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应该说，那座城堡确实不一般，砖墙和斑岩屋顶好像使它显得格外坚固，它成了豪华住宅区的一颗明珠——是的，是的，我们那里有个豪华住宅区，还有一个在这全世界都成了屠宰场的年代里人满为患的诊所，两所学校，一所男校，一所女校，还有一座工厂，很大的工厂，圆圆的烟囱高耸入云，不分冬夏，不分日夜地向天空喷发浓烟和煤灰。它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建成之后，就养活了整个地区的人。男人很少不在那里干活，所有的男人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男人都为了它而离开了葡萄园和农田。从此，巨大的山坡开始荒芜，杂草丛生，吞噬了果园、葡萄园和良田。

我们这个镇不是很大。它不能与V城相比，差远了，然而，你还是会在那里迷路，因为它有许多角落，布满树荫和平台，让大家都能在那里一解乡愁。诊所、学校和小图书馆的建成都要归功于工厂，小图书馆挺讲究，不是什么书都能进去的。

工厂的厂主没有名字，也没有模样，照人们的说法，它是一个“集体”，那些想耍小聪明的人还补充说是一个“集团”。昔日的麦田上现在冒出了一排排屋子，还修建了许多小马路，大同小异，房子廉价（或者说高价，因为必须沉默、服从和保持社会安定），专门租给工人，他们想都没想到会有这等好事。以前，他们在杉树上挖个洞就当厕所，如今尿都要撒在抽水马桶里，他们觉得很滑稽。只有几座旧屋，剩下不多了，还在进行着抵抗，它们互相挨着，紧紧地围在教堂四周，好像是一种本能的反应，旧墙和低矮的窗户也互相连在一起，谷仓的门半开着，闻得到牲口棚和凝乳刺鼻的味道。

工厂甚至还给我们挖了两条运河，一大一小。大的可以开船，驳船运走了煤和石灰岩，运来了碳酸盐；小的在必要时给大运河补充水源。工程持续了六年，到处都是系着领带的绅士，口袋里装满了钞票，一掷千金地收购土地。那时，酒来得太容易了，甚至可以几个月长醉不醒。后来有一天，那些人再也见不到了，他们都走了。小镇已属于他们。大家都从酒醉中醒了过来。再后来，就得干活了，为他们干活。

还是回到城堡这个话题上来吧。老实说，那是镇上最重要的建筑。老德蒂纳，我是说他父亲，在色当[10]兵败之后就建造了这所豪宅。他不吝啬。在我们那个地方，人们不大爱说话，但有时喜欢以另一种方式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检察官一直住在那儿，不仅如此，而且还出生在那里，死在那里。

城堡很大，大得不像是人住的，况且他家的人口并不多。老德蒂纳有了一个儿子之后就止住了。他满足了，表面上是这样，但这并不妨碍他有几个非常漂亮的私生子，他资助他们，直到他们二十岁。在他们二十一岁的第一天，他给了他们一封评价很高的推荐信，并象征性地朝他们的屁股上踹了一脚，让他们到远方去看看地球是不是圆的。在我们那个地方，这就叫胸襟开阔。并不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

检察官是德蒂纳家族的最后一员，之后就再也没有其他人了。这不是因为他没有结婚，而是因为他的妻子死得太早，结婚半年就死了。那场婚礼，我们那儿的人都觉得是财富和名望的结合。那个年轻的女子来自樊塞家族，其祖先曾在克雷西[11]打过仗。也许大家的祖先都在那里打过仗，只不过谁都不知道罢了。大家都不在乎。

我见到过她的一张画像，是她结婚时画的，挂在城堡的前厅。画家是从巴黎来的，他在她脸上捕捉到了未来的迹象。那个不久就死去的女人，脸色苍白得可怕，而且表情非常固执。她叫克莱里丝，这可不是一般的名字，它非常漂亮地刻在粉红色大理石墓碑上。

城堡的花园大得足可以住一个团而不影响周围的人。花园旁边有条河，尽头是条公共小道，走那条路，从镇政府广场到码头就要近得多，再过去就是我刚才提到过的那条小运河。老德蒂纳在运河上建了一座日式小桥，刷了灰浆，被叫做“猪血肠”，因为它的颜色和熟猪血的颜色差不多。运河对岸，有一座高大建筑物，窗户很大。那就是工厂的实验室了，工程师们在那里研究如何为老板赚到更多的钱。花园右边有一条悠闲的小河，很窄，弯弯曲曲，布满漩涡和睡莲，叫盖兰河，这个名字形象地说明了流水的缓慢[12]。水到处漫延，城堡的花园就像一大块湿布，草不断地滴水。那是一个容易得病的地方。

至于克莱里丝·德蒂纳的结局：从医生首次到访到掘墓人奥斯特拉纳的最后一锹土（他总是慢慢地抛撒这锹土），仅仅三个星期，一切都完结了。“为什么这一锹要这样抛撒？”我有一天这样问他。“因为这一锹，”他盯着我，眼睛深如暗井，“因为这一锹，要让它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奥斯特拉纳是个健谈的家伙，喜欢来事。他选错了职业，他应该去剧场演戏的。

老德蒂纳原是个十足的农民，但在四十年的时间里，他成功地用金钱和装满金币的袋子洗净了身上的泥土，改变了身份，雇用了六百人，拥有五个农场，实行租田制，还有八百公顷森林，种的全是橡树，牧场无边无际。他在V城还有十所住宅，一张很有弹性的好床垫——塞的不是干草，也不是巴拿马肥皂树叶——十个男人睡在上面也不会感到拥挤。

他接待客人，别人也接待他，主教和省长也不拿他当外人。他成了一个大人物。

我还没有说到德蒂纳的母亲呢！她呀，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她来自富裕阶层，也是农民出身，但不是干活的农民，而是一直拥有土地的农民。作为嫁妆，她给丈夫带来了家中的一大半财产以及良好的生活方式，接着便退居幕后，读书做家务。“安热”[13]是她给儿子选择的名字，老德蒂纳又加上一个“皮埃尔”，因为他觉得“安热”这个名字缺乏力量和阳刚之气。后来，她便见不到或者说几乎见不到儿子了。儿子小时候由英国保姆照料，眨眼间便到耶稣会中学寄宿了，时间过得飞快。母亲生出来的是一个眼睛浮肿、哭个不停的红肤婴儿，等她再见到儿子时，儿子已长成一个小伙子，腰板有点僵硬，下巴已冒胡子，脸上有青春痘。他弯腰看着她，满嘴拉丁语和希腊语，举足轻重，雄心勃勃，成了一个真正的小绅士。

她死的时候如同她出生的时候一样，悄无声响，谁都没有注意。儿子在巴黎学法律，回来安葬母亲时更像一位年轻的小绅士，他对首都和谈吐都略知一二，拄着白木拐杖，衣领整洁，唇上有一撮精心修饰、抹了“若贝尔”牌香脂的小胡子。时髦到极点了！老德蒂纳在木匠铺定做了最漂亮的棺材，他平生第一次抚摸着红木和桃花心木，然后才钉上金把手。真的用金做的。接着，他让人建造了墓穴，墓穴上竖着青铜塑像，一个人向天伸出双手，另一个人跪在那里默默地哭泣：并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含义，但效果很好。

办完丧事后，老德蒂纳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习惯，只定做了三套黑衣和一些黑纱。

第二天，儿子便回巴黎了，又在那里待了许多年。

后来有一天，他重新出现了，非常严肃。他当了检察官，不再是往母亲的棺材上抛了三朵玫瑰，然后转身就走，生怕误了火车的那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他的内心好像被什么东西毁了，有点屈服了，但谁也不知道是什么。

不久，妻子的死终于把他毁了。他开始远离了众人，远离我们这些人，也许也远离了他自己。我想他更喜欢温室中娇嫩的花朵。

八年后，老德蒂纳也死了，他在一条坑坑洼洼的小路上遭到了袭击。他去实行租田制的农场，想把一个租户打发走，也许是想把那个农民赶出门外。人们发现他时，只见他张着嘴，鼻子埋在厚厚的污泥中。当时是四月初，春雨抽打着天空，把大地变成了一团黏糊糊的泥浆。他最终回到了他来的地方，嘴闭上了。金钱并没有帮他什么大忙，他就像一个农民那样死去。

于是，他儿子成了一个真正的孤儿，独自住在这座豪宅中。

如果说检察官很傲慢，习惯从头顶看人，他对物质的要求却非常低。一过了穿漂亮衣服、色眯眯看人、向女性献殷勤的青春期，他便成了一个普通的男人，全身心投入到工作当中。在老德蒂纳时期，城堡雇用了六个园丁、一个看门人、一个女厨子、三个跟班、四个女佣和一个司机。这些人团结一心，服从指挥。他们住在最高一层，那里的冬天非常寒冷，水罐里的水都会结冰。

检察官一一辞退了众人。他并不吝啬，给每个人写了一封很好的推荐信和一大笔钱，只留下了女厨子芭布和她丈夫，芭布后来也不得不成了女佣，她的丈夫，人们都叫他“勒格拉夫”[14]，因为谁也没有见过他笑，连他老婆也没有见过。芭布则相反，脸上总是挂着开心的笑容。勒格拉夫尽己所能，负责领地内的一切维修工作和所有的小工程。两口子很少外出，人们根本就没听到过他们的声音。再说，检察官也很少外出。那座豪宅似乎处于休眠状态，一座小塔的塔顶积满了水，一棵巨大的紫藤疯狂生长，枝叶遮住了许多百叶窗，几块墙角石被冻得发亮。屋子老了，就跟人一样。

德蒂纳从不接待客人，他总是避开一切。每个礼拜天，他都去教堂。他有专门的座位，木凿在橡木上刻着他姓氏的起首字母。他从不缺席。神甫在布道时含情脉脉地望着他，好像他是红衣主教或是同行。仪式结束后，那些戴着帽子和包着绣花头巾的人一出教堂，神甫就迎上前来，一直把他送到广场上。在钟楼的楼梯下，当德蒂纳戴上他的羊皮手套时——他的手像女人一样小巧，手指像烟嘴一样细——两人说几句闲话，语气心照不宣，一个是来了解人们的灵魂的，另一个则对这些灵魂检阅了一番。戏演完了。他回到家中，大家都以为自己孤独，并为这种孤独寻找注解。

一天，工厂的一个厂长来到城堡，要求见检察官。寒暄，交换名片，行屈膝礼，脱帽。检察官见了他。厂长是个肥胖的比利时人，总是笑眯眯的，五短身材，红颊髯，衣着就像小说中的“绅士”：男式短大衣，方格裤，披挂着饰带，靴子擦得亮亮的。芭布麻利地端来一个大托盘，上面放着茶具，请他们喝茶，然后悄悄地走开。厂长很健谈，德蒂纳却说得很少，喝得也少，他不抽烟，也不笑，只是礼貌地听着。对方说话兜来兜去，光是台球就谈了足足十分钟，然后又谈打小山鹑、桥牌、哈瓦那雪茄，最后还谈起了法国美食。他已经谈了三刻钟了，还准备再谈天气时，德蒂纳突然看了看表，似乎有些不经意，但动作缓慢，显然是想让对方有足够的时间看清他的这一举动。

厂长明白了，咳嗽了一声，放下茶杯，然后又咳嗽了几声，重新端起茶杯，最后，他终于摊牌了：他有事相求，但不知道该不该说。他犹豫不决，生怕自己冒失，也许还让人觉得粗鲁……不过，他还是把话说出来了：城堡很大，非常大，有些附属建筑，尤其是花园里的那个小屋，现在空着，但很漂亮，独成一体。他的问题是，工厂发展很快，太快了，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工程师和工头，但没有地方给工头住了，因为，总不能让他们住在城里吧？也不能让他们跟工人住在一起，不行，不能把他们跟工人同样对待，工人有时是三四个人同睡一张床，喝劣酒，满嘴脏话，像畜生一样繁殖。绝对不行！于是，厂长产生了一个念头，现在还仅仅是一个念头……不知检察官先生是否同意，当然，这绝非强迫，每个人都是自己家中的主人，不过，如果检察官先生同意出租花园中的那个屋子，工厂和厂长本人将感激不尽。当然，在租金上他不会亏待他的，他也不会随便安排什么人住进去，他只安排白领，彬彬有礼、举止谨慎、说话不多的人，安排几个车间副主任，因为没有主任，而且他们都没有孩子。厂长还作了保证，假领子里和靴子里都冒出了豆大的汗珠。说完后，他沉默了，等待着，甚至不敢再看德蒂纳一眼。德蒂纳站起来，凝视着花园，花园里雾气茫茫。

沉默了好久。厂长已经后悔自己的言行，就在这时，德蒂纳突然转过身来，对他说，好吧，就这么定了！声音毫无感情。对方一时没有反应过来，过了一会儿，才弯腰欠身，结结巴巴，口齿不清地千谢万谢，接着后退了几步，匆匆离去，生怕主人反悔。

检察官为什么会同意呢？也许仅仅是因为那天他想让厂长尽快离开，想重新回到沉默之中；也许是因为别人有求于他，他很高兴——除了求他判处某人死刑或免除死刑之外，这辈子至少还有人求他别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