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不知从何说起。难啊！那个时代已完全过去，也没人再提起，那些脸、那些微笑和伤口也同样。但我还是想说，说说二十年来一直压在我心头的东西，说说我的内疚和巨大的困惑。我必须揭开这个秘密，就像用刀剖开肚子，伸进双手，尽管一切的一切都不会有任何改变。

如果有人问，我有什么奇特的本领能对即将讲述的那些事知之甚详，我会回答说，我知道，就是知道。我知道是因为我熟悉它们就像熟悉日出日落，因为我一辈子都想把它们拼凑起来，重新缝合起来，让它们发出声音，让大家能听到。以前，这差不多就是我的职业。

我会陆续展示许多影子，尤其是其中的一个影子，将置于近景，那是一个叫做皮埃尔—安热·德蒂纳的男人的影子。德蒂纳是V城的检察官，当了三十多年，他就像一只机械表，天天都在工作，从来不会抗议，也没有坏过。要做到这一点，是要很大的本领的，他不用进博物馆就能让自己身价倍增。一九一七年，当“事件”发生时（我们那里的人提起那件事都会加引号，并辅以叹息和手势），他已经六十多岁，一年前就退休了。这是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像一只冷漠、威严、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孤鸟。他沉默寡言，但给人印象深刻。他眼睛明亮，好像不会动似的，嘴唇很薄，没留胡子，额头高高的，头发灰白。

V城离我们那里有二十来公里。在一九一七年，二十来公里远的地方就等于是另一个世界了，尤其是在冬天，尤其是在战争期间。那场战争打个没完，把我们的道路弄得乱七八糟，到处是卡车和手推车，还有令人窒息的烟雾和不绝于耳的枪炮声，因为前线离我们那儿不远，对我们那里的人来说，那就像一个看不见的怪兽，一个隐藏起来的地方。

德蒂纳，人们对他的称呼根据地点和对象而有所变化。在V城的监狱里，囚犯们大多叫他的绰号“吸血鬼”。我曾在一个单人牢房里看见一幅画，是用刀刻在厚厚的橡木门上的，刻得很像。那个“艺术家”在他被关押的半个月里应该一直在欣赏他的模特。

至于我们，在街上碰到皮埃尔—安热·德蒂纳时，我们都叫他“检察官先生”。男人掀一掀帽子，身份低下的女人欠一欠身，而别的女人，有地位的女人，和他同一阶层的女人则微微点点头，就像小鸟喝水一样。他把这些都不放在心上，他不回答，或者说很少回答。你得把单片眼镜擦得亮亮的，几片叠起来，才能看见他的嘴唇动了一动。这并不像大家以为的那样，是看不起人，我想，这只不过是漫不经心罢了。

尽管如此，还是有个年轻人差点弄懂了他的心，这就是我接下去要讲的一个年轻女子。她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忧伤”（对她才这样）。也许正因为她的错才会发生那些事的，可她自己一无所知。

在二十世纪初，检察官还是很了不得的。在战争年代，机枪一响，就能撂倒一大片奋不顾身的年轻人，要一个戴着手铐的单身汉的命，那是像玩儿一样。当他判一个杀死邮递员或丈母娘的可怜虫死刑时，我并不认为这很残酷。面对那些手上戴着铐子，被两个警察夹在当中的傻瓜，他几乎不正眼看他们。可以说，他视而不见，好像他们已经不存在似的。德蒂纳并非对犯人恨之入骨，他只是在捍卫一种理念，仅仅是一种理念，捍卫他的善恶观罢了。

听到宣判时，犯人们大叫起来，哭喊，发疯，有时双手高举，仰面朝天，好像突然后悔了一般。德蒂纳却不再理睬他们，他把资料塞进自己的手提包里。在那三四张纸上，他用紫色墨水和蝇头小楷拟了一些要审讯的问题，字眼都经过精心斟酌，往往让旁听者听了心惊胆战，让法官们听了陷入深思，如果他们没有睡着的话。他寥寥数语就能在瞬间搭起一个绞刑架，比两个木匠干一个星期还快、还稳。

他并不恨犯人，判完后就不认识他们了。证明是，有次开庭后，我亲眼在走廊里看见了这一幕：德蒂纳走出法庭，背上还披着漂亮的白鼬皮饰带[4]，那神态活像加图[5]。他突然遇到“寡妇”未来的丈夫[6]：那家伙大叫起来，满口喊冤，眼睛还像被宣判时一样红红的。他肯定后悔朝老板肚子上打了那几枪了。“检察官先生，”他呻吟道，“检察官先生……”德蒂纳盯着他，好像没有看见宪兵和手铐。他把手放在犯人的肩上，回答说：“是的，朋友，我们在哪儿见过，不是吗？我能为你效什么劳？”他一点都没有开玩笑的意思，完全是真心的。对方傻掉了，好像又被判了一次刑。

每次宣判之后，德蒂纳都会到教堂对面的雷比永饭馆去吃饭。店老板是个胖子，一口烂牙，脑袋像一棵黄白相间的苦苣。他叫布拉什，人不是太狡猾，但赚钱很精明。这是他的本性，没什么可指责的。他总是系着一条蓝色的大围裙，看上去就像一个被束得紧紧的大酒桶。他有过一个老婆，那女人老是卧床不起，得了我们那里的人所说的“忧郁症”。在我们那儿，一到十一月，秋雾一起，很多女人就开始焦虑。后来，她死了，更多是因为那个“事件”，而不是她一辈子也没有治好的这个病。

当时，布拉什的三个女儿都长得像小百合，白里透红，那洁净的血色让她们显得更白，好像一点就着。最小的那个女孩还不到十岁。她的运气不好，或者说运气太好。谁知道呢？

另外两个女儿只有小名，一个叫阿玲，一个叫露丝，至于那个小的，大家都叫她“美妹”，几个穷酸诗人甚至在她的名字后加了“白天”二字，结果她就成了“牵牛花”[7]。当这三个女孩端着酒瓶、酒杯和餐具，在十来个说话大声、喝得醉醺醺的男人中间穿来穿去时，我感到就像是鲜花插在了牛粪上，尤其是最小的那个，她鲜艳得像含苞待放的花朵，我总觉得她离我们这个世界太远了。

德蒂纳走进饭店时，古板的布拉什总对他说同样的话，连标点符号都不变：“检察官先生，又斩了一个！”检察官没有搭腔。布拉什安排他坐下来。德蒂纳有自己的专座，常年保留，饭馆里最好的座位之一。我没有说是最好的，因为最好的那张桌子，是靠着彩釉陶瓷壁炉的那张，坐在那里，可以透过绣花帘子看见教堂前面的整个广场，这是留给米耶尔克法官的。法官是个忠实的食客，每周来四次，他的肚子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他圆鼓鼓的肚子一直垂到大腿根，他的皮肤也很说明问题，粗糙，满是粉刺，好像他喝下去的勃艮第葡萄酒都储存在那里，等待释放。米耶尔克不太喜欢检察官，检察官也不太喜欢他。我甚至觉得我这样写有些不符事实，他们见面时不都庄严地摘下帽子，互相致礼吗？两人好像处处相反，却喜欢同样的饮食。

最让人好奇的是，德蒂纳虽然很少来雷比永饭馆，但他有自己的专座，也就是说，那张桌子一年当中有四分之三的时间是空着的，这意味着布拉什少赚了许多，但布拉什不会白白地给他留座的，连赶集的日子也留着那张桌子。那几天，当地的农民挤完牛奶后，天一亮就赶到这儿来，喝一升李子酒，然后去纳安大妈的窑子里放松放松。那张桌子虽然空着，却不允许别人坐。有一天，布拉什甚至把一个坚持要坐在那里的牲口贩子赶了出去，从此以后，那家伙再也没有来过。

“宁要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座，也不让一个脚上沾满牛屎的客人坐！”有一天，布拉什被我惹急时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