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派:闲话文人旧事蠹鱼文丛
- 周立民
- 14992字
- 2021-02-24 14:10:57
那些大佬老师和宝贝学生啊
大学,常常被想象成“象牙之塔”,有多高且不论,尘世的风沙好像是吹不进这里,它如象牙一样洁白无瑕。这里有荷塘月色,有书声琅琅,有老师春风化雨,因材施教,有同学风华正茂、团结友爱……一切事情理想化的油漆涂得越厚,现实的面目也就越容易让人失望。象牙塔有点狭窄,偏偏里面肥胖粗壮的大佬却格外多,大家磕磕碰碰在所难免,再严重一点,勾心斗角的事情、各种“学术政治”也并不算少,且中外皆然——近年约翰·威廉斯的流行小说《斯通纳》讲的就是这类事儿。不过,毕竟这是知识人聚集的地方,打架也不能像李逵、张飞那样张牙舞爪,大家是“文明”里抡板斧,斯文中出利刃。当然,如何处理这些不愉快的事,倒也能看出人性与人品来。
一
话说1934年年初,清华园里就发生这样一件事情,为了一个出国的推荐名额,从当时的历史系一直闹到学校甚至教育部层面,事儿闹得挺大,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处不得不在校内的布告栏中贴出如此严厉的第一〇〇号通告:
这是一桩因为出国名额之争而引发的事件,布告中提到的事情,学者梁晨已有专文《一案四史家:“朱延丰出国案”考察》(刊香港浸会大学《当代史学》第7卷第2期,2006年2月)所述甚详,参考该文对布告中几个细节可以略做补充:当事人朱延丰,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1929年本科毕业后任清华大学历史系助教,1930年后考取清华研究院,导师为陈寅恪。当时的历史系主任是史学家蒋廷黻,在讨论出国名额时,他推荐邵循正,并获得教授评议会获得通过。朱延丰认为自己的成绩也符合推荐资格,却未获系主任推荐,这是不公正,他为此多方申辩,上书系主任、校长、评议会,并联合同级同学上书,给校方施加压力。在无果后,他又将此事引到校外,上书国民政府教育部,并约请北平律师公诸舆论,认为蒋廷黻公报私仇,他受到不公正待遇,必要时对簿公堂维护权益。学校方面,如上述公告那样对此事屡次解释:学生对规定理解有误,并非成绩上等者即可获推荐,第一推荐权在系主任,从已有程序看,蒋廷黻所为没有不当。
这份布告措辞严厉,等于喝断此事,警告学生不能再有越轨之举。学校能如此硬气,敢于大胆叫停此事,朱延丰的导师陈寅恪教授的态度至为关键。学校的布告中特别提到:“近复由该系教授陈寅恪先生来函声明经过情形。事实俱在,不难覆案。”陈寅恪的态度,一方面可以影响他的学生,另外一方面对于历史系和校方也举足轻重。当时,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导师中比陈资历老的王国维、梁启超已经去世,赵元任比他年轻,从资望而言,难有与陈抗衡者。故而在历史系,甚至清华整个文科中,陈的话语权恐怕少有人可以撼动。1934年,该校文学院代院长蒋廷黻总结历史系近三年概况时说:“国史高级课程中,以陈寅恪教授所担任者最重要。三年以前,陈教授在本系所授课程多向极专门者,如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等,因学生程度不足,颇难引进。”(刘桂生、欧阳军喜:《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补》,王永兴编:《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第436页,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在教学中,陈寅恪不可被取代。学问之外,陈的性格也是说一不二的,他要做什么,从不婆婆妈妈,倘要举贤不必避亲。陈教授对于一心想出国深造的学生是支持还是反对呢?他的这封信明确道出,他是站在系主任、校方一面的:
弟 寅恪顿首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日
(陈寅恪1934年1月8日致梅贻琦信,《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50—15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6月版)
这是斩钉截铁的表态,陈寅恪认为朱延丰不够出国留学资格,他还强调:如果他认为够的话,也不会顾及各方面关系而必然会推荐的。所以,当日教授会中,他第一个起来发言支持把这个名额给不是他学生的邵循正,是出于公心,系主任提议的人选正是陈寅恪本人赞同的。陈寅恪还说明:那一天,蒋廷黻作为会议主席,并没有倾向性或暗示性发言,他按照程序询问其他教授的意见,结果是“全体赞同,无一异议”。从程序上而言,他没有徇私舞弊的行为。——联想到而今学术江湖中,大佬们为子弟争名争利,不惜动手动脚,陈寅恪的态度不由地让人肃然起敬。陈寅恪信中有几句话说得很重,由此我们也会明白,他何以有这样的态度与原则,那不是利益、派别、师生这些具体关系,而是“人格”。他认为,他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人格做支持的,其他教授坚持或放弃自己的意见也是有人格承担的,大家(至少在陈寅恪看来)不会为这样的事情失去自己的判断,也不会为此就附和、攀附系主任。
邵循正、朱延丰,两个学生的资历,邵比朱浅,这或许也正是朱心里不服的一个重要原因吧。陈寅恪此事中的态度能够看出,一他是维护教授评议会的合法性的,甚至揽过系主任的责任,“弟负最大最多之责任”,这些是息事宁人,“到此为止”的态度。二他对于学生在学术上的要求的确是严格。有人引朱自清1933年3月23日日记,认为朱延丰的学术水准不低:“下午考朱延丰君,答甚佳,大抵能持论,剖析事理颇佳。陈先生谓其精深处尚少,然亦难能可贵。”(《朱自清全集》第9卷第208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版)“答甚佳”,这个评价不低,也是事实,但是,我们别忘了,这只是朱自清的评价,而朱自清的长项并非是突厥史研究,真正的权威陈寅恪虽有“难能可贵”的评语,还是“谓其精深处尚少”,这是有保留的,也可以说朱延丰的论文是否达到陈寅恪的要求,真的得仔细考量。十年后,陈寅恪在为朱延丰《突厥通考》出书作序时,毫不隐讳地提到这一点:“朱君延丰前肄业清华大学研究院时,成一论文,题曰《突厥通考》。寅恪语朱君曰:‘此文数据疑尚未备,论断或犹可商,请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则如率精锐之卒,摧陷敌阵,可无敌于中原矣。’盖当日欲痛矫时俗轻易刊书之弊,虽或过慎,亦有所不顾也。朱君不以鄙见为不然,遂藏之箧中,随时修正。迄于今日,忽已十年。”(陈寅恪:《朱延丰突厥通考序》,《陈寅恪文集·寒柳堂集》第16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十年后,老师才肯定了学生的成绩;十年后,老师也没有忘记当初对学生的评语。
摊上一个这样的学术大师当老师,做学生的是不是总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啊。陈寅恪严厉是一面,暖如春风的举动也不是没有。梁晨在《一案四史家:“朱延丰出国案”考察》中写道:“陈寅恪对朱延丰的生活也颇为关心,这也是其对学生的一贯态度。朱延丰入研究院后,曾经爱慕上北平女子篮球队的一位女子,但恋情半年后即告终止,这令朱延丰十分痛苦,甚至因此离校旷课达两个星期之久。陈寅恪为此很是着急,不仅自己寻找,还特地令朱延丰的同学罗香林去寻找。朱延丰回来后,陈寅恪知道他心情郁闷,便把他推荐给胡适去帮着搞点翻译工作,以为寄托。同时,陈寅恪还去函胡适,希望其能亲自和朱延丰进行一次面谈。”给胡适的这封推荐信现在也保留下来了,再一次让我看到大师的“人格”:
弟 寅恪顿首
(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午后九时
(陈寅恪1931年2月7日致胡适信,《陈寅恪集·书信集》第135—136页)
推荐自己的助手和学生,自然是出于爱护的目的,讲一点过头的话,似乎无伤大雅。至于把自己喜欢的人,说得天花乱坠以期对方接受的事情也并不少见,大家都会觉得情有可原。陈寅恪此信,既表现出他对年轻人的关心,以自己的资望为他们谋差事谋发展,又能够看出他的分寸、原则,推而言之,他言而有信,不做妄言。信中,比较浦、朱二人,对各之所长,说得清楚,对于可能存在的短板也毫不掩饰。他认为二人承担译书的工作,浦江清比较有把握,原因便在于浦的专业是西洋文学,白话文亦不错,又做过自己的助手,陈寅恪认为对他比较了解。而朱延丰主要从事历史研究,翻译历史著作,在专业范围内,“正确”当不成问题,但朱毕竟是新手,翻译上的经验和能力尚缺锻炼,究竟能做到什么程度,陈寅恪不能打包票,他建议可以出一试样,以备胡适判断、取舍,这也是为胡适负责。
陈寅恪推荐朱延丰是郑重的、认真的,他还有两封信谈到此事。一是给学生罗香林的信中提到:“朱延丰君编译事,待得知详悉情形再面谈。乞转达。”(陈寅恪1931年4月18日致罗香林信,同前,第144页)这也是对朱延丰请托的回复。到那一年年底,他又介绍朱延丰去见胡适:“适之先生:前函介绍之朱延丰先生欲面谒公,有所承教,敬蕲接见为幸。”(陈寅恪1931年12月3日致胡适信,同前,第138页)可见他推荐一个人有始有终,并不是接受请托敷衍一下,由此也能判断出,他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推荐一个人。不过,还是那一句话:师生之情谊是情谊,学术问题上的原则是原则,兹事体大,因为它已经超越个人关系,乃是为天下造“公器”,在这一点上,做老师不偏袒,不马虎,甚至比别人还严厉些。
我看过一个故事,忘记了出处,说陈寅恪在日本学术界声望甚高。当年中国学生申请到某知名大学读书须通过一个考试。一位中国学生去申请入学,教授得知他的毕业论文指导老师是陈寅恪,对他说:你可以免考了。——此事或许可以归于“传说”一类,可是,这么传说,证明陈寅恪在外人的眼里是靠谱和信誉的保证。这样一种声望,这样一种信任,恰恰来自陈寅恪的严格。老话讲,人无信则不立。“陈寅恪”这个名字成为一种确信和保证,恰恰在于他平常这种毫不含糊的坚持。
二
老师对学生是春风,还是秋风,在一个尊卑有序的国度里,似乎都不要紧。反过来,学生对老师如果不敬,可就是大逆不道了。偏偏有个人年少气盛,虽不能说对老师“大不敬”,但也的确让老师好生恼怒。这个人是钱锺书,那老师是做尽各种事情让人窃笑而又叹息的吴宓先生。
事情是由温源宁的一篇短文《吴宓先生》引起的。温源宁,1927年起担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算是吴宓的同事,1934年应上海的英文刊物《中国评论周报》(The China Critic Weekly)的约请,他用英文写了一组人物素描,吴宓、胡适、徐志摩、周作人、梁遇春、王文显等17位名人都被他幽默了一下。1935年,该书由上海别发洋行(Kelly & Walsh, Ltd.)出版发行。这组文章笔调轻松,文字幽默,写的又是名人,发表出来颇引起知识界注意。1934年4月20日出版的《人世间》杂志上,林语堂手痒,亲自翻译其中的吴宓、胡适两篇。1937年2月20日出版的《逸经》第24期又重刊了写吴宓这篇(题目为《吴宓——学者而兼绅士》,倪受民译)。温源宁此文从吴宓的相貌写到性格,通篇都是调侃文字,诸如:“吴先生的面貌呢,却是千金难买,特殊又特殊,跟一张漫画丝毫不差。他的头又瘦削,又苍白,形如炸弹,而且似乎就要爆炸。头发好像要披散下来,罩住眼睛鼻子,幸而每天早晨把脸刮干净,总算有所修整了。他脸上七褶八皱,颧骨高高突起,双腮深深陷入,两眼盯着你,跟烧红了的小煤块一样……”(温源宁:《吴宓先生》,《一知半解及其他》第4页,南星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年2月版)这也就罢了,我觉得最后有两段话,说得虽然很随意,却是看穿了吴宓,也触到吴宓的痛处:
吴宓读到这篇文章后,怒从中来,在日记中大骂:
温源宁在《一知半解》的序言中说过:“这本小书里,如有触犯了人的言语,乃是无心之失,希望谁也不见怪。不过,也还可能有一两个人对某些涉及他们的议论产生反感,若果然如此,尚请原谅。”(温源宁:《小引》,《一知半解及其他》第3页)莫非那时候他就听到什么反应,还是对未来的成功预言呢,我不得而知。不过,吴宓的火气还在后面呢。此时,他的宝贝学生钱锺书出场了。在《一知半解》(钱译作《不够知己》)英文版面世后不久,钱锺书在1935年6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第29期上发表了一篇书评,目前出版的《吴宓日记》恰恰缺失了这一时段的内容,不知道吴宓当时是否看到此文,倘若看到又作何感想。反正文章提到吴宓,仿佛是替他辩护:“又如被好多人误解的吴宓先生,惟有温先生在此地为他讲比较公平的话:在一切旧体抒情诗作者中,吴先生是顶老实、顶严重、顶没有Don Juan式采花的气息的;我们偶尔看见他做得好的诗,往往像Catullus和Donne,温先生想亦同有此感。”(钱锺书:《不够知己》,《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第336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10月第2版)这是赞扬温源宁的公正,倘若钱锺书知道吴宓对温文的态度,那么,这种赞扬不仅完全落空,反而是与温源宁合作起来加倍“攻诋”。在这几句之前,钱锺书还有一段话:“温先生往往在论人之中,隐寓论文,一言不着,涵意无穷。例如徐志摩先生既死,没有常识的人捧他是雪莱,引起没有幽默的人骂他不是歌德;温先生此地只淡淡地说,志摩先生的恋爱极像雪莱。”(同前,第336页)温源宁在《徐志摩先生》中是谈到了雪莱,可是,钱锺书说“例如徐志摩先生既死,没有常识的人捧他是雪莱”,他的老师吴宓会不会敏感呢?因为吴宓在徐志摩去世后写过一篇《徐志摩与雪莱》。
俱往矣,这个旧事也就罢了。1937年,吴宓大骂温源宁之后一个月,收到留洋在外的钱锺书所寄书信和稿子。稿子是用英文写的,题目叫A Note on Mr.Wu Mi & His Poetry,翻译成中文便是《关于吴宓先生及其诗》。吴宓读后,内心的怒火再次燃起,温源宁的旧作与钱锺书此时的评论文章全然搅合到了一起,他在日记里伤心地写道:
批评钱锺书“功成名就,得意欢乐”,看来,吴宓是真的动怒了。钱锺书文中说什么了?他是这样写老师的:
我不得不佩服这个学生识见之广博、目光之敏锐,但越是如此,就越是捅向老师心里的一把利刃。吴宓痛苦不堪,当天把这些观点说给贺麟听:“贺麟来上课。宓送之上汽车入城,告以钱所撰文。麟谓钱未为知宓,但亦言之有理云云。宓滋不怿。世中更无一人能慰藉、愿慰藉我者也。”(吴宓1937年3月30日日记,《吴宓日记》第VI卷第97页)贺听过后认为“言之有理”,这让吴宓更为伤心,更认为除了上帝,天下无人能理解他。世人对他尽是“误解”,这是吴宓的想法,其实,最大的误解恰恰来自他自己。
吴宓与钱锺书的恩怨有很多人专门研究过,本文不想多做探讨,我重翻旧账,所关注的还是学生和老师在这件事上的态度。贺麟认为钱文“言之有理”,那么,说钱锺书考虑不周致使老师伤心倒是有可能的,但扣上刻意讽刺老师,“功成名就,得意欢乐”的帽子则好像过分了。我倒宁愿这么看:这就是钱锺书对老师的真实看法,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就这么说出来了。孟浪了些,却真实了很多。吴宓日记中说:“乃先寄宓一阅,以免宓责怒……”这说明钱锺书并非书呆子,他已经考虑到这些话老师会不高兴,关键是明知如此还是写了,明人不做暗事也寄给老师看了。我感到,文章千古事,文字不是游戏,那里有见解、观点,还有人格、文格,不能苟且也不能对读者、对自己撒谎,关系、情面也就顾不上了。——“吴先生对他自己完全不了解”,这是温源宁评价吴宓的话,看了《吴宓日记》后,我愈发相信这话说得千真万确,学生钱锺书的文章同样也是一针见血。
江湖险恶,世俗是一把杀人的刀子。半个多世纪以后,1993年,钱锺书有机会读到吴宓日记——里面有对他的不满,也有很多赏识他才华的记录——此时,已为“文化昆仑”的他以非常谦恭的态度把一切过错都揽在自己身上,深悔少年孟浪,赶紧要填补这个道德的大窟窿。他给吴宓的女儿吴学昭的信中写道:“余卒业后赴上海为英语教师,温源宁师亦南迁来沪。渠适成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一书,中有专篇论先师者;林语堂先生邀作中文书评,甚赏拙译书名为《不够知己》之雅切;温师遂命余以英语为书评。弄笔取快,不意使先师伤心如此,罪不可逭,真当焚笔砚矣!”“先师大度包容,式好如初;而不才内疚于心,补过无从,惟有愧悔。倘蒙以此书附入日记中,俾见老物尚非不知人间有羞耻事者,头白门生倘得免乎削籍而标于头墙之外乎!”(钱锺书:《〈吴宓日记〉序言》,《钱锺书集·人生边上的边上》第233—234页)这样的“补悔”,至少能证明钱锺书在当年的无心之过,也符合当今大儒的慈祥、和善的公众期待。中国人的传统说法: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如父母,也就是将两者在伦理上的平等取消了,对父母历来要讲恭敬和孝顺的,对老师的不恭,那可不行。
父慈子孝,家庭和谐,这本来是很好的事情。偏偏出来个鲁迅,认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乃是做父母的天然责任,子女们没有什么“恩”可感,更不能拿这“恩”来要挟子女使之为己牺牲,子女不是父母的财产,也不是他们的奴才,相互间若有关系,除了“爱”,不应是其他。(见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收《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下子更乱了,那么胜过父母的老师呢,他与学生应该是什么关系?以吴宓和钱锺书关系为例,他们处理得还不错,吴宓虽然一辈子对钱锺书不是痛快地满意,但那都是记在日记上的话,表面上恐怕还是君子依旧。晚年钱锺书的检讨一洗刻薄之名。呜呼,钱锺书当然要检讨,不然这个罪名他怎么顶得下来?不过,有时候,我也怀念那个少年孟浪的钱锺书,他更真实,他也让我看到,老师和学生本来是为了传道、求知所结成的自然、平等的关系,不能畸形化为主奴关系,更不能变成江湖老大与众小弟的关系。
三
与钱锺书相比,知堂老人周作人的文字,多给人以平和、冲淡的印象。不过这种印象未免失之片面,周作人火气大的时候比钱锺书直接多了。钱锺书对老师,无非是借书评微讽,是忍不住开开玩笑,而周作人则直接炮轰老师,来个《谢本师》,主动跟老师说拜拜,而且还登载在公开发行的杂志《语丝》上,等于昭告天下。
关于此事的背景,钱理群在《周作人传》中是这么写的:
在《谢本师》中,周作人首先感谢十八年前在东京从章太炎学习之恩,并强调:“虽然有些先哲做过我思想的导师,但真是授过业,启发过我的思想,可以称作我的师者,实在只有先生一人。”然而,笔锋一转便是:“……这十几年中我还没有见过先生一面。平常与同学旧友谈起,有两三个熟悉先生近状的人对于先生多表示不满,因为先生好作不大高明的政治活动……总之先生回国以来不再讲学,这实在是很可惜的,因为先生倘若肯移了在上海发电报的工夫与心思来著书,一定可以完成一两部大著,嘉惠中国的后学。”(周作人:《谢本师》,《周作人散文全集》第4卷第743—744页,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5月版)这好像与他老哥鲁迅在章太炎去世后的评价正相反。鲁迅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鲁迅:《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鲁迅全集》第6卷第545页)——唉,一个老师吧,如果教了一群籍籍无名的学生,会觉得一辈子没有成就感;可是教了些名声太大、主见太多的弟子(如周氏兄弟),简直又里外不是人,左右都不行。周作人下面的话够难听:
在这之后,周作人还在《革命党之妻》一文中对章太炎与徐锡麟的弟弟等“浙绅”呈荐省长一事也小小地讽刺了一下。反了,反了,学生给老师上起课来了,还“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这是什么混账话?!
章太炎是什么人?江湖人称“章疯子”,这“疯”的级别可不是耍耍无赖的疯,那是见过大世面、不怵权贵的角色啊,皇帝、总统都不放在眼里。他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一文中,指名道姓地大骂光绪皇帝是“小丑”,断言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章太炎还打上袁世凯的总统府,老袁不见,他把人家接待室砸个稀巴烂。老袁把他软禁起来,大丈夫威武不能屈,照骂不误。袁大总统,洪宪皇帝,还得给他供吃供喝……这样的一个角色,他受得了学生周作人的这口气?我没有查到他对此事的反应,想他不可能不知道有人“谢本师”吧,他那么多学生难道就没有一个通风报信或搬弄是非的?也许,太炎之为大师就在这种地方,对权贵,那是横眉冷对;对于自己的学生,文弱书生,逞什么强,耍什么威风?不必,没有。
周作人在晚年的《知堂回想录》中曾有一节《章太炎的北游》,提到他当年写《谢本师》的事情,学生又承认孟浪了:“后来又看见论大局的电报,主张北方交给张振威,南方交给吴孚威,我就写了《谢本师》那篇东西,在《语丝》上发表,不免有点大不敬了。但在那文章中,不说振威、孚威,却借了曾文正、李文忠字样来责备他,与实在情形是不相符合的。”(周作人:《章太炎的北游》,《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729页)周作人说话是曲曲折折的,在这里他只是说文章的一个细节不当,并没有说这文章不该写。问题是,他就此便与太炎先生撕破脸皮、老死不相往来了吗?非也。时间不太久,六年后的春天,太炎先生北上讲学,他们就见面了。从他文章中引旧日记看,第一次(1932年3月7日晚)他是“被通知”太炎先生来了,大家要一起招待先生,既然马叙伦(夷初)能喊他去“接驾”,证明章太炎对周作人已没有什么想法。钱玄同的日记中也记太炎先生这次北上和蔼多了:“午回家,饭毕,即访幼渔,与同至花园饭店访老夫子,别来十六年矣。近来态度如旧,益为和蔼,背颇驼,惟发剪极短,与当年披发大不相同。季刚亦在,检斋亦在。政客一大帮,与辛亥冬与哈同花园时颇相像。询知师实避沪难而来也。四时许,朱、马、钱、黄、吴、师六人乘汽车逛中南海公园。”(钱玄同1932年3月2日日记,《钱玄同日记》整理本第8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版)“益为和蔼”越发有师尊的样子了。
一个月之后,周作人去拜见章太炎,有“谢本师”事件在前,没有什么尴尬事发生吧?周作人的日记所记十分平淡:“四月十八日,七时往西板桥照幼渔之约,见太炎先生,此外有逷先、玄同、兼士、平伯、半农、天行、适之、梦麟,共十一人,十时回家。”(周作人:《章太炎的北游》,《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729页)有人批评周作人“薄情”,看来不假,要么就是他善于伪装。钱玄同的日记虽然也是所记不多,却有细节,且事关周作人:
这一句“不‘谢’了,不‘谢’了,很好,很好!”就是专对周作人(启明)讲的。从语气上感觉有一种如释重负后的欢快,也就是说“谢本师”这件事毕竟是一个心结,两个人具体见面怎样,钱玄同没有记,但是面对老师和同学冰释前嫌,大家都轻松愉快。从这文字语气,以及前面宴会曾有请过周作人来看,此事,太炎先生可能早就过眼烟云了,周作人或因尴尬或怎样,总是不能不心存芥蒂,所以才有钱玄同“不‘谢’了”之谈。之后还有相见,周作人去听过章太炎的演讲,还力邀章太炎到他家吃饭。5月4日,太炎先生有一封辞谢信:“玄同足下:星期五割后呼吸仍未通,本星期五尚拟割治一次,逮星期日恐尚未合创,启明处或未能赴也。再者,鼻病例须戒酒,启明盛言,殊不克副,烦为道谢。书覆,即问起居。”(章太炎1932年5月4日致钱玄同信,《章太炎全集》第15卷第224—22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写信那天是星期三,那个星期五未能成行,是身体原因。又隔十天,5月15日,他们相聚于周家,太炎先生兴致不错,又写字又照相,相见甚欢:
吃得好,喝得好,太炎先生兴致也好,好,好。
周作人在后来的文章中提到两件事,都跟“同学录”有关的,这关系到太炎先生是不是把他当弟子的问题。一件事是苏州国学讲习会方面有人刻了一种同门录,周作人大名在列,而鲁迅等很多人被漏了。钱玄同在1932年7月4日致周作人的信中讲到此事:
“老夫子”是他们对章太炎的称呼,同学录名字不全,乃凭老夫子“记忆所及”列出来的,所以漏了很多不该漏的人,但正因此,“大名赫然在焉”也便有了特别的意义。你看,老师记着你,老师没有忘,周作人应该放心了吧。——老师教过的学生太多,要一口气想个周全也不容易。比如对鲁迅,他也没有忘,1932年春在北平时,他就问起过:
老师不仅关切,还为学生开脱,可见这个老师的心胸是开阔的,是大度的,哪怕学生不大想起老师,一想起来可能还要嘲讽他两句。
至于另外一件事,则是1933年6月7日,为刊刻《章氏丛书续编》,经钱玄同之手,周作人捐资一百元,“因为出资的关系,在书后面得刊载弟子某人覆校字样,但实际上的校勘则已由钱、吴二公办了去了”(周作人:《章太炎的北游》,《周作人散文全集》第13卷第729页)。不管是花钱买的,还是怎么样,这“弟子”是在编在册的,如果太炎先生不首肯,恐怕名字也是刻不上的。刻上了,它还要随老师不朽著作传诸后世呢。无上荣光啊。
1936年,章太炎去世,周作人“早就想写一篇纪念的文章”,过了半年之后,才写出《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这次是高度赞扬:“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不辞以外道为师,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实为凡人所不能及,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我于太炎先生的学问与思想未能知其百一,但此伟大的气象得以懂得一点,即此一点却已使我获益非浅矣。”(周作人:《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周作人散文全集》第7卷第522页)1943年4月,已经事伪的周作人去南京办事,顺便去了苏州一趟,两天时间里,他拜访了太老师俞曲园的春在堂,又拜谒了老师章太炎的墓地,第二年写文章这么说:“我又去拜谒章太炎先生墓,这是在锦帆路章宅的后园里,情形如郭先生文中所记,兹不重述。章宅现由省政府宣传处明处长借住,我们进去稍坐,是一座洋式的楼房,后边讲学的地方云为外国人所占用,尚未能收回,因此我们也不能进去一看,殊属遗憾。俞、章两先生是清末民初的国学大师,却都别有一种特色,俞先生以经师而留心轻文学,为新文学运动之先河;章先生以儒家而兼治佛学,倡导革命,又承先启后,对于中国之学术与政治的改革至有影响……”(周作人:《苏州的回忆》,《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第171—172页)这些都能表明他对老师的感情,自然,做一个章门弟子也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耐人寻味的是1950年周作人以笔名“鹤生”在《亦报》上所写的一篇短文《章太炎的弟子》。他说,有传闻认为章门是分门人、弟子、学生三种区别的,“但照他老先生的性格看来,恐怕未必是事实”。他认为老先生并无等级之分。讲到具体的人,大弟子当然是黄侃了,但是周作人认为“真是敬爱老师的”还是钱玄同,我们注意他怎么写钱玄同与章太炎的关系的:
知堂乃作文高手,我简直怀疑这是通过写钱玄同在不露声色地表露自我的心迹:“爱真理时尽管造反,却仍是相当的爱吾师,这不是讲学问的人最好的态度么。”写这句话时,是他想起了当年“谢本师”的事情吗?
我爱知堂也如此,做人要有是非有原则,哪怕对“吾师”,不然,那是小市侩,有谁还爱读他的文章?学生尊敬老师,天经地义,可是奉老师为教主,天天只能背语录,在老师面前咳嗽一声也不敢,这就不是尊敬、敬畏了。跟老师探讨一下问题,有什么大不了,哪怕说出“先生老矣,来日无多,愿善自爱惜令名”这种过头话,那是真诚,那是对老师“令名”的爱护。至于写过《师门五年记》的罗尔纲,转过身再写批判胡适的文章,那是不得已,也是另外一件事情,这样的事情最好不要再有。
现在听学生口口声声喊老师为“老板”,我觉得师生关系变味了,于是不禁想起这些老旧故事,再做老生常谈。
2020年5月28日零点
6月1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