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大老爷

评曰：从前读书人做官不止考试一条路。前一回说的是买官之路。这一回又说另一条。这是文武结合之路，即笔杆子与枪杆子相结合。两者都是武器而以枪为主，枪指挥笔。清朝崩溃以后，袁大总统虽未做成皇帝，可是从他办“筹安会”起，这一文武结合传统延续下来。几位不识字的督军也有文人帮忙发通电。当然，也有不肯结合的。那就不客气，杀头，例如邵飘萍、林白水。

回目仍代拟如下：

度势审时空怀大志

有才无命莫怨苍天

现在一切都只能指望大少爷——此刻已经是大老爷了。

他还远在陕西长安。

他和他父亲年纪相差不过二十岁。他“进学”时才十几岁。父子二人都是考的所谓“贡生”。这是相当于一般秀才的头衔。原来，清朝据说为了广揽人才，设有“恩、拔、副、岁、优”五种“贡生”考试，隔的年数不同，这样，读书人“进学”得头衔的机会就多了。十几岁的秀才也不稀罕了。

他同父亲一样成为读书人，教书匠，在“诗云”“子曰”中带着小孩子混日子，当“猢狲王”，也叫开“子曰铺”。他也同父亲一样自知不能靠科举出身升官发财，要“上进”只有另谋出路，于是也涉猎“杂学”。在父亲离开家乡以后，他带着妻、子、弟、妹在家苦度光阴。不幸他也同父亲一样接连“妨妻”，日子并不好过，因为婚丧是大事，是要花钱的。终于他不知由什么机会到了河南。他不但同父亲一样有“秘书”之才，还有一桩胜过父亲之处，不像父亲那样是千年历史传统下的书呆子，只知照老一套做官。他毕竟是第二代了。他在河南施展了联络之才，居然巴结上了一些当时当地的“要人”，竟以外乡人而在河南立足了。

两件事是对他个人和他的家族都大有影响。

一是他在河南结婚。他在河南时又“赋悼亡”，“妨”掉了第三个妻子。三个妻子撇下了一儿一女在他身边，其势不得不再娶一房。他自有主意，为了在河南生根，决心娶一位河南小姐。果然，事有凑巧，一位河南籍“大员”的才德兼备的小姐被他迎回家中了。

这位小姐，排行十三，生得相貌端正，具备“大家风范”。一双小脚真正只有三寸，一点不见歪曲痕迹，仿佛天生如此，真是中国封建压迫妇女传统的最丑恶表现，可是当时却算是一“美”。这还不说，她又知书识字，会写会算，能看弹词，唱昆曲，吹洞箫，下围棋，还通达官宦人家礼仪，循规蹈矩，不苟言笑。总之，她仿佛是《红楼梦》中人物就是了。

以婚姻求职位者多矣。凤求凰队伍中少不了乌鸦、喜鹊，但不知麻雀去不去。

这样一位大家闺秀怎么能下嫁一个无官无业又是外乡人的穷酸作“填房”呢？原来她有一大缺陷：“庶出”。现代人大概已经不明白什么“嫡庶之别”了。一夫一妻制下也没有“嫡庶”问题了。然而，在旧的封建宗法社会中，几千年来这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这是“名分”。妻分“嫡庶”，子分“嫡庶”，真是天渊之别，从皇上家到老百姓都是如此。自然，那穷得只能打光棍或只能勉强娶到一个老婆的劳动人民不在其内。“嫡庶之别”意味着产业和权力的继承，家庭和社会地位由此而来。从秦始皇时废扶苏而立胡亥起，就闹这一套，直到光绪、宣统，还有“继承大位”的问题。“慈禧”之所以能成为“太后”垂帘听政，也是因为生了个独子，由“庶”而“嫡”，用尽心思，很不容易才升上来的；所以她紧紧抓住这个头衔不放，因为头衔就是地位，地位就是权力；封建社会中地位权力就女子有才学者自从卓文君以来就多了。所以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是怕她学了卓文君私奔穷文人司马相如。古来女子并不全是文盲。

是一切，首先包括财产。不懂这一点，对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恐怕难免“隔靴搔痒”了。

话说回来，这位十三小姐具备一切品德，足以上攀龙凤，可是她母亲却由于并不自主的原因而不能为她争气。她只是一个不知第几房的姨太太，甚至更下一级，而且出身不详，大概也是没有家世可考的。她背后无靠山，又只生一个女儿；尽管这女儿极力学习当小姐的一切必要条件，而且也算是小姐，却无法有竞争能力。她们母女一切靠她父亲。父亲一去世，就只好以出嫁为出路了。条件是母亲跟着女儿一起过门。由这一点就可知她们在家中的地位了。总之，家产无份，以后也没有什么来往。不来往还有个原因是，这样的“大家”，按照规律，在“鼎革”之际，由“内忧外患”而瓦解，不消几年，当然就再无消息了。直到那位母亲后来回河南去世，都没有听说过她们家里的音讯。这位小姐对于自己家从来不提一个字。

“嫡”“庶”相差不止一个等级，更不是像今天的“正”“副”。那是“主”“奴”之别。“后”“妃”也是如此。妃子不论怎么得宠，总是地位不高。马嵬坡勒死杨贵妃算不了什么。废皇后就是大事了。书中夹此一段议论，虽不可少，却不合现代小说规格。

不论后来如何，这次“续弦”是大老爷的得意之作。他攀上了河南的“高门”，自己也“沾亲带故”，算得半个河南人了。

因为这位大太太对这一家的命运以后有很大影响，是个关键人物，所以多说几句。

另一件事虽然很大，却不必多说。

同乡关系是做官经商的一项重要条件。在喷气式飞机出现以前，交通不快，方言不通，除亲戚外就讲多情。从前有“五同”之说，还包括同学、同事等等。帮派关系能越过国界，超出“五同”，那就是现代的新“同”了。

由于一次什么宴会之类的机缘，大老爷和一位公子拉上了关系。两人谈得“投契”，他竟然被这位大公子看中了。公子有极大的野心，又有极远的眼光，正在物色人才，网罗部下，一眼发现这个安徽书生不是寻常之辈，很有点经济韬略，杂学旁通，是封建传统中的非凡人物，绝非一个文人或学究。大概不消多日，两人心照不宣，大老爷弃文就武，由教书而秘书，由文秘书而武秘书，和他父亲的弄“卡子”赚钱买官做“分道扬镳”而“殊途同归”了。

最后，到宣统年间，他先在太原，后到西安，当武备学堂的“监督”或“督监”（校长一级的官）。他在晋陕两地为那位公子培养和拉拢了一些“人才”，准备“大事”。他的夫人一直保留着他当这两任“监督”时行什么典礼的照片，上面有些同事和学生的题字。

这位公子的大红名帖上是三个大字：袁克定。

也许现在青年们对这名字还不熟悉，那就赘上一句，此乃洪宪皇帝河南项城袁世凯的太子是也。

别的话就不必多说了。

关键时刻，何去何从？

辛亥革命的武昌一声炮响，震动了整个末代王朝，也震动了王朝下的这一家，只有在西安的大老爷看得出，他的“朋友”袁公子的时机可能要到了。他应当满心欢喜，可是又有无穷忧虑，因为他的父亲一家还在江西，音信不通。他知道父亲是个书呆子兼官迷，万一真要“效忠故国”，或则江西一时还不“光复”，他在陕西就不能先摇身一变。这个骑墙态度正好也是袁世凯的态度。这一来，他虽没有变成革命党，却也没有被革命党所杀。直到他死后，他的箱子中还有不少人的大照片，据他的夫人说，其中很多人都被杀掉了。

点出昙花未能一现的空想太子，未免多余。不知作者为何不隐而明说。

时局变化很快，他比父亲幸运得多，当然也能干得多，预先埋下了一着棋子，拉上了一线关系。“袁大总统”就职，他正跃跃欲试之时，不料忽然“丁”了“忧”，即父亲去世，照那时规矩是不能马上升官了。虽然已经号称民国，这一点封建传统却不能破除。

既然天下已经“定于袁”，他就大摇大摆，带着家眷南下奔丧了。

那时交通很困难，民国二年（1913）又值革命与反革命处处对抗之时，亏得他有办法，居然带了妻子儿女从陕西赶到了江西，处理他父亲的，也是全家的，善后。

老太爷去世后，家中一团糟。

革命军政府已经看到这家人没有多大油水，他在地方上也没有树立什么仇敌，人一死，也就解除了扣押，没有人再来追究，新官只催促他家办完丧事快走。

可是全家失去了头脑和主心骨，无人做主。

太太出身于小康之家，软弱无能。两个大些的儿子都年幼，一个不过二十岁，一个才十来岁，毫不懂事。最小的儿子只八个月。还有小女儿未出嫁，也不管用。从家乡来的亲友不少，不过都是“打秋风（抽丰）”，住些时得钱便走。留下来想捞点什么这时还没有走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老太爷的本家弟弟，排行老四，全家称之为“四叔”。他没有什么文化，也不能干，是个乡下人，可是就为了这一趟出门见了世面，回家后渐成富裕中农，国民党北伐时竟为本县新的县太爷看中，当了一任县“农会”的会长。另一个亲戚是太太的弟弟，行三，被称为“三舅老爷”，也没有什么能耐，却自以为很有本事。此外，还有个教家馆的，带着全家来，教两位少爷，他自己的两个儿子也附读。这位老师在辛亥革命前夕，一则见大局不妙，二则两位少爷上了洋学堂，他就拿了一笔钱，全家返归故里了。

那些“刑名”“钱谷”“文案”等“师爷”以及“账房”等机构的人员，一见大势不好，就各奔前程，一哄而散，不管这位“东家”了。至于什么“八拜之交”更是连影子也不见一个。

这里写的像《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差不多是同时的事。因此是相仿，不是抄袭。

武昌革命炮响之后，南昌随着闹“光复”，这个小县里立刻大乱。县官维持不住，表示“归顺新朝”，这也不行。他本人被扣押，家眷被赶出衙门，寄居在一艘大船上。同时还有些人来“抄家”。说也奇怪，“抄”的东西是有目标的。家中一切都扣在衙门内，上了锁，贴了封条，可是那许多书箱却被翻了一遍，几乎本本书都翻开看过。船上只有妇女儿童，就“抄”可疑之物，把小儿尿片一块一块检查过。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事后才知道，原来有人造谣说，县官的银钱都打成了薄薄的金叶子，藏在书中，所以来“抄”书，并非要兴文字狱。船上没有书，可夹金叶子的只有尿片，因此特蒙注意。如此而已。

“抄家”是不是也算一种几千年不变、古已有之、史有前例的传统？真不知这该破的“旧”后来如何混入要立的“新”重复出现，而且不必“奉旨”？

小县中既无同盟会的革命党员，又无满人作为革命对象，广大老百姓并没有被动员起来，所以不久就恢复安定，大权落在本地一些绅士手中。他们虽然内部有矛盾，但为了保持本县权不外落，还是比较一致的。这些人对县官也还比较了解，都是当年的“诗酒之交”，知道抓他无利可图，就外紧内松，放他全家回衙，东西发还，不过不许离开，要算清了账才准走。这是因为时局还不稳定，怕将来新官借口追究来对付他们，被加上什么“私自纵放”和“包庇”之类罪名，进行勒索。

稍稍松了一口气，全家都想早日离开，但既无人活动，也无门路可钻。这时三舅老爷忽然从什么地方听来消息，说是眼前最有力量的是洋人，只要能到上海找到外国人，一封电报就万事大吉，转危为安。上海去不成，九江也有洋人。三舅老爷自告奋勇要“身入虎穴”，面见洋人，为营救姐夫，真有“单刀赴会”的气概。

不知道这里有没有阿Q兄？

于是全家搜刮余剩，凑成几百两银子（大约不会到一千两），除留下点作日常家用和应付临时的“敲诈勒索”之外，全数交给三舅老爷。他便一船离县前往南昌，转道九江去了。

这位至亲虽非骗子，却是呆子。他夸下海口，到了省城，晕头转向，不知有权的人在哪里；又到九江，跑到租界上，倒是看见了高鼻子凹眼睛的洋大人，可是无法接近。他带着大笔银子（十六两一斤，足有几十斤），蹲在旅馆里无计可施。据说是不知碰上什么机缘，知道红十字会是洋人办的，人人可去，他便欣然前往。据他说是见到“洋人”出现了。这是少不了的。大地方、小地方、大事、小事，总有他们直接间接插手。“洋人”不必自己活动，自有人送上门来。不少人对“洋人”如盲人摸象，“出洋”不“出洋”一样。摸着的不是鼻子就是尾巴，或是腿、牙，以为这就是象。

了会中洋人，说明来意，洋人慷慨应允，要求交钱，他便将银两交去，换得一纸收条，解除了天天怕人偷的担忧。可是日复一日，并没有下文。他在那里不知是怎样打发日子，乐哉陶陶，也不把全家的望眼欲穿放在心上。有人说，他还到了上海，不知是否属实。总之，洋大人并无电报来保县官，舅老爷也不见回来。直到县官去世，打电报去，舅老爷才匆匆赶回，带来了十几个像银圆一样还稍小的银质证章，全家每人一个，连几个月的小外甥也在其内。证章上一面是个红十字，一面是“中国红十字会正会员”。原来他交给红十字会不知多少钱，算作捐款，换来“正会员”的光荣名义。这个银证章，那孩子到几岁时还常拿来当玩具。拿出来时总不免听到母亲用抱怨的口气叙说这惨痛的经历。不用说，这位舅老爷虽因至亲不受追问，却也从此以后不再来往了。

就在这凄凉空气中，大老爷全家赶到了。

他一到，立刻情况一变。

他先是“举哀”行礼如仪，将父亲“大殓”。作为客居，一切从俭，说明回家乡后再正式“开吊”。他自己照例“披麻戴孝”，在家“守制”，同时毫不犹疑地进行活动。地方上一见从北方来了一个不知什么官儿，事情已过去多日，乐得就此下台，不加阻拦。一天风云已散，大老爷决定“扶榇还乡”，打点上路。

外事如此，内务更顺利。

大太太一到家，三言两语，察言观色，就看出了全家情况。她是“抚台”官宦之家出身，又在晋陕两地见过多少省级大员家眷，哪把小小县官的事放在眼里？她这些年来只带着几个小孩子，除对外作点内眷的应酬外，没有什么事值得她施展才能。这一次恰好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不但一家几乎不名一文，经济上全靠她丈夫带来的钱，而且全家大小无一能人。当然，在两句话禀明婆母之后，她就一手掌握大权，安排一切。不消一时半刻，账房成立，用人职位确定，件件事井井有条。连伴同前来的她的母亲也由于做得一手河南好菜，几十桌酒席不在话下，菜谱心中有数，什么材料，如何下手，先后次序，全安排得清清楚楚，使那位同乡“包厨”只得甘拜下风，成为下手，服服帖帖听从指挥，几乎是一转眼间全家大变样。不必多说，简直是《红楼梦》中王凤姐到宁国府办丧事的小型扮演。那位婆母本来就怕多事，这一来，乐得在自己房里养喘病，心中大为庆幸；原来她从没想到，也没见过，这样一位能干的儿媳妇。

不消多少天，在一对能干夫妇的全权指挥下，全家连同所有的家私（包括“万名旗”“万名伞”之类由地方绅士包办的拍县官马屁的东西）一起上了大船，还挂上某府、某堂的号灯，浩浩荡荡由江西回安徽去了。

这位小型王熙凤比那位小说“原型”相差不过一百几十年。由今思昔，一脉相承。并非事实抄书本，而是书本抄事实。真人写不出。写出的人比真的人更能吸引人。

确实是回省，但并不等于回原籍老家。大老爷自有一整套战略计划。

女子大展才华，古有武则天，是孤家寡人，独一无二。一千三百年以后，到这一世纪末年，在全世界的许多国家的许多方面，女人显示出非凡的才能，卓越的政治意识，敏锐的感触反应。下一世纪，女性将成为一种特殊的伟大力量。向来一直是女的要和男的一样，将来是她们要和男的大不一样。“武则天”将变为“文则地”。年号将是新的“万岁通天”。

他是绝不会真正“丁忧回籍，守制三年”的。这是什么时候，能容他“归隐山林”？不过借此等一两年，“听候大用”。同时，他对家里人的情况，心中有底，各作安排。

于是，全家一分为二。

他和二弟送灵柩还乡安葬，并在家“守孝”。

母亲连同她所生的三弟以及四弟及其生母，则同自己的妻子儿女一起回到省会住。这是因为母亲的娘家在省会，可以有个照应。三弟和自己的儿子可以在此上中学。

多少事叙述简略而井井有条，仿佛照见了书中主人公的胸中谋划，如同明镜高悬。

其他家乡的人，四叔及包厨的，一律遣散。他们随灵柩到家后，就各得点钱回自己家去。

这个安排是很好的筹划结果。

首先是他自己的家全在省会A城，他将来“出山”后，一有新职，随时可以接走。

母亲和三弟以及那个出生得不是时机的四弟和他的生母，就交母亲的娘家去照管。这不是亲生母亲，只要给点钱养着就是了。

二弟是个不中用的人，不会有出息，留下看老家，照管祖传房子。“守孝”一满，就让他同已订婚的表妹结婚。他不将父亲葬在老家祖坟，借口“风水”，另在离老家相当远的地方买了一块二十五亩的田地。地中一处有四个坟穴，将父亲和自己的生母及另两位母亲合葬，还留下旁边一处穴给现在的母亲。田地永佃给一个本家，每年交固定租课。这房地两产就交给二弟；让他去当地主，自得其乐。这个弟弟本来怕这位厉害大哥，又胸无大志，缺少能耐，乐得在家“守墓”，不会出来找他。

为何不归葬祖坟？不像是由于风水。又留下一谜。小说中有谜，才耐人寻味。

至于那个小妹妹，已到结婚年龄。现在暂住A城，以后让她回老家成婚，由河南妹夫来迎娶。

照此办理，船一到A城，就在船上“行礼如仪”，分出大部分的家上岸去，先在舅父家暂居，随即搬进租的一所房子。长兄和二弟就带着其余的人回老家办理丧事，不必细表。

这是一九一三年的事。照老规矩，“守孝”三年，要到一九一六年孝服才满。这三年正是袁世凯阴谋做皇帝的时期。这位大老爷不得依靠他的那一线关系去谋求“攀龙附凤”，却要留在穷乡僻壤，心里着急也无法。

不料事情总有两面。袁世凯在一九一五年冬天恢复帝制当皇帝，一九一六年春天就失败，随后不久这个倒霉“御驾”也就“宾天”去了。大老爷没有“出山”，倒落了个干净，真是“始料所不及”。

不过在这样的形势下，这位大老爷当大官的路子断了。“守孝”期一满，他不得不改变计划，自己单人独马北上“求官”。一家分居两处，开销太大，也只好“分久必合”了。

一九一六年，他亲自到A城将全家接回S县去。同一年，也办理了二弟和三妹的婚事。但他自己的家却另有安排，暂留A城。

写了三回还是介绍家里人。第四回仍然如此。这个“楔子”未免太长，但又不可少。从第五回起才入正文。本书主人公要到三岁以上才能有事可写，因此先说家中人也是顺理成章的。作者原有附言，后来删去。其中说写此书于七十年代末，为给上山下乡儿女知道前代的事，不为发表。过了三年才有出版之议，所以不像小说也不足为怪。曾见原书中夹此附言，记在这里作为说明。

评曰：“文武之道”，又矛盾，又统一。文王选拔姜太公姜子牙。秦始皇有李斯帮忙治天下。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之所以不能终成大气候，原因之一就是缺少笔杆子。永乐皇帝南征去打他的侄子建文帝，还要依靠国师姚广孝出谋划策，把守后方，如同萧何。这位姚和尚能纂修《永乐大典》，也是文士。试想，若没有萧何，谁提拔韩信？没有张良，刘邦逃不出鸿门宴。宋江要有军师吴学究吴用，才能称霸梁山。“秀才造反，三年不成。”造反缺了秀才，成也不能久。然而书生毕竟是书生，不可不用，又不可大用。用得着，“三顾茅庐”。用不着时，下场就难说得很了。李斯是第一名例子。曾静为雍正皇帝用作反面教员又是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