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1日”，到我敲下这个日期时，不禁笑出声来：今天正是4月1日啊。
4月1日，西方的愚人节。
68年后的今天晚上，坐在书房里，面对电脑，我却要去写那天夜里发生在台湾海峡的阿波丸号大海难，怎么这样巧呀？
人生无常，世事难料。
尼克松的“见面礼”
1972年2月21日，北京刚刚下过一场大雪。
那个时代的人们，看见北国飘雪，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这样的诗句：“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
这一天上午11点30分，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空军一号”抵达北京，开始了为期一个星期的访华活动，敌对多年的中美两国，终于懂得仇视是一柄“双刃剑”，化干戈为玉帛才会对大家都有益，从此，两国关系步入了新的时代。中国把此行比喻为“破冰之旅”，美国将它比喻为“登月之旅”，而尼克松则在自己的回忆录《在竞技场上：胜利、失败和重新崛起的回忆》中，将这次访华命名为“奥德赛之旅”，——现代英文中的奥德赛（Odyssey）一词源于古希腊神话，象征着浪漫冒险。
尼克松为了访华，做了精心准备，还特意给中国送来了一份“见面礼”。在《阿波丸宝藏之谜》（政协河南省委员会主办的《协商论坛》，1999年第七期）一文中，余允尧披露：
尼克松送给周恩来一份“给中国人民的礼品单”，所开列的“礼品”有：黄金40吨、白金12吨、钨2000吨、钛800吨、铝2000吨、橡胶2000吨，还加上2009人的遗骨。原来，这份礼品单是1945年被美国潜艇击沉的日本“绿十字”——阿波丸号船上所载的货物和乘员。当年阿波丸号载着掠夺来的巨额财富准备溜回日本时，在台湾海峡北端平潭一带被击沉。美国后来从卫星上探测到它的沉没位置，尼克松便将这份资料作为他首次访问中国大陆的礼物，送给了中国。
尽管余先生没有交代史料出处，但我认为，像这样的“通天”题材，没有确凿的依据，即使借给他一个胆，他也不敢梦笔生花啊。
据专家估算，这份礼品单上的财宝，价值高达50亿美元。
不过，精明的美国人只是给中国提供了一张藏宝图，要想打开“龙宫”拿到财宝，那就靠中国人的能力和运气了。
尼克松访华时，正是“文革”后期，我们的裤腰带却越勒越紧，口粮供应越来越紧张，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是，全国上下却是万里山河一片红：“红歌”冲霄汉，“红海洋”巍巍壮观，“红卫兵”横冲直撞，“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风景这边独好”、“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敌人的日子一天天烂下去”、“我们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等红色口号家喻户晓，老少咸知。在北京郊区顺义县毛家营生产队组织的“批林批孔”大会上，一个老农说：“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像林彪这样一个每天大米白面可以随便吃的人，为什么要去谋害毛主席呢？这不是天下最大的傻瓜吗？”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50亿美元的财富，仿佛只到愿意，弯下腰，把手往海里一伸，就能够捞上来。这么便宜的事情，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国家，除非脑子灌水，否则，谁会不砰然心动呢？
“移动的火药库”
舰船是日本的生命之舟，航路就是日本的生命线。
昭和11年（即1936年）12月，为了做好发动战争的准备，日本第70次帝国议会上通过了一项庞大的造船计划：从次年4月1日起，利用4年时间，建造一批总载货量30万吨的商用船。其中，万吨以上、航速20节左右的12艘，分别用于航行于欧、美、澳、非、南美……
在建造的过程中，“七七”事变爆发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加快了战争步伐。由于作战需要，这批商用船全被日本海军征用。其中的4艘被改为航空母舰，3艘改为巡洋舰，1艘改为战备运输船。
阿波丸由长崎三菱造船厂建造。按照原来方案，阿波丸建成后，将与安艺丸共同航行澳洲，双向对开。但是根据战时需要，原设计做了重大修改：为增加运力，放弃了载客236名的设计，改为只有37个一等旅客设施。装修简单了，用工减少了，建造加速了，所有这一切，无不符合战时对船只使用的要求。阿波丸长155米、宽20米、高12.6米，总吨位是1.1249万吨。它的速度，平时是16节，最高时速可跑到20节，这是一般商船所不具备的。可以说，阿波丸是一艘具备战舰速度和性能的大型商船。
日本的舰船，大都以“××丸”命名，给人以“丸”等于“号”的感觉。其实，“丸”（まる-）与“号”并不是一回事。日本船舶法规定：船舶必须命名，以便于船主登记、注册；船名必须在船艏两舷和船艉外部明确标示；“应在船舶名称末尾附加丸字”。船舶名称末尾附加丸字，是日本的一种文化传统，其具体出处，有多种说法。一种是丰臣秀吉说。据说，他曾将一艘巨型船舶命名为日本丸，后人加以模仿，相约成俗；另外一种是黄帝说。相传在黄帝时期，有一个名叫自童丸的人自天而降，向人间传授造船技艺，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就依照他的名字形式，将建成的船舶命名为“××丸”，遣唐使把这一命名方式带回扶桑，日本就继承了这个传统。还有一种野史性质的说法，流传更广。远古时期，日本航海尚未使用指南针等导航仪器，经常发生迷航、触礁沉船等事故。为了防止迷航，船东就在船艏两侧画上圆圆的大眼睛，并在旁边写上船名；后来，科技发达了，眼睛不用画了，改画成抽象的两个大大的圆圈；再后来，圆圈也不画了，但根据日语圆圈的语意，演变成对应的“丸”字。另外，据专家考证，日本官船的名字后面，几乎都不加“丸”字。
1943年3月5日，阿波丸首次下水航行。它名义上仍属于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实际上已被军方征用，往返于日本——新加坡的航线上，负责为陆军运送给养和军火。
阿波丸投入使用，就做出了漂亮的亮相：
1943年3月26日，在处女航中，它从日本本土启碇，躲过美国潜艇的尾追堵截，将3000吨弹药安全运抵新加坡。随后，它就有了“移动的火药库”之名，受到军方青睐。
美、日交易皆大欢喜
那么，阿波丸为何又摇身一变，成为一艘满载财富的宝船？
1941年12月7日，日军在海军大将、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亲自指挥下，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空军基地——夏威夷群岛的珍珠港，击沉、击伤美军军舰19艘，其中战列舰8艘，击毁、击伤飞机260余架，美军太平洋舰队主力几乎全被摧毁，死伤3000多人。由此，爆发了太平洋战争。
战争初期，日军攻城掠地，气势如虹，打得美军、英军等满地找牙，很快就占领了东南亚，并俘虏了大批士兵和侨民。
早在1929年7月27日，《日内瓦公约》就对战俘待遇作出明确规定：“战俘是在敌方国家的权力下，而不是在俘获战俘的个人或队伍的权力下。他们应在任何时候都应受到人道待遇和保护，特别是不遭受暴行、侮辱和公众好奇心的烦扰。对战俘的报复措施应予禁止。战俘应享受人身及荣誉之尊重。对于妇女的待遇应充分顾及其性别。俘虏应保持全部民事能力。”但是，日本对此却视而不见，虐待、屠杀战俘事件，普遍发生。
1942年4月9日，驻守在菲律宾巴丹半岛上的美菲守军弹尽粮绝，7.8万名官兵奉命向日军投降。随后，在几乎不提供任何食物、水、衣物等情况下，日军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大盖，逼迫美军俘虏们徒步前往收容所。长达100多公里的路程，成为许多俘虏的死亡之旅。在《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一书中，巴丹死亡行军的亲历者、原美军第192坦克营B连中士、现为美国著名社会活动家、经济学家列斯特·坦尼教授描述说：
日本兵不允许我们带水行军，长时间不喝水造成的生理痛苦是难以形容的。我的胃很痛，喉咙刺痛，胳膊和腿不听使唤。到了第三天，饥饿和口渴让我做起了白日梦。我仿佛看到了过去吃过和喝过的所有好东西：夹着干酪和洋葱的汉堡包、奶昔、啤酒、可乐，馋得我想流口水，可惜口水早已干枯。
日本兵是故意的。
其实路边并不是没有水。有些看守会让少数的战俘去喝水，却不让更多的人喝水。有一天，我感觉自己的舌头变厚了，因为身边有日本的车队经过，车队扬起的灰尘被我吸进嘴里，黏在舌头上，我的喉咙快要被这些沙尘烤干了。有一次，我看到路边有一口自流井，白花花的水流掉真可惜。观察了好半天，确定附近没有日本兵的时候，我和战友弗兰克快速冲到井边。我们你一口，我一口，敞开肚皮喝水。我们尽快喝足，并把水壶装满，准备路上喝。
几分钟之内，有10—15个战俘聚到了井边。这引起了一个日本兵的注意，他跑过来嘲笑我们。这时，前面的5个人喝到了水，第6个人刚准备蹲下喝水，日本兵突然举起刺刀，对着他的脖子就是一刀。这个兄弟立即双膝跪地、呼吸急促、脸朝下倒在地上，一口水没有喝上就死了，鲜血染红了自流井。
两小时后，我们经过了一个水牛洗澡的水塘。有一个大胆的兄弟跑到日本兵面前，用手势问他，能不能让他喝一点水。日本兵哈哈大笑，挥手同意。
得到允许后，好几十个人疯狂地冲到水塘边，也不管水牛还在里面洗澡。有些人拨开绿色的泡沫，把水泼到自己身上，并喝下这种寄生着多种病菌的水。
几分钟之后，一个日本军官跑过来大喊大叫。没有人听得懂他说的话，他也没有打任何手势，但是大家还是知趣地赶紧返回了队伍。不久，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满脸堆笑的军官，在战俘的队列周边转来转去，他随即命令日本兵检查我们的制服，把那些身上有水迹的人都拉出来。日本军官命令这些沾上水迹的人，在路边排成一行，下令日本兵向他们开枪。
我很难理解日本士兵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纪律性很好，绝对服从上级军官的指挥。我想这些军官们肯定知道日本的军事法规当中关于战俘待遇的条文。1904年2月，日本颁布的第22条军规的第1节第2条明确规定：“应该尊重战俘，善待战俘，不得以残暴的非人道的方式对待战俘。”侵占菲律宾的日军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没有执行天皇亲手颁布的敕令。日本的翻译在多个场合告诫我们：“你们比狗都低贱！我们想什么时候喂你们，就什么时候喂你们；我们让你们休息，你们才可以休息；任何一个日本士兵觉得有必要教训你的时候，都可以揍你。”
……如此，经过强行不吃不喝的赶路行军，最后虽抵达目标营地，但沿路上因饥渴而死（最初即是因饥饿才选择投降的）及遭日军刺死、枪杀者达15,000人之多。
附带一提的是，并非抵达战俘营后就摆脱了死亡，由于日军也在营地内虐待战俘，包括拷打折磨、逼迫苦力劳务、刻意让其挨饿等，如此在抵达营地的两个月内，又死去了约26,000人。
在其他地方，战俘的命运同样悲惨。1943年10月7日，由于给养困难，日军威克岛战俘营司令长官前原少将下令枪毙所有美军战俘，共100余人。他们将美军战俘赶到海边当成肉靶，用机枪扫射，那些没有断气的战俘，都被日本兵补上了刺刀，或用枪托砸烂了头颅。1944年12月24日，日军在菲律宾巴拉沦岛战俘营，对150名美军战俘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只有5人跳海，又逃进原始森林，才侥幸存活。
台湾的《联合报》报道说，由于日军的惨无人道，造成战俘大批死亡，死亡率超过10%，是纳粹德国战俘营的10倍。
到了1945年，关押在日军各个战俘营里的同盟国战俘及侨民，仍有16.5万人，他们嗷嗷待哺，在生死线上艰难地挣扎着。
对于战俘们的境遇，美国政府十分关心。他们知道，日本人深陷战争泥潭，困兽犹斗，自己尚且吃不饱穿不暖，怎么可能大发慈悲，去改善战俘们的生活呢？于是，他们通过设在中立国瑞士名城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与日本政府取得联系，请求他们同意，向日占区的战俘、侨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刚开始，日本嗤之以鼻，不予理睬。美国并不死心，一再坚持。到了1944年10月20日，麦克阿瑟率领美菲联军杀回菲律宾，打响了旨在把日军赶出菲律宾的莱特湾战役。经过一个星期的血战，美军共投入17.4万兵力，1280架飞机和第三、第七两支舰队的160艘军舰，与日本的8万多守军、716架飞机和65艘军舰对阵。日军惨败，26艘军舰被击沉，守军除798人被俘外，其余80557人全部毙命。莱特湾战役是盟军在二战中得以控制太平洋的一个决定性的战役，此后，太平洋战局就朝着有利于美军的方向转变。更为紧要的，日军的海上运输线，被神出鬼没的美军潜艇摧毁，国内急需的石油、橡胶、锡镍等战略物质运不进来，前线急需的枪支弹药送不过去。日本军方焦头烂额，犹如热锅里的蚂蚁。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一再提议，让愁眉不展的日本将领们转忧为喜。
1944年11月21日，日本通过瑞士代表团作出答复：同意美国及其盟国的建议，并具体要求：保证日本装载救援物质船只往返于日本和海参崴（纳霍德卡）之间的安全；保证上述船只到达日本占领下的地区包括“满洲”、青岛、上海的安全；保证日本和东南亚各地航线的安全。
美国政府大喜过望。12月3日，美国立即通过瑞士代表团向日本方面传递信息，郑重承诺：绝对保证日本政府所调配的上述性质船只的航行安全，“美国和盟国军队对这些船只绝对不施以攻击，不进行临时检查，不施以任何干涉。”
随后，日本爽快履约，派遣星丸和白山丸两艘船只驶往海参崴，将美国事先存放在那里的救援物质装在了船。其中，星丸装载500吨物资，运往青岛和上海；白山丸装载2000吨物资，运到日本神户。一路之上，星丸和白山丸大摇大摆，如履平道，没有受到美军潜艇的任何袭扰。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美、日双方皆大欢喜。
“绿十字船”
其实，在星丸和白山丸上，日本明处装着美国的人道主义物质，暗处却载着前线急需的武器弹药。两船在炮火连天的太平洋上来回穿梭，让正在为运输线中断上火的日本参谋本部产生了“天无绝人之路”的感觉，于是，他们将计就计，大大方方地通过瑞士管道，通知美方：星丸和白山丸吨位小、航速慢，为了双方的愉快合作，大日本帝国将换上最先进的阿波丸，来执行这一特殊使命。
美国有求于日本，也没有理由加以拒绝。但是，为了防止发生什么意外，他们要求阿波丸拆去所有护航火炮，将船体漆成象征生命的绿色，并在船舷两边画上大大的白色十字架，夜晚航行，需要用特殊探照灯照在“白十字架”上，在几千米之外就能看见。
经过研究，日本认为美军的要求可以接受。于是，从这艘肩负着人道主义使命的绿色“白十字架”商船，便以“绿十字船”的名字，在日、美拼杀中，扮演着另外的角色。
1945年2月17日，阿波丸从日本门司港起航。此前，日本已经将往返航线、时间、装载货物和到达港口等，详细通知美方，随后，就得到了美方痛痛快快的答复：“阿波丸将救援物质运送到台湾、香港、西贡、新加坡、苏门答腊、巴达维亚、门托克，送给被日军扣留的盟国人员。美国政府和盟国方面共同保证阿波丸往返航行的安全。当然，只有阿波丸遵守约定航行日程，其航行安全才能得到保证。”
不久，美国又收到了国际红十字会转交的阿波丸清单：救援包24597个，总重量约2000吨。
3月10日，阿波丸一帆风顺，驶入航程终点：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港。未做任何休整，就风尘仆仆地踏上归程：3月12日，抵达雅加达；19日，抵达门托克；24日，抵达新加坡；28日下午，离开新加坡，朝着日本门司港急驶……
为了确保阿波丸的航行安全，美国海军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和西南太平洋潜艇部队司令给海上所有的潜艇，分别发送了阿波丸的回航行程，再次发出给予安全通道的指令。为确保每条潜艇都能收到，这条电报被连续三个晚上发送了三次。
眼看着阿波丸凯旋的日期日益临近，日军参谋本部露出得意的笑容。阿波丸瞒天过海，顺利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出航时，在它的底舱装载了6000吨军火及飞机零件，弹药包装上画的是红十字标记，装卸船也由日本士兵搬运，严格机密，为困守东南亚的日军雪中送炭；归来时，从新加坡装上了9812吨战略物质和金银财宝，还运回了2009名有生力量（官员和侨民1888人，船员120人，船上出生1人），为固守日本列岛奠定了基石。这笔买卖，太划算了！
拼命挤上“诺亚方舟”
跨入1945年的门槛，日本的军用物质越来越匮乏，国内掀起了“献金”热潮，在殖民地到处搜刮废铜烂铁，甚至连大连街头的路灯基座都被砸碎，运往日本，但是，战争恶魔像一个大肚汉，怎么喂也吃不饱。国力衰败，军力衰退，朝野上下无不感到，日本战败只是个时间问题。
与此同时，同盟国却后来居上，节节胜利。1945年2月1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签订《雅尔塔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作战。消息传出，世人无不欢欣鼓舞：日本已成为秋后的蚂蚱——蹦达不了几天啦！
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大背景下，阿波丸作为最后一艘从东南亚返回日本的客轮，被渴望回国的日本人视为“诺亚方舟”，就显得毫不过分。于是，阿波丸所到之处，日本侨民破费重金、买通关系、争抢船票，甲板上、过道里，所有的地方都塞满了人。甚至连即将临产的孕妇，也不愿意放弃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破例登船。“与外务省有关的人员有106位。其他就是此前失去船只而留在岛上的遇难船船员和船长，脱下军装、换上平民服的高级军官，以及民间人士共1856人。总共船上挤了两千多人，到处都挤得水泄不通。在定员60人的一等舱内有外务省的高官、将军和校级军官80余人。升降机上也铺上了席子，改成临时船舱。多出来的人就以甲板为床、以天为被，狭窄的走廊里也挤得一塌糊涂。”阿波丸幸存者下田勘太郎回忆说。
血债要用血来还。登船者都知道，战败之后，滞留在东南亚的日本人，将会成为当地民众发泄仇恨的靶子，死无葬身之所。
当阿波丸鸣响汽笛，缓缓驶离新加坡，船上的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解脱之感。是啊，可以回家了！哪个地方能比家更安全呢？何况，他们每个人都带回了大量的金银细软，这些财富，足够他们维持有尊严的生活。
作为太平洋上唯一一艘有安全承诺的日本客轮，阿波丸也是归心如箭，始终保持着16至18节的速度，向目的地驶去。不这样不行啊。美、英1400多艘舰船在冲绳附近大规模集结，18.2万将士即将拉开进攻日本列岛的帷幕，晚了，很可能被关在家门外边进不去了。
可是，刚离开新加坡，阿波丸上的乘客的心弦尚未彻底放松，就又绷紧了。田勘太郎回忆说，阿波丸一离开新加坡，便有美国飞机出现，进行擦着桅杆的低空飞行，使人心神不定。第二天，美国潜艇开始尾随跟踪，常常“呼”地冒出水面，叫人心惊胆颤。整个航行是阴沉、灰色的。只发生了一件使人振奋的事情：搭船者、三菱银行分行经理的夫人，在大舱口平安地生下了一个女婴。孩子的啼哭打破了船上的沉闷，喜讯迅速插上翅膀在船上传扬开来，人们露出笑容，以为这是个吉利之兆。谁也想象不到，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竟成了阿波丸最小的罹难者。
潜艇连发三次警告
按照航行计划，从新加坡到台湾海峡北部出峡口，也就是平潭海域，阿波丸需要跑三天。过了凶险的中国南海和台湾海峡，越过出峡口，驶入东海，北九州岛及其门司港指日可待。
4月1日，台湾海峡碧波如洗，风平浪静，滨田松太郎船长放下了久端的望远镜，朝身边的岩桥一男中将看了一眼，心里仿佛一块石头落了地。岩桥一男是日本第三船舶运输司令部参谋长，为了确保这次重要航次的安全，他亲自押船，几天几夜没合一眼。
然而，经验丰富的滨田松太郎却不知道，阿波丸之后，大海之下，一双鹰眼正在密切地注视着阿波丸的一举一动。
原来，编号为SS-393的美军皇后鱼号潜艇，正在执行第17机动部队司令官的作战命令，在东海深处进行攻击性巡逻。皇后鱼号潜艇艇长是查理·拉福林，1910年生于美国卡罗莱那州，19岁考入美国海军学院，曾作为篮球运动员参加全国比赛。1933年毕业，到新墨西哥号战列舰上服役。1938年，进入美国潜艇学院进修，之后，到潜艇部队服役。1944年，由于战供突出，拉福林少校被提拔为皇后鱼号潜艇艇长。
二战期间，美军都是根据情报部门提供的情报，再派遣潜艇到目标海区执行“猎杀”任务。潜艇进入任务区，由艇长独立指挥。
1945年3月10日，皇后鱼号和僚艇海狐号一起前往台湾海峡，半个月时间里，没有攻击任何舰船。直到4月1日12点，海狐号报告说，它用鱼雷对一艘日本运输船进行了攻击。由于牛山岛海域地处台湾海峡咽喉地带，距离日占区只有18海里，它的攻击行动可能引火烧身，遭到日军反潜军舰或飞机的攻击。皇后鱼号随即拉响战斗警报，做好了作战准备。
21时15分，牛山岛海域大雾时浓时淡，皇后鱼号乘着夜色浮出海面，低速巡逻。拉福林意识到，这种天气极容易掩护敌人的行踪，因此，他命令部下利用声呐，仔细搜索一切可疑目标。
22时，声呐员报告，在皇后鱼号约15公里的东南方向，发现了一艘疑似日军战舰。22时25分，皇后鱼号向僚艇做了通报。
从潜望镜里可以看见，目标很大，速度很快，但是因为海雾的缘故，它时隐时现，模模糊糊，看不真切。
皇后鱼紧盯着目标舰艇，保持着一二公里的距离。拉福林也不敢让潜艇靠得太近，如果真是日本军舰，一旦靠近，岂不是自寻死路？
据事后陈述，为了慎重起见，拉福林发出了“停船接受检查”的命令，目标舰艇没有任何反应；
拉福林以为对方没有听懂自己的意思，又用国际语连续发布了两次命令，目标舰艇仍燃是不予理睬；
拉福林被激怒了，命令部下：“加速，追上去！”
目标舰艇见势不妙，非但不停，反而加速前进，企图甩掉“尾巴”。
“22时59分，月亮从云层后面爬出来，但海面仍然被浓雾掩盖。视线范围仍为200码。”
23时，在距离目标舰艇1200码（约1100米）时，拉福林下达了攻击命令。“在贴近敌舰开始用鱼雷攻击时，瞭望台的瞭望士官、后方瞭望台的士官、轮舵手以及艇长想辨认敌舰的型号，但最终没有能够确认。”
皇后鱼使用尾部发射管，连续发射了4枚鱼雷。4枚鱼雷就像“击鼓传花”那样，依次爆炸，全部命中目标。“3分钟后，看到第一发鱼雷爆炸的火光，并听到了爆炸声。接着，后发鱼雷接连爆炸，爆炸的火光在雾中清晰可见。23时05分，此时，所显示的敌船信号声消失（目标消失），意味着敌舰在第一发鱼雷命中3分钟后沉没。”——拉福林回忆说。
“臭婊子，这么快就沉没了，难道是豆腐造的？”
拉福林对巨舰瞬间沉没，颇感意外。他一边命令向上级发报报捷，一边指挥潜艇上浮，火速驶王舰沉海区，看看能不能抓几名俘虏，进一步扩大战果。
皇后鱼仿佛一条巨鲨，迎风斗浪，一根烟工夫，就快马赶到。探照灯白色的光柱扫过海面，敌舰的身影全无，海面上，油迹斑斑，经过灯光照耀，闪射出诡异的五颜六色；木板、家具、衣服、成捆的橡胶，在波涛里上下沉浮，有20来个幸存者相继招手呼救，等救生索抛过去，一阵海浪卷过，人头转眼间不知去向。海浪大，海水凉，水中又有油花，幸存者手脚僵硬，浑身粘满了重油，很滑，即使看见救生圈，也难以抓得住；勉强抓住了，也抓不紧，一拉就“脱钩”。
就在大家失望的时候，又看见潜艇不远处有个幸存者，像醉汉似的，在波涛间摇晃着呼救的手臂。艇员们立即将救生圈抛了过去，他似乎挺有经验，憋了一口气，看准时机，一把抓住，并乘机死死地抱在怀里；艇员们一起用力，把救生索往回拉；可是，海浪卷过来，卷过去，幸存者在波浪的“秋千”上荡来荡去，就是拽不上潜艇；幸存者喝了一口又一口海水，奄奄一息，手脚越来越显得僵硬而不听招呼，一个浪头压过来，他手一松，沉入海中。艇员们深感惋惜，又一排海浪像无数只手臂，把幸存者托出海面，并拼命地摔到潜艇上，艇员们眼疾手快，抓住他的衣服，连拉带扯，把他拖上了前甲板……
“当时，他已经筋疲力尽，处于昏迷状态。过了一小会儿，他稍稍清醒。问他是否懂英语，他点点头。但是却不能清楚地回答提问。因此，把他带到舰艇内进行治疗。”
等到4月2日6点10分，皇后鱼已经脱离战场，幸存者神志基本清醒了，经过讯问，他交代说，自己名叫下田勘太郎，被击沉的大船名字叫阿波丸。
拉福林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追问了一句，等到确认之后，他满心的欢喜顿时烟消云散。
“我的上帝，怎么会是‘绿十字’阿波丸？！”
拉福林没有别的选择，只好硬着头皮向上级发报报告实情，并附上了一份俘虏审讯记录。
太平洋潜艇司令部接到电报，也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不敢有丝毫地懈怠，马上就向美国政府紧急报告。美国政府手忙脚乱，慌忙召集有关部门，悄悄地研究应对之策……
海军作战部长、五星上将埃尼斯特·J·金命令太平洋舰队司令、五星上将尼米茨，立即将皇后鱼号召回关岛军港，解除拉福林的艇长职务，并把他关押起来，听候处理。
美国政府十分头疼。请求日本派遣商船，为己方战俘和侨民运送人道主义物质，本来就是由美国动议的，现在，又由美国潜艇将日本所派商船击沉，除了一人侥幸获救，其他2008名乘员全部葬身海底，这种严重的背信弃义行为，会使美国的形象大为受损。但是，真相又能掩盖多久呢？是迅速地对日本实话实说，承认过失？还是能瞒一天算一天，拖延下去？就此，美国军方与国务院发生了严重分歧。4月4日，美国国务院以绝密文件的等级，对军方即将采取的公布事件真相的动作迅速“叫停”：
主题：关于要求公布阿波丸事件的有关事项。
重点：据说海军部准备公布这一不幸事故，而且为了征得国务院的同意，将于今天下午呈送所谓《公布方案》。
事故背景：得到安全保证的阿波丸，在结束向东南亚港口运送盟国救援物质之行后，踏上返回日本的归途。正是这条船于4月1日被击沉。国务院于3月31日曾接到其变更返回港口的通知，而此前也得到过阿波丸改变原计划停泊港口的通报。因为来不及将此通知及时告知盟军舰队，很有可能攻击阿波丸的美国潜艇就没有收到这一通知。以此为由为自己辩护或许可行。只要还有可能获得新的情报，我方就不应仓促作出处理决定。海军部只是报告美国潜艇击沉此船，而幸存者情况不明。
目前，我方尚不能向日本公布击沉此船。否则，将导致日本在获取情报方面占据上风。现在公布事件发生，无异于承认美国的过失。因此，辩护应在确认犯罪被起诉之前。
我们正在和日本政府进行交涉，要求日方再次向盟国的俘虏及扣留人员运送救援物质，并交换被俘人员。阿波丸事件对目前的交涉和以后的接触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切不可贸然行动。
就目前被敌扣留人员而论，英国被扣留人员较美国为多。他们也有较大的利害关系。因此，我方应该加强与英方的联系，协同行动。
结论：在日本提出抗议，我方决定采取对策之前，国务院禁止海军部公布这一案件。
日本政府强烈抗议
在美国抓耳挠腮的时候，日本也是坐卧不安。迟迟不见阿波丸靠岸的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也是“悄悄的，打枪的不要”，偷偷派遣飞机、舰船、潜艇等，在预定航线上四处寻找阿波丸的踪影。在没有获得确切消息之前，日本人不愿意暴露秘密，也不相信阿波丸会有什么三长两短。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阿波丸就像突然从人间蒸发了似的，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等到4月10日，也就是阿波丸计划靠岸一周后，日本政府和参谋本部彻底绝望了。他们断定，阿波丸凶多吉少。于是，日本政府通过瑞士驻东京大使馆，向美国政府发出质询：要求其提供阿波丸的详细情况，并协助寻找。
接到日本政府的质询，美国政府似乎是雷厉风行，在第一时间（美国时间11日）就作出正式反馈：
据有关情报报告：4月1日，在离阿波丸预定经过位置40海里处，有一艘船被潜水艇击中沉没。当时，船上的灯火和照明灯光都无法看见。船被击中之后立刻沉没。救起的惟一幸存者告诉该船是阿波丸。而如果被击沉的真的是阿波丸，美国政府对这起事故表示非常遗憾和不安。如果再有详细情况，我们将随时通知日本政府。
但是，关于击沉船只的确认问题，还有若干不确定之处。即使真的是阿波丸，事件的责任应由哪方承担有待进一步判断。美国政府保证以诚实的态度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
希望日本政府不要因此改变去海参崴运载盟国救援物资的计划。
对于美国政府的答复，日本深表不满。因为，美方咬定阿波丸偏离了既定的航线，而且没有按约定打开灯光加以照明，将一盆脏水泼了过来，把事故责任推到了阿波丸身上。为此，日本政府立即提出抗议，称无故进攻阿波丸是历史上最无信的行为，要求美国方面承担全部责任，并再次要求美国政府作出解释。日方还通过瑞士代表团，对美方提出了“六点要求”：
一、美军是在什么情况下击沉阿波丸的？
二、幸存者的人数及姓名。
三、幸存者现被扣留的地点。
四、幸存者的待遇。
五、幸存者的健康状况。
六、关于发射鱼雷的详细情况。
日本还开动新闻机器，进行集中报道，使阿波丸事件迅速升温，成为世人关注的一大焦点，美国政府陷入尴尬、屈理、被动局面。为了挽回影响，美国不得已，只能“挥泪斩马谡”，将肇事者拉福林提交了军事法庭。
4月16日，在盟军太平洋前线司令部的驻地果阿姆岛，海军军事法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出席人员有：审判人员约翰·福比海军中将、杰西·B·奥莱德罗夫海军中将、阿纳斯特·康达海军少将、约翰·H·布来温海军少将、阿里·阿里斯海军大校和路易斯·S·帕克斯海军大校；法官约翰·C·马克海军大校；辩护人亨利·C·布莱顿海军大校和约翰·H·卡夫迈中校。
对拉福林的调查和起诉共有三项：不胜任职务；不履行命令；执行命令怠慢。
拉福林仅仅承认自己是在天气不好、难以分辨敌舰性质的紧急情况下，做出了误判，而非有意为之。
四天后，军事法庭调查的最后一天，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将军现身法庭，可见军方的重视程度。
经过审理，军事法庭认定，拉福林的罪行属于“执行命令怠慢”，并进而作出了“惩戒免职，送还本国”的处分决定。
但是，日本政府对此判决并不满意，4月26日，就阿波丸事件，日方提出了强烈抗议：
从4月1日阿波丸被击沉之前发出的情报看，阿波丸当时正在预定的航行位置。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阿波丸是被美国潜艇故意击沉的。这次灾难的全部责任应由美国政府承担。
……日本政府被美国政府的恳切要求打动，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奉行人道主义甘愿付出代价，选定阿波丸从事运输救援物资。而美国无视其对航行安全作出的承诺，发现归途中的阿波丸后，故意将其击沉。这不仅是战争史上前所未有，也是最为人不齿的失信行为。
对于日本控制下的俘虏和扣留平民的处理问题，由此可认为是美国政府已经抛弃日方所给予的机会和希望。
对于此种破坏人道主义和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可耻行为，日本政府强烈要求美国政府承担其全部责任。
日本政府和全体国民对发生的这场悲惨事件感到非常愤慨。日本国民决不是被动地坐等美国政府对此事件随意处理的愚民，他们有权对美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有权对美国政府这种食言、失信行为，采取各种手段进行反击。
美国政府除了表示遗憾之外，仍然坚持要求日本继续派船运送人道主义物资，并警告日方，如果施行报复行为，必须承担严重后果。
5月16日，日本政府再次抗议，并提出三点要求：“一是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谢罪；二是美国政府处罚事故责任人，并将结果通报日本政府；三是美国政府对以下事项进行赔偿：a.遇难的船员；b.遇难的乘客；c.幸存者的损失、船只的损失；d.所装货物的损失。”希望美国政府立即作出答复。
时隔两天，美国政府就做出了正式回复：
一、美国政府于4月10日和5月18日通过瑞士政府转给日本政府的答复，已经表示了美国政府对此事件造成的多人罹难的痛心和遗憾。
关于阿波丸事件的调查工作已经结束，船只是在大雾中航行时被击中的。有证据表明，该船点亮了夜间航行时应该亮的灯火；阿波丸偏离约定的航线8英里，在预定位置前方约32英里。该船的沉没位置和预定的地点稍有出入，但并非不在情理之中。潜水艇向该船发射鱼雷的前后一直没有弄清它的身份。
阿波丸几乎遵守了安全航海的协定中必须遵守的条款，因此潜水艇舰长有责任辨别并确认它。由于舰长的疏忽大意造成了事故。美国政府承认对击沉阿波丸负有责任。
二、已经对有关的美国潜水艇舰长进行了惩罚处分。
三、赔偿问题涉及许多复杂因素，因此在战时不能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希望把这个问题放到战争结束之后再解决。那时美国政府将兑现赔偿的所有细节问题。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保证，到那时将公正地处理这一问题而不受政治形势的影响。
四、事件的幸存者暂时被扣美国警察机关，将和其他的日本人一道在与盟国人员进行交换的时候一并交还日本。
在阿波丸事件交涉上，尽管日方理直气壮，但是，在战场上，美军横扫日军如卷席。日本虽然还在做垂死挣扎，却已经是无牙老虎，根本无法挽回败局。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这个道理，美国岂能不明白？所以，无论日方怎么抗议，美方总是沉着应对，能拖就拖，日本也是无可奈何。
双方的“拉锯战”，一直打到8月10日，日方才匆匆提出了索赔的具体要求：赔偿遇难的船员和乘客2003人生命财产1.9亿日元；对于船上装载的9812吨物质，给予3037万日元的赔偿；向日本政府赔偿船只以替代阿波丸，其规格、条件应当和阿波丸相同。
可是，尚未得到美方的答复，8月15日，日本就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此后，作为战败国，日本人只能忍气吞声，再不敢向“山姆大叔”提及阿波丸三个字。
1949年4月14日，日本首相吉田茂代表日本政府与美国政府签定协议，正式放弃了因阿波丸被击沉而产生的各项要求。阿波丸事件似乎画上了一个句号。但是，日本民间对日本政府的质疑声却由此而起。1964年11月，死难者家属相互联络，成立了专门委员会。1972年5月1日，该委员会联名向政府递交了长达数千言的《请愿书》：
关于阿波丸事件由美国转归日本政府赔偿问题，1966年及1967年春，我们先后拜见过处理此事的椎名、三木两位外务大臣，以及两位厚生大臣，希望做好善后处理工作；同年5月2日，我们曾向参众两院提出了“关于因放弃对阿波丸沉船索赔权而出现的善后处理事宜的请愿”，得到了受理（众议院内阁委员会审理1063号以及参议院审理1055号）；1969年2月，我们又反复向爱知外务大臣说明了立场和要求。
1967年7月18日，参议院大藏委员会上，参议院议员青木一男先生就向死难者支付特别交付金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质询，并就因放弃阿波丸索赔权而产生的善后处理措施，与有关政府官员进行了质疑和答辩。
1971年3月19日，在众议院劳动委员会上，山本弘先生也提出了同样的质询。
……对于战争中空前的特殊事件——阿波丸事件，政府在战后出于外交的考虑而放弃了索赔权，又没有对我们罹难者家属给予正当的赔偿，这不能不说我们国家太疏忽大意了。
……阿波丸遇难者达两千多人。我们这些家属多是妇女、儿童，力量弱小，人微言轻。国家有关部门因此无视我们的正当权益，甚至肆意践踏，则是不能容忍的！
可是，《请愿书》递交上去了，如同石沉大海，迟迟听不到任何回音。
老百姓哪知道，这是一笔糊涂账，谁能算得清？美国政府或者日本政府，谁又愿意把它算清楚呢？
质疑之声甚嚣尘上
日本政府自愿放弃阿波丸的索赔要求，阿波丸风波似乎可以尘埃落定了。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关于阿波丸的话题非但没有平息，反而像其沉没之后，在海面上激起的圆形波浪，随着时光的流逝，愈来愈大。各种质疑的声音，也是日益强烈。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阿波丸到底有多少人遇难？按照日本政府公布，阿波丸上有2003人随船而亡，而美国等盟国掌握的数据是2009人（包括在船上出生才三天的一名女婴），两者相差5人。这5个人是盟国统计有误，还是因为他们的身份特殊，日本故意隐瞒了他们的存在？
其二，美军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是误发鱼雷吗？下田勘太郎坦言：“阿波丸一离开新加坡，就有美军飞机出现，进行擦着桅杆的低空飞行，使人心神不宁。第二天，美军潜艇开始尾随跟踪，常常‘呼’地冒出水面。”“现在看来，在出发的时候就好像有了不吉利的兆头。例如，我在门司和吴港暗中发现，船舱的深部藏着大炮和弹药捆包。那时我们就预感，运载这些武器将使已经得到的安全承诺变得无效起来。”而在事件发生之后，在与日本的辩论中，美方一再指责，是阿波丸违规在先，打着运送人道主义物质的旗号，偷运大量的橡胶、锡铝等战略物质。所以，历史学家田贺一坚持认为：“战后，由于美国给予日本粮食等经济援助，日本放弃了阿波丸的索赔要求。阿波丸罹难者得到的抚恤为：一人7万，一家两人12万，一家三人15万，低得让美国人吃一惊。我个人认为，由于阿波丸装载了重要的物资，美舰击沉她未必不是故意。”
其三，两千多名乘员中，为什么只有下田勘太郎一人幸存，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获救？阿波丸沉没后，那么多人无论老幼，全都喂了鱼鳖，唯一一个幸运儿，是船上的三等乘务员（酒吧间管理员）下田勘太郎。但是，经过调查，这个下田勘太郎已经连续第四次从沉船中死里逃生，此前的三次分别是平洋丸（1943年1月21日）、艇库丸（1944年2月22日）和艇亚丸（1944年8月18日）。四次遇险，四次获救，而且毫发无损。为什么只有他那么命大福大造化大？会不会是美军潜艇发动鱼雷攻击之前，他就有了预感？换句话说，他是不是美军暗藏在日本商船上的间谍？获救时，46岁的下田勘太郎对拉福林艇长交代说：“自己已婚，有5个孩子。夫妇都信仰佛教，孩子们在美国所属的东京教会学校学习。女儿在东京的降落伞工厂工作。除了女儿之外，一家人都住在东京郊区。”这表明，他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一个普通的船上乘务员，却能够让儿女们上得起东京教会学校，本身就令人生疑；战后，下田勘太郎于1946年2月顺利返回日本，从此深居简出，行事低调。但是，面对公众的吵吵，他却一直无动于衷，始终对过去的事情闭口不谈。人们更有理由推论，其中必有什么难言之隐。
其四，阿波丸是自爆沉没的吗？作为二战后期日本最大，也是最先进的商船兼客轮，阿波丸具有较强的生存能力。1943年11月8日，阿波丸所在的运输舰队在航行中，遭遇美军潜艇的鱼雷攻击，多艘商船中弹，而阿波丸却在4枚鱼雷的交叉攻击中，巧妙地钻出“火网”；次日，再次与美军潜艇狭路相逢，又是有惊无险；1944年3月10日，阿波丸抵近菲律宾，遭到鱼雷攻击，第一舱被炸出一个大窟窿，进了一些海水。但阿波丸再显神通，安然抵港、靠岸，为日军送去了大批给养，一时间，“不沉之舰”的美名传播开来。可是，1945年4月1日，在受到皇后鱼鱼雷攻击之后，却像一个铁称砣，瞬间沉没，不但没有续写传奇，甚至连发一封求援电报的时间都没有。战后，曾在雅加达港口上船看望老友的浅冈参谋披露，阿波丸驾驶台和船长室内，分别装着红色按钮，一旦阿波丸出现可能泄露船上机密的险情，可以自行引爆，毁尸灭迹。专家分析，即使是4枚鱼雷都在阿波丸船体爆炸，阿波丸也会像受伤的巨鲸那样，会在海面挣扎很长时间，才有可能沉没；只有船上最要害位置放置了大量炸药，引爆后，阿波丸才会在瞬间消失。有人进而推论，当阿波丸连续三次接到美军“停船受检”的命令，先想逃脱，但没有奏效；既逃不脱，又受到了鱼雷攻击，一旦伤而不沉，美军登船搜查抓住把柄，日本将颜面丢净，十分被动。为了严守秘密，陷美国于不义之名，滨田松太郎船长才在“督船官”岩桥一男中将的威逼下，不得不咬牙闭眼，实行武士道，按下了身边的那个红色按钮，让二千多名同胞与违禁证据一同消失在惊涛骇浪之中。
其五，阿波丸是举世罕见的一艘“宝船”，它的船舱内到底装载了多少金银财宝？1949年，日本驻新加坡海军特务机关“光机关”原机关长日高震作大佐在证词中交代说：“当时由于自己的职权，阿波丸的种种内幕是能够知道的。在战局越来越不利的时候，阿波丸要迫切地回到日本，这是明确的，也可以说这是最后的一船了。在这条船上，除了船长室的金库之外，又装了3个特别金库。各金库有雅加达驻军的贵重物品、金币、工业用钻石，新加坡驻军的贵重物品、金币、英镑、美元纸币和种种有价证券。装的这些货的价值是巨大的，现在也无法想像价值有多大。”
美国《圣迭戈论坛报》披露，阿波丸装载了3000吨橡胶、2000吨锡锭、40吨黄金、12吨白金、15万克拉工业钻石及数字不详的有价证券等，总价值高达50亿美元。
1973年，在《太平洋战争秘密——阿波丸事件》一书中，前远东军事法庭的调查官、美籍日本人福光实写道：阿波丸在新加坡共装货9812吨，其中包括橡胶、锡、铝、大米、药品，另外，在船上特制了金库（即保险柜），专装贵重物品、金币、外币、工业用钻石、有价证券等。
1976年11月21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阿波丸上装有锡3000吨，钨2000吨，钛800吨，橡胶2000吨。
可以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日本政府对阿波丸上装载的货物是什么？有多少？总是避而不谈，反而刺激了人们探求、破解秘密的好奇心。
于是，要求打捞阿波丸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1972年，日本港湾代表团访华时，曾经提出，日本的一个打捞公司准备打捞在福建平潭附近的一艘商船阿波丸。当时，因日方未正式送交打捞申请，以后又没有再提及此事，所以我国政府也没有予以明确答复。
1973年，美国的一个律师事务所曾3次给中国政府写信，要求打捞阿波丸，并说明该船有非常贵重的货物。
1976年，美国国际打捞公司——打捞与潜水公司曾两次致函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叙，提出该公司打捞阿波丸，并宣布该公司仅仅准备获得船上装载的3000吨锡锭，作为回报，其余的金银财宝等，全部无偿地赠送给中国方面。
1976年11月25日，台湾《中国时报》报道，香港一家打捞公司的负责人杜斯特说，他知道阿波丸的准确沉船位置，已向台湾当局申请打捞阿波丸的权利。
英国、西德、法国等国家的一些公司，也曾先后向中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打捞阿波丸或与中方进行技术合作，共同打捞。
中国决定自行打捞“宝船”
阿波丸就像一块“唐僧肉”，谁都希望咬一口，中国岂能无动于衷？
1977年，也就是在尼克松送来“大礼单”的第五个春天，中国政府正式宣布，独立打捞阿波丸。时任国家交通部部长、后来又担任海军政委、司令员的叶飞上将，参与了决策全过程。晚年，他在《回忆录》中，具体地叙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面对国际上纷纷要求前来我国打捞阿波丸的情况，我深感情况复杂，事关重大，需要稳妥处理。因此，于1976年6月29日，会同外交部报告了国务院。报告中除汇报了日本提供的有关阿波丸的资料和外国要求来我国打捞的情况外，并提出美国提出的打捞范围，包括整个台湾海峡和部分南海海域，在我国沿海200海里范围之内，涉及到我国主权和军事设施的机密，不能允许美国打捞公司进行打捞，将来在条件具备时，可由我国自己打捞阿波丸和其他沉船。这个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后，通过外交途径，拒绝了美国进行打捞的要求。
1976年8月，交通部与海军司令部共同召开“海上援救工作联席会议”期间，交通部和海军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共同议论了打捞阿波丸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来看，打捞阿波丸都有很大的意义。从政治和外交方面来看，阿波丸的沉没，使2000多人死亡，是世界航运史上的一次重大的海难事件。日本人民对此事念念不忘，要求捞起尸骨，建立纪念塔。我国如捞起该船，归还遗骨，将对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产生积极作用，并在国际上引起较大的影响。从经济上来看，阿波丸装载数量很大的稀有金属，价值很高，其中仅锡一项就价值2700多万元人民币，此外，据说还有黄金等贵重物品。从发展壮大我国打捞队伍来看，打捞阿波丸是一个很好的练兵机会，通过打捞能锻炼我国的潜水队伍，积累和丰富海上打捞经验。因此，共同得出独立自主打捞阿波丸的一致意见。
同年11月2日，交通部上海救捞局正式向交通部报告，提出了准备打捞阿波丸的建议：一、建议由交通部、福建省革委会、福州军区、海军东海舰队等单位组成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下设指挥部，由福建省平潭地区的党、政、军领导部门和海军东海舰队平潭水警区、防救部队及交通部上海救捞局等有关单位组成，负责组织扫测和打捞施工的实施。二、施工队伍以上海救捞局第一工程队——即“沪救3号”为主，并请海军东海舰队参加，军民合作，共同进行打捞。三、关于阿波丸沉船的位置，各方提供的资料并不一致，打捞施工之前，应先进行扫测，摸清沉船位置和沉船情况，研究打捞方案，并建议在领导小组组成后，召集各有关方面共同研究，拟订扫测和打捞方案。这一建议虽然有些粗略简单、对打捞阿波丸的复杂性尚有估计不足之处，但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因此，交通部有关部门即着手制订组织打捞阿波丸的具体方案，准备上报国务院批准后，即进行打捞。
与此同时，海军对此也十分重视，1976年1月10日，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就打捞阿波丸问题，向陈锡联副总理写一封信。1月13日，华国锋、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一致批准了独立自主打捞阿波丸，并指示由交通部、海军共同组织打捞。1977年1月，我与刘道生商量了打捞阿波丸的问题，并于2月5日以交通部、海军名义正式向国务院、中央军委上报了《关于勘测打捞阿波丸沉船的请示》，报告中除汇报了有关阿波丸的传说和外国纷纷向我国申请打捞的情况外，提出了独立自主进行打捞和打捞的初步方案。同年3月3日，交通部和海军又向国务院正式上报了《勘测打捞阿波丸沉船方案》，海军还向中央军委作了请示。由于沉船位置靠近台湾所占岛屿，进行打捞有敌情顾虑，必须作好兵力掩护，所以叶剑英副主席批示：“请总参抓总办理。”以后又指示：“由福州军区具体负责，一抓到底。”3月2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批准了交通部、海军的勘测打捞方案。
按照中国政府的惯例，出于保密的考虑，重大工程大都是以最高决策层提出或批准时间作为编号的。比如，“863”工程，是1986年3月批准的；而“985”工程，则是1998年5月批准的。
打捞阿波丸报告上报后，党的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副总理李先念、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等中央领导人迅速做了批示。李先念的批示是：“坚决干，海军积极，交通部也要积极。”
1977年1月3日，在海军司令部第一招待所，交通部和海军联合召开会议，传达中央首长的批示精神，研究贯彻办法。会议商定，由交通部和海军联合起草关于打捞阿波丸的具体方案，为保密起见，打捞阿波丸被命名为“7713工程”。
不久，国务院批准了交通部和海军的请示，国家财政部也根据国务院的安排，下发了（78）财企字第47号文件，给予2000万元的经费支持。在当年财政盘子很小的情况下，2000万元是一笔数目很大的巨款。
北京猿人头盖骨
毫无疑问，中国政府下定打捞阿波丸的决心，是直奔传说中的“50亿美元”财富而去的。花费人民币2000万元，获得50亿美元的收益，怎么算都值得。
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目标，那就是寻找连同阿波丸一同沉入海底的北京猿人头盖骨。这件文物，说多么重要就有多么重要，说它价值连城恐怕说少了，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无价之宝。
关于人类的起源，历来就有多种学说。北京猿人头盖骨的发现，使很多中国人自豪地认为：华夏大地是人类起源的摇篮。
很久以前，中国各地都有挖“龙骨”治病的习俗。直到清朝晚期，也就是光绪年间，西方文化大规模传入之后，人们经过科学研究，才惊奇地发现，所谓“龙骨”，大部分都是动物的化石，小部分是几千年前的龟甲、牛骨。
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秋天，国子监祭酒（相当于中央教育机构的最高长官）王懿荣（1845—1900。山东福山人）患了疟疾，就请太医诊治。太医给他开了一个药方子。王懿荣就派家人前往药房抓药。药方子中，有一味中药叫“龙骨”。等药抓回来，煎药之前，王懿荣随手打开纸包，看了看药的成色。无意间，他发现一块未捣碎的“龙骨”上面，刻着一些似篆非篆的文字。王懿荣是一位金石家，精通周代铭文。他脑子里灵光一现：这些符号，会不会是远古的文字呢？于是，他立即询问此药是从那家药房抓的。当他得知是从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抓的，马上吩咐家人：你去把他们家的“龙骨”全部买回来，有多少要多少，要整块的，无须捣碎。买回来一批“龙骨”，外型比较完整，一看就知道是龟甲、牛骨。经过认真研究，王懿荣确认，这些符号就是中国商代的篆书文字，因为是刻划在龟甲、牛骨上面的，所以，他称其为“甲骨文”。在他之前，还不知道有多少珍贵的“龙骨”变成药渣了呢！
“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线索，也源自于“龙骨”。
早在北宋时期的文献上，就有北京周口店附近出产“龙骨”的记载，盛产“龙骨”的山包因此得名，就叫着龙骨山。安特生是瑞典著名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曾任万国地质学会秘书长。1914年，他受中国北洋政府的邀请，担任了农商部矿政顾问，在中国从事地质调查和古生物化石采集。1918年，他对“龙骨”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率队前往周口店，对龙骨山进行试掘。收获不是太大。但他并未丧失信心，反而自信地预言：“我有一种预感，我们祖先的遗骸就躺在这里。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去找到它。你不必焦急，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就把这个洞穴一直挖空为止。”1926年2月24日，瑞典国会决定成立东方博物馆，收藏安特生运回去的中国文物，不久，瑞典政府任命安特生为东方博物馆第一任馆长，安特生离开中国，回国赴任。
1927年，在加拿大学者步达生（时任北京协和医院解剖科主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的领导下，对龙骨山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三枚人类牙齿化石，步达生非常高兴，将这种新发现的古人类命名为“中国猿人北京种”，简称“北京人”。在他的建议下，协和医学院与中国地质调查所合作创立了新生代研究室，并继续开展发掘工作。
1929年12月2日16时许，忙碌一天的发掘工人一无所获，有些人已收拾工具，准备下班。就在这时，在主洞偏北的下洞附近，一个工人无意中挖出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圆疙瘩，周围的人看来看去，谁也不知道是啥东西。有人叫来现场负责人裴文中，他端详了一会儿，惊叫道：“是猿人，是猿人的头盖骨！”接着，他轻轻地清除头盖骨周围的土壤，把它起了出来，紧紧地捧在手中，仿佛稀世珍宝私的……
随后，周口店发现“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消息，通过各种媒体，迅速传遍了世界。
经过深入研究，裴文中发现的这块头盖骨化石构造像人，其生前只有八九岁，男性，脑量却已有915毫升，远远超过所有古猿和近代大猿的脑量。但他也与现代人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头盖骨化石像馒头形，而现代人头盖骨近似于球形；他的眉脊粗壮，像屋檐凸出于眼眶的上方，前额低平，头盖骨壁比现代人要厚一倍。这些都与其祖先古猿相近。“北京猿人”距今约69万年（最新科学测定是57.8万年），属于直立人种。他们过着以狩猎为主的洞穴生活，能够使用和制造粗糙的石制工具，并已学会用火取暖和吃熟食。“北京猿人”发现，平息了19世纪以来围绕爪哇猿人的争论，确立了“猿人阶段”的存在，证实了达尔文关于人类起源于古猿的理论，被称为“古人类全部历史中最有意义、最动人的发现”，因此，“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是十分珍贵，不可多得。
1936年11月，贾兰坡再接再厉，又在周口店陆续发现了3个“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可是，“七七”芦沟桥事变的炮声，不但迫使周口店发掘终止，而且，已经发现并保存在美国人创办的协和医院里的“北京人”头盖骨，也面临着被日军掠夺的危险。1941年1月10日，身在陪都重庆的翁文灏（曾任中国地质调查所所长、时任国民党中央行政秘书长）致信协和医学院院长胡顿、新生代研究室名誉主任魏敦瑞：“鉴于美日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正与中国站在一条战线共同抗日，我们不得不考虑在北平新生代研究室的科学标本安全问题。我们准备同意将它们用船运往美国，委托某个学术研究机关在中国抗战期间替我们暂为保管。”几经磋商，美国方面才勉强同意，由领事馆安排、由美国人负责把“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安全带出中国，暂存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1941年12月5日凌晨，一列美国海军陆战队专列驶出北平，据说车上装有“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按照计划，列车抵达秦皇岛之后，化石运到“哈利逊总统”号轮船，再运往美国。此次托运的负责人是即将离华赴美的海军陆战队退伍军医弗利，两箱化石就混装在他的27箱行李中。火车到了秦皇岛，弗利的助手戴维斯负责接收这批特殊行李。戴维斯说：我去取了那些行李，有27箱，我把它们都放在了我的房间里。弗利等待着第二天坐哈里逊总统号回国。
然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第二天，也就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点燃了太平洋战争的导火索。紧接着，早有准备的日军，迅速出动，占领了美国在华的机构，弗利和戴维斯还没登上哈里逊总统号，就成了日军的俘虏，并被押往天津战俘营。后来，弗利陆续收到从秦皇岛兵营退回的行李，但“北京人”头盖骨却不翼而飞。
解放后，为了找回“北京人”头盖骨，有关部门收集到了许多条线索，一一排查，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却是一无所获。
就在人们绝望之际，从日本传来消息，说：1945年日军战败前，前日本关东军军官中田光男到了长春，登门探望岳父远腾龙次。远腾龙次是研究人类史前化石的专家。那天，远腾很高兴，喝得醉熏熏的，还兴奋地从里屋抱出一个盒子，指着里面盛着的头盖骨，颇为得意地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据此，有人推测，“北京人”头盖骨失踪后，很可能流落到了伪满洲国地区，被日本人藏了起来。后来，随着南进的日军，又流落到了东南亚。在日本预感战败迫在眉睫的紧要关头，将它作为珍宝，装上了最安全、也是最后一班返回日本的阿波丸，企图永远占有……
如果打捞阿波丸，让“北京人”头盖骨化石重回人间，其意义之大将难以估量。
于是，中央一声令下，海军、上海、福建等地的精兵强将迅速出征，陆续来到福建平谭牛山岛，向“7713”工程指挥部报到。1977年3月，交通部从上海、广州、烟台3个救捞局调集潜水员148名，打捞工程船2艘，辅助船7艘；海军从南海、东海、北海3个舰队抽调潜水员132名，打捞工程舰2艘，辅助船7艘，组成一支强大的联合打捞队伍。海军还决定，每年从海军三大舰队中抽调120名潜水员、20名潜水军医、10名工程技术人员，到阿波丸打捞工地进行换防。
远离大陆的平潭岛，顿时热闹了起来。
确定沉船位置很顺利
打捞阿波丸工程领导小组，由福州军区副司令员朱绍清任组长，刘道生、彭德清（交通部副部长）、梁灵光（中共福建省委常委、省革委会副主任）任副组长，王健行、杜星、韩钟等为成员，在福州军区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工作。经过认真研究，领导小组决定，由上海打捞局局长张智魁出任阿波丸沉船打捞现场作业总指挥。
说起张智魁，这可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1937年冬天，他离家出走，秘密参加了抗日武装，那一年，他才16岁。在残酷的战争中，他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一名热血青年，一步一个脚印，逐渐成长为我军的基层指挥员。1945年9月10日，身为营长的张智魁，率领八路军从苏军手中接收了阜新；建国之时，他已经是一名骁勇善战的年轻团长。为此，他也付出了血的代价，先后5次负伤。
解放后，他转业到上海打捞局，担任经理。为了从山中猛虎变成水下蛟龙，他又开始潜心研究潜水技术。1955年5月，根据中波技术合作协定，张智魁率领7名工程技术人员、潜水员，赴波兰深造。在6个月的进修期间，他系统地学习了海上打捞深水大船和水下作业理论学习，基本掌握了包括沉船勘测、浮筒打捞沉船、浮吊打捞沉船和爆炸沉船等技术，成为全国第一批潜水骨干。
1963年3月，我国第一艘1.5万吨的远洋货轮跃进号在大连红旗造船厂下水。当时，中、日两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根据任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与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审议会会长高碕达之助签订的《中日综合贸易备忘录》，4月30日，跃进号满载着一万吨玉米、三千吨矿石和四百多吨杂货从青岛起航，途径长江口，驶往日本门司港，并担负着开辟中日海上航线的重任。5月1日下午一时五十五分，跃进号突然给国内发回了“我轮受击、损伤严重”的密电，有关部门还没有反映过来，它就沉入万顷碧波，59名船员分乘3艘救生艇，在海上漂流，被日本渔船壹歧丸救起。
接到报告，周恩来总理非常震惊，立即派遣4艘护卫舰急驶事发海域，没有找到沉船踪影，只是把壹歧丸上的船员接回国内。获救船员十分肯定地说：跃进号是受到了敌人潜艇发射的两枚鱼雷攻击而沉没的，而发起攻击的潜艇，极有可能是美国潜艇。当时，中美关系剑拔弩张，如果跃进号真是被美国潜艇击沉的，那么，中美交战不可避免。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名，让张智魁率队紧急前往济州岛西南80海里的苏岩礁海域，进行确认。
5月4日，调查跃进号沉没原因的海上作业编队在上海组成，海军官兵、地方同志共计1097名。张智魁肩负潜水调查使命，备感责任重大。经过一番精心准备，5月19日，调查编队到达事发海域后，张智魁亲自指挥潜水员，对苏岩礁进行了4天10人次探摸，终于在西南角处发现一块长约3.5米、宽不到1米的平面坚硬的岩礁，岩礁上留下了遭受剧烈碰撞的痕迹，周围散见许多新的碎石块，潜水员马玉林还打捞上来一块粘有红色漆皮的礁石。跃进号偏离航线、触礁沉没的真相水落石出，一场恶战随之化解。张智魁因此扬名四海。
巧合的是，阿波丸也是驶往日本门司港途中沉没的。
现在，作为阿波丸沉船打捞现场作业总指挥，张智魁遇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尽快确定它的沉没位置。
1945年4月1日23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拉福林艇长，立即向盟军太平洋海军司令部发出电报：在浓雾笼罩的牛山岛海面，北纬25度26分零1秒，东经120度零8分零1秒的海上，击沉据认为是敌国驱逐舰的船只。
尼克松提供的卫星勘测资料：台湾海峡北端平潭岛附近。
两个数据，虽然处于同一海域，但面对广阔无垠的大海，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而且，这一海域风大浪高，海底沉船较多，也不能拣到筐里就是菜。为了有针对性地组织探摸，张智魁不急不燥，对收集到了当地海情加以分析。据渔民反映，在解放前五六年，在牛山岛以东偏北一点的海域捕捞，从未发现有水下障碍物；1945年之后，才频繁出现渔网被挂现象。张智魁用红蓝铅笔在这个海域画了一个小圈圈，决定派人下海探摸。
1977年5月1日，交通部的沪救3号、沪救7号和海军的两艘猎潜艇开到沉船疑位现场。经过声呐扫描，确定水下有两个船型障碍物。张智魁思考了一下，选定其中一个，果断地下达了探摸命令。
上海救捞局潜水员马玉林和海军潜水员崔宪政穿好潜水服，奉命下潜。
一串串气泡从海底升起，在海面上不停地开花。当时，60米深潜的时间极限是30分钟，可是，已经超过了一倍时间，迟迟不见两个潜水员露出水面。
“怎么回事？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大家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张智魁两眼盯表，满脸严肃，一声不吭。
下海75分钟之后，两个潜水员才相继返回海面。
崔宪政报告：当我潜到40米水深时，向上望能见度很好，40米以下越来越差，下到50米，伸手不见五指。挂到船上的鱼网，少说也有近百吨（正式打捞时，清理出鱼网120多吨）。鱼网裹在船上，上下全是，随海流摇晃，就像原子弹爆炸时升起的蘑菇云，阴森恐怖……
马玉林也有同感。他说：甲板、舰桥上，到处都长满了海生物，被炸断的船体犬牙交错，就像一个海怪张开的大嘴。骷髅、尸骨，随处可见……马玉林还意外地摸到了一个老粗的桅杆。
第二批下水的潜水员张石铭又有了新的发现：“在第一房间里面，发现了一个死尸。结果弄到上面以后，才发现他是一个中将。”经过研究，大家推定，此人正是阿波丸督船官岩桥一男中将。
经过一个月的勘测，打捞队终于弄清了沉船概貌：
沉船在第二个船舱处断裂，成为两截，沉在海底，呈“T”字型，相距35米。
潜水员在清除渔网和淤泥时，又从前后舱里捞出两块锡锭，一块重47公斤，一块重35公斤，上面铸有“大日本——东洋”和英文字母；还捞到一只瓷盘，上面印有阿波丸所属公司——日本邮船会社字样，以及两块小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阿波丸死难者“杉浦隆吉”、“横尾八郎”。一个潜水员将沉船打开了一个口子，许多白色和黄色的橡胶，像压缩的干豆腐皮一样，争先恐后地涌出船舱，漂浮在海面上。这些橡胶，每块200公斤。在当时的国际市场，每公斤橡胶价值1美元。
船沉时间，沉没船只的吨位和装载物资，死难者名牌，这些重要线索汇聚起来，无不指向了阿波丸。也就是说，位于北纬24度40分、东经119度45分水下的沉船，应该就是阿波丸。
张智魁揉了揉布满血丝的眼睛，郑重地向打捞工程领导小组做了汇报。
打捞艰巨程度超出预期
锁定阿波丸，比预想的要容易；而实际打捞，却比预想的困难了好多倍。
牛山岛海域盛产风浪。每年9月至第二年3月是东北风季节，风力大都超过7级；即使在风力较小的4至8月份，也因为台风经常过来串门，水深流急，流向多变，在风浪里，工作船只如同一片树叶，时而被巨浪举上了天，时而又被巨浪摔到谷底，无法进行潜水作业。海军猎潜艇摇晃达到40度，天线的固定钢索都被巨浪打断了。所以，一年之中，为了确保安全，只能时干时停，三分之二的时间不得不望洋兴叹。
打捞海域位于台湾海峡，当年，大陆与台湾处于敌对状态。金门、马祖等岛屿的炮战还在进行中，台湾海峡基本上为台湾当局的海军控制，大陆的商船需要通过海峡，往往集结成一定数量的船队后，由我方海军特派军舰予以武装掩护，并经灯火管制后夜航通过。而大型沿海船舶，则采取绕道台湾以东到公海里航行的办法。
打捞工程上马之初，有关部门就考虑到打捞时，很可能会受到台湾当局的海军舰艇的袭扰，做好了应对预案。对打捞作业的军事掩护的部署，由福州军区统一组织、实施。在陆路隘口进行了布防，海上调集了驱逐舰、护卫舰、猎潜艇等作战舰艇全天候守卫，战机24小时待命。当时，中国海军吨位最大的主战舰艇是苏制的鞍山号（舷号为“101”）、抚顺号（舷号为“102”）、长春号（舷号为“103”）与太原号（舷号为“104”）驱逐舰，舰上装备了国产最先进的“HY-2”导弹，号称“四大金刚”。为了确保海上威慑，鞍山号、抚顺号奉命南下，担负了打捞阿波丸沉船的护航警戒任务。
“当时制定的作战方针是，所有海空军巡逻限制在规定的打捞作业区域以内，不刺激金门、台湾等地‘台军’；但如台湾方面对我进行侦察、干扰，无论从空中来、海上来、水下来，都要坚决予以反击，彻底歼灭之。”
果不其然，打捞工程开工不久，台湾当局就不请自来，每天都派战机到打捞作业场海域侦察，我飞机随即升空进行驱赶，警戒舰艇严阵以待，作业场经常拉响防空警报。官兵们只要听到防空警报，便立刻放下手重的活计，跑步进入战斗岗位，高射机枪子弹上膛，瞄准敌机，随时准备射击。但时间一长，大家发现，台湾飞机都是在空中盘旋几圈，参观一下，就飞走了。习惯以后，大家也就不再紧张了。即使是他们飞来了，打捞人员仍然实施潜水作业，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的人还故意挥动草帽，对天上的台机高喊：“施工重地禁止参观，胆敢骚扰立刻击落！”
到了1978年，台湾飞机可能发现打捞工程对他们没有多少威胁，所以，就逐渐减少了侦察次数；再后来，连台湾飞机的影子也看不见了。
阿波丸打捞工程揭开盖头之后，在国际上引起了热议。一些国家表现出少有的兴奋。有的提出了到打捞现场实地参观的申请，有的要求提供新式设备、合作打捞，最为露骨的，是一个自称为“代表日本新一代”的日本人，于1979年7月，直接写信给中共领导人华国锋，非常不友好地说：“阿波丸完全是日本国籍的船，是战争时期在公海上被击沉的船。贵国把阿波丸打捞上来了，阿波丸上所有的东西全部权利属于日本。特别是阿波丸上装有庞大的金块，我想贵国已把这些金块打捞上来了。我以日本国民的名义，要求中国将这些全部金块归还日本。”并且威胁说：“将来，如果阿波丸的金块不归还的话，将会成为战争的根源，有害于中日友好的。”对于这些杂音，打捞工程领导小组一般都是置之不理，但客观上，对于打捞的顺利进行，还是有一定的消极影响的。
最为艰险的，还是风里行、浪里钻的潜水员们。当时，国际上把水深60米定为空气潜水“禁区”，但是，阿波丸船底在水深60米以下，沉船上覆盖着3米多厚的烂泥，海生物厚达30厘米，必须清理。为了将埋在淤泥里的锡锭、铝块等打捞上来，潜水员们不得不以牺牲健康为代价，一次次地打破潜水极限。潜水员要承受六七个大气压，在水下头脑发昏、嘴唇发麻，就像喝醉酒一样，晕晕乎乎，这样做，对潜水员的身体危害较大。为了把船舱里的财物尽量多地打捞上来，还要经常进行水下爆破。药量小了，炸出了口子无法穿行，属于无用之功；药量大了，可能给潜水员及其海面船只带来损害；而且，水下爆炸后，藏在沉船里的海鱼就会被炸的支离破碎，浮到海面上，海风吹过，满鼻子都是鱼腥味，引来成群的鲨鱼。一天，打捞作业正在进行中，突然，海面上鱼儿乱蹦，海蛇乱窜，有经验的海员大叫了一声：“不好，有鲨鱼！”果然，一头凶猛的虎头鲨正向一个潜水员发起攻击。潜水员发现危险，左躲右藏；船上的战友们，一边敲击甲板惊吓、驱赶鲨鱼，一边将潜水员迅速拖上船来。即使这样，潜水员还是被鲨鱼咬了一口，脱去潜水服，可以清晰地看见鲨鱼深深的牙印子，小腿上鲜血直流……
打捞工程被突然叫停
尽管潜水员们面临危险，但这是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准的重点工程，是在为共和国寻找现代化建设的资金啊！因此，沉船上的金库还是吸引着他们。
海军潜水员在沉船驾驶台附近作业时，突然发现桅杆下有扇小门，可是潜水员怎么也钻不进去，只好向工地指挥部报告。
人们在图纸上一核对，根本就没有那个小舱室。为了弄清问题，海军打捞技术人员决定采用电割，把秘密舱室打开。
海底电割是危险作业。如果舱室附近有油气，容易发生爆炸，过去在江阴打捞沉船时就发生过类似事故。电割能手、海军潜水员周文刚，下潜到沉船舱室位置，先顺好导线，夹上割条，用潜水刀铲除海生物，然后用割条在甲板上一敲，瞬时喷出高达7千度的烈焰。冰冷漆黑的海水，红通通的一团火焰在晃动，活像一朵珊瑚花。
周文刚心里想，据外电许多资料证明，阿波丸有3个金库，为什么一个也找不到呢？他渴望他脚下这个秘密舱室里，能装满金银珠宝。经过两个潮水时间的奋斗，“秘密”舱室终于打开了。周文刚钻了进去。他憋住呼吸，伸手往烂泥里摸，东摸西摸，触摸到一大堆环形硬物。难道这真是金玉镯之类的宝物？在甲板上等待结果的人们更是焦急，他们围挤在绞车旁，等待着奇迹的出现。
甲板上一片寂静，人们屏声敛气，只有绞车吱吱格格地响着，好像把人们的心越绞越紧。不一会，装着打捞物的铁筐被提出水面，吊放在甲板上。
人们一看，全都愣住了。这哪里是金玉之宝，全都是些铁夹子。
金玉之宝在哪里？人们在献计献策，提出自己的设想。有人说，金银宝器装上船，肯定是在十分机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人们判断，财宝可能是藏在船长室里。于是，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船长室。
海底漆黑一片，潜水员们顺着过道摸进了船长室。在船长室里，他们把所有的箱子、柜子通通撬开，但是，并没有发现什么金银财宝。突然，一只封得严实的铁桶，被翻了出来。潜水员们费了很大劲，把铁桶上的螺帽拧开，再把这只铁桶从舱室内搬出来。
铁桶被吊出水面，人们七手八脚打开铁桶，倒出来一看，全是些碎瓷片。
直到这时，人们才产生疑问：这艘沉船上究竟有没有传说中的金库……
在《威震海疆——人民海军征战纪实》一书中，海军作家如此写道。
其实，不仅是参战的海军官兵，所有参加、关心阿波丸沉船打捞的人士，莫不心存问号，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问号越画越大。
千呼万唤，见证奇迹的时刻终于到了。
1980年7月2日，海面风平浪静，碧波荡漾，在牛山岛海域，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天气。当年全国最大的海上巨无霸、排水量2000吨的大力号浮吊船，伸出相当于上海24层国际饭店高度的巨臂，牵动着两只巨钩（每个可以起吊载重1250吨），缓缓地降到海底深处；船艏已被潜水员事先切割，并用钢绳捆绑好了。潜水员将钢绳小心地挂在巨钩上，赶紧撤退到安全位置，发出起吊信号。
随着指挥员的一声尖利的哨子声，巨臂伸展，滑轮转动，钢缆不断收紧，海面上水花四溅，船艏以每分钟一米半的速度，匀速上升。当船艏距离海面30米时，为了保证起吊安全，指挥员下达了“停吊”口令，然后，大力号浮吊船收起铁锚，被拖轮慢慢地拖到了浅水区。
三天后，在平潭岛草屿锚地，大力号收短钢缆，将船艏残块放在了海滩上，沉船浸泡在海水里35年，早已锈迹斑斑，但焊在船艏上的阿波丸三个钢字及其英文名称缩写“AAAR”，却清晰可见。
7月9日，沪救捞3号又在打捞现场找到了一只船钟，底部口径为20.2厘米、高18.9厘米。上面刻着3个大字：阿波丸，并有建造年代和所属公司：昭和17年，日本邮船株式会社。
这一切物证，无可辩驳地证明，阿波丸工程队打捞的，正是阿波丸沉船。
就在大家摩拳擦掌，准备解开阿波丸沉船宝藏之谜时，新华社受权发布了一条电讯：从1977年开始的清理牛山岛渔场水下障碍物，打捞日本沉船阿波丸残骸的作业，经过三年时间，已基本完成。
正在上海奉命组建海洋水下工程研究院，以便为打捞阿波丸沉船提供技术支持的张智魁闻讯后，深为震惊。在《掘海人》一书中，光明日报社资深记者、报告文学家李树喜动情地写道：
张智魁以总指挥的名义严肃询问负责作业人员：
“找见资料记载的四十吨黄金，十吨白金，五箱钻石，五十箱珠宝了吗？”
“没有找见！”
“为什么不找了呢？”
“经判断没有，因此不再耗费气力！”
张智魁火了，狠狠地瞪起了眼睛。
“你们到过船长室吗？没有！到过贵宾室吗？又是没有！找到那四至六个保险柜了吗？也没有！这些极大可能存放贵重物品的地方没有探到，凭什么宣布这些东西不可能存在而停止寻找了呢？你们要明白，数十吨的黄金、白金，只占很小的空间，甚至有可能焊在某舱的夹层里，你们没有去找，怎能判断没有呢？”
对方支吾，无法回答他那雄辩的，一针见血的问！
“有没有捞取全部船体计划？”
“没有，已经决定停止，公开宣布了！”
不用解释，这便是报上那则公告。他愤怒了，他还许久没有这样震怒过，这不仅对他而且对整个中国打捞业来说是一种耻辱！他痛心，他孜孜以求、劈波斩浪去追求的美好计划破产了，揭谜的设想又变成了一场梦。当然，他所着眼和追求的决不是那资料记载的大宗珠宝，而是潜水打捞向深、向细、向成熟发展突破的关键一步，它能取得重大成功的经验，同时也能锻炼一支坚强的队伍，这是比黄金更为珍贵的啊！
本来，就我们的队伍、设备、技术来说经过努力是完全有可能彻底捞起沉船的，然而当作业需要勇敢地前进一步时，他们却“勇敢”地退却了，而且唱了一曲得胜回朝的凯歌。
他像被人重重地一击，头晕目眩！
是有意挫败张智魁当初雄心勃勃的计划，还是害怕困难、害怕劳而无功为人耻笑或破上级指责呢？张智魁一直冥思苦想，猜测作业主持者半途而止的原因。
是啊，他理解，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那是冒风险的事业啊！胜利只属于敢于冒险进取的人，何必责怪别的人呢？他又宽慰他们，也好像在劝慰自己。
中国人并没有打破泥沙寻到底，珠宝、金银没有捞取出来，阿波丸还在牛山岛波涛之下！
这是谜中之谜啊！张智魁眼睛突然亮了：阿波丸还在，我张智魁还在，留得大海在，不怕没船捞。我一定要把阿波丸全部打捞出来！
我张智魁总有一天要揭开这谜中之谜！
有识之士仍在呼吁
阿波丸沉船打捞工程，历时三年多，工程巨大，影响深远。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却取得了不菲业绩：海军、交通部、国家有关部门科研人员共有3000多名人员参与其间，其中，海军J101号、J503号船和上海救捞局沪救3号船，各船平均作业332天。共有600多名潜水员进行了水下作业，轮番下水总数达13604人次，水下作业6138小时，超过下潜100次的潜水员有64人。水下切割2379.1平方米，水下爆破650次。清除沉船上的淤泥12291.5立方米，揭盖4974平方米，约占沉船船体面积的70%。打捞出橡胶、锡锭等货物分别为2411.8645吨、2472.681吨、415.925吨。整个工程总计捞起货物达5417.947吨，其中仅锡锭一项就达2872吨，可以换取4000万美元。所得财富，大大高于国家的投入。
当然，在400多个日日夜夜中，所有参战人员战风斗浪，付出了巨大的辛苦。还有两名潜水员光荣牺牲。
为了搞好后勤保障，平潭县群策群力，先后为各作业船队提供了47万斤各类主副食品。
1979年7月、1980年1月和1984年4月，中国政府本着中日友好和人道主义精神，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宽容大度，先后三次在上海向日本方面移交了阿波丸沉船死难者的遗骨370具和私人遗物218项，共计1683件。
1979年7月2～4日，日本厚生大臣桥本龙太郎（1996年起任日本政府首相）率领包括8名死难者家属代表，相继访问北京、上海。在北京，访华团分别拜会了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外交部部长黄华、交通部部长曾生。死难者家属代表呈交了致中国领导人和有关方面的感谢信。7月2日晚，在人民大会堂为访华团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桥本龙太郎大臣诚挚地说：“贵国政府本着日中友好和人道主义精神，决定将阿波丸遗骨交给我们。我国政府对贵国政府非常感谢。日本全体国民、特别是阿波丸沉船死难者家属对贵国政府感激不尽。”
1981年4月25日～5月6日，在上海举行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阿波丸死难者遗骨遗物交接仪式。4月30日，当死难者家属代表、东京电视台摄影员山中来到私人遗物陈列室时，他三步并着两步，走到摆放着遗物的桌前，双手捧起一个“牌位”，眼含泪花，激动地说不出话来。经过交流，中方交接人员得知，当年，山中的祖父在新加坡病故，他的父母接到噩耗前去奔丧，这个“牌位”，是他父亲亲笔书写的。当阿波丸起程回国时，他的父母得到好友帮助，才买到了两张船票。可是，船未抵达日本，阿波丸就沉没了，他的父母带着“牌位”，遇难身亡。真是不幸之中，又遇不幸。46岁的山中对中方人员深深鞠躬，十分感激地说：“我真没想到，今天在上海能得到这样一件珍贵的遗物。我太感谢中国救捞工人啦！”
阿波丸沉船打捞工程告一段落，然而，关于黄金、白金、工业钻石和“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等贵重物品的去向，却成为世人争议的新焦点。曾参与打捞工程组织、指挥的张代吉（交通部救捞局巡视员、交通部潜水员考核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认为有四大可能：
第一，当年宝藏运输采取了声东击西之策，并未装上阿波丸，而是由其他渠道运回了日本；
第二，由于最初的情报和资料有误，以讹传讹，那些宝藏也许根本就不存在；
第三，打捞人员曾在船舱内发现一只腐蚀的潜水鞋底，以此联想到阿波丸可能已经被人盗捞过，但在战争期间，日本、台湾、香港、澳门等国家及地区，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打捞条件和能力；美国虽有能力打捞，但按照美国的惯例，60多年后早该解密，其打捞情况一定会公诸于世；新中国成立后，牛山岛海域一直在中国的监控之下，如有可疑外籍船舶在此海区进行较长时间的抛锚作业，应当会被发现，并被驱逐，所以，有人认为潜水鞋底是船上自用的，而不是盗捞者落下的；
第四，阿波丸可能设有自爆装置，遇到紧急情况自动装置引爆，船体破坏极大，因此在顷刻间沉没。如果价值连城的财宝是在新加坡装上阿波丸的，那么，仍在沉船残骸里面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极大可能是，在剧烈爆炸和强大的海水冲击作用下，使这批宝物已散落在阿波丸沉没附近的大海深处，并覆盖了厚厚的淤泥，难以搜寻。
而张智魁、李树喜等阿波丸研究专家，却坚信无风不起浪，黄金、白金、工业钻石和“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等贵重物品，仍然静静地躺在牛山岛海域的某个角落，等待着人们的再次打捞。
出于责任感和使命感，这些年来，他们一直没有停止呼吁。张智魁向国家有关方面提交了《打捞阿波丸沉船可行性报告》：“如果我们不能尽快掌握处理深海舰船、石油平台、海底输油管线事故的潜水与打捞技术，我们的海洋活动将受到极大的局限。而利用阿波丸练兵，则是一举多得的捷径。……通过再次打捞阿波丸，中国可以借此建造一个多功能饱和潜水母船，集自航、铺管、饱和潜水于一身，填补国内空白。”他还进一步指出：“我国仅有一个水下考古队，捞宝力量有限，国家的海上救捞局职责主体是救捞而非打捞。那么多的海底宝藏怎么办？难道是任由其流失和毁坏？堵不如疏，如果在放宽政策的同时加强监管，国家不花一分钱、不承担一点风险，就能获得大量水下的无价之宝。”
李树喜更是利用各种机会，进行广为宣传：中国打捞阿波丸只是吊起船头，切割爆破，打捞到第六舱，还有三分之二的沉船残骸没有捞起，沉船上还有许多地方潜水员根本进不去。在《双X档案——北京人失踪和阿波丸沉没》中，他通过考证，认为“北京人”头盖骨化石就在阿波丸沉船上。他说：“以前阿波丸号打捞工作曾存在的技术问题，现在已经获得解决，打捞前期要投入的5000万元到一个亿的资金也不是问题。目前的工作主要是，要获得国家的批准和相关政策的支持。我们希望同民间进行合作，通过商业运作、自筹资金、风险自担、国家批准、利润分成的形式，完成这个工作。”
看来，要破解阿波丸身上的所有谜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将阿波丸沉船全部、干净、彻底地从海底中打捞上来，重见天日。
但愿这一天早日到来！
我们游遍接近法西斯巢穴的水域，可他们连一只狗都不敢放出来。
——前苏联海军S-13号潜艇艇长 马里涅斯科少校
当时鱼雷击中了客轮，我试图通过舷梯爬到上层甲板。就在下面，我看到了令我永生不能忘记的一幕：许多成年人在水里挣扎；海面上漂浮着数以千计的儿童的腿，他们全部头朝下、脚朝上溺死！原来儿童头部比脚重，而客轮没有特别准备为儿童设计的救生衣，这些儿童全部溺水而亡。
——古斯特洛夫号海难生还者 约翰·斯马克
《蟹行》这部小说表现的主题，长期以来，在德国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驱赶前德国东部地区居民和一千多万人逃难的主题，在西德被挤到一边，在东德根本就不准提及。这也是我本人生活中的一个重大主题。……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其他的灾难、失职和罪过。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 君特·格拉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