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 本书的理论基础

如图1-2所示，本书主要基于生命历程研究范式、政策范式转移理论、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以及公民权理论，展开对农民工社会政策调适与农民工社会保护体系建构的相关研究。

图1-2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示意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资料整理。

（一）生命历程研究范式

生命历程研究范式起源于芝加哥学派学者托马斯（Thomas，W.I.）与波兰学者兹纳涅茨基（Znaniecki，F.）于1918年至1920年对波兰移民问题的研究。在《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一书中，两位学者创新性地使用了生活史、生活记录以及情景定义的研究方法来分析社会变迁和国际（波兰）移民的生活轨迹。该书堪称开创了生命历程研究范式的先河。生命历程与被研究对象的年龄变量密切相关。处于不同年龄段的研究对象在日常生活中具有异质性的参与性质与参与结构。生命事件对于研究对象认同和调适自己的社会角色具有能动促进作用。现实中，作为能动个体，许多研究对象在经历某个或多个生命事件之后，相应调适个人权利、义务、规范以及期望。嵌入本研究主题，本课题组可借助生命历程研究范式所常用的原理和概念来剖析（新生代）农民工个体流迁意愿与流迁决策的动态转变过程。

（二）政策范式转移理论

在托马斯·库恩提出的“范式”概念的基础上，彼得·霍尔（Peter Hall）进一步延伸提出了“政策范式”的概念。在彼得·霍尔看来，政策范式意味着政策行动的框架。一般情况下，政策范式具有相当稳定性，但如果其不能持续提供解决挑战的适当方式就会不断弱化，直至出现“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具体来说，范式转移是一个动态的渐进的过程，包括“第一序列变化、第二序列变化、第三序列变化”三个程度不同的政策变迁过程。

其中，“第一序列变化”限于工具设置层次的变动，而总体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本身不变；“第二序列变化”则包括政策工具和工具设置层次的变动，但总体政策目标仍保持不变；“第三序列变化”则属于政策的根本性变迁，是质变的过程，这一类型变化中总体政策目标、政策工具本身以及工具的具体设置均发生了变动。^[16]一般来说，政策的“第三序列变化”较少发生，但其一旦发生了则意味着社会政策范式的转移。

（三）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

发展型社会政策理论的核心是将社会政策视为社会投资而非经济发展的负担。发展型社会政策对于在国家层面上优化社会政策设计的启示主要包括四点：其一，应积极投资于（现期与预期劳动力的）人力资本，特别是增加对教育、医疗、社保等领域的财政投入；其二，社会政策的制定应立足长远，应从中长期战略的高度入手来部署、实施社会政策；其三，从投资的群体来看，应基于“上游干预”的理念加强对儿童的投资，要积极提升社会成员的就业能力，同时要积极投资于家庭，建构家庭友好型社会政策；其四，从服务输送与资金筹集的维度看，发展型社会政策趋向于采取福利多元化的供给模式。基于社会福利政策的分析框架，对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护而言，除了要从中长期战略的高度入手来部署、实施农民工相关社会政策之外，其具体启示主要包括三点：其一，在分配基础的维度上，基于“上游干预”的理念，要加强对农村学生的教育投入，构建农民工家庭友好型社会政策；其二，在分配内容的维度上，要增强对“双后生”^[17]等后备劳动力以及尚未进入城镇劳务市场的农业转移劳动力的培训，提升其在城镇的就业能力与报酬水平的预期；其三，基于服务输送与资金筹集的维度，农民工社会保护体系的构建与具体服务的供给要采取福利多元化的供给模式。

（四）公民权理论

在其代表性著作《公民权与社会阶级》中，T.H.马歇尔指出，公民权包括“民事权、政治权、社会权”三个维度。就民事权的具体内涵，T.H.马歇尔认为，其主要包括人身自由、言论自由、财产权、订立有效契约的权利、司法权利等，其直接相关的机构为法院。

如表1-1所示，就政治权的维度而言，T.H.马歇尔认为，政治权主要内涵是要保障社会公民行使政治权利的权利，其直接相关的机构为国会和地方议会。就社会权的具体内涵而言，T.H.马歇尔认为，其主要包括经济福利与安全、充分享有社会遗产、享受文明生活的权利等内容，与社会权直接挂钩的机构是教育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嵌入本项目研究的主题，就农民工群体关注的焦点社会保护权利而言，在民事权的维度上，农民工群体比较关注的权利包括依法签订劳动合同、农民工劳动报酬权、自由迁徙权利、司法诉讼服务的可及性等。在政治权的维度上，农民工群体比较关注的权利主要是该群体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社会权的维度上，农民工群体比较关注的权利包括就业权利、社会救助权利、社会保险权利、接受培训权利、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权利以及住房保障权利等。

表1-1 T.H.马歇尔公民权的三个维度

二 本研究的分析框架

如图1-1所示，本项目展开具体分析时综合运用了四个具体的分析框架：一是农民工社会政策“二元四分”的分析框架；二是农民工社会政策“四位一体”的建构模型；^[18]三是社会福利政策的分析框架；^[19]四是Sabates-Wheeler等（2003）的移民迁移社会政策分析框架。

（一）农民工社会政策“二元四分”的分析框架

在《农民工社会政策及其建构》一文中，童星与张海波将社会保护的内涵嵌入农民工社会政策的“二元四分”结构框架之中。

图1-3 农民工社会政策“二元四分”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在童星与张海波（2006）所提出的分析框架的基础之上由笔者略微修改而成。

如图1-3所示，两位学者认为，农民工职业培训、农民工社会救助、农民工职业安全、农民工就业、农民工子女教育、农民工社会保险、农民工住房保障、农民工权益保护、户籍制度改革、农民工关怀十个具体社会政策议题在横向上的取向有两种，分别是问题取向与福利取向；而同样的十个议题在纵向上则包括两个阶段，分别是生存型阶段与发展型阶段。^[20]借此，童星与张海波构建出农民工社会政策的结构框架，该结构框架可以解决既有农民工政策研究的“缺乏系统性”与“重制度、轻价值”以及“缺乏统一的政策框架”等方面的不足之处。我们认为，两位学者的这一框架具有“二元四分”的特点，可称之为农民工社会政策“二元四分”的分析框架。嵌入这一框架之中，我们可以把农民工群体的社会保护需求分为如下四类，分别是：“生存—问题”型社会保护需求、“生存—福利”型社会保护需求、“发展—问题”型社会保护需求、“发展—福利”型社会保护需求。相应的，我们认为，农民工社会政策可以对应划分为如下四类：“生存—问题”型社会政策、“生存—福利”型社会政策、“发展—问题”型社会政策、“发展—福利”型社会政策。各级政府在资源和条件有限约束的前提下统筹解决社会保护需求类型的先后顺序应分别是：首先要优先解决农民工群体“生存—问题”型社会保护需求，在此基础上解决好该群体“生存—福利”型社会保护需求。最后在积极回应其“发展—福利”型社会保护需求的前提下，再因应解决农民工群体的“发展—福利”型社会保护需求。^[21]其中，“生存—问题”型社会政策主要指就业政策与社会救助政策，“生存—福利”型社会政策^[22]主要指有关工作环境规制的社会政策与社会保险政策，“发展-问题”型社会政策主要包括职业培训类社会政策、子女教育类社会政策、权益保护相关政策以及户籍政策，而“发展—福利”型社会政策则主要指住房保障政策以及农民工关怀相关政策。农民工社会政策“二元四分”的分析框架的优点抑或存在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其可以将农民工不同的社会保护需求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之内，增加了农民工社会政策研究的系统性；其次，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权利被有机分解到各个不同的层面之中，有助于提升社会政策分析的针对性；最后，“二元四分”的分析框架将各农民工社会保护需求类型按照解决急切性高低的先后顺利进行排列，有助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在资源约束性的前置条件下分阶段、分梯次地响应各细分社会保护项目的需求。

（二）农民工社会政策“四位一体”的建构模型

在《农民工社会政策及其建构》一文中，如图1-4所示，童星与张海波（2006）提出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模型：^[23]两位学者认为，农民工社会政策建构的三个影响因素分别是价值理念、社会认同与制度安排，任何一项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制定都要达到价值理念、社会认同与制度安排三者之间的平衡。其中，价值理念作为农民工社会政策建构的基础，属于“软性约束”；社会认同作为农民工社会政策建构的保障，属于“主观建构”；制度安排作为农民工社会政策建构的手段，属于“客观建构”。

图1-4 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模型

资料来源：童星、张海波：《农民工社会政策及其建构》，《社会保障研究》2006年第1期。

就此，我们认为两位学者所提出的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建构模型将社会政策的对象排除在影响因素之外，属于独立于农民工群体之外的“三位一体”的建构逻辑。在现实政策环境中，决不能忽视社会政策对象本身——农民工群体的能动作用（整体诉求），同时该群体流迁模式多元化与代际需求异质性的现实（分化需求）同样需要社会政策给予积极因应。进而言之，在农民工群体的“整体诉求”方面，该群体自身的利益诉求与能动作用对于整体及单项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制定与调适具有强大的促进作用。有如，由于利益诉求渠道有待拓宽，同时自身权益难以得到充分保障，社会张力不断增大，在诉求表达不畅的情况下有些农民工通过非理性的途径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相关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已成为影响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一大隐患。

农民工群体的“分化需求”方面，基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农民工主体的客观事实，不同流迁意愿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异质性的社会保护需求对完善农民工社会保护体系具有重要参考作用。同时，农民工群体在社会保护需求上存在一定代际差异，掌握新生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社会保护需求位序与需求结构的异质性对提升农民工社会政策的针对性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因此，如图1-5所示，我们认为农民工社会政策调适、建构的四个影响因素分别是农民工群体自身（整体诉求与分化需求）、价值理念、社会认同与制度安排。而任何一项农民工社会政策的制定都要达到抑或实现农民工群体自身（整体诉求与分化需求）、价值理念、社会认同与制度安排四者之间的相对平衡与妥协的状态。

图1-5 农民工社会政策“四位一体”的建构模型

资料来源：在参考童星与张海波（2006）研究的基础上由笔者自制。

（三）社会福利政策的分析框架

社会福利政策的分析框架是美国社会政策学家Neil Gilbert与Paul Terrell在参考Burns E.M.所著的Social Security and Public Policy一书的相关研究之后所提出来的。如图1-6所示，该分析框架从“各个维度内的选择范围”“支持它们的社会价值”“支持它们的理由或假设”三个多样化的视角来具体考察“社会分配的基础”“社会福利的类型”“服务输送策略”“筹资方式”四个具体选择维度。

图1-6 社会福利政策的分析框架^[24]

资料来源：Neil Gilbert、Paul Terrell：《社会福利政策导论》，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3，第84页。

就本研究而言，社会福利政策的分析框架能够将农民工具体社会保护项目如社会保险中的各个细分保险项目（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等）的相关制度设计、运行实施等许多方面串联起来展开多维度的分析和比较。该分析框架具有比较明显的动态性、延续性的特点，有利于在分析某个具体社会保护项目时做到理论探讨和具体实践相结合。为便于表述，我们将“社会分配的基础”“社会福利的类型”“服务输送策略”“筹资方式”四个选择维度简化称为“分配基础”“分配内容”“服务输送”，以及“资金筹集”。其中，“分配基础”负责回应具体社会保护项目的“对象”如何确定的问题；而“分配内容”则负责解释具体社会保护项目的“内容形式”；而“服务输送”维度则更多关注的是具体社会保护项目的服务应该采取何种“输送系统”以便提升服务输送的效率的问题；“资金筹集”维度则更多考虑的是资金的“来源和渠道”的问题。

（四）Sabates-Wheeler的移民迁移社会政策分析框架

在其移民迁移社会政策分析框架之中，Sabates-Wheeler等（2003）把国际移民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成因归结为四个方面的因素：^[25]第一是时间因素；第二是空间因素；第三是社会政治因素；第四是社会文化因素。就时间因素来说，移民的具体迁移过程包含不同时间段，因每个阶段需要面临不同的风险，不同时间段其弱势性成因与表现不尽相同。就空间来说，移民的过程意味着在空间上要“背井离乡”，面对健康和医疗等服务不足、社会机会缺失、社会资本缺乏等诸多社会保护供需失衡的问题和困难，迁移者在风险管理上面临不确定性的多元挑战。就社会政治因素而言，由于缺乏流入地政府的政治承诺，国际移民需要面临诸多制度层面的约束，往往处于被排斥、被剥夺、被歧视的弱势困境之中。就社会文化因素而言，由于和处于主流地位的流入地居民在价值、规范以及习俗上迥异，制约了移民群体在流入地的就业表现，有如移民通常面临难找工作、“同工不同酬”、行业准入等问题，同时社会文化因素所带来的社会保护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的问题亦是困扰移民的难题之一。虽然Sabates-Wheeler等（2003）的移民迁移社会政策分析框架主要应用于对国际移民群体的研究，但造成该群体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四方面因素均类似于我国农民工群体在陌生的城市社会中面临不利局面的主要成因。对本课题而言，该分析框架有助于明晰农民工流动过程中弱势性的成因，进而有助于提升农民工社会政策调适、建构的针对性。

如图1-7所示，在提出国际移民弱势地位形成的“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社会政治维度”以及“社会文化维度”的基础上，Sabates-Wheeler（2003）等提出了国际移民的社会保护机制。Sabates-Wheeler等（2003）提出的国际移民社会保护机制既包括由政府和市场提供的正式社会保护制度，也包括政府和市场之外提供的非正式社会保护。同样的，农民工社会保护体系的构建完善既需要来自政府和市场的正式政策安排与制度因应，也需要来自政府和市场之外的援手和帮助。因此，Sabates-Wheeler等（2003）提出的国际移民社会保护机制，对本课题研究建构起更加因应农民工流迁模式与代际分化需求，更加具有弹性化与灵活性的社会保护体系具有明显的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图1-7 Sabates-Wheeler等的移民迁移社会政策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黄晨熹：《迁流、弱势和社会保护：流动人口社会政策研究》，《劳动经济评论》2013年第1期，笔者略有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