10.26%（20名），大专文凭占22.56%（44名），本科文凭占47.18%（92名），硕士及以上文凭占12.82%（25名）。

另外，笔者分别于2018年5月和7月在上海市宝山区吴淞街道社区、普陀区等地进行入户访谈，运用深入访谈法共访谈了10位隔代照料者，分别为5位奶奶、2位爷爷和3位外婆。10位老人年龄均在60岁左右，家中幼儿目前均为一胎，其中8位老人是三代同住家庭，另2位老人是工作日在自己家中育儿，周末将幼儿送回亲辈家中（见表1）。

四 研究结果

本文将从以下五个方面呈现研究结果，分别是隔代照料的普遍性、隔代照料的起因、隔代照料者的教养理念、隔代照料中的代际沟通、隔代照料对祖父母的情绪影响。

（一）隔代照料的普遍性

通过对195份调查问卷分析发现，三代共同教养孩子的家庭数量达130个，其数量占总体比例高达66.67%，包括夫妻和祖父母、夫妻和外祖父母两种情况（见图2）。被调查家庭中孩子由隔代祖辈照料的比例已然居于首位，我们推测放开二胎后，这一照料方式将会继续扩大。

另外，在深度访谈的10位隔代照料者中，有8位为三代同住，2位是单独和孙辈两代居住照料。但是，他们均需要在工作日照料孙辈并承担主要照料任务，孩子父母则在工作日工作，周末才负担照料幼儿的职责。

（二）隔代照料的起因

隔代照料的起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首先，退休后赋闲在家的老人帮助成年子女育儿，可减轻成年子女的生活负担。大部分的隔代照料源于老人考虑到孩子父母难以兼顾工作和育儿，且老人考虑到自身退休之后赋闲在家，也有空余时间可以帮忙照料孩子，所以决定帮忙照料以减轻孩子父母的育儿负担（卢洪友、余锦亮、杜亦譞，2017）。在此次访谈中有老人提到这个原因，具体见下文访谈内容。

孙女我们也挺喜欢的，她爸妈平时也要上班的，也没有时间带她，所以就给我们自己来带着咯。那亲家呢又在外省住，在上海也没有住的地方，孩子爸爸、妈妈嘛现在也是跟着我们住的，所以大部分时候嘛，都是我和孩子奶奶来带的了。（M姓爷爷）

外孙嘛，我们家里就这一个，现在都是我们带着了，孩子爸爸、妈妈白天都要工作上班。他奶奶前几个月带了一阵子，但是他奶奶和爷爷都还在上班嘛，我和他姥爷都退休了，所以都让我们来带着了。（Z姓姥姥）

平时都是我们带着孙女的，她外婆一个人，她外公嘛走了，所以也不太好带孩子，就我和她爷爷平时带着。带孩子嘛我们很愿意的呀，我们也没事做嘛，带带孩子还能充实一点自己生活啥的。（Q姓奶奶）

其次，通过访谈发现，老人帮忙育儿也受传统“家”文化影响。如今的（外）孙辈已然成为家庭的“核心关注对象”，除去年轻父母，祖辈（爷爷、奶奶）以及外祖辈（外公、外婆）都同时愿意担任照料工作。（外）祖辈之间会互相体谅，如若对方因工作、疾病等原因无法帮助育儿，（外）祖辈的另一方也会积极承担帮忙育儿的工作。对（外）孙辈的照料任务的分担和协商凸显了大家庭的团结和互助，展现了中国传统的“家”文化。

最后，祖辈们帮忙育儿被认为是体现晚年自我价值、增添生活乐趣的方式之一。通过访谈也发现一些祖辈并不认为帮助成年子女育儿是件劳苦之事，他们认为带孩子能够充实自己的老年退休生活，孩子的欢笑与泪水能够增添生活乐趣。老人在育儿过程中见证幼儿的成长，也能够提升自我价值，证明自己年老退休后也可在育儿方面发挥光和热。

（三）隔代照料者的教养理念

在隔代照料过程中，由于各自生活时代背景不同，祖辈和亲辈往往在教养理念上存在差异。如今城市家庭中0～3岁幼儿的父母多为“80后”“90后”，作为较为年轻的新一代具有属于他们的教养理念，而祖辈多为“50后”“60后”，往往还持有老一辈的育儿理念，因此，教养理念存在差异在所难免。对于两代教养理念差异的探讨，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祖辈和亲辈在对待孙辈的健康教养理念上存在差异。许多帮忙育儿的祖辈多已步入老年人行列，对待自己尚且年幼的（外）孙辈更容易起溺爱心理，也不愿意孩子受苦。如孩子稍微有些咳嗽等症状，祖辈往往非常担心，认为必须重视，以免小病引起大病，需要立即带到医院看病。作为亲辈一代，往往认为孩子不需要过于关注，适时放任也是合理的，平时的小感冒、小咳嗽只需要吃些相应的感冒药即可，无须大惊小怪，这一点在笔者与老人的访谈中也得到体现。

孩子生病了就得赶紧去医院看看的呀，她爸爸、妈妈也不管，说什么三天小咳嗽嘛不用看病，吃点药就好了，那怎么能行的呀！他们总是把带小孩看得那么美好、那么轻松，以为放任孩子成长就行了。那我们嘛，带过的呀，就清楚实际上根本不是他们想得那么美好、那么轻松的！（Q姓奶奶）

其次，通过访谈也可发现祖辈与亲辈在对待孙辈的营养摄入理念上存在差异。由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祖辈们，多具有贫困和饥饿的人生经历，认为能够吃饱饭才能得到足够的营养，这一理念依旧存在于许多祖辈脑海中，于是祖辈们在育儿过程中总是害怕幼儿没有吃饱，必须喂饱饭才能保证足够营养（Jiang et al.，2007）。与之相比，许多新生代父母并不认为营养只有通过喂饱这单一方式才能实现，但我国几乎所有的家庭中由祖父母带养的孩子都经历过被催着喂饱饭才“罢休”的体验（Goh，2018）。因此，在对宝宝的科学喂养理念上，可以看出祖辈的“必须吃饭喂饱”理念和亲辈的“喂饱并非单一方式”理念存在一定差异。

我们是觉得孩子饿了嘛，就得多喂一些饭的，她爸爸、妈妈呢也不管，说什么不用给宝宝喂得这么饱，那怎么能行的呀！宝宝现在正在长身体，不喂饱怎么会长得好呢？反正宝宝给我带的时候我就给她喂得很饱的，就这样媳妇和儿子还说我们喂太多了！（H姓奶奶）

最后，访谈后发现在孙辈的教育理念上，祖辈多信任并放权于成年子女。许多祖辈由于年轻时经济、时代等因素，自己的教育水平普遍没有成年子女高，认为自己也无法帮助孩子进行学习辅导，更信任子女的文化水平和学习能力，大多自动将孙辈的教育任务放权于孩子父母，祖辈则主要包揽孙辈生活上的教养任务。

学习上呢，老实讲，我们老了，也看不懂现在的书本知识了，这个还是得由她爸爸、妈妈来的，我们肯定不会弄的，我们就是给她吃饱吃好，学习上就让她爸爸、妈妈来负责的。（M姓爷爷）

（四）隔代照料中的代际沟通

在隔代照料过程中，祖辈考虑到亲辈很难同时兼顾育儿和工作，从而选择帮助亲辈照料孙辈。亲辈作为祖辈和孙辈的“中间环节”，本应起到传达信息的“中枢”作用（黄健英等，2018）。但笔者通过对10位老人的访谈发现，祖辈和亲辈之间在沟通上往往面临困难，以下为访谈内容。

我和孩子妈妈沟通没用的呀，她妈妈性格脾气都很古怪的，只要一沟通就会发火吵架的。我们倒是和孩子爸爸沟通过，毕竟是我们自己的儿子嘛，那就说了呀，就是孩子妈妈无法沟通的！（H姓奶奶）

和媳妇不敢沟通的，完全不好沟通的，和孩子爸爸也很难沟通的。毕竟我们这一代嘛，都隔了30岁了，他们和我沟通很少的。媳妇老是说我哦，我还能怎么样呢，就只能生气了，沟通不敢的，就怕说了只会影响我们的关系嘛！（S姓奶奶）

我们和我女儿都住在一起带孩子的，我们和他们沟通上都没有什么差异的，很好的，没有什么问题的。平时有什么事情都是女儿直接和我讲，女婿也和我们聊得来的，没有什么沟通上的问题，挺顺利的。（M姓姥姥）

通过这些访谈内容可以发现，许多隔代照料人，尤其是爷爷、奶奶，他们与儿媳一方沟通情况相对而言更困难，与儿子沟通情况相对较好。外祖父母（外公、外婆）与家中的女儿、女婿沟通情况则均较为良好。代际沟通矛盾的产生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方面，祖父母多认为儿媳与自己的关系不及与娘家亲密，沟通上多“敢怒不敢言”。如今许多年轻妈妈秉持的科学育儿法与老人的传统经验育儿法有差异，彼此之间容易产生冲突、发生矛盾。然而，当矛盾发生后，老人出于家庭和睦的考虑，担心儿媳会心存芥蒂，最终多选择隐忍和退让，或者也只是背后抱怨而已，不敢与儿媳当面去进行沟通、化解矛盾。许多来自老人的怨气，儿媳也无从得知。另一方面，当代女性更懂得维护自己在家庭中的话语权。我国自古以来的“夫唱妇随”“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等谚语，都暗示妻子在夫妻关系中的“随从”位置，女性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并不高，需求常被忽视。然而，当代女性的话语权不似往常。在现代家庭中，相比过去，女性嫁入老公家后更懂得表达自己的需求、维护自己的利益。更有甚者，有些儿媳不懂尊重老人，在与老人发生矛盾时，儿媳往往选择不管不顾和忽视，也不想再耗心思去沟通。当家中的孙辈大部分时间交由祖父母照料之后，祖父母和年轻父母在教养理念上的差异更容易引发两代人的沟通问题。

（五）隔代照料对祖辈的情绪影响

众所周知，带孩子并非易事，尤其是0～3岁的幼儿正处于容易哭闹阶段，在祖辈照料中，孙辈的吃喝住行大部分时间都由祖辈负责，无疑需要祖辈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研究表明，祖辈在帮助亲辈育儿时，往往容易产生两种情绪，一种是正性心理状态，如价值感、幸福感、责任感、憧憬未来等；另一种则为负性心理状态，如焦虑、失落、脾气暴躁、敏感多疑等（张田、傅宏，2017；郑观蕾，2017；穆光宗，2017）。笔者访谈的10位祖辈照料者也大致分为正性和负性两种情绪类型，具体见下文访谈内容。

自从带了我这孙子啊，我的生活全都被这孩子给绑住啦，之前没带的时候我还有一点自己的老年生活哦，还可以去跳跳舞、打打麻将娱乐一下；现在我是根本没时间啦，这孩子天天哭啊、闹啊，不听话，搞得我烦死了。哎哟，他老是哭，一哭嘛就搞得我心情就老是不好，本来之前都开开心心的，我现在都（被）搞得碰到一点事情就容易发火咧！（T姓奶奶）

别说了，我这都70岁了，还得帮儿子带孙女，你说我这一辈子还能活多久啊，辛苦了这一辈子，结果老了嘛，还得帮忙带孙女。我儿子、儿媳他们呢，潇洒得很，自己跑出去旅游、去玩，孩子嘛他们都不管的，在家也就知道玩手机，带孩子带得我好累啊，他们也不懂，孩子嘛也不来主动和我们聊聊天，更不知道理解我们的苦闷！（Z姓爷爷）

通过访谈可以发现，大多祖父母在带孩子过程中具有相对负面的情绪，且多认为年轻父母不理解自己，容易出现苦闷、烦躁、易怒等情绪。相比之下，与祖父母不同的是，外祖父母则倾向于拥有更加积极乐观的情绪，具体见下文访谈内容。

一天到晚虽然我们都在带孩子，辛苦是没有办法的，但是我和孩子姥爷就天天说好了，他负责天天买菜做菜，我就带孩子，分工好了的。孩子妈妈嘛也是我自己的女儿，很多事情上都还是可以互相理解的。（Z姓姥姥）

我们嘛很喜欢外孙女的，毕竟我们就这一个外孙女，我女儿他们平时要上班，我就主动来帮忙带孩子，你看我外孙女，多可爱，她不知道给我和老伴儿多少开心呢。本来之前没带孩子嘛，在家都没意思的，现在有了这个小宝贝，她笑起来我都觉得好开心。那我也发挥了我的价值嘛，至少代表我还可以帮忙减轻家里带孩子负担嘛是不是？（M姓姥姥）

通过访谈可以发现，照料孩子的情绪对于祖父母和外祖父母来说可能有所不同，祖父母相对外祖父母而言似乎更不易理解孩子父母，也更难沟通，从而更易产生消极悲观的情绪，自己也会感觉被孩子捆住老年生活。老人既希望能够充分得到自己自由的老年个人生活，又考虑到现实的家庭责任和义务，产生一种在当前隔代照料老年人中普遍存在的“矛盾情绪”（Ambivalence）。当这种“进退两难”成为常态后（Goh，2006），祖辈如何能够平衡自由和责任成为需要进一步探讨的议题。

外祖父母属孩子妈妈“娘家人”，更能贴切理解和心疼自己的女儿，情绪更加积极乐观。访谈中发现通过带外孙、外孙女，外祖父母这一方是能理解孩子父母的辛苦的，并且认为养育孩子能够给自己的老年生活增添乐趣，还能体现自己在家中育儿的价值感。此外，也有研究发现多代同堂的隔代照料人的负面情绪要多于仅由祖孙两代组成的家庭中的老人（程昭雯、叶徐婧子、陈功，2017）。

五 结语

本研究采用了问卷调查法和深入访谈法，并以后者为主，对我国城市家庭的隔代照料做出了初步的探索性研究。我们发现，一方面，在0～3岁幼儿城市家庭中，孩子由祖父母照料的三代同堂家庭结构较为普遍；另一方面，在隔代照料中，祖父母同样是需要关爱的一方。老人出于家庭情结和对亲人无私关爱等原因，抽出自己的退休时间帮忙育儿是件值得孩子父母尊敬的事情。同时，祖父母也希望得到来自孩子父母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访谈发现祖父母与孩子父母的沟通情况有待改善。孩子父母虽将主要精力放于工作，但也需要抽出一定时间主动与祖父母沟通，给予他们足够的理解、支持和关爱，这样也能够让祖辈在育儿过程中收获来自家庭的快乐和温馨。尽管由于访谈样本量过小的局限性，本研究的结论并不一定具有广泛的适用性，但是本研究通过初步的探索，仍然展现了当下中国家庭隔代照料的部分现状，可以作为今后相关研究的参考，对于“全面二孩”政策下的照料方式变化的探讨具有启示意义。

最后，针对新家庭结构转型下隔代教养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善。第一，祖辈和亲辈均需要突破沟通上的心理防线。由于不同的生活经历和教育环境，祖辈和亲辈持有不同的育儿理念在所难免。亲辈此时尝试沟通是解决冲突的一剂良药，而不是双方都选择隐忍，一次次的隐忍并不能解决好双方的矛盾与摩擦。祖辈相对于年轻一代的亲辈而言，表达自己感受的方式更为含蓄。亲辈作为晚辈可以更积极主动地找祖辈沟通聊天，通过双方的沟通，发现平时潜在的问题和矛盾，从而解决问题，也能减少不必要的摩擦与冲突。同时，祖辈也需要意识到自己的表达需求，面对不被理解时懂得自己有权利表达出自己的感受，这样才有利于家庭整体和睦，也能为孩子提供和谐的家庭氛围和成长环境。第二，照料孙辈的任务应该适当交还亲辈。例如，很多父母的职能和作用只有孩子自己的父母亲自实现才有成效和意义。如果让祖辈长期担负父母的照料责任，容易产生“隔代亲”现象，孩子会对祖辈产生更多的情感寄托和依赖心理，不利于孩子与父母的健康亲子亲密关系的形成。在0～3岁幼儿成长过程中父母双方的亲职角色非常重要。父亲角色会对幼儿的人格成长、社会模仿等方面产生深远影响，母亲角色则能给予幼儿在此阶段所需要的信任感和亲密感。父母亲角色长期由祖父母代替不利于孩子今后的人格发育及成长（肖雅勤，2017）。第三，祖辈和亲辈需根据实际情况分配好各自的照料内容。祖辈在教养孙辈时应该和亲辈分配好工作，不应全由祖辈或亲辈“一体式”包揽，可以根据彼此条件互相分配好对孙辈的教养内容。例如在幼儿今后的学习方面，大部分祖辈受教育程度未及亲辈，则亲辈可以主要负责辅导孩子的学习任务。亲辈在外集中精力于工作的时候，在家中照料孩子的主要为祖辈，后者可以更多分担家务，担当起生活照料起居等任务。第四，当地政府应该大力发展家庭社会工作领域人才建设，让更多家庭社会工作者可以有效地入驻家庭，例如开展祖辈小组社会工作及新手父母小组活动，为祖辈和亲辈培养新的教养理念做准备。社区里也可以设置“老年育儿课堂”“家庭育儿课堂”等活动。通过动员基层社区的有需要的家庭来参加这些育儿知识活动，使祖辈也能了解到新的育儿观念，与亲辈的育儿观念及时沟通，也可减少祖辈和亲辈在照料理念上的差异，从而更好地促进隔代育儿中的家庭代际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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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乐璐，上海大学社会学院社会工作专业硕士；陈佳，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领域：家庭社会工作、老年社会工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