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感谢你帮助比希尼娅，”格里塞塔说，“她是个好人，不知道向谁求助，因此我就冒昧把你推荐给她，希望没让你不快。”

女老师早已走了。西默农是我和格里塞塔拥抱的唯一见证者，这时夜幕在缓缓降临。

“哪里的话，整天写书评我都要憋死了。呼吸到大街上的空气我会好起来的，特别是当大功告成时，有一位为我的业绩自豪的侍女[3]等着我呢。”

“侍女？现在是21世纪，我也不再是你几年前认识的小姑娘了，再说了，妇女早就不再是谁的奖品了。”

“我就是一句玩笑话，想不到招致这顿指责……”

“我这是在给你那种不合时宜的大男子主义打预防针。”

“并非只有其貌不扬的男人才有疯狂的权利。”我吻着格里塞塔的嘴唇，“那位美人，那位托沃索[4]美人也并非妙龄少女。”

比希尼娅·雷耶斯在她家客厅里接待了我。房间狭小，光线暗淡，两把扶手椅，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几个瓷制烟灰缸和一个大盘子，上面是一张合影照片，我猜想是她、她丈夫和两个女儿的肖像。她端给我一杯咖啡。在递给我咖啡的同时，她重申了不与弟弟往来的自责心情。没有一件事是在我工作室没说过的，或者说没有一件事是无法原谅的。于是，我请求看看赫尔曼的房间。她带我走进一个阴暗的过道，同时告诉我她丈夫六年前去世，女儿们在大学分别修教育学和社会服务专业。

“赫尔曼的东西原封未动，保持他生前的摆放位置。”当我们走进赫尔曼的房间时，她说。房间里最醒目的是那扇窗户，对着一个院子，院子里有玫瑰、雏菊和其他一些我不认识的植物。房间的其余部分和家具都显得有些寒酸。一张带铜制床头的床、一个双体衣柜、一把木质椅子和一张写字桌，桌上放着几本书和一台老掉牙的收音机。

“我想我最好能单独进去查看一下。”

“您随便看。”女子回应道，语气略带不快。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挨床摆放的床头柜上的镶框照片。那是位皮肤棕黑、神情抑郁的女子和一位头已谢顶、胡须花白浓密的男子的照片。我猜想他们是赫尔曼和他女友。我将照片从框里取出，放进上衣口袋。

在衣柜里我看到一套皱巴巴的三件套西装、两件衬衫和一条暗色领带，还有几双开了线的皮鞋和一堆报纸。没有一样东西引起我的注意，床头柜抽屉里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一些阿司匹林药片、两支铅笔、几枚硬币和一本民间谚语。我将床头柜抽屉合上，注意到写字桌上的那些书大多是作者不详的政治文论和几部英国间谍和犯罪小说家埃里克·安布勒的小说。写字桌抽屉里我发现一盒发黄了的明信片、一本国家银行的存折、几本体育杂志。存折上的钱不到二十万比索。我查看那些体育杂志时，一张半截纸条从杂志里掉在了地上。是一位肥胖、络腮胡子、头发修剪得非常整齐的男子的印刷照片。照片上有注释：“行刑医生韦内尔·希内利”。我将纸条仔细审视一番，放回原处。之后，我在床上坐下来，点上一支烟慢慢吸了一口，努力想象之前住在这个房间的男子的内心情感活动。

后来我回到我的工作室，将赫尔曼·雷耶斯的照片摆在写字台上，把去他姐姐家的情况记在我的记事本上。唯一可以下结论的是赫尔曼是个孤独的人。除了贝尼尔德·罗斯的存在，他给人的印象是不与人往来，或者远离所有与自己无关的事，是个与世无争的人。

我想到了马科斯·坎贝尔，经常帮助我侦办案件的记者朋友。于是我给他打电话。我听他抱怨完工作太多之后，问他是否在有关独裁时期践踏人权的报告中看到过韦内尔·希内利医生的名字。

“压根儿不记得有这个名字。”

“你能查查你的文档吗？”我问他，因为我记得记者都会将自己写的文章加上用过的相关背景资料精心归档保存。

“这会儿不行，”坎贝尔沉默了一会儿，“独裁时期有一些医生参与过行刑，其中一些已经被医学院吊销了行医执照。埃雷迪亚，你在掺和什么麻烦事呢？你还在清算过去的老账吗？”

“过去和现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能怪我啊。历史是不能被遗忘的，更不能被轻描淡写。”我回答说，然后耐着性子向他讲述了我去那位女老师家的情况。

“不就是他曾在大街上捡到或者什么人留在他家的一张半截纸条嘛！”我告诉他在赫尔曼的房间里发现的那张半截纸条时，坎贝尔说，“也许是他在死之前清理过他的写字台，而你发现的是没被当作垃圾处理掉的几张纸而已。”

“可能是我的判断有误。”我心有不甘地说，“不过，无论如何，请你查查你的文档，我将感激不尽……”

“这年头我不能白干，埃雷迪亚，你得付我几杯酒钱。”

“请原谅这么晚给您打电话。我心有疑惑，就想很快找到答案。”我听到女老师的声音后说。

“没关系！我在看我丈夫原来喜欢看的那种破电视节目：漂亮的小妞，身材美而脑髓少的名媛。不过您一定不是为听我抱怨电视节目才给我打电话的吧。有什么消息吗？”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雷耶斯夫人。您的弟弟遇害前几天，彻底清理过房间吗？我并非仅仅指扫除灰尘。他整理过文稿吗？销毁过文件吗？”

“这重要吗？”

“他清理过没有？”

“他有成堆的杂志和剪报。一天下午，他把这些都扔掉了。房间焕然一新。我当时不得不向他表示祝贺！”

“清除的文件，是扔到垃圾箱了呢？还是带到什么地方了呢？”

“他扔掉了七大塑料袋文件。”

“您在我工作室说有人在跟踪您的弟弟。您认为这样的清理与他感到恐惧有关联吗？”

“自我同您谈话后，我多次自问把我弟弟的那些话作为绝对实情告诉您是否正确。也许我轻率了。”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我问，同时听到那女子断断续续的呼吸声。

“我们在您工作室谈话时，有些话我没有对您说。赫尔曼在军事政变后曾被逮捕过……”

“那么这可能是他害怕的理由吗？”

“可能。这段经历，赫尔曼永远不能释怀，可以说是刻骨铭心。不仅如此，他对有关行刑的消息像着了迷一样，一直在剪辑报纸上有关刑讯的报道和采访，关于对军人审判的新闻、访谈的文章。他大部分工资都花在购买报纸和杂志上。”

“既然是这样，他突然扔掉自己日积月累的东西，您不觉得奇怪吗？”

“他死的前两个月曾对我说在接受心理医生的治疗。他把自己的房间清扫干净的时候，我还想这一定是心理医生的建议，是鼓励他与过去保持距离的办法。”

“心理医生？”

“我说过了，他无法摆脱他被捕的那段经历。”

“那位心理医生的名字您记得吗？”

“放在床头柜上的记事本里我记得有。您等一下，我给您拿去。”

我利用这个空当点上一支烟，抚摸一下一直在专心听我们谈话的西默农的脑袋。

“天天都回家、最冒险的事就是穿过大街——你就从未问过自己同一个这样的主人生活在一起会怎样吗？”

“埃雷迪亚，你就别逗了！你这种疯话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从电话里我听到一阵脚步声，很快又是女老师的声音。

“那位心理医生叫安娜·梅尔戈萨。”她说，然后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我听到比希尼娅·雷耶斯说再见后，觉得一阵茫然。我像一颗生锈的轴承，在被扔进废品库之前，被迫做最后一次运转。为什么要调查一桩几天前对我来说还毫无意义的命案呢？我原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是好奇心，是无孔不入的好奇心害的，我心里答道。我有色子的点儿掷得不对的感觉，赌局的底牌在别处，不在赫尔曼·雷耶斯的卧室，也不在他姐姐充满抱怨的言语里。我来到街上，朝安塞尔莫的报亭走去。我的这位朋友在听一场足球比赛的无线广播，谢了顶的脑袋戴一顶灯芯绒帽，穿一件智利大学俱乐部的运动衫。我在报亭门口的木凳上坐下，点上一支烟。从街区酒吧传出欢快的昆比亚舞曲[5]。夜晚恬静宜人，一时间我产生了身处一条船上，在海面上漫无方向地向前行驶的幻觉。

“你天天守着这么个报亭不烦吗？”我问安塞尔莫，一边看着他将一大摞要退还给发货员的杂志规整起来。

“这就是我安身立命的营生，不然我就得坐在大街旁伸手乞讨，变成在这条街区那么多衣食无着的人中的一个。你怎么冒出这个问题？莫不是你有什么好生意给我？还是奇诺[6]中了奖，想让我分享奖金不成？”

“我倒是弄到一份工作，可又有点儿懒得干。”

“这就让人不懂啦，堂。昨天你还在抱怨没事干，今天又在说活儿是有了，却懒得干。”

“我不是抱怨。我只是想到这每天一睁眼，我浑身骨头嘎嘎作响。”

“这是长时间不工作的缘故，埃雷迪亚。工作的欲望就如同有益的毒品在你体内慢慢起作用，”安塞尔莫说，“我做赛马师的时候，曾摊上帕塔格兰德，一匹出类拔萃的赛马，高大雄健。驯马师总告诉我，起步几米你不要催促它，首先让它放松。它要长途奔驰，进入赛道需要热身。但是一旦热身做好，它就如同风驰电掣，一发不可收。我骑着这匹赛马就像出色冠军那样，一路超越，一路狂奔，赢得了两次大赛。”

“我真想就这么坐在你报亭旁边，专心欣赏这似水人生。”

“要有耐心，堂。到退休，你还得有耐心。在阿马斯广场喂鸽子的日子会到的。眼下，你还是设法以尽可能好的态度做好你的工作。这新的案子是哪方面的？”

“是一个在自己工作单位大门口被人杀害的案子。”

“有证人吗？”

“只有一个证人，我正打算去询问他呢。”

“你得沉住气，堂。我们先抽抽烟，然后你就去睡觉。我这建议怎样？”

“不坏，安塞尔莫，因为我听到了比这更坏的建议。”

我一只脚刚踏进工作室，讨厌的电话铃就响了。我拿起话筒，听到马科斯·坎贝尔老大不高兴的声音。

“这是我半个小时内给你打的第五次电话。你到哪儿去了，埃雷迪亚？”

“我去品尝星级酒是否地道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喝星级酒的？”他不等我回答又补充道，“希内利曾是空军医生，军事政权倒台后，他被指控参与过埃尔博斯克基地的刑讯。好像他当时负责对在押人员实施电击和其他酷刑，甚至还被指控对战友实施过酷刑。他撇得很干净，但现在有人信誓旦旦地说当时在刑讯室见过他。”

“你能告诉我在什么地方能找到他吗？”

“我想你只能在墓地找到他了。他去年死了。”

“倘若活着，我还真想有机会见见他。”

“只能说是个遗憾。”

“这仅仅是一扇封死的门。我既不会为此哭泣，也不会为此抱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