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合照

故乡

在说故乡前先说说籍贯这个词,籍贯的籍字在古时候是指名条的意思。一个读了书的人想要进学校作学生,必须先参加“进学”的考试,在考试之前先要到办理考试的机关报名,报名表就叫“籍”,又叫“名籍”,上面写了祖父、父亲与考生三代的名字。后来机关把考生的所有报名表用绳子贯穿起来装订成册,存在政府机关里面,便叫“籍贯”。所以古时候,籍贯是表示一个人在政府机关注册过名字,通常有籍贯的人才有正式的名字,只有进过学的人才有名字与籍贯可言。有正式的名字又有籍贯,在以前的社会代表一种特殊的地位,与一般的平头百姓是有差别的。

到了后来有了户口、有了身份证,人一出生就得报户口,问人籍贯何处,就等于问那人是哪里人。也有问人在何处出生,这跟问他是哪里人是一样的,因为在以前,人大多出生在“老家”,籍贯与出生地绝大多数是相同的。但遇到乱世,人如萍漂蓬飞,正如老杜诗里说的:“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人的出生地与籍贯就很多不同了。譬如我身份证上登记的籍贯是浙江鄞县,我的出生地则是湘西的辰溪,而我一生绝大多数的岁月都在台湾度过,问我是哪里人,我很不容易说得清楚。

我曾在欧洲大学讲过学,外国人看到我一张东方人的脸,在东亚系任教,都会先问我从哪里来?我会直接答以台湾,他们后来也都以Taiwanese在背后叫我,翻成中文,我就是台湾人了。这个名称加在我的头上我一点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对,我确实是台湾人,我在台湾住了一生,交游虽然从未限于地理环境,但所交大多数也是本地人。我很赞同周作人说的一句话,他说:“我的故乡不止一个,凡我住过的地方都是故乡。”我的籍贯与出生地都不是台湾,却把台湾认作是故乡是很自然的事。

但最近十几年,我的“故乡”认同发生了问题。很多人因我的籍贯是浙江,便把我看成大陆人,这一点我不否认,我的籍贯确实不在台湾,又因为我出身大学中文系,看人误会了中华文化,会把我以为正确的意见告诉他,久了后便有一部分人不接受我认同台湾,说我是“中国人”,不是台湾人,而且语气很是不好。这让我愤愤不平,我可以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呀。后来“政府”看到有些人在挑拨族群议题,便把身份证上的籍贯一栏取消,代之以“出生地”。我的两个孩子都出生在台湾,都可以摆脱籍贯的困扰,做个名正言顺的台湾人了,但我不成,我只不过从一个外省转成另一个外省罢了,算来算去还是一个“中国人”。在此刻的台湾被称作“中国人”,不见得被敌视,但确实是被“异视”的,尽管我不论到浙江或湖南,手中都还得拿着“台胞证”。

我其实不是那么在乎,我父母都是中国人,我当然也是中国人,我觉得我比一般人了解更多的中国,掌握到某些别人不知道的中华文化精义,我以作中国人为荣。然而我自己作中国人,却从不鄙夷外国人,也从不轻视别人的文化,我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他可爱之处,不同文化也各有其价值。只是我已习惯了中国文化的节奏与气味,吃惯了中国的食物,习惯了用中国的文字与语言来表达我的爱与思想,这辈子我已别无所图,还是让我安安稳稳地作个中国人好了。

如果把中国做比较广义的解释,没有台湾人能说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使用的语言都是来自中国。除此之外,我对中国的了解可以说完全是来自台湾,甚至对中国的感情也是来自台湾,除掉台湾,我的中国是不完整的。所以,中国对我而言是不能割舍的,而台湾也是不能割舍的,这不像孟子所说的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二者在我身上不是矛盾而是统一,不是排斥而是融合,二者是完全可以得兼的,而且除了少数政客,在这岛上,二者也得兼又融合得那么普遍。

我从没“回去”过我身份证上的籍贯地。我到过很多次大陆,去过很多地方,包括最北到了松花江流入黑龙江的一个名叫街津口的地方,那是大陆少数民族赫哲族聚居地,那里比“北大荒”更北。我们乘船在黑龙江上走,船夫得小心以免越过江的中线,一过去就是俄罗斯了。最南面我到过海南岛的三亚湾榆林港,三亚湾最南的沙滩上有几块延伸到海的礁石,上面被古时的迁客骚人刻着“天涯”“海角”的字样,每笔都透露着绝望的心情,那是传统中国人所能到达最南的地方。那里我都去过,而浙江鄞县,那个登记在我身份证上的籍贯,对我只是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地名,我从来没有去过。

我为什么没去过“故乡”?我一下子想不出明白的答案,也许是情怯,也许是因为自觉慎重所以要等待吧。我当然知道,大陆有些地方已彻底地改头换面,譬如鄞县已经没有了,原来的鄞县现在只是浙江宁波市的一个区,用大陆现在的标准,我算是宁波人才对。所以我对故乡的了解,全从古书中得来。古时候宁波是一个“府”,明清时府下辖有五县,即鄞、慈溪、奉化、定海、象山,《国语》上说:“勾践之地……东至鄞。”可见这地名在孔子之前就有了。然而这些历史上的故实,其实跟我没什么关系,宁波出现过一些名人,包括明清时期的屠赤水、全谢山,范氏的“天一阁”与“浙东学术”,民国时代的蒋家,还有包玉刚、董浩云等,也都与我无甚关联,跟我扯上关联的只是鄞县有点莫名其妙地被登记在我的身份证上,成为我的“籍贯”了。

后来我才知道,我算浙江鄞县人这件事并不是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报户口的时候我父亲已死,家人就以我母亲的籍贯报我们的籍贯,我的姓是从父而来,而籍贯却是从母而来。这“鄞县”两字跟着我一辈子,以前所有的证明文件,包括结业证书、毕业证书、退伍令、结婚证书甚至于学校人事处印的教职员通讯录上面都要登载的。

我知道这件事很晚,是在一份父亲留下的资料中知道的,那是一张抗战时父亲在一个兵工厂的服务证明。证明书左边的折页上写着“中华民国三十年十一月一日发”的字样,这日子距离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的那一天,还有一个多月,而中国独立抗战,已经四年多了,正是整个中国最困顿的时候。父亲的服务证在年月日的上面又盖了颗长方形的关防,上面小篆的印文写着是:“军政部”兵工署第十一工厂关防。大印上的厂名便是父亲服务机关的正式名称,名叫“十一兵工厂”。服务证的右边有一张比现在一英寸登记照还小的照片,已经泛黄,但还看得清楚,照片中人面容干瘦,留着平头,头发也是黑白相参的,穿着一件皱巴巴的中山装,看得出是个邋遢又神经质的男人。照片上方几个框框,从右到左横写着:

部别:印刷所

工别:领首

姓名:周正元

年龄:四十二岁

籍贯:浙江天台

我终于可以推算父亲的年龄了,民国三十年时他四十二岁,表示他是民国前十一年生的。服务证上写父亲在厂里的印刷所是个“领首”,那两字真怪,为什么不叫首领呢,但就是叫首领也很怪,像强盗的头头,那称呼也许当时很普通,现在一定不会这样叫了,会换成所长或主任等吧。其中的籍贯栏是我最重要的发现,原本父亲是浙江天台人,那么我也“该”是天台人了。我发现这资料的时候不但父亲早已去世,母亲也病故许久了,我拿去问我二姐,二姐不明所以,她与我是同母异父,她对她这名叫周正元的继父也所知不多,我周围没有求证的对象。我的父亲后来改名叫周信夫,我身份证上父亲栏的名字便是这个,一次二姐告诉我,我已忘了她什么时候告诉我又为什么告诉我了,但我清楚记得,她说父亲后来一直怪自己命不好,所以就改了名字,但这个好名字没让他使用很久,后来父亲还是在四十六岁那年过世了。

我没到政府机关去更改籍贯,一方面没这必要,一方面没有证据,父亲的服务证可算是证据,但当时的父亲不叫周信夫,不是我身份证上父亲栏的名字,所以不能证明什么,何况隔了一阵,身份证上的籍贯栏已去除,就更无须更正了。后来我知道,以前文件上登记的资料,不见得都是可靠的,譬如我的身份证上母亲的名字是胡仁青,那根本是错的,我母亲原来姓沃,是个很罕见的姓,她的第一任丈夫姓胡,后来报户口,就随着姓胡了,至于她为什么叫胡仁青则没人知道,据说连母亲本人也不明就里。我有次问二姐,这三字是不是她父亲的名字,她与大姐是母亲与第一任丈夫所生,她却说也不记得了。好在这事对我母亲没影响,她不识字,也没人写信给她。古人说:“人生识字忧患始。”从这一点看,不识字对她并没有什么不好。

父亲籍贯栏上的浙江天台是不是正确无误,我不能断定,只有姑且相信。我后来读了一些古书,也养成一些“神游”的能力,偶尔幻想能到天台,到这个我从未去过也不见得可靠的“故乡”去游历一番。

二十年前我在三民书局帮忙编《大辞典》,得以认识当时在政大任教的谢云飞先生,他是浙江籍的前辈,经他提醒,我才知道天台两字之中的台字是不能写成“臺”的,而且天台的台不能念成阳平“抬”声,要念成阴平的“胎”声。他要我查《广韵》,果然在“台”字下就只注着“胎”这字音,原来在古韵中,“台”字是平声而“臺”字是仄声,两字不能混用的。天台之地名源于境内有山名天台,据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上说:“山有八重,四面如一,当斗、牛之分,上应台星,故曰天台。”古人喜欢把地上的山川与天上的星宿相配,这叫“星野”,地上的台山是配合着天上的台星而存在的,所以叫作天台。天台所在的地方又叫作台州,旁边的海湾叫作台州湾,这几个“台”都得念作“胎”,这“台”字古时与我们台湾的“台”是两个字,不能弄混了。我后来看牟宗三先生写的《圆善论》,里面写到佛教的天台宗,全印成“天臺宗”了,当然是手民之误,但印了几版也没见改正,可见就算大儒在这地方也会犯错。

明清台州立府,下辖有六县,即临海、黄岩、天台、仙居、宁海、太平,民国废州存县,我父亲服务证上的浙江天台应该是指天台县了。天台县最有名的是天台山,这座名山不但是佛门圣地,也是道教里的名山,山西面的玉京洞,被道教视为天下的第六洞天。天台山的主峰又叫赤城山,土皆赤色,状似云霞,俨如雉堞,东晋孙绰在他的《游天台山赋》中所说“赤城霞起而建标”,指的就是此处。这些零零碎碎的知识全是从古书得来,我对父亲的事所知甚少,不知道他是否出生在自己的家乡,对他故乡的风物又了解多少。也许他很早就离开了,对历史地理所知有限,他跟上一代一般的中国人没什么两样,都是以漂泊“为业”的,那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父母都去世得早,使我跟我籍贯上的故乡没有联系的管道,不论父亲还是母亲,他们在故乡应该都有“根”可寻的,但他们没有为我留下任何线索。所以所谓籍贯,都是由父母留下的一点文字上的符号,对我,其实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意义可言。不论鄞县,还是天台,这两个地方我都没去过,一方面也许真有点近乡情怯的因素,但有另一个理由,便是自己无论如何找也找不出什么理由要“回去”。我是必须回到我自己出生的溪流,在那儿生殖并且死亡的鲑鱼吗?何况我并不是出生在那里,我即使在脑盘的深处藏有归乡的磁力,那磁力也无法带我回去。

我现在想谈谈我真正出生的地方辰溪,对这个地方,我其实同样印象模糊。抗战的时候,政府把重要的兵工设备搬到偏僻的山区,辰溪是湘西的一个山城。只记得小时候母亲哄我,常说不乖的话要把我丢给老虎吃掉,那是一个山岳溪谷纵横的地方,是不是还有老虎不得而知,晚上常听到凄厉的叫声,也许是野猫或是其他猛兽吧,野猫也会偷袭婴孩的。大学的时候,我看过沈从文一些以湘西为背景的小说,其中几篇写的都是辰溪,那些故事我觉得都写得很好,由于是写我出生的地方,我便特别注意。有一篇名叫《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的短篇小说,写的就是辰溪发生的故事,沈从文写辰溪的时候都会把“溪”字写成“谿”,这两字是可以通用的,他写道:

辰谿县的位置,恰在两条河流的交汇处,小小石头城临水倚山,建立在河口滩脚崖壁上。河水深到三丈尚清可见底。河面长年来往着湘黔边境各种形体美丽的船只。山头为石灰岩,无论晴雨,皆可见到烧石灰人窑上飘扬的青烟与白烟。房屋多黑瓦白墙,接瓦连椽紧密如精巧图案。对河与小山城成犄角,上游是一个三角形小阜,阜上有修船造船的干坞与宽坪。位在下游一点,则为一个三角形黑色山嘴,濒河拔峰,山脚一面接受了沅水急流的冲刷,一面被麻阳河长流的淘洗,岩石玲珑透空。半山有个壮丽辉煌的庙宇,庙宇外岩石间且有成千大小不一的浮雕石佛。太平无事的日子,每逢佳节良辰,当地驻防长官、县知事、小乡绅及商会主席、税局头目,便乘小船过渡到那个庙宇里饮酒赋诗或玩牌下棋。在那个悬岩半空的庙里,可以眺望上行船的白帆,听下行船摇橹人唱歌。街市尽头下游便是一个长潭,名“斤丝潭”,历来传说,水深到放一斤丝线才能到底。两岸皆五色石壁,矗立如屏障一般。长潭中日夜必有成百只打鱼船,载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浮在河面取鱼。小船浥流而渡,艰难处与美丽处实在可以平分。

这是极好的描写文字,而文中所描写的正是我出生的地方。照沈从文的写法,辰溪该是山明水秀、人杰地灵的,不料那儿好像没出什么人物,却是土匪强盗的集散地。他的这篇小说《五个军官与一个煤矿工人》就是描写一个煤矿工人造反成了土匪头子的故事。小说里面一个煤矿工人杀了一个兵,又抢了他的枪,就落草为寇了,后来身边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就成了土匪头子。至于他为什么要杀那个兵又为什么要落草,文章没交代,好像在那儿做个强盗,要杀人不眨眼是多么顺理成章的事。后来这个强盗被埋伏的官军捉到了,也就心甘情愿地乖乖就擒,虽然到死都还耍了些手段,却也死得痛快。这强盗做任何事,好像都气定神闲又安时处顺的,即使是死了,也让任何一方都不觉遗憾。我喜欢沈从文对人物的描写,也喜欢他描写的那个洪荒单纯的草莽世界。

如果要我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辰溪这个盗贼出没的地方作故乡,也不想选择浙江作我的故乡。浙江比起湘西来,文明荟萃得多了,聪明又会打扮自己,我喜欢简单,我认为洪荒也许不够精细,但比文明要多一种粗犷的美,也比文明简单又有力,而且有力得多。不料我在辰溪只待了三年多,在辰溪的时候我根本还不懂事,父亲在我不到四岁的时候死了,那时抗战刚胜利,父亲的兵工厂要“复员”到汉阳,我们一家必须随父亲的厂迁居。我约略记得,父亲的丧事办得很潦草,似乎找了隔山的一块地就匆匆埋了,墓碑是木制的,只用毛笔在上面写了几个大字。当然那种碑与坟,隔不久就会消失不见的。辰溪是我父亲的埋骨之处,我一度想回去祭扫,但浅浅的坟与木制的碑,还能祭扫得到吗?我再也没回过辰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