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伤寒论》的学术渊源及成就

张氏在《伤寒杂病论》一书的自序中说:“乃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并平脉辨证,为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这显然说明他是继承了汉以前的医学理论。一般认为,《素问》即今之《黄帝内经素问》,《九卷》即今之《灵枢经》,《八十一难》即《黄帝八十一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平脉辨证》等书籍,可惜均以失传。不过,从现存的《内经》、《难经》等的基本理论加以考察,《伤寒论》与它的原则精神是一致的,只是张氏将这些理论原则创造性地与临床实践相结合,而且有所发展就是了,诚如《医宗金鉴》所说:“《伤寒论》,后汉张机所著,发明《内经》奥旨者也,并不引古医经一语,皆出心裁,理无不赅,法无不备”。我院邓绍先先生,经过对《伤寒论》的多年研究后,亦得出结论说:“《伤寒论》与内难的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其词虽异,其理则同”。他常说:“《伤寒论》的三阴三阳概括了《内经》脏象经络及气化理论,以及病因、诊断、治则、立方遣药等原则,必须结合起来研究,才能究其底蕴”,其说不无道理。

《伤寒论》的学术成就,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伤寒论》是以三阴三阳作为辨证论治的纲领。三阴三阳不仅概括了人体脏象经络及其气化,而且以风寒作为代表病因,借以阐述外感病邪侵袭人体之后,在由表入里、由浅入深的过程中,随着感邪轻重和性质的不同,体质因素不同,邪正斗争的盛衰不同,所产生的不同病理变化及其表现的错综复杂的临床证候和脉象变化,同样以三阴三阳作为辨证的依据,从而分析病因,确定病位,审察疾病性质和辨别病机趋向,然后采取相应的治疗原则,进行处方遣药。这样十分巧妙地将六经生理与病理变化紧密结合起来,以常测度,既重视整体,又注意具体脉证的分析,既重视病因,又注意机体的反应和疾病的发展变化,理法方药一线贯穿,形成了一套认识和处理疾病的方法。所以,将它称为一个较为完整的六经辨证体系。这个体系,不但揭示了外感疾病的一般证治规律,使人能辨证地、系统地、具体地认识和处理问题,而且其辨证论治的原则和有关方药,还可用于杂病的诊疗,因而对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历代医家对这一认识疾病和处理疾病的方法,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柯琴说:“六经之为病,不是六经之伤寒,乃是六经分司诸病之提纲,非专为伤寒立法也。”又说:“盖伤寒之外皆杂病,病名多端,不可以数计,故立六经而分司之……仲景约法,能合百病,兼赅于六经,而不能逃六经之外”。这可以说是非常中肯的评价。近人任应秋先生亦认为:“伤寒论是辨识疾病的方法论,内容是无所不包的。”其原因就在于此。

如果说辨证论治是中医认识疾病和处理疾病的重要方法,那么,仲景《伤寒论》首创辨证论治,无疑为中医辨证论治这一科学思想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特别是论中贯穿的“就整体”、“凭脉证”、“辨阴阳”、“据病机,而立治法”这一基本思想,一直成为中医临床辨证论治的准则,六经辨证中寓有的八纲,已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总纲,方药中所体现的法则,则成为后世治疗疾病的基本大法。这一切都说明它启迪了后学,促进了祖国医学的发展。如近代所说的六因辨证、脏腑辨证、经络辨证、卫气营血及三焦辨证等,可以说无一不是在《伤寒论》的启示下发展起来的,只是结合各自不同的特点,赋予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并加以发展丰富而已。我院已故的陈达夫教授,还将《伤寒论》六经辨证的原则创造性地运用于眼科,他所写的《中医眼科六经法要》一书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

综观《伤寒论》中112方,药仅95味,但每方君、臣、佐、使配合悉合法度,在因证立法、以法系方及加减用药上是十分谨严的,可以说毫无游移假借之处,论中非常强调“药与病对,乃可服之”这一原则。其选药也很巧妙,剂型、服法和禁忌也很讲求,昔人誉为方书之祖,不无理由。论中之方,用之得当,疗效是比较肯定的,而且不少已成为名方。后世医家有些新的处方,亦多师其意,或在原方的基础上进行加减变化而成,可见其影响之大。难怪方有执说:“昔人论医,谓前乎仲景,有法无方;后乎仲景,有方无法,方法俱备,唯仲景此书”。此虽崇古太过,未免言过其实,但仲景立法谨严,处方精审,确是客观事实,可以说是具有一定的典范作用,至今还是值得学习研究的。

《伤寒论》的学术成就除主要表现在以上三个方面外,仲景还善于继承前人理论,总结群众的创造和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加以发展,注意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始终贯穿着自发的辨证法思想,而且写作朴实,这些都是难能可贵的,至今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近人任应秋先生说:“我们不仅应根据历史条件来肯定张仲景的成就和贡献,并应学习他整理早期医学遗产的精神来总结历史上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祖国医药文化”。这样的主张,是值得倡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