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心”却帮了倒忙

同在一片蓝天下,身在皇宫里的光绪帝也是痛苦不堪。在亿万臣民看来,皇宫是国家的心脏,权力的象征,而在光绪帝看来,这里不过是一座面积巨大、装饰豪华的“监狱”,这里面什么都有:山珍海味,管够;美女佳人,随性;奇珍异宝,粪土;阿谀奉承,不绝于耳;高兴了,可以与臣民普天同庆;发怒了,一句话就可以把朝廷重臣的脑袋砍得满地滚西瓜……唯一没有的,就是自由。

23岁的大好年华,正是渴望建立功业的时候。《清史稿》评价道:光绪帝“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湔国耻。已而师徒挠败,割地输平,遂引新进小臣,锐意更张,为发奋自强之计……”

载湉登上皇帝宝座,纯属偶然。

同治十三年十月(1875年11月),同治帝就开始生病,病情时好时坏。十二月初四(1876年1月11日),同治帝夜宿慧妃宫,病情突然恶化,他急忙召来军机大臣李鸿藻。同治帝先问嘉顺皇后:“朕倘若有什么不测,应该先立嗣子。你对谁中意,可快快说出。”嘉顺皇后是户部尚书崇绮的女儿,当时已怀孕在身。她握着丈夫的手,沙哑着嗓子说:“国赖长君,我实在不愿意居太后之名,拥委裘之幼子,垂帘听政,而给社稷带来实祸。”同治帝点点头,说:“你懂得这个道理,我死后就可以闭目了。”然后,他对李鸿藻口授遗诏:“当令贝勒载澍入承大统。”载澍是康熙帝长子允裎的五世孙奕瞻之子,后来过继给道光皇帝的第九子孚郡王奕譓,继承了贝勒衔位。载澍与同治帝是一个辈分,已经成人。李鸿藻起草完遗诏,又给同治帝念了一遍,同治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像是完成了一桩大事,说:“就这样吧。你要好好保管,明天用玺。朕累了,你下去歇息吧。”

李鸿藻走出慧妃宫,只感到黑夜沉沉,冷风飕飕,身负千钧。据说,当轿子一抬到家门口,他急忙改变主意,命令轿夫脚不贴地,立即前往长春宫。见到慈禧太后,他浑身筛糠似的从袖笼里掏出遗诏。太后看了一遍,杏眼圆睁,“嚓、嚓”几下,把遗诏撕个粉碎,摔在地上,又在碎纸片上吐了几口唾沫,连跺几脚,才失声大哭:“这个不孝的逆子啊,竟算计到老娘的头上了!”然后,她口述懿旨,对同治帝停医断药,禁止任何人靠近。第二天晚上,同治帝口干舌燥,痰堵嗓子眼,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十二月初五酉时(1月12日17—19时),同治帝驾崩;戌时(19—21时),两宫太后在养心殿西暖阁,召见醇亲王奕譞、恭亲王奕䜣等王公大臣29人,商定谁来接续大统。为此,各位王爷、重臣发生了激烈争论。有的建议载澍,有的建议恭亲王之子载澄,有的建议由同治帝的下一辈溥伦(道光皇帝的长子隐志郡王奕纬的孙子,时年17岁)……慈禧听完以后,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4]翁同龢、潘祖荫等汉大臣率先表示支持。就这样,一言定乾坤,醇亲王奕譞4岁的次子(长子夭折)载湉被慈禧扶上了皇位。奕譞与咸丰帝是亲兄弟,慈禧与奕譞福晋是亲姊妹。如选中溥字辈接班,慈禧就是太皇太后,没有理由再度垂帘听政;如选中年长者,就要举行亲政大典,慈禧也没有理由再干预朝政。慈禧执意叫载湉继承皇位,这是违背祖制的。选中载湉,谁都知道太后的真实用意,却无人敢站出来捅破这层窗户纸。岂料,奕譞听到自己的儿子要做皇帝的消息,不喜反悲,“惟碰头痛哭,昏迷在地,掖之不能起”[5]

光绪帝从小就长得乖巧、伶俐,人见人爱。光绪二年四月二十一日(1876年5月14日),他虚岁才六岁,就开始上学。学校设在毓庆宫内,师傅为署侍郎、内阁学士翁同龢和侍郎夏同善。翁同龢与夏同善为同榜进士。翁同龢主要教光绪帝读书,夏同善教书法。还有御前大臣教满语、蒙古语和骑射。同年九月,孙家鼐为母亲守孝三年结束,回到北京,官复原职,仍在上书房行走,充武英殿提调。光绪四年,夏同善外放担任江苏学政,孙家鼐调到毓庆宫,担任光绪师傅。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风云变幻,人事变迁,还有孙诒经、张家襄等先后出任光绪师傅,但一直陪伴他,并为光绪帝终生信赖、为其送终的师傅,唯有孙家鼐一人。

坐上金銮殿以后,虽然光绪帝名义上是一国之君,可是,他没有一天不是在“亲爸爸”的阴影下生活,无论是政事,还是自己的私事,一切都得看太后的眼色行事。

按照清朝祖宗大法,皇帝16岁时,就可以独断朝纲了。可是,慈禧迟迟不愿意交出权柄。光绪十二年六月十四日(1886年7月16日),载湉父亲、醇亲王奕譞和礼亲王世铎等投慈禧所好,联名上了一道奏折,“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7日),举行盛大的光绪帝“亲政大典”,实际上却是“太后训政”仪式。从此,清王朝进入了太后训政时期。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六日(1889年2月26日),在慈禧的威逼利诱下,光绪帝娶了慈禧亲弟弟桂祥的女儿静芬,封为隆裕皇后;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3月4日),慈禧搬进颐和园,作出“即日归政”的姿态。表面上不再过问朝政,实际上,却通过光绪帝“至颐和园请安”来继续掌控政权。当年,交通不便,皇宫距离颐和园十五公里,乘坐轿子单趟就得三四个小时。光绪帝隔三差五地要去颐和园请安,从四月下旬到七月下旬,就去颐和园请安十次,旅途的疲劳与内心的无奈,那是可想而知的。怎么才能证明自己具有独断朝纲的能力呢?光绪帝在焦急地等待时机。

光绪十七年(1891年),在检阅北洋海军后,李鸿章颇为自得地向朝廷奏报:“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鸿章再次检阅北洋海军,并奏报:北洋海军“技艺纯熟,行阵整齐”“台坞等工,一律坚固”。朝野上下,无不为大清海军名列亚洲第一、世界第七而沾沾自喜,一时间,对李鸿章及其北洋海军好评如潮,对洋务运动的成功褒奖有加。就在举国上下沉浸在“同光之治”的喜悦氛围中时,朝鲜半岛烽火连天,东学党起义声势浩大,朝鲜政府军屡战屡败,朝鲜王室岌岌可危。当时,朝鲜是大清的藩属国,情急之下,朝鲜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了派兵助剿的请求,清政府也是当仁不让,爽快答应。岂料,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在崛起的日本从朝鲜半岛升腾的硝烟中,看到了振兴大和民族的千载良机。于是,朝鲜内战很快就演变成为中日决斗。

战与和,在中国对外战争史上,从来都不是军事问题,也不是实力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胜败如何,对这些恋权如命者来说无所谓,他们信奉的是“宁赠外臣、不与家奴”,一切都以保证自己“内战内行”、拥有实权为准绳。所以,中日外战未打,朝廷内耗蜂起。以翁同龢、李鸿藻、文廷式、志锐、汪鸣銮、长麟、张謇等为代表的帝党坚决主战,并希望通过中日一战杀鸡儆猴,捍卫大清在朝鲜的既得利益,给西方列强一个严厉警告,从而提升光绪帝的权威,扩大其政治声望,以早日摆脱太后的控制。以世界第七之中国海军,与世界十一之日本海军放手一搏,岂不是大人打小孩,胜败似乎毫无悬念。光绪帝也认为“海军成绩既大有可观,当日人之挑衅,何至不能一战而徒留为陈设品”。刚开始,慈禧也支持主战派,并表示“不可借洋债、不可示弱”,用自身国力战胜日本,以扬国威。“举朝言战”,全国形成了浓厚的迎战气氛。

可是,时隔不久,老谋深算的慈禧便察觉到帝党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于是,她的态度急转直下,不仅不支持抗日,而且釜底抽薪,以庆贺六十大寿的名义,挤占挪用大笔备战军费。以李鸿章、孙毓文、徐用仪等为代表的后党见风使舵,千方百计地附和“老佛爷”,以挫败帝党的政治企图。身为帝党的孙家鼐深知后党的险恶用心,又了解北洋海军徒有其表的实力,因此,他坚决反对为虚名而惹实祸,“独力言衅不可开”[6]。遗憾的是,这一建议却没有被光绪帝采纳。

果然,大炮一响,北洋主帅李鸿章首鼠两端,“阳作备战,阴实求和”,表面上按照光绪帝的圣旨排兵布阵,实际上却看着太后的眼色行事,消极避战以保持自己的实力……

光绪二十年六月二十六日(1894年7月28日),中日陆军首战朝鲜成欢,清朝劲旅便溃不成军,落荒而逃。

八月十八日,中日海军在辽宁庄河王家岛黑白石黄海海域决战,北洋海军损兵折舰,元气大伤。

十月九日,大连湾失守,旅顺总办龚照屿以搬取救兵为名乘上鱼雷艇,逃亡烟台。

十月二十四日,花了十年时间,耗费一亿两白银建造的旅顺海军基地被日军占领……

光绪帝怒不可遏,接连降旨,将李鸿章“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以示薄惩”。但毫无收效,甲午一战使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北洋海军全军覆灭,“同光之治”转瞬间变成中华之耻。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春,李鸿章狼狈不堪地前往日本,代表清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同意割让台湾及辽东等地,赔款二亿两白银。消息传回国内,朝野震惊,人们像马蜂炸窝般的吵吵嚷嚷,大小臣工“章疏条陈,流涕谏阻。市肆行人,聚谈偶语,……皆裂眦切齿”。谭嗣同悲愤地写下“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正在京师参加科举会试的18省1200名爱国举人,在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组织、率领下“公车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三大主张,并决定四月九日(5月3日)集体前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清政府的外交部。简称总署,下同)请愿。

可是,就在爱国举子动身的前一天,康有为得知自己已被录为进士,并即将发榜。为了不引火烧身,丢掉得之不易的功名,康有为以“条约已签”为由,取消了“公车上书”计划。两个月后,他却利用当年通信、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等国情,在上海出版《公车上书记》[7],煞有介事地把没有施行的“公车上书”当作事实加以鼓吹,将自己打扮成“公车上书”的领袖,以捞取政治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