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臣艅犀尊：一件铜雕艺术的绝品

如果没有看到小臣艅犀尊，对于西方人嘲笑中国传统雕塑不懂解剖学的言论，我是无话可说的，尽管心里不怎么服气，但我们能拿出什么东西为自己证明呢？不知别人能否找得到，总之，我是找不到的，而且从没见谁为此着文辩驳过。但在我看到小臣艅犀尊后，我忍不住要为此而一辩了。

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小臣艅犀尊，是他们馆所有陈列品中最为显眼的一件，其写实性是无与伦比的，仿佛一头来自古代中国的活犀牛，庄严地挺立在西半球的美国，以它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彰显着东方文明古国高超的艺术特质。对中国古典艺术青睐有加的邻邦日本，早年曾经出版过一部《中国美术》的鸿篇巨制，在第四册的《青铜卷》里，起首就是闻名天下的小臣艅犀尊，着墨不多的几行图片说明，毋庸置疑地称其为“中国雕塑史上的开篇之作”。

东洋人的评价是不错的，从我手头所有的数据来看，小臣艅犀尊的体重不是很大，通高有 24.5厘米，首尾长有 37厘米，整体形象淳厚而朴实，凝重而肃穆，极富艺术气韵。我找来几件同时代动物造型的青铜器与之比较，这件小臣艅犀尊的艺术风格是独特的，头部极尽可能地向前伸着，鼓起的两只眼睛圆乎乎像是两盏青铜的灯笼，大嘴微张，上唇呈尖状下垂。鼻子的上部竖立起一尖状的角，往上到了额头，又有一角耸起。两只大耳朵对称地翘立在硕大的头颅上。尊的器身也就是犀牛的身子，滚圆壮硕，肥大敦实，腹下四只粗壮有力的短足，连接起三趾巨蹄，让人怎么看，都有一种踏实可靠的感觉。腹背上留出一个圆口，想来是有一个相匹配的盖子，可惜在流落过程中不知去向。但这并不影响小臣艅犀尊的美感，倒像是残缺了一个盖子，以及器物身上斑驳的铜锈，使得我们远古的小臣艅犀尊更显生动和真实。

已知小巨艅犀尊出土于清朝的道光年间，可在我着手要写这篇文章时，查阅一份数据，却又说出土于清朝的咸丰年间。究竟出土于何年何月，我一个考古学界的门外汉是说不清的，请教专门研究家，恐怕如我一样，也是不好说清的。我们国人总是这么大意，许多重要的事情，别说过去了百年千年，就是过去个三两年，回头要说，常常也是说不清楚。

小臣艅犀尊的出土地点在山东省的梁山上。

北宋时的梁山，可是热闹了一阵子，那个后来为朝廷招安了的宋江，在这里占山为王，聚集了林冲、李逵、鲁智深等 108个好汉，除暴安良，劫富济贫，很是红火了一场，但他们无缘得见小臣艅犀尊的出土。如果见识到了，他们会视之为宝物珍藏起来呢？还是会视为一疙瘩废铜而弃之呢？这我就不好猜测了，历史上，我们国人好像并不是特别珍爱老祖先留下的东西，一朝换一朝，常见以砸烂先朝的东西为快。

还好，小臣艅犀尊出土在了清朝。不论这个没落的朝代有多少让人悲叹的往事，但对祖先所留下的遗物还是比较珍爱的，特别是康熙帝和他的孙子乾隆帝，都天生有这样一份雅兴，搜罗了无以数记的古物珍玩。但他们爷孙俩错过了收集小巨舱犀尊的机会，这不能怪他们，因为在他们健在的时候，精美的小臣艅犀尊还埋在梁山的深土里。这应该是小臣艅犀尊的不幸，它在那个时候出土的话，就有可能留在故土，是故土博物馆赖以炫耀的宝贝。可它出土晚了些年成，这便流离失所，辗转国外，成了他国博物馆的珍贵藏品。为此，我们也许只有徒叹奈何了。

我们听到了的都是传说，关于小臣艅犀尊的传说呢。

美丽的传说至今还在山东的梁山一带流传，那一年我去山东公差，绕道去了梁山，在当地的博物馆里，有一个复制的小臣艅犀尊，赫然地陈列在一个玻璃的展柜里，柜顶上有一盏光照强烈的射灯，打在小臣艅犀尊的身上，使这件复制的东西也尽显神秘和高贵。讲解员声调优美地向参观者介绍，说是小臣艅犀尊刚一出土，就在当时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想要一睹芳容的人争先恐后，可惜看到的人凤毛麟角。不久即被私家秘密珍藏起来，失去了消息。但这挡不住人们好奇的传说，说什么的都有，直到日本鬼子打进中国，霸占了山东省后，派出了专门人员，四处搜寻小臣艅尊的下落。听说，日本鬼子搜寻得非常残暴，却也未能搜寻到哪怕一点的蛛丝马迹。

与小臣艅犀尊一起出土的还有六件青铜器物，是什么样子？叫什么名字？因为我的孤陋寡闻，所以说不清楚，只知后来的学者笼统地称其为“梁山七珍”。小臣艅犀尊是其七珍的代表，已知为代表的它流失到了海外，其他六珍的命运是可想而知的了。

小臣艅犀尊的珍贵，我们在前边说过了，既有其中国雕塑艺术的不朽意义，而且还有其重要的历史数据价值。犀尊的腹腔底部，刻铸了 27字的铭文，曰：“丁巳，王省夔京，王易小臣艅夔贝，佳王来征人方。佳王十祀又五，肜日。”什么意思呢？译成现在话是说，小臣艅跟随商王，参加征伐人方的战争，卓有功绩，受赏而制作了这件器物，其时在王十五祀。铭文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与同时期的其他青铜器铭文，以及甲骨文都有很好的证明，是一件不可多得的信史数据。

众所周知，夷方是商王朝时封地之外的许多方国部落的一个。这些方国，有的臣服于商朝的统治，有的则称霸一方，伺机与商王朝及其诸侯国相对抗，双方不断爆发战争。商王征伐夷方，表明了商王朝维护社会稳定的决心。职务为奴隶总管小臣艅，参与了这次战争，他因功受赏，制器以及纪念，在当时也许只是一个家族的荣耀，留传下来，到今天就该是一个民族的荣耀了。

但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追问 3000年前的小臣艅，他为什么不浇铸一个别的尊，而要浇铸一个犀尊呢？我的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别说早已化为灰土的小臣艅回答不了我，就是现在的研究家们，同样没有人能回答我。这就给寻找答案给出了一个广阔的猜想空间。我们知道，作为盛酒器的尊，在王公贵族的酒席上是一种质量的体现，其形制因为主人的喜好，是非常多样的，从已经出土的器物样式来看，有圆形，也有方形，自然也有许多动物造型的，正如这件小臣艅犀尊。一般说来，用以盛酒或者是温酒的尊，其状大约似觚，而中间部分较粗，口径较大；似少数方尊，在商王朝及西周时期，也有一段大的流行，到了周王朝的末期乃至春秋战国时，就已经很少见到。倒是类型特殊的鸟兽尊，贯穿了青铜时代的整个过程，让我们后世儿孙有幸看到智慧的祖先，以自己的想象和喜好，为我们铸造并留传下来了许多鸟兽造型的青铜器。著名的除了小臣艅犀尊，此外还有四羊方尊，蠡驹尊等以象、虎、马、牛为形的青铜尊。可说这些鸟兽造型的尊，无一不是巧夺天工，既有写实的一面，也有夸饰的一面。在我欣赏这一切时，不能说哪一件比哪一件就好，但我掩不住自己的偏心，似乎对写实的那一种要喜爱一些。这是小巨艅犀尊的功劳，正是它的写实风格俘虏了我的眼力，让我对它的主人也有十分的好感。

看来，小臣艅的选择是对的，他没有以别的动物形貌铸造这个记功的青铜尊，一定是他太喜爱那个憨憨的、笨笨的大犀牛了。他入骨三分、极尽写实地铸造了这个大犀牛尊，可是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那个地域可有犀牛的存在？

答案是肯定的：有。

这从其他出土文物上可以得到左证。到目前为止，带有犀牛形象的青铜器还有几件。其著名者当属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院的“错金铭方纹犀尊”。1963年在陕西省兴平县出土，被专家鉴定为战国中晚期作品。该器通高 34.4厘米，首尾长 58.1厘米。与小臣艅犀尊相比较，其写实性更为突出。我到国家博物馆看了这件犀尊，当下被它逼真的造型所震慑，其体态之雄健，非它物可以比拟。平抬的头部，上面生着一对尖角，四条粗壮的短腿，是那样的孔武结实，有力地支撑着肥美健硕的身体，仿佛一座活体的青铜小山，给人的感觉是，犀牛的每个部位都是那样的富于质感。颧骨和肘部强烈地突出着，似可透过鲜活的血肉，看到内在骨骼的起伏与盘结；口部和腹部的皮肉较为松弛，但却紧密有致，极富韧性；便是那对眼睛，为珠饰镶嵌而成，虽然不大，却充满了奕奕的神采。器物身上，动用了其时已经很发达的金错银工艺，适时适地地装饰了银质的流云纹，再配以华丽细密的金丝嵌饰，使青铜的犀牛像是生了一身金色的毛发，显得是那样的华贵和超然。

在中国国家博物院的展厅里，我久久地面对着这件云纹犀尊，想象东瀛的日本出家界再编一套《中国美术》在青铜卷里，起首会用这件犀尊换下流落到美国的那件小臣艅犀尊的，因为这一件比起那一件，古老中国的艺术家，到这时匠心更为成熟而独特，其精湛的工艺，让一头远古的青铜犀牛造型早早地有了现代艺术的特质，是我们中国古代艺术珍品中难得一见的典范之作。

现藏上海博物馆的“嵌红铜狩猎纹豆”的青铜器，所嵌狩猎纹上可见猎人持矛狩猎的情景，猎物中有一对犀牛，其中一头的体内还有个小犀牛，想来该是相依为命的母子俩了。这件器物出土于 1923年的山西省浑源县，是战国早期墓葬中的陪葬物。此外还有一件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四祀必其卣”，相传为河南安阳的殷墟所出土，卣的颈部有两个连结提梁的耳子，造型即为犀牛状貌。

以上旁证，可以充分说明，古代的中国，是有大量犀牛活动的。

科学家对此作过深入的研究和考证，已知中国至汉代以前，黄河及长江流域的气候之于今天，要温暖湿润得多，非常适应犀牛等亚热带大型生物的生活。而且，由于其时人口较少，不易破坏自然环境，遍地河流大泽和森林，不仅犀牛便可生存，就是已经灭绝的貘和其他生物，也能在自然环境的遮护下，自由自在地繁衍和生活。如不然，我们的古人，怎么能如此写实地铸造出如小臣艅犀尊及错金银云纹犀尊那样的青铜器物。

杨钟健、刘东生合着的《安阳殷墟之哺乳动物群补遗》一书，就有记述犀牛的文字，称在发掘中发现了两枚犀牛指骨和一枚掌骨。这段记述可能是对犀牛最早的发现记录了。后来，考古工作者在浙江的河姆渡、广西的南宁、河南的淅川下王岗等地遗址中，也发现了上古犀牛骨的存在。不过，当时称犀牛为“兕”的，这在商代的甲骨文里可以看到，《殷墟文字乙编》第 2507片甲骨上就有一段记载，称其一次田猎就射获“兕”达 71头之多。东周时期，犀牛依然大量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如《墨子·公输篇》载：“荆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如《尔雅·释地》载：“南方之美，有梁山之犀、象焉。”此外，《华阳国志》还称犀为巴蜀之宝，引用《国语·楚语》的话说：“巴蜀之犀象，其可尽乎。”

古文字的简约，常常使我一样古文字修养有限的人读了总是一头雾水，但对犀牛的几段文字描述，我还是读得明白的。就说“巴蜀之犀象，其可尽乎”的话吧，今天到巴蜀之地去，还能碰上与之相比照的遗存。前年去成都小住，朋友带我去一个名叫犀浦的小镇去吃红油抄手，听他们说，这里的红油抄手最是地道，流传也最是深广，四方显达和小老百姓，慕其名纷涌而至，整条街的食客，嘴巴一张一合，就满是辣得“吸噗、吸噗”的吐气声，这样就把镇名改叫了吸噗。后来，觉得这个名字太不雅了。而且失去原来的古意，就又叫回了最初的犀浦。我去的那日，蜀地天高气爽，万里无云，老远就看见小镇入口的一个拱形彩门，上边染了红漆的“犀浦”二字显得特别的醒目。我凝目照看着，李商隐那句“身无影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经典词句蓦地映入我脑际，使我对这个小镇有了别样情感，不知在这里吃上一顿红油抄手，可否也是我迟钝的心窍为灵犀的开通。心是这样想着，却不知道这样的镇名是否与“犀”有关，进得一家红油抄手的小铺，从一侧墙上的墨宝上获知，倒也是其所然的。《元和郡县志》卷三十一说：“犀浦县，本成都县之界，垂拱二年分置犀浦县。昔蜀守李冰造五石犀，沉之于水以厌怪，因取其事为名。”我轻轻地“噢”了一声，知道犀浦的用意，原来在于记事的。这也应是一个证明，在李冰为蜀守的时代，以至他以前的时代，蜀地是大有犀牛活动的，而且是很灵异的那一种动物，如不然，李冰又怎么能想起以石犀沉水以厌怪的做法呢。

此外，古文字中“南方之美，有梁山之犀、象焉”的字句，其中梁山二字说的可是出土小臣艅犀尊的梁山？对此我不敢妄加猜测，但我敢说，山东的梁山，在远古时是大有犀牛活动的，我到那里旅游过，登了梁山，也游梁山下的水泊，感觉这里是很适合犀牛活动的。但我们在这里是见不到犀牛了，很早很早就见不到了，除了出土的那件小臣艅犀尊，在这里一点犀牛的踪迹都找不到了。

这是为什么呢？历史文献告诉我们，西汉晚期以后，中原人口迅速增加，犀牛迫于人类的压力，逐渐向南方退却。到了汉末魏晋之时，战乱频仍，人口又大面积南迁，可惜犀牛就只有困居边鄙之地了。而且是，战乱中的军队，又都特别喜欢装备犀牛皮制作的盔甲，像《楚辞·国殇》起首说的那样，“操吴戈兮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如此，能有犀牛的好日子过吗？殷墟甲骨文所载，一次猎获 71头犀兕，所为何来？还不是为了得到大量的犀牛皮，制作兵士身上的甲衣征战而用吗！

“所赍千金剑，通犀间碧玙”，曹植的诗句是有说服力的，纵使灵犀可通的犀牛，为人多所珍贵，最后还不是落得被人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