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来有自：汉代今古学之争

在这里，我们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更切近地感受和理解在中国古代文化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古文学派与今文学派的矛盾和分歧。这两个学派是在中国古代儒家文化传统内部产生的，是在具体发掘、整理和阐释先秦儒家文化经典的过程中分化出的两个经学派别。它们之间的矛盾和分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由于儒家文化传统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影响的深远性和广泛性，所以这两个学派的矛盾和分歧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又具有整体的意义，是无法被忽略也不应被忽略的。如果我们忽略掉一些学术细节和二者可以相互过渡的特征，而仅从二者的差别着眼，我们就会看到，今文学派从在汉代形成之日开始，就是由像董仲舒这样一些能够与当时最高政治统治者（皇帝）直接对话的顶尖级知识分子构成的，是他们立于“国师”的地位向当时的最高政治统治者（皇帝）提供的经世治国的思想方略和政治方针，并在这种思想方略和政治方针的指导下完成了国家政治制度的整体设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董仲舒这个今文学大家首先提出来的，它之所以能够被汉武帝所采纳并成为此后历代封建政治王朝的基本文化方针，与其说是这些封建政治王朝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了孔子、孟子等知识分子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理想，不如说是孔子、孟子的思想在更大程度上适应了这些王朝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政治统治的需要。它的基本意义就是将产生于先秦的儒家思想与现实的国家政治统治直接结合起来而成为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思想基础，成为现实社会伦理关系、礼仪制度、法权关系的思想基础，从而实现了儒家思想从知识分子个人的思想学说向国家意识形态的正式转变。它是直接为当时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治统治服务的，是以这样一个国家政治统治的实际需要为基本依据的。这些今文学派的儒家知识分子与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知识分子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即先秦孔子、孟子等儒家知识分子的根本意图是为了借助政治的力量实现他们自己的思想理想和社会理想，而汉代这些今文学派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将儒家思想上升到独尊的地位，是因为儒家思想在更高的程度上适应了现实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如果说孔子、孟子的思想学说在本质上更属于社会的学说，而今文学派知识分子的思想学说在本质上就属于政治的学说、国家的学说。这也决定了他们的基本的治学方式和治学态度。

我们完全可以说，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学派的知识分子得到了当时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几乎是毫无保留的高度信任，而这些知识分子也以几乎是不容置疑的高度忠诚，为当时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权基本完成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整体设计。这个设计不是以这些知识分子本人的地位和荣誉为杠杆的，不是以他们个人的利益为指归的，而是以当时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的最高政治统治者——皇帝个人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为杠杆的，是以当时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的最高利益为指归的，从而也使这个国家政权的政治功能能够得到更充分的发挥。但是，必须意识到，国家政治对知识分子及其文化总是有所需求的，但这种需求又总是极其有限的。一旦知识分子为当时的国家政权完成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整体设计，一旦这种整体设计已经以规范和要求的形式通过各种不同的制度相对固定下来，国家对知识分子及其文化的需求就会迅速低落下来，国家政权的最高政治统治者——皇帝对知识分子及其文化的个人的热情也会迅速冷却下来。因为在这时政治统治者已经完全可以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保证现实正常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现实正常政治制度的落实，在这时，知识分子的过多的议论反而会干扰乃至破坏他们为现实的国家政治统治设计的正常秩序的建立和正常制度的落实。与此同时，当现实国家政治统治充满对知识分子及其文化的饥渴的时候，这些知识分子之间的联合趋势总是大于分裂的趋势，因为他们之间的联合是他们能够争取到中央集权制国家最高政治统治者——皇帝的信赖和重用的前提条件，也有利于知识分子自身力量的壮大和发展，而一旦国家政治统治对知识分子及其文化的需求低落下来，这些知识分子之间的联合趋势立即便会被分裂的趋势所代替，因为只有将自己从知识分子群体中分裂出来，他们才有可能得到皇帝的特殊的礼遇，而那些已经获得显赫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的知识分子，则不希望有更多的知识分子也获得这样的“殊荣”，因为正是这些知识分子，才是他们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的直接挑战者，严重威胁着他们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当知识分子只能通过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的力量才能间接地发挥自己的社会作用的时候，知识分子由联合趋势向分裂趋势的转变实际是无法避免的，这与他们所信奉思想学说的自身性质并没有太大的关系。（皇帝喜欢胖女人，胖女人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皇帝喜欢瘦女人，瘦女人之间的竞争就会加剧。）

实际上，汉代古文学派就是在汉王朝对知识分子及其文化的需求相对低落下来，汉王朝最高政治统治者——皇帝对知识分子及其文化的热情也相对冷却下来之后诞生的，所以在汉代的文化历史上并不主要表现为它对今文学派的反叛和反抗，而更表现为今文学派对它的冷落和排斥。在开始阶段，古文学派并不否定今文经典的真实性和权威性，而是今文学派否定古文经典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注11这标志着在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文化的再一次腾飞，不过这次腾飞依靠的已经不是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力量，而是汉王朝整个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治的力量，因而它也是为汉王朝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服务的。在这时，开始发展起来的是今文学派的学术，他们依据的是用今文（汉代的文字）抄写的文本，有自己相对明确的师承关系，其治学主要集中于对经典文本背后的“微言大义”的阐发，实际是更重视能够为现实国家政权经世安邦的文化理念和政治理念的建构。在今文学派发展的历史上，曾召开过两次当朝皇帝亲临的国家级的“学术研讨会”（“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先后增列42个五经博士，有14种五经传本（鲁、齐、韩三家《诗》，欧阳氏、大小夏侯氏三家《书》，大小戴氏二家《礼》，施氏、孟氏、梁丘氏、京氏四家《易》，公羊、谷梁二家《春秋》）被确立为今文经典传本。“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于是惧，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注12显而易见，如果此前没有今文经学的繁荣和发展，没有今文学派知识分子被列为五经博士而为皇帝所重用，这些从孔子宅中发掘出来的古文文本，在充满文化饥渴的汉武帝那里，自然会得到高度重视。但在今文学派的学术已经得到长足发展的时候，这么多古文传本的经书的发现，对那些已经拥有权威地位的今文学派的今文经典就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挑战了，以各种可能的理由将其排斥在官学之外就成了很难避免的事情。这里所说的“古文”，就是先秦六国文字的抄本，不是汉代文字的抄本。这些未被列于学宫的古文抄本，遂被今文学派的知识分子说成是孔安国伪造的，“疑古证伪”也就成了今文学派治学传统中的一种传统。

在汉代，从孔子宅中发掘出来的这些古文传本未被列于学宫，发掘、整理、注释、阐释这些古文经的知识分子自然也不会像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知识分子那样直接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重用，不会因此而被增列为五经博士。但是，通过皇帝的提倡，对文化典籍的重视到底已经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一种风习，对文化典籍的发掘、整理、注解和阐释也已经成为当时知识分子表现自己智慧和才能的方式之一，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所以，此后出土的古文经典文本虽然已经不能列于学宫，但仍然不乏知识分子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这就成为此后古文学派逐渐成长和壮大的原因。他们已经不像今文学派的知识分子那样受到中央集权制国家政权的重视，越到后来，越是在民间（现在所说的“社会”）通过个人著述和授徒讲学的形式得到传播和传承，所以像马融、郑玄这样一些古文大家都主要活动在民间，没有显赫的政治地位，郑玄还曾被牵连进党锢之祸，他们虽然仍然传承着今文学派的基本思想理念和政治理念，但较之今文学派的学术，其重心却发生了转移。如果说今文学派的学术风格主要是“经世致用”的，其目的在于“托古改制”，其基本性质是现实的、政治的，核心在一个“用”字，古文学派的学术风格则主要是“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其目的在于对文本本身意义的考定和证实，其基本性质是历史的、学术的，核心在一个“是”字；今文学派喜欢发挥己意，随意引申，影射现实，议论政治，古文学派则重视训诂考据，崇实尚朴，而像许慎的《说文解字》，即使用我们现在的标准进行衡量，也更属于一部纯学术的著作。它在中国文字学史上的地位，等同于司马迁的《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汉书》的作者班固也是一个古文学大家。《汉书·艺文志》就是删取古文经学的创立者刘歆的《七略》而成。在汉代，他第一个批评了今文经学“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注13的弊病。

严正先生在《郑玄经学思想述评》中对郑玄的经学做了这样的一个概括的介绍：“郑玄是东汉后期著名的经学大师，他师承古文经学大师马融，是汉代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同时他又兼通今文经学和谶纬，是汉代经学的总结者。郑玄遍注群经，学问渊博，识断精审，弟子众多，著述百余万言。自郑学流行后，两汉时期的今古文经学分立的局面被郑学所取代，经学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统一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代，郑玄所注的《周易》《尚书》《毛诗》《周礼》《论语》《孝经》等皆先后被立为官学，学术界在这个时期所争论的主要是郑玄和王肃之学等，而不再局限于汉代的今、古文家法，一直到唐代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其中的《三礼》和《诗经》所采用的依旧是郑玄的注解。两汉经学家们的著作绝大多数都已佚失，然而郑玄的《三礼注》和《毛诗笺》却完整地流传下来，成为我们今天了解汉学的基本经典。郑玄在其《三礼注》和《毛诗笺》中所展现的文字训诂和章句疏解，成为汉学经典诠释的杰作，它们与《说文解字》和《尔雅》一道成为中国语言文字发展和经典诠释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的著述。顾炎武曾有诗赞曰：‘大哉郑康成，探赜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注14

从汉代开始，中国的儒家文化就是在义理之学、文章之学、训诂之学三个传统的流变分合中繁衍发展起来的，义理之学主要指儒家的思想传统，文章之学主要指儒家的文学传统，训诂之学则主要指儒家的学术传统。义理之学是面对现实的，是面对政治的，是贯彻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的；文章之学是面对个人的，是面对个人的思想和情感的，是用儒家的审美观念感受和评论文学作品的价值和意义的；训诂之学则是面对儒家的经典文本的，是用语言文字等各类知识诠释这些经典文本的意义和内涵的。儒家的学术传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汉代古文学派的训诂之学奠其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