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鹰起飞了就永远飞翔在天空了——对话杭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昌建

正如我所说的：

鹰起飞了就没有回来，

鹰起飞了就永远飞翔在天空了。

——孙昌建

Q：首先祝贺您的长篇报告文学《鹰从笕桥起飞》出版发行！您出了不少书，大都与现实生活关系比较密切，这回怎么会想到去写笕桥航校的题材？

A：大概十年前，我阅读和写作的导航就导到了民国年间，大致的点是在文化和教育这两条亦分亦合的路上，这是因为这一部分的材料还能找到一些，从阅读上说也并无大碍；而具体的点是先浙江后杭州，那几年我先后出版了《向来风花雪月》《浙江一师别传：书生意气》《民国有个绍兴帮》《读白》这四本书，两本是广东出的，两本是浙江出的，其中《浙江一师别传：书生意气》是借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而做的江南名校系列中的一本，当时是在市文联立项的，现在这本《鹰从笕桥起飞》也是杭州市文联立项的文学精品工程之一。江南名校系列还有两本书，一本是谢鲁渤老师写的浙大，具体是1949年前的浙大；一本是赵健雄老师写的中国美院，但那不是一本正经的校史，是借人说事，借事说点理。具体到我写的浙江一师，之前人们常提的就是“一师风潮”或“木瓜之役”，最多说到李叔同和丰子恺，前者是把它纳入党史的序曲部分，后者也不过是茶余饭后的一点艺术谈资，但我没有这样去处理。

说到笕桥航校题材，那是2014年为完成跟浙江省档案馆的一次合作任务，把档案馆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介绍给更多的读者。当时我选的时候，“笕桥”还无人认领，此前因为淘碟，我收藏有一部叫《笕桥英烈传》的台湾电影，我说我就做这个吧。同时我还“认领”了浙江留日同乡会、《浙江潮》杂志、浙江首任督军省长吕公望、一师学生宣中华的相关档案。其实这些都是我大饭碗里的菜，在前面做浙江一师的时候，是有所交叉的，但这些应该说都是规定动作。不过当时做的时候还是给了非常大的空间，先是在报纸上以整版的方式刊登相关文章，最后是编辑成《档案时空》一书出版。这是在做旧闻中的新闻，因为要用新闻的眼光来看这些旧闻，当然这只是打个比方。一旦介入进去就有可能不能自拔，然后慢慢发现它们其实是有不少相通之处的，如地球上的水。比如在做笕桥的时候我就想起首届西博会期间，杭州就办过有关航空教育的演讲，当时可能会比较孤立地看那样一场活动，但如果你将之纳入孙中山先生所讲的“航空救国”，那就能全面理解了。

Q：为写作本书，您采访了一些空军的二代和三代，有何感触，给您印象比较深的是什么？

A：我觉得最苦的是二代和三代。去年在南京纪念“八一四”空战八十周年的时候，我这一桌刚好有高志航留法同学的孙子和孙女在，还有一些起义投诚人员的子女，当然也有红色将领的二代。那种印象和感慨是我永远也不会忘的，他们讲了一些什么，我完全不需要录音的。更重要的是他们的血脉中还有那么多的忧国忧民的成分……不过还有一点我也是颇有感触的，因为当年牺牲的空军战士太过年轻，平均年龄是二十三岁，他们有的还没有成家，有的成家也没有子女，有子女的则是遗腹子，这些子女今天最小的也七十多了，最大的将近九十了。实际上他们有的从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他们的父亲只是在照片上，在文字的传说里，而在未亡人那里，正如电视剧《一把青》中所讲的，飞行员的归零很简单，只是你的碎片，女人得去捡，你归零了，女人却要花一辈子的时间重新拼凑起来……还有就是有抗战老兵的二代和三代在做志愿者，比如在杭州的“飞虎队”队员吴其轺的儿子吴缘可以说是倾其所有时间和精力在为浙江的抗战老兵服务，这是令人感动和欣慰的，我的不少采访线索都是他提供的。

Q：您最近在市“两会”上提了一个关于保护和利用中外交流历史遗存的提案，而且还在专题会议上发了言，其中您也提到还有一个中央飞机制造厂也在笕桥，这个跟杭州的中外交流有关系吗？

A：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杭州，有两个“中央”或者说有两个央企，一个是中央航空学校，一个是中央飞机制造厂，简称“中杭厂”。前者刚才已经介绍了一些，后者近年来也渐渐为人所知。去年在杭州档案馆还办过一个关于中杭厂的图片展览，有不少人都赶去参观了，有的是从全国各地来的，这中间就有中杭厂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这个厂当然属于中外交流的历史遗存，因为它是中国和美国合资办的，完全是国家行为，当时的外方技术人员都是来自美国的。此前我们也跟意大利、法国做飞机生意，后来也跟苏联做过，但怎么样发展民族的航空工业，并真正把核心技术学到手，这就是中杭厂要做的。所以我在书中写道，一边是航空学校，一边是飞机制造厂，这是中国在下一盘如天空般的棋，这盘棋就是中山先生所讲的航空救国，后来蒋把这个观念发展到“无空防即无国防”。八一四空战中，就用上了中杭厂造的霍克3机型，这是当时中国最好的飞机了，这里的一个背景是当时的中国是全民办航空，这里就包括了航空教育，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所忽视的。之前张学良也好，袁世凯也好，都分别在东北和北京办航校，此外还有广东的航校，但那还是从自己的局部利益考虑的，只有在笕桥的一校一厂，才是真正国家所拥有的。而这其中美国人留下不少的东西，包括后来飞虎队来帮助中国抗战等，这都是很值得研究、保护和利用的。事实上我们有关方面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工作的成效看，它还只是刚刚开始，但是再不开始，再不抢救，那真的就没有了，而且是永远没有了。我个人比较反感带着几句口号去做什么事情，或是为了多少多少周年我们要干吗干吗的，事情要靠平时做的。

Q：这本书您主要是通过采访还是史料来完成的？您觉得关注这个题材的意义何在？

A：前面讲过，一开始有工作上的原因，但主要还是自己感兴趣，这就拉都拉不回来了。严格意义上讲，这本书只是一个片断式的展示，还没有一个系统完整的呈现，因为这是我的能力所达不到的。正如我所说的，吾生已晚，既然无缘经历，那我就要用心倾听，因此这几年我还是去看了一些地方。有的是特意去的，有的是借着各种机会去的，比如临海近吧，但周至柔的故居我是第一次去；湖南很有名吧，但“飞虎队”的大本营芷江我是第一次去；云南去过好几趟了，但腾冲是第一次去；台湾去了也不下三次了，但后来仅仅是为了去那边上网搜资料，结果搜到的竟然有不少署了我名字的文字，而且这其中还有差错。那个时候我就在想，一定要尽可能多地搜集和考证，很可能大部分的史料都用不上，但先做一个知道分子吧，这总比茫然无知要好吧。对了，这个选题也由杭州市文联列入了“杭州市文化精品工程扶持项目”，在此是要表示感谢的。

至于说有什么意义，我真的是不知道。2018年2月8号那个晚上，我在北山街的抱青美术馆做了个小讲座，结束之后不少朋友和教授都说从未听过这方面的内容，我想这个可能就是所谓的意义吧。也许作为一本书，我已经完成了基本的工作，但作为一种兴趣，我才开了一个头，而且这样的开头可能是永远不会有结束的，正如我所说的：鹰起飞了就没有回来，鹰起飞了就永远飞翔在天空了。

Q：您是一位多产作家，新千年以来的18年中，您共出版了25本著作，平均每年超过1本，而且您的作品大多很接地气。今年又有什么写作计划？

A：昨天晚上我在想，今年我要回到我的本行写一部长诗吧，为国家的改革开放40年而写，也为自己的40年而写，更为诗歌本身而写，其实这40年我主要是在写诗的。现在我手头正在写一本关于杭州名人的书，这也是一个规定动作，主要写古代的名人，比如岳飞、于谦、张苍水这样的“西湖三杰”。这对我是一个考验，从文到史，再从史到文，这就像一场障碍赛。而且我是在2018年来做这个事情的，我必须站在前辈的肩膀之上，既让它成为介绍杭州的一个读本，同时也带有我个人的某些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