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1980年的大酱

王海滨

我家房后有一小片蓖麻地,稀稀拉拉地长着一些蓖麻。蓖麻结子的时候,三奶奶罩着白羊肚手巾会去摘蓖麻子。我和二仓正在蓖麻地边上玩“印板”——泥巴做的,圆形,上面有凹凸的图案,供我们自己仿制,相当于现在制作橡皮泥的模板,随口问三奶奶蓖麻子能吃吗。

“小祖宗们,可不能吃。会毒死人的。”

我们一听赶紧跑开了,背后,三奶奶还在高声叮嘱:

“这蓖麻叶啊蓖麻秆子啊,也别随便动啊,都是有毒的,听见了没有?”

我们听见了,但是齐声喊:

“没听见——”

喊完就哈哈大笑。

蓖麻子收完了,三爷爷会在蓖麻地边缘种几行胡萝卜或者茴香或者大葱,总之不会让地闲着。

二仓问:

“你三爷爷那个人整天不是扛着锄头就是抡着耙子,怎么那么忙呢?”

这我哪知道,闭口不答。

二仓他娘满囤婶子恰好捂着腮帮子走过——她牙疼病又犯了,正紧忙地去村头供销合作社买一包糖精,糖精专治她牙疼,随口搭话:

“要都像你爹,横草不拿竖草不动,人那一大家子早喝西北风儿去了!……我可是倒了大霉我,哎——哎——”

满囤婶子说得没错,三爷爷家人口是多:有一个老奶奶——已经很老了,满脸褶皱如枣核,牙齿全无,一张嘴说话透风撒气:

“pī啊,快来,我这还有颗醉枣儿。”

才不去,我明明叫“滨”,却给喊成“屁”!

天气好的时候,老奶奶爱拄着榆木白拐棍拧着小脚到村头河边看河水东流。她的脚粽子大小,塞在粽子大小的小鞋子里,鞋是白底黑面,白是白黑是黑,一尘不染;走起路来,颤颤巍巍摇摇摆摆,她在前面走,我和二仓就在后面学,三奶奶见着了,笑哈哈地一巴掌轻轻打在我屁股上:

“臭小子,学得还真像——”

三个叔叔,老大在县化肥厂当临时工,刚刚结婚。结婚那天,姐姐们带着我去闹新房,我拿到了一瓶雪花膏——小辈们闹新房可以拿走新娘子陪嫁的小物件,例如小镜子、梳子、搓脸油什么的。回到家,我把雪花膏送给了二姐,二姐打开盖子,小心翼翼地揭开锡纸一角,放在鼻子底下一闻,马上闭上眼睛,一脸陶醉:

“真香啊——”

用小手指抹出豆粒大小一摊雪花膏轻轻往脸上抹,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抹了一个遍——这是她第一次拥有一瓶属于自己的搓脸油:

“四儿,走,姐去给你折‘甜棒’去。”

甜棒就是还未长穗的玉米秆,有的会很甜。

三姐没得到雪花膏,第二天坐在我家门洞里抹眼泪,老大新婚的婶子正挑着水桶去胡同口的井里担水,一扭脸看到了,忙问怎么了,三姐抽抽搭搭地如实告知,新婶子把扁担和水桶往地上一放,转身走了,不一会儿笑嘻嘻地回来了,手里拿着另外一瓶雪花膏:

“这是你的。快别哭了,哭皴了,雪花膏也遮不住了……”

三姐把那瓶雪花膏紧紧捂在胸口,生怕雪花膏长腿跑了,脸上挂着泪水咧开嘴笑了。

事后,三姑姑对大姐说,嫂子总共陪嫁了两瓶雪花膏全到了我们家。

老二老实木讷,中学没毕业就辍学在家。母亲一见他,就吩咐我跟他去玩,实际是让他看着我——自接受任务开始,他的眼珠子一刻都不会离开我,比外祖母都上心。

老三比我大不了多少,刚上小学三年级,正闹着要辍学:

“……是真不懂啊,你没看见我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

三爷爷一脚把他踹开了:

“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他爱下河摸鱼:和几个半大小子下到村头小河沟里,先堵上两头,然后在封闭的河面上起劲儿地来回蹚,直至把河水蹚浑,鱼啊虾啊被呛得全浮上水面来喘气,被抓个正着;抓的最多的是小鲤鱼小鲢鱼小鲫鱼,带回家后,交给三奶奶和几个姑姑们收拾一番,抹上盐,在大铁锅里煸熟——搁油很少,油搁多了就叫炸了,吃起来焦脆,很咸,就着一条拇指大小的小鱼可以吃掉一个窝头;偶尔会抓住嘎鱼——黄颜色,头大身子小,嘴角两边有尖利的刺,一不小心会被扎破手,肉很鲜美。

老三炫耀说,有一次抓了满满一脸盆嘎鱼,回到家把鱼开膛去肚地洗干净,用大姑姑织毛衣的竹签子钉了满满一锅盖,扣在锅上,大火猛攻,鱼肉被水蒸气蒸熟后稀里哗啦地掉落在加了葱姜盐的锅里,刺却留在锅盖上——这事儿,我不怎么信,因为从没见过他真抓过那么多嘎鱼。

我见过老三抓过一脸盆的河蚌,都鹅蛋大小,还张着嘴喘气呢,满满一大盆,累得他走走停停,歇了好几次才到家——河蚌肉筋道,很有咬头;吃过的蚌壳码放在墙头上,阳光一照,远远地晃眼。

老三每次去抓鱼都会给我带回几条“神仙鱼”:一两厘米长——最大的一条不过四厘米,薄薄的身体,大大的肚子,色彩五彩斑斓,太阳光一照亮晶晶闪烁,放到罐头瓶子里,不几天色彩尽褪,还原成普通小鲫鱼的模样。

为什么这种鱼在河沟里是彩色的,一到家养就褪色呢?

至今也不明白。

去年回老家,和一个晚辈说到这种鱼,他们大睁着眼睛:

“哪里有这种鱼?从来没听说过啊……”

哎。

我央告老三再抓鱼的时候带着我和二仓,他同意了。来到村头河边,他吩咐我们负责看衣服:

“要是敢下到水里,以后就再也不带你们出来了。”

他表情很严肃,我们不敢不听,一人抱着一个脸盆老老实实坐在树荫底下,他抓到鱼就扬手使劲扔到岸上,我们急忙颠颠儿地跑过去捡到盆子里。那一次收获很丰富,不仅有鱼,光半厘米长的小虾就抓了几十只,还有十多条神仙鱼。我们对老三崇拜极了,回村的时候紧跟在他屁股后面,努力跟上他的步伐。远远地看见三爷爷扛着锄头走在前面,我忘形地追上去,炫耀“战斗”成果,三爷爷欣赏地看了看我手中的罐头瓶子:

“赶快回家去换一个大点的瓶子,不然这么多鱼一会儿就全憋死了。”

一扭头把老三踹个仰面朝天:

“他们这么小就带着去下河吗?谁给你这个胆子?再有下次,打断你的腿。”

三爷爷牵着我的手往家走:

“小孩子可不能随便去下河,淹死的都是会游水的……”

身后,老三委屈地爬起来,把洒落在地上的鱼啊虾啊一一捡到盆里,一边捡一边抹泪。

三个姑姑老大在县棉纺厂当临时工,老二老三也早早辍学在家,每天都罩着和三奶奶一样的白羊肚手巾,扛着锄头铁锨上地挣工分。

村头能说会道的胡大娘给大姑姑说了一个婆家,男的是一个从甘肃酒泉回来的退伍兵。三奶奶跟我母亲说让我去压车。

压车,一般都是至亲晚辈,一个或两个,结婚那天紧跟新娘子,是件很光荣很实惠的差事。

母亲急忙谦让:

“让老三去吧,老三不愿意吗?”

老三当然愿意,但是三爷爷愿意让我去:

“老大跟你家四儿亲,一家人一样,就四儿了。”

结婚那天,我穿上了过年才穿的新衣裳,被大姑姑握着手,坐在三爷爷借来的胶皮轱辘大马车上,父亲骑着自行车也作为送嫁的跟在马车后面。那天,父亲喝酒的气势很豪壮,唬得大姑姑婆家一众陪席的私下打听:

“这人是新媳妇的亲哥哥吗?”

“哪儿啊,好像就是邻居。”

打听者竖起了大拇指:

“啧啧。”

在父亲通过喝酒给大姑姑装势造威的时候,我正在大姑姑身边如坐针毡,紧紧捂着上衣口袋,宴席吃到一半,实在忍不住,撒谎说想上厕所,她婆家一个陪席的婶子急忙牵着我的手送到厕所门口,我躲在里面,掏出口袋里的红包,打开:

呀,十块钱!

要知道,当小学老师的母亲一个月工资才27块钱啊!

一兴奋,尿撒到了新鞋子上。

那十块钱在我身上还没捂热乎,一到家就被外祖母收去了:

“正好,你俩姐该交学费了。”

还是回头来说三爷爷吧,他们一大家子住在我们胡同一个南北狭长的小院落里,正房三间,中间是堂屋兼灶间,东边一间住三爷爷三奶奶,西边一间住老奶奶;两间东厢房住着三个叔叔——老大结婚后,老二老三就搬到北房和老奶奶一个房间了,一间西厢房住着三个姑姑。

我有事儿没事儿地就去三爷爷家,找老奶奶要醉枣儿——她炕里头一个瓷坛子里,一年到头有醉枣,随时随地变戏法一样塞给你一颗或者两颗,酒香十足,每次,三奶奶都善意地提醒:

“这醉枣后劲儿大着呢,可别醉喽啊……”

找老三玩——三奶奶一般不放心让他带着我玩,爱让我去找老二:

“……老三只知道到处野,让他看孩子保准给看丢了,还是去找你二叔玩吧……”

老二正在用废旧车链子做盒子手枪,能扣动扳机,我喜欢,死活要过来,抓在手里就往家跑。身后的老二一脸不情愿,哭丧着脸,三爷爷就呵斥他:

“怎么跟孩子一般见识!就不会再做一把吗!?”

老二就委委屈屈地闷头再做——早晚还会到我手里。

看三奶奶以及大姑姑织布:织布机就放在正房堂屋正对大门的位置,比现在的一架跑步机略长一些,很复杂的架构,人坐在那儿,身子一仰一俯,同时,手脚并用,脚踩机杼,左手递右手接,梭子长了腿一样飞快地来回穿梭,伴随着有节奏的哐当哐当声,一绺绺线就变成了一匹匹布——三奶奶一家人穿的衣服全是这些布做成的。

真是神奇啊!

我一看就眼花缭乱,一看就呆。

除夕夜,人们都到胡同口的空地上“着听”:每家每户都贡献一捆秫秸秆或者棉花柴,堆放在一起,燃起熊熊火焰,火焰映红了人们辛劳但幸福的脸庞,父亲和一众叔叔们在放爆竹、二踢脚、钻天猴以及满天星,外祖母、三奶奶、母亲还有各位姑姑们簇拥着远远地站在一边,一边观看一边小声说着话,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笑……

这个时候,母亲就把我交给老二,老二既能带着我和其他孩子们一样兴奋地跑闹,又能保障我不被一颗火星一个鞭炮溅到。

孩子们的欢叫声连同鞭炮声把一冬天都没出门的老奶奶都惊动了,她把手绢四角捏在手里,兜一些醉枣,拄着拐棍,捣着小脚,走出门来,倚靠在墙角,张着没有一颗牙的嘴巴看着篝火笑,看着人们笑,见哪个孩子跑过就喊住递一颗醉枣……

篝火渐渐熄灭,人们扶老携幼地走回各自的院落去吃年夜饭,大概只有我还不消停,我还要去三爷爷家,家里人都习惯了,谁也不阻拦,任凭我提着气死风灯,大摇大摆地走出门。

胡同里静悄悄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特殊的味道,有爆竹的硫黄味,有炖猪肉的肉香味儿,有馒头出锅的面香味儿,有炸丸子炸藕盒的油香味儿,还有隐隐的酒香味儿,使劲吸一下鼻子,呀,真好闻……

三爷爷家大门敞开——每家每户都这样,一大家人正围坐在堂屋里吃饺子。见到我,一位姑姑不言不语地探身从旁边拿过一张小凳子,摆在自己身边,努努嘴示意我坐下;另外一位姑姑马上起身拿来一双筷子笑吟吟地递到我手里;老三也不说话,一边往嘴里送饺子,一边用眼睛和我交流:饺子很香,快来一个。

大年夜不能大声说话,是三爷爷家的规矩。

三奶奶说:

“大年夜说话声音太大会惊到灶王奶奶……”

三奶奶还说:

“大年夜不能说‘完了’,什么吃完了干完了一类的话都不可以说……”

“大年夜打扫的垃圾不能马上倒进猪圈里,得大年初一早上太阳升起才可以……”

……

这些规矩,读过师范当了老师的母亲都不懂,但三奶奶懂,每每让我感到神奇,特愿意听她讲。我问:

“灶王奶奶什么样儿?”

三奶奶小声地:

“和你老奶奶一个样子。”

也就是说灶王奶奶也会把我喊成“pī”?!

那我不喜欢。

……

过完年,我就上了小学。天天从三爷爷家门口经过,每次放学回到家,从干粮筐子里拿出一个馒头一掰两半,转身就往三爷爷家跑,进院招呼都不打,直奔北屋窗根底下的酱瓮,掀开瓮的木头盖子,伸出手指挖一点大酱,抹在馒头里,往嘴里一咬,撒腿往外就跑,往往这个时候,会从屋子里传来三爷爷笑嘻嘻的呵斥:

“哪里来的小狗啊,又来偷酱了,快抓小狗啊……”

间杂着三奶奶的打诨:

“哪有小狗啊……你又和孩子闹……”

……

是的,我就爱吃三奶奶做的大酱。

每年春天,村里人都做酱,整个村子上空都飘荡着面粉或者大豆发酵的味道。外祖母也做酱:煮熟豆子,连同一些发霉的馒头,摊晒,装瓮,撒盐,放水,上盖,发酵数月才成。但她做的酱就是不如三奶奶做的酱好吃。听说三奶奶家做酱,外祖母急忙撂下围裙去看个究竟,她发现三奶奶做酱都舍不得用豆子,几乎都是剩玉米面饼子和地瓜面窝头,很少是剩馒头,还有就是地瓜干,这些做出来的酱怎么就比豆子馒头做出来的酱好吃呢?

真是邪门。

看了半天,外祖母得出原因:

“老三家的,就是因为是你做的,所以他就爱吃。”

1980年,我们全家要搬到县城居住,一家人把里里外外打量了半天,一致决定不带走什么东西:

“正好,也都该置换了……再说,什么时候回来住几天的话也方便……”

“我可不想再回来。”

说这话的是三姐,她手里紧紧攥着那瓶雪花膏,说得斩钉截铁——雪花膏用得很节省,一年多了,还剩大半瓶。

没有大件东西要搬,一天工夫就把家收拾妥当。黄昏时分,父亲从县城找来的一辆大解放停在胡同口,三爷爷一家还有其他街坊四邻帮着我们很快把该搬的都搬到车上,外祖母也搂着我坐到了驾驶室里:

“老三家的,没事你可得来找我说说话啊,没个说话的人,那不得闷死我啊……”

三奶奶连声说好,偷偷撩起衣襟回身擦着眼角。

二仓站在最前面,歪着脑袋,很不解:

“你还能去抓‘神仙鱼’吗?”

问我好像又在自问。我点点头又摇摇头,急忙找寻老三,他正躲在人群后面,他听到了二仓的话,直勾勾地瞪着我,高声喊:

“抓了神仙鱼我会给你留着,放心……”

老二挤到前面来,从车窗递进来一把崭新的盒子枪:

“我连夜做的。”

大家都冲着我们摆手,我们也都挥手示意。车就要开了,我忽然大喊等等,拉开车门跳下车来,撒腿就往三爷爷家跑:

“三奶奶,我想带一瓶子你家的大酱。”

原载《时代文学》202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