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对 立

章黄学派

鲁迅不是一个专治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学者，他没有系统的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代文化史的著作，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通过一些中国古代历史、中国古代文化史的关节看得出他与顾颉刚中国古代历史观、中国古代文化史观的差别和对立。

鲁迅和顾颉刚的矛盾和对立，并不像顾颉刚和许多后来人所叙述的那样，是在后来的私人恩怨中产生的。恰恰相反，他们二人在学术思想上的矛盾和对立，是从顾颉刚在学术上出道之伊始就已经充分表现出来。

这首先就表现在他们对章太炎文化传统、学术传统的不同态度上。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学人都不可能感觉不到，顾颉刚的古史观，在学术上是有一个假想敌的，那就是章太炎及其后学所代表的晚清古文学派的学术传统。在《古史辨自序》中，顾颉刚对章太炎做了这样一个总体的评价：

对于这个评价，从我们这些旁观者的眼里看来，似乎是没有值得大惊小怪的地方的，但只要进入到鲁迅当时的亲身感受和体验之中去，我们就会发现，对于这个评价，鲁迅是绝对无法接受的：在鲁迅的心目中，章太炎尽管也有自己不可讳言的弱点和不足，但在整体上却是一个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学术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作用的历史人物，是理应受到后代中国知识分子尊敬和爱戴的，而在顾颉刚的眼里，章太炎则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了时的陈旧学者，是一个一旦被超越就永远被超越了的历史人物。

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鲁迅实际也是在晚清维新派思想的影响下走上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道路的。鲁迅在南京求学期间，就通过梁启超等主办的《时务报》等书刊接触到晚清的新思潮，接触到他们翻译和介绍的西方学术名著，从而开始了他自己的思想之旅。鲁迅终其一生都是一个中国文化的革新家，一个密切关注着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现实发展、关注着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改革、开放”的知识分子，“致用”是他的文化思想的“核心价值观”之一。在这个意义上，他始终是晚清维新派思想传统的一个继承者和发扬者，而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复古主义者。但是，他之接受晚清维新派的影响，几乎完全是在思想上的，特别是在对外国文化的积极容受态度上的，而晚清维新派作为今文学派的“疑古证伪”的治学方法，几乎就没有进入到他的关注视野之内。他已经不在儒家文化传统内部的矛盾关系中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因而今文学派与古文学派在学术上的矛盾和对立对于他也已经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在学术上，他虽然不是晚清古文学派训诂之学的传人，虽然也像晚清今文学派知识分子那样不遗余力地反对晚清古文学派知识分子的泥古主义、复古主义的文化倾向，但对晚清古文学派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所取得的实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在自己的研究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一丝不苟的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却是怀有好感的。而所有这一切，几乎又都是通过章太炎对他的思想影响而具体表现出来的。

鲁迅师从章太炎，听他讲解《说文解字》还是在他受到维新派维新思想的影响、已经走上新的思想道路之后的留日时期。在那时，章太炎早已是闻名遐迩的反清革命家。鲁迅前去听讲，也主要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晚清古文学派的学术大师，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但是，章太炎所讲解的却是在从汉代到清代儒家古文学派训诂之学范围内生成和发展起来并被章太炎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起来的一个知识体系，一门“学问”，一种“学识”。在这时，在鲁迅的眼里，章太炎实际有三种不同的文化形象：其一是一个历经磨难而革命之志不稍退减的实践的反满革命家，其二是一个以其充沛的革命热情、革命意志和革命精神与各种反对革命的思想言论进行激烈的思想论战的革命政论家，其三则是一个学识丰富、治学严谨、富有独创精神的中国文字学家，一个“小学的大师”。不难看出，在当时的章太炎这里，在从汉代到清代儒家古文学派训诂之学范围内生成并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字学——“小学”，在其基本的意义上，已经不具有泥古主义、复古主义的思想性质，因为它是与一个“革命家”的章太炎联系在一起的，而在这样一个革命家这里，它已经不属于儒家的文化传统，已经不是依附于任何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政权的。在这时，我们只能说，它是一门“学问”，一个独立的知识体系，一些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的“学识”构成成分的知识元素。

迄今为止，在人类包括一个民族的历史上积累起来的所有的“知识”“学问”“学识”，都是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在一个特定的人的特定的思想意识、文化理念的基础上生成的，但一种“知识”，一种“学问”，一种“学识”，一旦生成，就有了超越“时代”，超越特定人的特定的思想意识、文化理念而在社会和历史上独立流转和传承的可能了，就有了与其他不同的知识元素进行重新的组合并构成一种新的知识系统、新的思想系统的可能了。在这时，决定它的性质和意义的是它在当下条件下所具有的性质和所发挥的具体作用，是它在当下的条件下所体现的思想意识和文化理念，而不再是它生成时候的性质和作用了。章太炎的“《说文》学”，章太炎的中国文字学，也是这样。鲁迅没有继续沿着章太炎做学问的路子成为一个中国的文字学家，一个小学家，但他也没有将从章太炎那里接受的关于中国文字学的知识视为陈旧落后的东西而抛到九霄云外。在我写作这篇关于鲁迅与顾颉刚的关系的文章的过程中，周江平恰好有一篇文章，题为《甲骨文、〈说文〉与鲁迅若干文学作品的内部关系研究》注17，论述了鲁迅的中国古文字学的知识与他的现代文学作品创作的关系，这也说明鲁迅是始终重视他当初从章太炎那里接受过来的关于中国古文字学的知识的，并在此基础上将自己的兴趣扩大到了甲骨文、金文的范围（在晚清，它是主要由罗振玉、王国维传承着的学术传统）。实际上，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一直想写一部《中国字体变迁史》，这也是一部纯学术的中国古代文字学的著作，不是今文学派那种应时的、“经世致用”的思想学说，而是古文学派那种历史的、“求是”的学问。虽然最终没有完成，但他对这门知识的重视却是显而易见的。

胡奇光先生在其《中国小学史》上以“小学因古文经学以立”概括了中国小学与中国汉代古文经学的关系，他说：“这古文经的发现，促使人们去研究训诂，探求古文经里古字的奥秘。要攻读古文经，就得先弄懂古字。”注18许慎就是在古文经学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划时代的中国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的，他为中国文字学建立了以“六书”为中心的文字学理论，并在字形、字音、字义三者的关系中构成了中国文字学不同于西方拼音文字的独立的文字学系统。清代古文学派的学术（汉学、朴学）的根底就建立在以《说文》研究为中心的文字学上，根据胡奇光先生在其《中国小学史》上的介绍，在清代从事过《说文》研究的有200多人，在《说文》研究上有过贡献的也有50人左右，在此基础上又有“《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名世。说《说文》研究集中了有清三百年学术研究的精华恐怕也不为过。所以，鲁迅在留日时期就学于章太炎，听他讲解《说文解字》，在鲁迅一生的治学道路上绝对不是毫无意义的。这使他对有清三百年的学术成就有了一个集中而又切近的认识和了解。这虽非他后来治学的方向和重心，但却也绝对不是他“学识”储备中的一个空白之域。

在中国小学史上，处在中国古代小学史殿军位置的章太炎，不但有自己的独立贡献，同时也是中国古代小学史的集大成者，是将中国古代小学的学术传统直接带入中国现代学术史的跨时代的学术泰斗式的人物。清代小学对汉代小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古音学（通过汉字形体求出上古的实际读音）的发明，而在介绍清代小学这一突出贡献的时候，胡奇光先生在其《中国小学史》中所拟的标题就是“古音学的发明：从顾炎武到章太炎”，说明章太炎在这个研究领域的学术发展中是有其独立的地位和作用的，绝对不只是一个固有传统的接受者，不是一个传声筒式的学者。胡奇光先生说：“戴（震）、孔（广森）之说到清末民初，为章太炎所发展。……章以‘对转’‘旁转’‘次对转’‘次旁转’之类术语，构拟成一个庞大的古韵旁转的理论体系。这理论体系先见于《国故论衡·小学集说》，接着在《文始》里进一步完善。”注19

古音的发明，集中体现了音韵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而词源的探索则集中体现了训诂学研究的最高水平。“词源的研究，不能停留在作平面的声义相通的说明，更要进一步作纵面上的声义递衍的探求。到辛亥革命的前夕，学贯中西的章太炎揭出‘语根’说，才开创了全面研究汉语同源字的新阶段。……自此以后，用语音演变的观点考察声义递衍的历史轨迹，成了词源研究的基本课题。章太炎语根说的最大贡献就在这里。”注20

同整个中国文化一样，汉语语言学研究在近现代历史上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一个方面，自马建忠的《马氏文通》之后，经由吕叔湘、王力、高名凯、朱德熙等著名学者的努力，在充分吸收西方现代语言学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建构起以中国现代语法为基础的语言学体系，成为中国现当代语言学发展的主流。笔者在读高级小学时读的第一本中国语法的书，记得就是朱德熙先生的《中国语法修辞讲话》，而在大学使用的普通语言学教材就是高名凯先生、石安石先生的《语言学概论》，说明这个语言学体系已经普及到整个中国社会，对中国社会的语言学观念的发展变化已经发生了普遍的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考古发掘工作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继罗振玉、王国维之后，中国的甲骨文、金文的研究又有了飞速的发展，涌现出了像董作宾、郭沫若、于省吾、唐兰等一大批成绩卓著的甲骨文、金文学者，它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现当代学术中的一门显学，在中国现当代学院学术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但是，与此同时，章（太炎）、黄（侃）学派的语言文字学作为一个独立的语言学传统也在中国现当代学术中传承并发展起来，我所任教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陆宗达教授、王宁教授和他们的弟子们，我的大学母校山东大学中文系的殷孟伦教授，都是章黄学派在中国当代学院学术中的传人。章黄学派在中国现当代学术中的继续存在和发展，充分说明章太炎作为一个学者绝对不像顾颉刚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由经师改装的学者”，而是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而是有其学术生命的活力的。对于中国的语言文字学，笔者完全是一个外行，但仅从我这个外行的表面观察而言，章黄学派作为从汉代到清代古文学派文字学研究成果的传承者和集大成者，虽然中经“五四”白话文革新运动的剧烈动荡和冲击，但中国现代白话文的书面文字符号却仍然是汉语的方块字，而不是西方的拼音文字，而这种以汉语方块字为其符号的文字语言，仍然主要是从先秦书面文化发展起来之后才通过“变易”和“孳乳”两种渠道而更加迅速地演变发展而来的（“变易者，形异而声、义俱通；孳乳者，声通而形、义小变”注21）。甲骨文、金文是这种文字语言的原始形态，而在当代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新的语汇和大量外来语词也仍然是通过转换为汉语方块字语言而进入现代汉语系统的。总之，这种由方块文字构成的汉语系统，与外国以拼音文字构成的各种不同的民族语言，仍然有着明显的区别，它同时也决定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和感受、理解、诠释语言文化作品的方式的不同。如果说拼音语言更多地依赖语言本身的语法关系而表情达意，因而其意蕴也有更高程度的确定性，而汉语方块字语言对语言本身的语法关系就没有那么大的依赖度，词语本身的多义性，大量同义词、近义词、反义词的存在，文字本身的音、形、义的功能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等等，则在语言的构成上起着更加显著的作用。“仁者爱人”（孔子），表达的是“仁”与“爱”的相通点，但“仁”与“爱”显然又是不同的，因为“仁”与“爱”在汉语中是两个字，而不是一个字，不论从形的构成和音的形态上，都是有显著差别的，这同时也决定了它们在“义（意蕴）”上的差别，而“仁”与“爱”到底有哪些不同以及如何理解“仁者爱人”即“仁”与“爱”的相通点，那就要依靠每个人自己的感受和理解了。（在主要依靠语法关系构成语句的西方拼音文字语言中，像这样的句式几乎是无法构成的。这里“仁者爱人”中的“人”如果是复数，那就是“人类”；若是单数，指某个具体的人，就有了“性”的差别，或者是“阴性”，指某个女人，或者是“阳性”，指某个男人，而不可能是中性的。“仁者”一定是一个单数的具体的人，但作为“爱人”的“仁”，所“爱”的一定是复数的人，即“人类”。“仁者爱人”若解读为“爱人类的人爱人类”，是同义反复，没有意义；若解读为“爱人类的人爱一个特定的男人或一个特定的女人”，也不是说话人所要表达的意思。总之，“仁者爱人”只有在更多依靠方块字形、音、义之间的细微差别和联系而并不依靠严格的语法关系构成的语句中，才有实质的意义。但它也更多地依靠语言的接受者自身的感受和理解，而不必拘泥于语句本身的意义。）总之，汉语方块字语言与外国拼音语言的差异和联系，要依靠比较语言学的发展而得到说明，而不可能仅仅依靠建立与西方语法体系相近或相同的汉语语法体系而解决。只要考虑到这一点，章黄学派的语言学作为一种独立形态的汉语语言学继续存在于中国现当代学术研究的殿堂上，也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