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古史观

一个当代的历史学家，当然应当有自己不同于历史上所有人物的独立的社会追求和独立的思想主张，当然应当有自己信仰的“主义”。但是，历史学家既然是研究历史的，那就必须用自己的“主义”照亮历史，让人更清晰地看到历史的面貌，而不应当用自己的“主义”遮蔽起历史，让人只能看到自己和自己的“主义”，而不能看清历史。

这到了对于中国古代历史的具体叙述中，就有了历史观的意义。在这里，“禹”这个传说中的中国上古时代的历史人物，则成了鲁迅的中国古代历史观与顾颉刚疑古主义中国古代历史观相互纠结的另外一个焦点。顾颉刚为了证明中国上古的历史都是后人假造的，首先是从否定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禹的存在开始的。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说“禹是上帝派下来的神，不是人”注27。还说“至于禹从何来？禹与桀何以发生关系？我以为都是从九鼎上来的。禹，《说文》云，‘虫也，从禸，象形’。禸，《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当时铸鼎象物，奇怪的形状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动物的最有力者或者有敷土的样子，所以就算他是开天辟地的人。……流传到后来，就成了真的人王了。”注28顾颉刚的《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在《读书杂志》第9期（1923年）发表之后，就有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但是，显而易见，鲁迅并不是从考证学的意义上认定这个“历史事实”的真与假的，而更是从整体的历史观的高度感受顾颉刚这种疑古主义倾向的意义和价值的。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感到禹在鲁迅的中国古代历史观中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和他对顾颉刚将其说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条虫的观点的不可忍受的性质。

试想，在四千余年有具体历史记载的古代中国政治的历史上，在充满争城掠地、相互残杀的争夺国家政权的战争中，在充满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官僚之间的权力争夺中，在以征敛的形式维持着一个越来越庞大的骄奢淫逸的官僚集团的现实中，像鲁迅这样一个现代人道主义者还能不能感觉到国家政治和以政治为职业的政治家的正面的价值和意义（我们现在所说的“正能量”）呢？显然不能了。但是，事实是，鲁迅却始终没有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没有走向对国家、对国家政治、对以政治为职业的政治家的全面否定，为什么？因为他还是能够意识到国家和国家政治的必要性，还是能够意识到政治家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社会作用的。那么，他又是从哪里意识到国家和国家政治的“正能量”的？是从哪里意识到那些以国家政治为职业的政治家在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不可或缺的社会作用的？在这里，就有了一个前提，即人类在自己存在和发展的过程中，能不能仅仅依靠分散的个体的力量或者各个小家庭的力量克服自己生存和发展道路上的所有困难，以维持自己正常的生存和发展呢？显然是不能的。为什么？因为人类在自己生存和发展的道路上，会遇到一些集体性的灾难，在这些集体性的灾难面前，各个个体的人，各个小的家庭，甚至一个狭小的地区，是无能为力的。它必须依靠一个更大的集体的力量，有组织的力量，才能够有效地和有限地战胜这些灾难、克服这些困难，以保障人类不会在这些集体性的灾难面前走向根本的毁灭。这个有组织的更大的集体就是国家。它是通过国家政治组织起来的，而以国家政治为职业的人就是政治家。所以，在其根本的意义上，国家和国家的政治就不仅仅是为了执掌国家政权的，就不仅仅是为了统治人民的，而以国家政治为职业的政治家也不仅仅是为了做官的，不仅仅是人的一种身份，一种地位，一种个人存在价值的标志，而更是为了以有组织的力量战胜人类面对的那些集体性的灾难或困难，以保证人类正常的生存和发展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家就是从事那些与国民的生存和发展有直接关系的集体性的事业的人，是以国家集体的力量战胜国民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无法战胜的灾难，无法克服的困难的人。他不能仅仅是一个发号施令的人，一个位高权重的人，一个锦衣玉食的人，而应该是一个实干家，一个有实干精神的人，一个能吃苦耐劳的人，一个事业心压倒了个人享乐欲望的人。他也要求知，但他的知识不是为了炫耀于人的，不是让人顶礼膜拜的，而是为了做好自己应该做好的事情的。这种知识不是粉饰现实的，不是掩盖矛盾的，而是正视现实的，揭示矛盾的；他也要有思想，但他的思想主要不是对个人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和筹划，不是对帝王一人或一家、不是对官僚集团自身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和筹划，而更是对自己所从事的与全体国民的前途和命运都有关系的各项社会事业本身的思考和研究，是为了改革现状、改良社会的，而不是为了维持现状、屈从现实的；是需要身体力行的，而不是始于言也终于言的空洞的说辞。……我们看到，所有这一切，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几乎只有在对禹这个人物的传说中才体现得更加集中和突出。他在鲁迅的观念中，较之无为而治的尧、以德教民的舜和后来那些反过来、正过去都离不开争权、弄权、用权的政治人物，不更是一个理想的政治家的形象吗？中国古代几千年的政治历史，不正是因为有了像禹这类政治家的政治精神才没有完全陷入权力斗争的酱缸而保留下了自己获得新生的能力的吗？鲁迅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注29鲁迅显然是将禹这类的政治家作为中国政治的脊梁人物来尊重、来崇仰的，因而不论人们在禹这个人物身上罩上了多少幻想的、神话的色彩，它都是在一个现实的政治人物的基础上被塑造出来的，都是有其现实的历史根据的。与此同时，河流泛滥，洪水成灾，直至鲁迅那时，直至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仍然是时时威胁着我们生命和财产安全的自然灾害，而禹用“导”的方式取代了他的父亲鲧的“堵”的方式，也是人类在实际的治水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基本经验，所有这些，都是无法用“禹”是一条虫、是一个根据一条虫的形象想象出来的一个神灵来抹杀的。我在20世纪80年代初第一次到绍兴的时候，那里的大禹陵使我突然感到了禹在鲁迅心目中的特殊重要的位置。显而易见，禹的形象是从幼年起便镌刻在鲁迅心灵之中的，此后的历史事变、人生经历，包括他对西方文化的接受，动摇了孔子在他心目中的至圣先师的形象，动摇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些封建帝王在他心目中的至尊至贵的形象，但却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禹这个历史人物在他心目中的杰出政治家的形象。他在《〈越铎〉出世辞》中就曾说，他的故乡的人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注30，这说明在鲁迅的心灵中，禹的形象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的象征，是无法从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抹去的。他既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神”，更不是一条没有人的思想感情、没有人的追求意志和理性精神的“虫”，而是一个有着极其明确的现实根据的实践的政治家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