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崇宁二年(1103年),宋徽宗赵佶在位,权臣蔡京当道。在赵佶的授意下,蔡京亲笔书写,将司马光、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三百余人列入了“奸党”名单。这么做的原因是这些人反对“新法”,批评朝廷以搜刮民财为要务。宋徽宗与蔡京“敕令诸州据以刊石”,命各州县根据名单刻成“元祐党籍碑”,即“奸党碑”,立遍全国。

要刻石碑,自然就需要石匠。

长安有一位石匠叫作常安民。朝廷让他刻碑,他接到任务后,跑去见负责此事的地方官。常安民说:“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马相公者,天下称其正直,今谓之奸邪,民不忍镌也。”(5)意思是,我常安民是个老百姓,理解不了朝廷立碑的深意,但像司马光这样的大人,大家都称赞他正直,如今朝廷却说他们是奸邪,我不忍将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

地方官闻言大怒,要治常安民的罪。常安民于是说:“被役不敢辞,乞不刻安民镌字于碑,恐后世并以为罪也。”他的意思是,自己只是一介草民,不敢推辞朝廷的任务,但是请求朝廷不要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碑上,告诉后世“奸党碑”是自己刻的。

常安民的故事最早见于《邵氏闻见录》,这本书的作者邵伯温生活在两宋之际。邵伯温在他的书中说,他愿意把这个庶民的故事写下来,是因为“一工匠耳,尚知邪正,畏过恶,贤于士大夫远矣”。意思是,石匠尚且知道是非和善恶,比许多士大夫强多了。

常安民是一位真实存在的陕西石匠。迄今仍有史料可查、署名由常安民镌刻的石碑尚有六七块之多,如《奉天县新修浑武忠公祠堂记》《宋故清河县君张氏夫人墓志铭》《京兆府学移石经记》《游师雄墓志铭》《孙昭谏墓志》等。(6)

常安民不是唯一不愿助纣为虐的石匠。江西九江的石匠李仲宁开了一间“琢玉坊”,崇宁二年,九江的地方官让他去刻“元祐党籍碑”。李仲宁委婉地拒绝了官府的征召:“小人家旧贫窭,止因开苏内翰、黄学士词翰,遂至饱暖。今日以奸人为名,诚不忍下手。”(7)意思是,他告诉地方官,自己以前很穷,谋了份石匠的营生,将苏轼、黄庭坚的诗文刻在石碑上,才勉强得以温饱。今日朝廷要我把他们的名字刻在“奸党碑”上,想到自己从前的工作,实在下不了手。

1970年出土的《中书舍人曾巩墓志铭》与1972年出土的《刘元周妻易氏墓志铭》证明了李仲宁确有其人。他的故事出自《挥麈录》,这本书的作者王明清生活在南宋初年。王明清说,地方官很佩服李仲宁,满足了他的愿望,而自己也很佩服李仲宁,所以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