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燧：点燃华夏文明的火光

晋人崔豹的《古今注·杂注》有载：“阳燧，以铜为之，形如镜，照物则影倒，向日则生火，以艾炷之则得火。”这段文字十分明确地告诉了我们阳燧的质料、形状及用途。另有《淮南子·天文训》记载：“故阳燧见日，则燃日而为火。”后人高诱注解：“阳燧，金也，取金杯无缘者，熟摩令热，日中时，以当日下，以艾承之，则燃得火也。”还有王充的《论衡·说日》，也说：“验日阳燧，火从天来。”那么，记载在典籍中的阳燧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因为缺少实物证明，便一直在人们的猜测中游离着，直到 1972年 10月的一天，随扶风县天度公社民工营到刘家沟水库工地施工的王太川，一䦆头挖出那个青铜阳燧后，这个悬在人们心头上的谜团才得以慢慢解开。

生活在周原遗址上的王太川，那时还是一个回乡知青。像他一样的回乡知青，其时大都在“改天换地，重新安排旧河山”的水利工地上。王太川所在的刘家水库大坝，只是冯家山水利工程的一个子工程，关中西府的岐山、宝鸡、凤翔、扶风等县的农业都将因此受益，征招而来的民工有数十万，在三百余华里的工程在线干得热火朝天。那天分派给王太川的活路是在水库以北的土壕里挖土，已经挖了大半天了，再有几䦆头就能收工回营，洗去脸上的泥污，吃一顿掺了红苕疙瘩的饭食。那一年红苕大丰收，在来工地时，王太川下地起红苕，起出了一个大如狗头的红苕，这是一个好兆头，村上人为此兴奋了好一阵子。掺了红苕疙瘩的饭食还真是不赖，解饥呢！王太川这么想着时，他的䦆头尖在土里崩出几点火星来，再刨，就刨出了一件青铜编钟，一件兽形车辖，还有就是一件当时还说不出名堂的青铜阳燧。

这样的发现，在王太川是兴奋的，在罗西章就很平常了——但因这件青铜阳燧当时还说不出名堂，就很不平常了。陕西考古界素有“西霸天”称号的罗西章，其时在扶风县文化馆工作，他参与了许多青铜器的发掘工作，便是在庄白村一地，就有庄白一号窖藏、庄白二号窖藏、庄白三号窖藏等数次重大发掘，哪一次发掘的青铜文物都在几十件以上，最多一次竟达一百余件。但当王太川挖出“宝贝”的消息传到罗西章的耳朵时，他还是一刻不停地赶了来，给王太川奖励了一把新䦆头后，背起三件体量不是很大的青铜文物回到了县城的文化馆。

显然，富有考古工作经验的罗西章也还不能揭开阳燧的谜底，他在写作这次发掘报告的文章时，手拿那个形圆凹面中央有钮的铜器，反观正看，怎么也搞不清这是个什么对象。因为此前的考古发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器物，在没有任何参照的情况下，罗西章在他的文章原稿上写下了“器盖”一语，但在时过八年，即 1980年《考古与文物》杂志发表时，由编辑部改为“铜镜”而公布。对此，罗西章是疑惑的，他既疑惑《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的认识，也疑惑自己的认识。

在此期间，王太川已经把他获奖的那把新䦆头挖成了老䦆头，而且他也已从民工受到贫下中农的推荐，离开农村，到西安的交通大学深造去了。刘家沟水库工地挖宝的经历，在他的心里亦然淡得成了一个记忆。一个不比刨出个大红苕更深刻的记忆。在我后来采访王太川时，他说，真太巧了。那一年我刨出一个大红苕后不久，就又刨出了那个阳燧……不无感慨王太川把这么一个重大发现说得是这样的淡漠，这在我是意外的。

我是在他的办公室里采访他的。我没有接他的话，只是端起热腾腾的茶抿了一口，想，巧的还有罗西章，他在 1995年 4月 14日又挖出了一个青铜阳燧，这才使 1972年 10月由王太川挖出的阳燧还原了自己的真姓名。

那是一次抢救性的发掘。就在周原博物馆所在地的扶风县黄堆乡，考古人员发现编号为老堡子 60号的古墓有盗掘的痕迹，他们不敢怠慢，决定要与盗墓贼抢时间。可他们还是迟了一步，挖掘中发现，在墓室东北角，盗墓贼挖了一孔直达墓底的盗洞，砸毁椁箱，盗走了几乎所有的随葬器物。便是这样，以罗西章为首的考古人员也不敢粗心，仔细地清理着墓室遗存。万幸的是，盗墓贼终究是盗墓贼，他们还缺少那么点考古专业知识，再则可以想象，干那个缺德的事，其心必是慌乱的，没有心情翻转墓葬者的骨架，给罗西章留下了那个喜出望外的青铜阳燧。

我采访了罗西章，在他法门寺的家里听他说，那个阳燧就压在墓主的右臂下面。他感慨这是墓主的贡献，墓主用他死却两千余年的尸骨保护下这个点燃华夏民族文明火光的阳燧，与此一同保护下来的还有两件精美的玉器。我受邀看了珍藏在周原博物馆的阳燧和玉器，知道两件玉器，一为雕琢精美的龙纹玉璧，一为造型漂亮的玉钺；至于那件青铜阳燧，则要比王太川从刘家沟水库工地挖出的那件朴素得多，那一件的背面有着烦琐的鳞纹装饰，而这一件却为素面。

自然是，深埋地下数千年的阳燧，出土时通体布满了一层厚厚的绿绿铜锈，但从凹面锈斑的空隙可以看出，表面原来是很光洁的，没有锈蚀的地方呈现出油黑光亮的景象，这便是行话所说的“黑漆骨”了。

那个时候，罗西章还不敢确定这就是苦苦寻觅而不可得见的阳燧。但从刘家沟水库收获了那个难有结论的青铜物件后，他的心头就曾掠过一丝猜想，觉得那该不是一个阳燧吧？这次再见一个实证，他心中的那个猜想便又泛了起来，而且有了一个确定的意味。

我们知道，罗西章更知道，古人是有以阳燧取火的记载的。

取火，是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其他动物不会取火，就只能还是动物。

远古时期，人的取火之器有三种：用燧石取火于石，用木燧取火于木，用金燧取火于日。所谓金燧，也就是文中所说的阳燧，此外还有一种说法曰夫燧。头两种取火之法来自于自然界，几乎是唾手可得，所以在旧石器时代的晚些时候，击石取火已有发现，新石器时代的中期以后，钻木取火也有证明。而就是这后一种，非得要有一定冶炼技术才可能实现。

王太川在刘家沟和罗西章在黄堆老堡子意外发现的这两个青铜对象，无疑该是阳燧取火的有力证明了。

较以木燧和阳燧取火而言，以燧石取火来得更原始一些。但其流传的时间却比木燧和阳燧要长得多。便是到了盛极一时的唐代，以燧石取火的方法还在广泛应用着。许多著名诗人，在他们千锤百炼的诗篇中，对这一生活现象就有很好的吟咏。如白居易的《北亭送客》：“小盏吹醅尝冷酒，深炉敲火煮新茶。”如刘言史的《与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敲石取鲜火，撇泉避腥鳞。”如柳宗元的《韦道安》：“夜发敲石火，山林如昼明。”由此可见，或生炉煮茶，或照明巡夜，以敲石取火是怎样的常见了。

我在起小的时候，还眼见老辈人敲石取火抽烟的情景。

那该是 20世纪中叶的时候了，火柴在世间已非常普遍，但乡里的老辈人，抽旱烟时还是舍不下那套原始的取火工具，他们绣得花团锦簇的烟荷包上，总是系着一个皮草小囊，小囊的一边嵌着个类似斧刃的铁制火镰，点烟时，从皮囊里取出一片火石、一撮火绒。先把火绒反复撕扯。一直撕扯得非常纤柔时，按在火石上边，再用火镰的锋刃砍击火石，迸溅的火花即刻点燃火绒，压在烟锅头上，美滋滋地咂上一口，旱烟叶子便被引燃了。那时候，我常被老人抽旱烟的情景所吸引，看着浓浓的烟从他们的口鼻冲出来，吸溜着挂在嘴边的唾液，咳嗽一声，眯了眼睛再抽，真个是过瘾极了，享受极了。

偏是木燧取火与阳燧取火，来得晚，却去得早。

我们知道木燧是利用摩擦原理生火的。《管子·轻重戊》称：“黄帝作钻燧生火，以熟荤臊。 ”《韩非子·玉囊》也说：“有圣人作钻木取火，以化腥臊。”这里说的圣人，也该是燧人氏。先民在生活实践中的创造发明，附为圣人，这该是一个大崇敬了。

有段木作经历的我知道，木匠行里称“扯锯拉钻子”为霸王活，没有一身力气是做不下来的。一次给架屋的梁头钻孔，我与人拉钻，因那道梁是根干榆木，我们钻着时，钻孔里先有淡淡的烟生出来，待拔出钻头时，钻孔竟腾地燃起火来，吓得我们只有灌水灭火了。

那时候我就想，先民钻木取火该是这个样子吧。后来知道，我的想法是有误的，正如《庄子·外物》所记“木与木相摩则燃”，而我们遇到的是铁与木的摩擦。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呢？其实用不着追想，那时候干脆没有铁呀。没有铁的时代，恐怕只有以木钻木了。正如吐鲁番交河故城沟北台地出土的那件钻木取火器，为一长方形板状，并有一个略长的直柄。在长方形的板子上，两侧均称地分布着 4个直径在 0.8－1.4厘米的圆形凹穴。我看到过那个钻木取火器，发现板子一侧的小凹穴里都有烧灼痕迹。我问过专家，他也说不清一侧凹穴为什么有烧灼痕迹，一侧为什么没有。我便只有臆想了，有烧灼痕迹的凹穴是置放火绒的，取火时，只需拿一根专用的木棍，对准一侧的凹穴，两手急速搓转，相互摩擦发热，以至迸发火星，点烧火绒。

为了我的臆想，我还做过一次实验，可惜未能成功。

这使我迷茫起来，直到读书发现，古人钻木取火，对所钻之木是十分讲究的，一年四季，各不相同。如《周礼·夏官·司爟》称：“四时变国火。 ”到《论语·阳货》，说得更为清楚，“钻燧取火”。那么，这该是个怎么的变法呢？即春天时取榆柳钻火，初夏时取枣杏钻火，夏季时取桑拓钻火，秋天时取柞楢钻火，冬天时取槐檀钻火。这样的取火之法，在周代已形成制度，而且跨越千年，到了唐、宋时期，也还延用不衰。杜甫的《清明》诗里就有记述，“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这时的家人钻木取火做什么呢？北宋的学人宋敏求在他《春明退朝录》里有详细的解释，“唐时，唯清明取榆柳之火，并以赐辅臣威显”。有宋一朝，很好地沿袭了这一制度，臣僚在清明日获此赏赐，是要视为家族的荣耀哩！

取火于木燧，取火于阳燧，好像是件相伴始终的事情，宋以后，就很少有人使用了。但在周朝时，二者以其不同的优势性能而逐渐成为生活的常备之物。《礼记·内则》有言，家中子妇，早晨起来穿着时，在腰带上要系上木燧和阳燧的，木燧佩戴在右，阳燧佩戴在左。家家一理，天阴天晴，不会误了取火的工夫。

《周礼·秋官·司烜氏》对阳燧有专门的记载，“掌以夫燧取火于日”。这个执掌夫燧（亦即阳燧）的人，是为周室专设的取火官员，他的职务便是司烜。哟呵，一个取火的阳燧也要在朝中专设官吏掌握，可见那两个出土于周原遗址上的不怎么起眼的阳燧实物，该是多么重要了。

罗西章据此写了一篇考释的文章，在 1996年 10月于河南洛阳召开的“西周文明国际学术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博得了专家的一片喝彩。12月中旬，北京大学考古系来了一帮人，参观了周原后，想要目睹阳燧取火的情景。可惜天公不作美，一连三日，虽未落雨，却也见不着日头，“取火于正日”的想头就只能暂时地遗憾着了。

其实，早在 1995年 8月 14日的中午，周原博物馆依照出土阳燧的形制成功地复制了一个。当时，陕西省文物局的副局长陈全方陪同瑞士客人来访，这位名叫马利欧·罗伯迪的客人，其身份为一著名律师，偏又特别爱好文物，对周原古址有特别大的兴趣。就在客人参观文物后休息的时候，罗西章拿来复制的青铜阳燧，在客人的面前试起来。是日天气晴朗，碧空万里，火热的太阳就悬在周原博物馆的头顶上。罗西章没有古人使用的火绒，他随手撕了一块小纸片，搭在阳燧一边试起来，真不敢想，七八秒钟的时间，小纸片冒起了淡淡的轻烟，随后腾起一束发着蓝光的火苗。

马利欧·罗伯迪看得眼都直了，高兴得欢呼起来，说他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并把取之阳燧的火称为圣火，叫人给他拍了照片。最后，他自己也试着取了火，点了一支香烟，边抽边在嘴里呢喃：“阳燧，哦，今后我可要交好运啦！”

客人的幸运，不久也降临到了我的头上。

现在我是西安媒体的一员，过去可也是扶风县文化馆的一分子，与罗西章同在一个县一个系统工作，两人说来也极投缘，有不错的交情，带了客人去周原参观，便都兴高采烈地目睹了罗西章以阳燧取火的情景。

这样的幸运会错过兴冲冲而来的北大师生吗？当然不会。就在他们等待了几日即将返京的那天，想着来一趟不容易，顺道去了法门寺博物馆参观。罗西章却不甘心，便陪他们一起去，去时带着阳燧和他业已精心炮制的火绒。到了中午时分，阴得很深的云层裂开了一道缝隙，太阳的光束便从云隙中射出来。抓住这一难得的机会，罗西章招呼来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围在他的周围，看他用阳燧取火了。因为有了专门制作的火绒，这次的取火时间之短，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惊讶不已！两秒刚过，三秒不到，纤柔的火绒腾地燃起一片火光。现场看了阳燧取火的张天恩博士，回京后，写了一篇《略说“阳燧”》的文章，登载在《中国文物报》上，对他们的所见所识做了详尽的描述。

我在决心进行青铜器的写作前，回了一趟扶风，去了罗西章的家。现在的他退休多年，耳朵已不好使，眼睛却还明亮，与我说起他所经历的事情，仿佛还都历历在目。他向我建议，要写好“阳燧”，最好去找一找王太川。我是明知故问，为什么非得找王太川？他笑了，是一个在青铜器堆里挖刨了一辈子的老人的笑，他那么高深莫测地笑着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遵照他的建议，我回西安的第二日就打了电话，再一次的和王太川聊了起来。现在的王太川，已不是三十四年前的民工王太川了，他是西安城著名企业开元有限责任公司的董事长，约他聊天岂是容易的事。好在我们都是乡党，而且毕业于同一所中学，电话一打，就定下了时间，紧赶慢赶地往他的办公室赶。

这是个深秋的早晨，地上落满了树叶。沾着湿漉漉的晨露，叫我抬起的脚总是不忍落下来，这么走着，走过了一条不长的甬道，就走到开元集团公司的办公楼前，我向门卫出示了自己的身份证件，便有一位穿着得体的导引小姐过来，浅浅地笑着对我说：王总在办公室等您。

涵盖了房地产、生物工程及信息产业等诸多行业领域的西安开元集团公司，其老总王太川就该是这个样子，有一间大得惊人的办公室和一个同样大得惊人的写字台，液晶显示的计算机屏幕哗哗地流泻着各种信息，这一个座机电话还夹在耳朵边听着，那一个座机电话又催命似的叫了起来，还有撂在桌边的商务通手机，也在此刻震响了一曲当时颇为流行的音乐《吉祥三宝》……我所熟悉的同乡王太川，正不紧不慢地接着电话，并不时地抬眼看我一下，我知道他是向我打招呼，而且懂得他的招呼有点抱歉，还有点无奈，那一闪一瞥的眼神像在对我说：没办法，太忙了。

我理解王太川的忙碌，一个在市场上大有作为的人，不可能一杯清茶就走得出来。他走出来了，而且走得很好，走出了一片属于他的天地。在西安的街头，随便逮住一个人问，很少有不知道他的人，因为我们住的房子，我们的一些日常用品，可能就是他提供的。

导引小姐把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捧到了我的面前，我接过来抿了一口，放在茶几上，任凭茶香弥散，我却乘机把王太川的办公室看了一遍，除了一溜排的书橱和码得工整的书籍外，就都是精美的石头和悦目的花草了。这些都是我所乐见的，但都不如他写字台上那个茶杯盖般大小的青铜器物吸引我。

显然地，王太川注意到了我的兴趣，放下他打得铺天盖地的电话。对我笑着说：那是复制的。

我亦笑着回答他：知道是复制的。

就只两句简短的对话后，就都不知道往下说什么。虽然我们同在一座城市，他搞实业，我做新闻，不怎么搭界，便把老乡加同学的情谊弄得很淡。再者，我也知道，社会上总是有人求他，自己有病看不起，孩子上学没钱交……还有写这报告文学，出那传记的临时组织，把他弄得烦不胜烦。而我这次来，也是有事的，我怕在冷淡中让他误解了我，便上赶着开口了，给他说：我见着罗西章了。

此话一出，气氛便有了些热度。他说：罗老身体还好？

我说：前些日子回扶风，我看他了，他很好。

言三语四地，说了几句闲话，这才又转到阳燧的话题上来。我告诉他是罗西章让我来找他的，还说我会有所有获。这么说着，王太川绷着的神经松了下来，像罗西章告诉我该和王太川深聊一聊的神情一样。有点儿诡异地笑了笑。他说了，你知道吗，在我挖出阳燧后的一日，天上一下子出了两个太阳！

我的神情蓦然一惊，知道他说得不错，天上是出了两个太阳。虽然那时我不知道王太川在刘家沟水库工地挖出了阳燧，更不知道挖出阳燧与两个太阳有什么关系，但我与王太川一样，亦然经历了那个奇怪的天象。

其时，我像王太川一样也在水利工地上劳作，分派的任务是在冯家山水库的支线工程北高抽挖掘地下水道。好些个日子，天不明顺着井桶子下到三二十米深的地下，像只老鼠一样刨土打洞，天黑尽后再沿着井桶子爬上地面，饭在地下水道里吃，屎在地下水道里拉，一天到晚见不着太阳。那一天地下水道出了塌方事故，我们早了几小时上了井桶子，眼睛便对明晃晃的大太阳很不适应，在井桶边又闭了好一阵子才睁开来。

这一睁开来，就看见西边的天上生着两个太阳！

在地下水道刨土时不知道，这个日子的天气变化很大。清早起来，天上这儿一坨、那儿一坨地，挂着薄如细纱的云彩，太阳就在浮动的云彩里穿行，一旦从云彩里露出头，就还很阳光，而一旦被云彩遮蔽，风就冷冷的。是这样地挨到午后三四点钟，天上的云越积越厚，太阳就不能再露脸儿了，而流转的空气湿漉漉的，像是有一场雨要下，却终究没有落下来。地下水道的塌方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的，还好没有压着人，我们撤到了地面上，看见了躲在云后的太阳，从裂开的云缝里刺了出来。

两个太阳啊！相信那一天的周原人都看到了这一奇观，但却没有听到人议论，连当时看见时的惊叹轻得也许只有自己听得见。脚上，手上，还有衣服和脸上都是泥污的我，像大家一样呆呆地看着西边天上的两个太阳，两个被浮云纠缠着、带着绒绒毛边的太阳，张着嘴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一会儿，天和地都是静的，虽然工地的高音喇叭一刻不停地吼叫着，吼叫一阵，再唱一首歌，一首革命的歌。在我渐渐地恢复了其他知觉时，听到高音喇叭刚好唱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儿，又开始接唱《社员都是向阳花》……

或许，那是水汽的作用吧？也或许，那是浮云的作用了？我至今不能清楚，两个太阳，一个在上，一个在下，相隔着的是一条飘带似的流云，一模一样地贴在天上，直到无情的黑云携起手来吃掉了一个太阳，又吃掉一个太阳，我们昂扬的脑袋才耷拉了下来。

这是一个许多人不愿说出的事情，过去了许多年，差不多已经变成了一个秘密，现在想起，对于重见天日的阳燧莫不是一种预示？

我不知道，也许相继出土的两个阳燧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