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无论是国家的方针政策和硬件工程的建设，还是人文精神方面的推进，政府与社会都更为热切地关注西部地区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大量的中青年作家从事文学创作，并在茅盾文学奖与鲁迅文学奖等各种文学评奖中占据一席之地，学界也掀起了西部文学研究的热潮，但对于西部乡土小说的整体研究还存在进一步拓展与完善的空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现代人的伦理问题与道德行为不断地引发研究者的关注与质疑。西部作家在文学创作中自觉地流露对社会伦理问题的关注，对人的道德行为的反思，从而形成一种伦理书写的趋向。相对来说，在环境艰难、条件落后的地区更能体现出人的道德情感与伦理水准，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无论是对社会整体还是对人的存在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当前审美日益生活化与大众化的社会背景中，对于乡土小说中伦理问题的研究与探讨显得尤为重要。选择伦理视角并结合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来对西部乡土小说进行整体性研究，是本书尝试与为之努力的目标。

本书中所涉及的研究范围是西部12省区（陕、甘、宁、蒙、青、新、川、滇、黔、桂、渝、藏）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家乡土小说创作中书写与乡村生活密切相关的作品。有些作家曾经生活在西部，后因各种原因而离开西部，但小说创作的题材和内容仍然涉及西部，也归属于本研究的范围之内。如曾经有过新疆生活经历的温亚军和红柯，转身内地后书写新疆题材的作品，早年远离内蒙古定居北京的郭雪波，其文学创作主题依然是无法割舍的故乡科尔沁沙地等。

这里需要明确的有两点，也是近年学术界富有争议和热烈讨论的两个问题：

一是对于“西部文学”概念的界定。有些学者[1]主张从地理涵盖的范围来划定，大多以西北五省（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和川渝地区的作家创作为主导来囊括“西部文学”。有些学者则坚持模糊地理行政划分界线，从文明、文化、文学的形态来强调“西部文学”。丁帆教授提出“文化西部”的概念：“‘西部’是一个由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以及民族、宗教、文化等因素构成的独特的文明形态的指称，与地理意义上的西部呈内涵上的交叉。它的边界和视阈，既不同于地理地貌意义上的西部区划，也不同于以发展速度为尺度所划分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它是以西部这一多民族地区所呈现出的生产方式、文化、民族、宗教的多样性、混杂性、独特性为依据划分的，主要是指：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两省为主体的游牧文明覆盖圈。”[2]赵学勇、王贵禄提出要从“文学的视阈上来定义西部文学，所谓西部文学，无非是从大量书写‘西部’的文学中归纳、升华出来的更具有整合力与概括性的一种文学形态的命名。把西部文学看做是‘写西部的文学’而非‘西部的文学’”[3]。无论是强调文明形态还是以文学的视阈来看待“西部文学”，都充分说明当下文学研究有意弱化地域界限，更多注重人文精神与审美内涵的研究趋向。

二是关于“乡土小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扩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多元文化语境的形成致使乡土小说的概念和视阈有所改变，丁帆教授认为：“典范意义上的现代乡土小说，其题材大致应在如下范围内：其一是以乡村、乡镇为题材，书写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生活；其二是以流寓者（主要是从乡村流向城市的‘打工者’，也包括乡村之间和城乡之间双向流动的流寓者）的流寓生活为题材，书写工业文明进击下的传统文明逐渐淡出历史走向边缘的过程；其三是以‘生态’为题材，书写现代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4]贺仲明教授提出：“‘乡土文学’概念内涵应该比以前更宽泛，也更明确，就是它应该回归‘乡土’本身，以‘乡土生活’作为它最基本的内涵，即只要是写乡土生活的，不管它写的是否是农民的生活，不管有没有体现‘乡土意识’与‘地域特色’，都应该属于乡土文学。在这一前提上，它应该完全涵盖传统的‘农村题材文学’，又比它更丰富。而对‘打工族’文学则根据作品的主要生活场景和主要人物来判定，故事背景在乡村，或者主要在乡村则属于乡土文学的范畴，另外囊括了描写大自然（森林、草原、沙漠）景观、动物生活、游牧民族生活的作品，更为强调乡土背景。”[5]无论学者如何具体界定乡土文学的涵盖范围，无疑都表明他们对乡土文学外延的不断扩展持一致的认同态度。

在此，我们认同学界阐释的“西部文学”和“乡土文学”概念和范畴，但因本书研究涉及的作家和作品较多，理应有一个地理范围的划分，这样有利于查阅、整合与概括研究的主体内容。因此，选取西南五省份（四川、云南、贵州、西藏、重庆）和西北五省份、自治区（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以及内蒙古、广西两个自治区，但不完全绝对化，要视作家创作的情况与文学作品书写的主题内容而定，涉及研究的省份会有差异。本书中研究的西部乡土小说大致是指描写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乡村生活、风俗人情、自然景观（大漠、沙地、草原、湖道）、伦理道德（人与人、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作品，有些作品创作背景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但其中包含乡土伦理书写内容也列入本研究范围之内。

关于伦理的概念与范畴的界定问题，中国与西方有不同的文化背景阐释。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伦理”的早期词源解释为：“‘伦理’在古希腊文中为‘ethos’（习惯、习俗）。早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就已经出现了这个词，意思为人的住所或居留之处，用来指称人居住于其中的敞开的场所。后来意义扩大，表示风俗、习惯以及所形成的人的品格和气质。伦理是相关于品格和风俗习惯（也就是广义的一切规范、典章和制度）的。”[6]可见，伦理在这里被认为与个人的品格和风俗习惯紧密相关。中国文化中的“伦理”是指“客观的人伦之理”[7]，“伦理关系就是人伦关系，人与人之间体现、反映其伦理规定的关系”[8]。这里的伦理更多被阐释为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总之，关于“伦理”学界有着不同的定义和理解，但一致认为伦理是指导人们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他人等关系的道德规范。文学自肇始以来与伦理道德就有着密切关联，文学中表达的真、善、美，无疑离不开对人伦道德的阐释。正如研究者所言：“文学是关于人的伦理的文学，也是关于生命伦理的文学。”[9]“在小说的技巧和形式里，总是包含着小说家的主观态度和主观目的，包含着道德意味和伦理内容。小说艺术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小说伦理的问题。”[10]因此，作家文学创作中的人伦情感表达与人情风俗、社会习俗等问题的探讨必然涉及伦理道德的书写。

本书中涉及伦理研究的范围是指文学作品中有关的伦理书写内容：一是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如家庭成员的亲情、两性间的爱情、邻里友情等人际关系。二是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人与土地等之间的伦理关系。三是西部特殊的地域人情民俗，宗教伦理观念等。此外，还探讨作家自身的伦理观念，作品中反映的社会伦理问题等。当前学界关于小说与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叙事伦理视角、文本伦理问题展现，更多是对当代文坛东部作家小说中的伦理问题研究。李建军在《小说伦理与“去作者化”问题》一文中指出：“20世纪的现代主义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存在流于形式而缺乏伦理建构的弊端，如‘去作者化’倾向，引发小说创作‘去伦理化’趋势，作家道德意识的淡化和伦理作用的弱化。并试图纠正‘去作者化’的小说理念，克服非道德化、反交流的叙事方式，以便重归和继承伦理现实主义的叙事传统。”[11]研究者对小说的伦理问题和艺术的本质关联，作家的伦理态度和伦理思想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对读者的启发以及引起的社会道德效果等问题进行清晰的阐释，一些观点值得认同。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蓬勃发展的历史趋向与艺术努力已足以证实，它在中国乡土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取得了不可忽视的地位。西部乡土小说显示它独特的一面，它在多元历史背景发展中形成了丰厚的地域文化底蕴与异域自然审美格调，为当前乡土小说的发展增添了多样姿色。西部独特的文明形态与多民族文化共同的背景下，西部作家的小说创作一方面试图突破地域限制，努力回归当前主流文学发展潮流；另一方面又保有自身特有的本土文化魅力，展现出有别于东部作家创作的独特韵味。它以西部特有的文学想象与话语方式，建构乡土、宗教、文化、民俗、伦理、自然相融的叙事世界，呈现出苍凉空旷、浪漫诗意、平淡质朴、苦难贫瘠、生命本真等多元的艺术审美特征，这无疑给中国当代小说创作带来了别样的艺术风格。西部乡土小说展示的地域文化、民族审美、宗教色彩等都在当前文学发展中独树一帜。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褪去了50、60年代政治革命激情下的宏大伦理叙事与80年代的时代史诗性伦理表达，转变为细碎化的日常生活伦理书写，淡定平静地表达普通民众的世俗人生。作家伦理姿态也由以往的忧国忧民与重国思家的厚重感转变为客观中立地表达世俗人文情怀。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书写更为贴近现实生活，更加直观地反映乡土伦理现状，体现着西部作家对农民生存状况和西部文化的深层思考，其创作上所取得的成就和变化推动了当代文学的发展，毋庸置疑，西部乡土小说已成为乡土小说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伦理问题是当前作家密切关注的创作话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时期，人们不自觉地改变着自身的道德价值观和生存观。伦理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重视，而文学作品中表现的伦理道德是呈现怎样的书写状况与发展趋向？这与现实伦理存在着怎样的关联？作家创作中是如何来表达自己的伦理观？一系列的问题引发了我的思索与好奇。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小说创作日益繁荣，其中涌现出以贾平凹、夏天敏、石舒清、郭文斌、红柯、雪漠、冯积岐、李一清、贺享雍、罗伟章、东西、鬼子、阿来、王新军、刘亮程、温亚军等为代表的西部乡土作家创作，更加关注农村社会发展与农民的生存现状，城市化进程给乡村带来的现实问题。这些后起并被边缘化的西部青壮年乡土作家尤为关注在城市化进程中，乡村的不断消亡，土地的荒芜，留守人群的生存痛苦，外出农民工徘徊于城乡之间尴尬的求生状态等社会问题，这无疑都是增强了文学与社会的密切关联。农村和农民的话题在当前社会发展中日益成为国家和社会关注的热点，农民在社会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农村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进步。西部与东部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状态，通过对西部乡土小说中伦理书写的梳理和挖掘，试图发现乡村伦理与社会进步，人的生存与伦理的关联，作家创作中的伦理姿态与现实伦理存在的差异，人在特定时期（贫困、饥饿、生存）应该如何把持自我道德观念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西部乡土作家立足本土书写的坚定与为之作出的努力，引发我们对此进行思考和研究。

中国乡土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人伦道德发展的演进，近30年来中国西部农村经历了经济迅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加速等所带来的社会体制变革，深刻地影响着乡村人伦道德的发展。正如研究者所言：“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12]现代化进程向西部乡村地区的演进，一方面给农村和农民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农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生活质量得到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卫生条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另一方面在开阔农民视野、解放思想的同时，也深刻地改变了农民的道德价值观念，传统道德价值观念受到了现代观念的强烈冲击。新一代农民追求自由、平等的权利和意识普遍增强，特别是年轻农村女性勇于突破传统情爱伦理的束缚，追求自己的幸福。但是，一些消极的道德观念也在农村地区传播开来，如金钱物化观念、利己主义等，导致人们为了金钱利益而疏远淡化人际关系。加上农民进城务工高潮，加速了城乡之间不同道德观念的交流，新老两代农民观念的巨大差异以及相互之间的碰撞，导致了许多民间伦理悲剧的发生。因此，对西部乡土小说中的伦理问题研究，有助于更深地认识西部农村伦理发展的现状与农民道德观念的变化，更好地引发人们对自我伦理的深思和反省。作家对于西部乡土社会中因经济与道德水平发展的不同步而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揭示，具有强烈的警示作用和启发意义。

西部文学自20世纪80年代进入文学研究的视野，始于西部文学概念的提出、界定及文学内容的深化，[13]到90年代从西部文学的地域性文学和文化研究，强调本土特色、民族色彩、地域作家（以陕、甘、宁为主），在作家作品的文本研究方面有进展，强调西部文化地域性与西部小说的艺术表现和作家审美追求的关系。21世纪以来，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对西部经济建设和文化发展予以大力扶持。在文学发展方面，西部作家也不甘示弱，创作出大量的文学作品，小说创作方面尤为突出，再次掀起西部文学研究的热潮。[14]既重文学史观的研究，又兼顾对西部文学不同体裁的研究。相对于其他文学体裁（诗歌、散文等），小说的形式和故事结构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西部的文化实质和精神内涵。

当前学界关于乡土小说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种路径：一是注重文学史观与主流代表作家的研究。[15]学者们注重文学史观的整体研究，从社会历史变迁背景来研究乡土小说叙事模式与艺术表现的变化，这也是当前乡土小说研究中富有代表性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二是关注乡土小说的拓展范围、生存立场、叙事格局、作家创作姿态等问题的研究。研究者已意识到西部乡土小说创作在乡土文学整体发展格局中起着重要作用，西部代表性的作家和作品已成为乡土小说研究的重点。[16]赵学勇等的《新文学与乡土中国——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与西部文学研究》[17]从“生命”主题、现代意识、文化人类学、地域特性等视角来探讨西部乡土文学，重点考察路遥、贾平凹、陈忠实、邹志安、李天房五位陕西籍作家的文学创作。李继凯的《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学》[18]、马丽华的《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19]、韩子勇的《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20]等分别从西部特殊的地域文化特点考察地域作家的小说创作。研究视点集中于西部地域文化、生存背景、乡土审美意识之间的关联，研究局限于地域作家，主要是针对甘肃和陕西两省的个别作家作品研究。探讨西部地域文化背景对乡土作家创作的影响和关联，作家创作心态和审美艺术手法等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丰富的西部文学背景史料，研究思路和方法的启发。

新世纪以来，一些西部文学研究专著中对西部乡土小说进行章节式的重点评述。丁帆先生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21]以西部的独特文明形态来驾驭西部文学发展史的研究。其中《人性悲吟——西部乡土小说（1979—1992）》一章中评述西部乡土小说，考察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代表作家，分析其创作及文体特征与西部自然人文观的密切关联，开西部乡土小说研究之先。李兴阳的《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1976—2005）》[22]以多重文化语境为视角，全面详细地考察西部当代小说文体的文学精神和审美，受民族文化的多元影响从而凸显其多样。重点从西部社会的现代转型、自然人文景观、民俗风情等视角考察西部乡土小说，探析西部作家从对乡土文化现代性焦虑中的守望与逃离，转向于生命伦理的关怀。赵学勇、孟绍勇的《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23]从西部地理人文环境对小说创作的影响入手，探讨西部小说的流变，在当代文学格局中的位置，作家的审美追求，西部小说与宗教民俗的关系以及与新都市小说的差异性，考察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西部小说的发展走向等问题。赵学勇、王贵禄的《守望·追寻·创造：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24]从文学发展史的研究视角，以西部重点作家个案研究为支点，探讨地理环境、生态民情、宗教文化等外部因素与文学的关联，建构西部小说的发展动态及主流话语趋向。以上研究注重从文学史观、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西部特殊的自然景观和民俗风情等地域背景来研究西部乡土小说。研究者把西部乡土小说视为西部小说中的一种创作类型，以文学史阶段性研究形式呈现，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期的乡土小说创作，研究的范围大多仅限于西北五省份，极少涉及西南地区的乡土小说创作。

本书的着眼点与写作思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中伦理书写的典型作品和代表作家的作品进行查阅与梳理，考察社会变迁过程中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基本状况和特点，试图发现西部乡土小说创作的变化与独特。其中对家庭、情爱和正义三种典型伦理书写的整体状况与特征做深入研究，进而探讨西部乡土作家伦理书写的姿态与创作艺术表现特征等问题。结合西部特殊的地域文化、自然环境、民族风情等人文背景来阐释西部乡土小说中伦理书写的内涵与特征。把对个别作家的研究放入西部乡土小说整体发展与社会变革背景下进行考量和解读。西部地区蕴含着浓厚的地域人文风情，西部作家在创作中自然地流露出对民族风情的描写，借用民俗研究资料和观点对其进行解读。

首先，梳理西部乡土社会变迁过程中伦理书写的整体状况，力图通过不同角度还原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全貌。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概况主要表现为：伦理书写内容主要集中于农村内部、城乡之间、人与自然等关系领域，作家伦理书写姿态与批判立场的多元，艺术表现的丰富多彩。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发展趋向表现为：伦理批判姿态呈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伦理视野上呈现由人文转向自然的扩展，评判标准上呈现从狭窄到多元的分化。西部乡土小说呈现独特文化背景下的伦理书写特征：多元文化背景中的多元伦理书写，内陆封闭地理环境下传统伦理氛围的深厚，多彩独特的民族特质。

其次，重点探析西部乡土小说中家庭伦理、情爱伦理、正义伦理书写主题。从父子、夫妻、兄弟姐妹、邻里等各种家庭关系书写的整体情况，去发现各种伦理关系书写的类型与人际关系发展的趋向。父子关系呈现传统、现代、异化的三种书写类型；整体形态上表现为从传统到现代的趋向，作家伦理姿态上呼吁父子关系回归现代伦理正常化。夫妻关系表现为男权视角下女性地位的低下；平等相爱的现代型夫妻关系；现代女性地位的颠覆，充分见证夫妻伦理在现代社会和家庭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兄弟姐妹关系表现为传统美德视阈下的手足情深；现代物化的手足之情；手足的对立与冲突，从而见出金钱利益和个人私利成为现代人衡量兄弟姐妹关系最重要的评判标准，西部作家以此呼唤传统深厚兄弟姐妹关系的回归。邻里关系呈现由和睦友好转向日趋淡化的邻里风情，西部作家整体表现出对良好乡村邻里秩序的重建意识。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物化感，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的隔离感，都深刻影响着乡村人际关系的变迁。

从爱情与伦理、生存与情爱、乱伦与人性、理想与现实四个角度探讨伦理、情爱、生存的关系。关于爱情与伦理关系呈现为两种不同的形态：保全道德压抑情欲与违背伦理追求爱情。面对生存与情爱的道德抉择，追求爱情而舍弃生命，维持生存背叛情爱伦理。西部作家探讨人的情爱错位乱伦现象，更多突出农民乱性的无知与罪恶，乱伦的主要形态，乱伦发生的原因与接受的道德惩罚等问题。关于爱情选择的两种形态问题，西部乡土小说展现出人们向往理想爱情的自由与美好，现实爱情则更多地受各种功利因素的制约。

从人的正义、自然正义、人的存在与异化三个方面来分析正义伦理的表现和变化。西部作家创作上呈现寻求生命审美意象，敬畏生命本真，回归自然正义的生态审美写作趋向。从正义与功利视角探究西部乡土小说中民正义与官正义的两类人群的伦理表现，以此探讨人在道德悖论和道德困境中的价值选择问题。西部作家分析人的生存形态与人的异化现象，展现出多元文化背景下伦理形态的多样和人的道德观念的嬗变。

再次，从乡村文化与作家心灵视角探讨西部作家伦理书写的姿态与立场、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与伦理思考困惑等问题。西部乡土作家的创作姿态整体呈现为：一是苦难伦理情怀，鬼子的小说创作坚守苦难叙述，冯积岐以乡村权力视角来书写农民的苦难与人性压抑，罗伟章从底层病态苦难立场书写边缘者生存的艰辛，冉正万、王华站在乡村留守者的立场，诉说着现代乡村家园的苦难困境。二是乡村浪漫情怀。雪漠、郭雪波、漠月在小说创作中以浪漫伦理书写，抒发对生存之地大漠、戈壁、荒原的敬仰与热爱之情；郭文斌在他的乡土小说中建构着乡村诗意真善美的伦理世界，以传统儒家伦理改变现代人的浮躁心灵，试图回归平静与安详。三是农家感恩情怀。宁夏西海固作家群中的石舒清、马金莲坚守农家感恩姿态进行乡土伦理叙事，了一容和李进祥则坚守着为农家底层而写作的伦理立场。四是探讨贾平凹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坚守平民立场与精英意识并存的写作姿态，从早期创作中对现代伦理的期待转向为当前的质疑与批判以及对乡土伦理发展思考的困惑。

最后，探讨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艺术表现。在艺术手法上，西部乡土小说呈现以现实主义为主的多重艺术借鉴，大部分乡土作家坚守纯正的乡土写实风格；极少作家的创作手法上借鉴西方现代小说艺术，形成一股先锋艺术的余温与现实现代手法融合并用的格局；少数民族作家用特殊的民族宗教背景与神秘氛围的烘托，小说创作中呈现魔幻与超现实色彩；乡土小说的文体特征上，因西部特殊的自然景象与人文情感的融入，小说呈现诗性的意境、诗性的抒情、诗性的语言与散文化特征；另外，乡土作家创作中融合了西部地方民俗、民歌与方言的运用，呈现出西部地域色彩与多元民俗文化相融的艺术审美特征。由西部乡土小说中伦理书写命题研究引发的启示与思考，通过整体研究得出西部乡土小说中伦理书写整体向度呈现为：作家热衷于当下乡土伦理价值的探讨，力求重建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作家进行自我伦理精神层面的建构，从多种伦理角度来反思现代社会的伦理变迁。以此探讨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以及对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局限做出反思。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尝试以文学审美感悟与伦理阐释相结合的原则，从对西部主要文学期刊进行大量搜集与整理中，去发现和挖掘有关西部乡土小说创作中涉及的伦理书写与道德现象，西部中青年作家的乡土小说创作成为本书展开的重点与支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深切地感受到现代社会的剧烈变革，对于文学发展形态与作家创作产生的影响和变化。对于西部乡土小说而言，作家关注伦理主题、道德现象、价值取向的变化，创作中展示的人文精神、道德意识、生存困境等问题的思考，无疑与这个变革时代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以及西部特殊的地理环境、民族文化、宗教民俗等方面都有着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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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学勇、孟绍勇在《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一书中采用了以西北五省份（陕、甘、宁、青、新）的小说创作来代指当代西部小说的整体面貌。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李兴阳在《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1976—2005）》一书中界定“西部小说”为：“就其地域范围而言，以新、甘、青、藏、宁和内蒙古为其阈限；就其外形内质而言，应指涉西部文明形态；就其创作主体而言，有‘西部小说’创作的作家，不论其地域隶属关系如何，都在讨论之列。”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2] 丁帆主编：《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3] 赵学勇、王贵禄：《守望·追求·创生：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页。

[4]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9页。

[5] 贺仲明：《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8页。

[6] 龚群：《社会伦理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7] 龚群：《社会伦理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8] 龚群：《社会伦理十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

[9] 谢有顺：《中国小说叙事伦理的现代转向》，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10年。

[10] 李建军：《小说伦理与“去作者化”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11] 李建军：《小说伦理与“去作者化”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8期。

[12] 谢遐龄指出：“中国社会从农业社会进展为工业社会，可以仍然是伦理社会。经济繁荣不必然带来社会性质变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必然带来社会性质转变。现代中国社会的社会关系中，古代传统的‘五伦’关系除君臣关系外还都存在，只是在社会结构中的重要性发生了变化。现代中国社会的‘单位’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主要意义是伦理关系。”参见谢遐龄《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6期。

[13] 1985年之前的西部文学研究形式基于随笔、研讨会的性质，形式上比较自由，主要在《阳关》、《西藏文学》、《新疆文学》（后改名为《中国西部文学》）、《当代文艺思潮》杂志上发起对西部文学概念的界定，文学发展的整体脉络，贯穿于西部文学发展的边界意识、精神实质、审美特性和各种文学体裁的讨论。1985年9月西部文学讨论会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年会在甘肃天水召开之后，西部文学探讨逐步展开，肖云儒的专著《中国西部文学论》（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余斌的《论中国西部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6年第5期）等考察西部地域文化对文学形成产生的影响。

[14] 主要以上海、南京、兰州、西安等地高校掀起西部文学研究热，丁帆主编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李兴阳的《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1976—2005）》（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赵学勇、孟绍勇的《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赵学勇、王贵禄的《守望·追寻·创造：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马为华的《中国西部文学论》（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2003年），王明博的《多元与边缘——河西当代的地域文化阐释》（博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1年）等等。

[15] 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贺仲明：《一种文学与一个阶层——中国新文学与农民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陈国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

[16] 丁帆、李兴阳：《中国乡土小说：世纪之交的转型》，《学术月刊》2010年第1期。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生存的特殊背景与价值的失范》，《文艺研究》2005年第8期；贺仲明：《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新趋向》，《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论中国乡土小说的现代性困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17] 赵学勇等：《新文学与乡土中国——20世纪中国乡土文学与西部文学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8] 李继凯：《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9] 马丽华：《雪域文化与西藏文学》，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20] 韩子勇：《西部：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21] 丁帆主编：《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223页。

[22] 李兴阳：《中国西部当代小说史论（1976—2005）》，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226页。

[23] 赵学勇、孟绍勇：《革命·乡土·地域——中国当代西部小说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24] 赵学勇、王贵禄：《守望·追寻·创造：中国西部小说的历史形态与精神重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