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我母亲的生平

  • 丁玲全集(6)
  • 丁玲
  • 7072字
  • 2019-10-31 10:54:17

我母亲姓余,闺名曼贞,后改名为蒋胜眉,字慕唐,一八七八年生于湖南省常德县。她的父亲是一个宿儒,后为拔贡,做过知府。因家庭是书香门第,我母亲幼年得与哥哥弟弟同在家塾中读书,后又随她的姊姊们学习画画、写诗、吹箫、下棋,看小说,对于旧社会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规矩,总算有了一点突破,为她后来进学校,在教育界奋斗十余年,以及熬过长时期的贫困孤寡的生活打下了基础。她的婚姻生活是不幸的,从她口中知道,我父亲是一个多病、意志消沉、有才华、却没有什么出息的大家子弟,甚至是一个败家子。我母亲寂寞惆怅、毫无希望地同他过了十年,父亲的早死,给她留下了无限困难和悲苦,但也解放了她,使她可以从一个旧式的、三从四德的地主阶级的寄生虫变成一个自食其力的知识分子,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向往革命,热情教学的教育工作者。母亲一生的奋斗,对我也是最好的教育。她是一个坚强、热情、勤奋、努力、能吃苦而又豁达的妇女,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留下一部六十年的回忆录和几十首诗,是我保存在箱屉中的宝贵的财产。每当我翻阅这些写在毛边纸上的旧稿时,我的心总要为她的经历而颤栗,不得不生出要写她、要续写《母亲》这部小说的欲望。只是太多的事,太多的人挤压着我,在排队时只得把她挤到后边。这次人民文学出版社拟重印《母亲》,我便重读四十多年前的这部旧作,重读母亲写的遗稿,重温母亲曾给我的教益和支持。只是因为许多更紧迫的事,我不能不压下续写《母亲》的欲望。我现在只能把母亲的生平,作一极简单的介绍,希望能帮助读者更易于了解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和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社会中斗争的人吧。我想摘录我母亲遗稿中的一些片断,尽管她没有完全写出她的感受,文字比较粗浅,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读来也许会感到更亲切些。

一九〇九年:

……弟命人送信来……并告社会上有先觉者欲强家国,首应提倡女学,因女师缺乏,特先开女子速成师范学校,定期两年毕业等语。闻后雄心陡起,我何不报名读书,与环境奋斗?自觉如绝处逢生,前途有一线之光明,决定将一切难关打破,一面复弟函嘱代报名,一面打主意。他们家习俗女子对外无丝毫权力,有事须告房族伯叔。于是去晤深晓事理之伯兄,申明事之轻重,不能顾小节失此时机,彼亦赞成。我清检后,将正屋锁闭,托人照看。即携子女,一肩行李,凄然别此伤心之地,一路悲悲切切,奔返故里(常德)。(括弧内的字是我加注的,下同)

一九一〇年:

……与同级者更觉亲爱,其中有一十余岁姓白者(即向警予烈士。母亲写回忆录时是在一九四一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她不能直写烈士的姓名),与我更说得来,学问道德,可为全校(指常德女师)之冠。她对我亦较同他人合得来些,真可谓忘年交。还有唐氏姊妹,及伊表妹,均少年英俊,学识俱优。还有几位,其志趣亦不凡,她们服我不畏艰苦,立此雄心;我亦钦佩她们见解高超。我常与她们谈论各种问题,以致迟归。

一九一一年:

……弟之友来告,城门(常德)已锁,恐有意外事发动,嘱作准备,如消息恶劣,当再送信。此时弟不在家,急与弟妇商量。我更因校长与监督均已去省城,校中(常德女师)仍有数十住宿生,她们皆是年轻姑娘,又处异地,万一有事,不堪设想,不若接来我家暂避,今宵明日听了信息,另打主意。她亦赞许。时大雨滂沱,余撑伞到校(常德女师)报告一切,并把弟妇奉接意思申明。一刻儿如鸦飞鹊乱,联翩至吾家。且喜床铺多,天气不冷不热,四、五人一床,或品茶谈天,或看书下棋。第二天风声愈紧,乃反满战争(指辛亥革命)。民众平安久了,不胜恐惧,市上已搬空,学校停课,学生纷纷回家,我又喜又悲,不觉流出泪来。……

一九一二年:

……本校(常德女师)师范停办,故里(临澧)欲吾创办小学,自度才力不足,未曾应许,私衷急欲读书,于是函约诸友,自借款登轮赴省会(长沙),带一双儿女,受尽几许艰辛,直等到新创办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开学,方才考入,……将子女寄居姨家,母子分离,精神上不免有些痛苦,且喜白友等均已次第入校,畅谈往事,功课紧张,把心事也就放宽了。……怕他们(指我和弟)受寒,将我的被褥分给他们,只留一床秋被自盖。一来我身虽冷而心安;二来被暖难于早起。我身上也只穿得旧的薄棉袄,两条单裤,听讲时两脚由土地上生一股寒气,从背直达脑顶,不由的战栗。直等下了课,将两手呵气,两脚跳踢,才觉得有点生气。每入餐室,整队徐行,既至入桌,饭菜全冷透了,只听得一片齿碰碗箸的声响,八人一桌,只有一箸的菜,不吃,肚子饿则愈冷。早晚点名时,无情的北风如刀剜人肌肤,时已下过两场雪。白友抱被来与我共眠取暖,她说她素畏寒,于是睡时稍好。可以早点入睡。

一九一三年春天,我母亲因为没钱,在长沙第一女师未毕业,就去桃源教书了;两年后又转回常德,当学校管理员(即舍监,管理学生思想教育的)。经常到学生家里访问,帮助解决学生家庭的困难,在学生和家长中很有威信。

有远方学生病虚弱者,吾怜伊无母,且天资聪敏,极其勤学,故有此病。将伊移居女室,吾自为照应,夜起数次,审其寒热,辨其病状,饮食医药,亲自调理,数星期后始痊愈。或有经济缺乏者,或有因道远钱不就用者,我自己省吃俭用,薪金有余则应伊等之缓急,助无力求学者,况余素轻视物资,又不善理财,售产之款,除还债及为本族经手人借用之外,几乎毫无所存了。

一九一八年春天,最可怕的事,我母亲一生中第二次最大的打击发生了。我的小弟弟寄住在一所男子高小学校,春天患急性肺炎,因无人照顾耽误了治疗,夭折了。我母亲懊悔悲伤,痛不欲生,从精神到身体都几乎垮了,但由于向警予等挚友们的开导,我母亲才又振作起来,并全力组织妇女俭德会,成立附属学校,一年后又毅然辞退高工薪的管理员职位,离开自己耗费过心血的县立女子高小学校,而专办妇女俭德会的附属小学。同时又创办工艺女校和工读互助团。互助团是工读学校,吸收贫苦女孩入学,半工半读。她的这些不平常的行动在她的遗稿中是这样叙述的:

唉,可怜不幸的曼,又从死里逃生。唉,不能够死咧,还有一块肉,伤心哟!吾女每见我哭,则倒向怀中喊道:“妈妈咧妈妈!”做妈妈的怎舍得你,你若再失去妈妈,你将何以为生!只得勉强振作精神,自己竭力排解,从此母女相依为命,从弟家重返县立女校,为千万个别人的子女效劳。……

不久,白友准备留学法国,从她的故乡溆浦去长沙,路经常德,特来看我。彼此知己,相晤之下,极其忻悦。留居校中,并约旧日好友,为十日之聚。夜夜与白友抵足谈心。伊劝我振作精神,将眼光放远大些,不可因个人的挫折而灰心,应以救民救国之心肠,革命的成功,来安慰你破碎的心灵。并介绍我看那几种书,都是外边京沪出版的一些杂志新书。我听她这些话,如梦方醒,又如万顷波涛中失了舵的小船,泊近岸边一样。亦正如古人常说的“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白友之来,其所言真是我的福音。其他友人也顿开茅塞,相约应互相勉励前进,我顿时感到强了许多。……

一九一八年:

这年夏天,我与数友风雨无阻四处奔走,筹备组织妇女团体“妇女俭德会”,至开成立大会时,到会者会员上千,还敦请了各界人士。大众推我为主席主持开会,报告妇女俭德会成立的宗旨,另有多人演讲,这实为本县之创举,一时热闹无已。夕阳西下,始散。此时才觉得一身虚弱到极点,将开水泡了一碗冷饭,略塞饥肠,才觉得好些。

从此别开生面,不似以前那样悲苦了。又与友人相商,欲提高贫民女子知识和解救她们的痛苦,想于常德东关城乡办一平民工读女校,不独不取分文学费等项,还要使她们有进款。友人亦极赞成。我即准备将意图写出,呈请县政府立案。定名为工读互助团。分文科(实际就是扫盲)、艺科、学缝纫、纺纱、织毛巾。又进行募捐,登报,刷广告招生,校舍也租到了。但百事俱备,只欠东风,没有学生来报名。因乡下风气闭塞,女孩裹小脚不出门,于是暑假中冒着三十多度的酷热,每天带着两个教员,均是我的学生,去乡下一家家宣传,到开学时,大大小小也来了二三十人。后来因为成绩显著,学生识了字,又能学到手艺,还能帮助家里解决一些问题,而且都懂事了,有了向上心,于是学生越来越多,直到因地方小,一时无法扩充,只得有所限制了。

一年之后,俭德会的附属小学,问题严重,校长不负责任,致开学时,教员退约,学生不到校。我自己又是县立高小的管理员,而这个学校又正在蒸蒸日上之时,扩充了校舍,添了班次与教员,学生已达四百余人。校长非常倚重我,月薪也增加了。俭德会附属小学的规模条件都比较差,但这是我们妇女界自己创办的,不能任其垮台。会员们都建议我勉为其难,要求我为大家全力负担学校事情。我本不愿离开县立女校的原职,但群众热烈要求,我为形势所迫,只好下决心不畏艰苦,辞掉了有钱可拿的好差事,而去做难做的又几乎是尽义务的事,以我一个寒士来说,实在不容易。县立女校的校长还坚决挽留我,我只好面叙苦衷,声明我乃权衡两校的利益而决定去留的,校长见我义正言切,非常佩服,并云我如有事当相助。于是我又将全力重振这即将关门的学校。也有朋友见我乃寒士,为此牺牲很大,很同情我,自动帮我筹款,整理校务,教导学生,学校日渐恢复,且比以前逐渐兴盛。白天整日忙忙碌碌,至晚与二教师独守古庙,夜读不倦,假舒气以破岑寂。能以教育为终身事业,俾社会有所裨益,亦诚忘忧心有所慰也。

我母亲从事教育活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二七年上半年马日事变以后(指一九二七年五月廿一日,湖南的反革命军阀何键等在长沙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及一切革命组织,捕杀共产党及一切革命的工农群众)才不得不停下来。

第二天(指马日事变后的第二天)早饭后,我仍旧出外走动,看见今日情形与昨天大不相同,不独没有鼓号之声,行人稀少,所贴之标语,若经雨之花片,又好像一些大小蝴蝶,松枝牌坊也是乱糟糟的。我感到顷刻要发生什么事情,急去打问,只见到一个挑水工人,他说来了许多军队,话没说完,只听得啪啪几声枪响。我又急急回家,有人又说现在满街都是兵,背着枪捉人,某家的少爷打死人,某学生让枪毙了,……从此没有好消息,一会儿说谁被捉了,一会儿又说什么地方关了许多人。我觉得我受刺激太深,神经紧张,全身乏力,成天躺在床上。各学校都放了假,许多人不见了。我无处可走,只觉头目昏眩,气逆肠梗,筋骨疼痛,每日向侄辈说:“恐我一旦物化,无知之尔辈,须收拾吾躯。”我只得深居斗室,恨不能将此身埋在地穴,或把两耳紧塞,因常有尖锐的毙人的号声传来。又常有人说“某女生亦在其内”,或说,“今天的那个年纪很小,还不到十五岁咧……”还形容他们的状态和其家庭如何。这些话都使我听了如万箭钻心,恨不能放声嚎啕大哭。我用两手捧着头,靠在书桌上任泪水澎湃以刹悲。可怜的热血青年死得真冤枉,我那可爱的勇敢有觉悟、舍死为国的青年们哟!这次将我国的元气太丧了!国家前途就败落在这群自私自利的奸滑之徒的手里吗?

我母亲的社会活动停止了,学校的事都由旁人代替,她不能不蛰居家中,苦闷极了。我虽然于一九二九年接她到上海住了几个月,还去了一趟杭州。但终因我当时经济困难,没有办法,只能让她回湖南一人独居,湖南还有她的朋友或能稍事接济,湖南生活水平也较低。

一九三一年,胡也频牺牲后,我把孩子送回湖南,请她照管,她慨然应允,丝毫没有表示为难。我先把也频被害的消息瞒着她,后来她知道了,但来信从不问我,装不知道,免得徒然伤心。

一九三三年我被国民党绑架后,我母亲写道:

五月尾,我的乱星又来了。女本有许久未来信,外边传的消息非常恶劣。想法给她朋友去信,或向书店中探听。每到夜静,哀哀哭泣,心肝寸裂,日里则镇静自若,不现一丝愁容。幸灾乐祸者多,纵有安慰者,亦徒增吾之悲痛。后沪上来信,劝我缓去,并云女决不至于有什么。将信将疑,但亦无可奈何,只能听天由命。……

一九三六年,我为了准备逃离南京,要母亲带孩子先回湖南。母亲写道:

默察吾女似有隐忧,烦闷时则向小孩发脾气。女亦与我商量,要我带孩子回湖南。纵然难舍我女,但看形势,不能不暂时分手,我应尽我个人之力,决定携小孩别伊等之母。从此南辕北辙,晤面难期,前途渺茫,惟靠我一颗忠心,两手操劳;惟愿吾女得志,以图他日相会。……

一九三六年冬,我到了保安。抗战初期,我从延安去信给她。她情绪极高,来信说:“我早知道你全心只在‘大家’,而‘小家’你也不会忘掉的。望努力为国,无须以我等老小为念。”一九三八年武汉沦陷前,我想把她和孩子都接到延安。组织上考虑,认为延安非久安之地,孩子可以接来,万一局势变动,孩子是自己的,怎样也可以说得过去,对老人家就难说了。组织上的考虑是对的。因此我去信,请母亲把孩子送到延安。母亲在旧稿中写道:

两京沦陷,时局日非,只得忍痛割爱,将两小孩若邮局寄包裹样,由四侄(即伍陵同志)送交伊母,吾则飘浮无定踪,非人之生活较前苦百倍矣!

从此我母亲一人在家乡飘流,有时与难民同居一处,有时同朋友住在山村,有时寄居在我堂兄家里。她曾经收到一点由重庆、上海等地寄去的我的稿费,都是当时胡风、雪峰为我收编的短篇小说集的稿酬。一九四八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大连出版,得了一点稿费,我托冯乃超同志辗转汇给了母亲。这些稿费数目不多,杯水车薪,于生活上小有补益,但更多的却只是精神上的安慰。

抗战前后这十余年,母亲的生活是够凄凉的,也够磨炼人的。这时期她的来信,常常使我黯然无语。但她总在诉苦之余,还勉励我努力工作,教诫孙辈好好读书。我在这些信中看到她将倒下去的衰老的身影,也常常体会到她为等待光明而顽强挣扎的心情。她在回忆稿中经常流露凄婉的情绪,但又显示着她坚忍豁达的心情。

(一九三九年)二月,夜半抵城返家,街市上渺无人烟,敲门进去一看,物件零乱,门大开,满屋灰尘,只有一老婆婆看屋。勉强住了三日,无从清理,时有警报,人心惶惶,以律记之:

避乱夜返武陵城,断壁颓垣转眼更;敲门灯暗惟邻媪,蛛丝尘积窗棂倾。风送警报声声急,雨催花放慢慢晴,独理书签还自慰,虽然苦恼不担心。

离家只数月,百物俱空。其所慰者,小孩有了保障(孩子们已在延安入托儿所和小学校),且时有书来,自己已老迈,生死不足惜。

(一九三九年)×月在城中,到外面看看,市上被敌机炸后情况实在使人伤心,生无穷的愤恨和悲戚:

山河破碎千万顷,断壁颓垣草木横;满目疮痍应堕泪,风声鹤唳却心惊。危机暗伏何日了,朝餐夕宿不时更;为惜流光图苟且,欲安脏腑暂栖身。

人民状况若此,奈何?

(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日下山进城,将沿途目之所睹与四时之思忆,以律记之:

怕收残局懒登城,三秋境界欲断魂;天空浮云多变幻,人世代谢亦常情。耳顺年华如蓬转,骨肉远离身似轻。头白且喜双足健,红叶青蓼伴我行。

(一九四一年)二月,即腊月二十九日,午后飞雪乱舞,吾独步田野有感:

雪花拂面腊尽时,踽行山径意迟迟;怕看桃符除旧岁,喜听松风似马嘶。地图变色何日复,天道循环定有期。壮志凌云空怅恨,投笔请缨少人知。

正月初一又咏二绝,以舒恨怨:

苦历风尘魔孽多,运蹇时乖莫奈何。踏遍天涯谁能识,年华荏苒枉蹉跎。

白驹闲向隙中过,搔首问天究若何?力拔山兮无用处,不生不死且放歌。

(一九四一年)十月十五日,搬到一间小土地房,对面是山,窗外是池塘,后面当北风,空气很好,以冷气过甚,戏咏二绝,以纪陋室。

其一:南孔北穴挂朝阳,地势凸凹古书藏,面山临水风刺骨,苍松挺立傲秋霜。

其二:白发苍苍睡烂床,断简残篇不用装,几摇案倒东西置,橱无门屉任鼠忙。

(一九四六年)除夕,风雪很大。想我虽年老孤独,处此乱世,未受饥寒,真是万幸。今有若干人当此危难境地,危难麇聚,一念及此,不禁为之悲戚,作二律纪之:

其一:雨雪送残年,平民苦熬煎;厨中无柴米,儿妻又号寒。北风利如剑,荷担行路难;那知胜利后,犹戴复盆冤。

其二:物价增千倍,米珠薪如桂。富者已成贫,贫者何足论,虎狼相争食,蝼蚁岂能存?前途花灿烂,留给予儿孙。

我母亲熬过了十多年的贫困流浪的艰难生活,于一九四九年建国后终于到了北京。我们一家人欢庆团聚。她虽然年老力衰,但兴致勃勃,经常给我们讲乡间生活。她觉得自己多年乡居,与世隔离,知识、思想都落后了,因此她每天都读书看报,手抄《矛盾论》、《实践论》,听艾思奇同志讲解大众哲学的广播……一九五〇年北京组织工作队,到新解放区参加土改时,她向我们提出,要求组织上允许她回湖南参加工作,她说家乡事情她了解,她能工作,她不愿在北京住楼房、吃闲饭。我们很理解她的心情,但以为她的身体实际上是不能工作的,组织上也不会同意的。她便又提出到托儿所去做点事,我们也没有同意。我们劝她在家里当管理员,管理伙食,她答允了。她管理伙食两年多,账目清楚,账本至今还在,自然我们没有看过。一九五一年她问陈明,入党须有什么条件,她希望争取入党。陈明告诉了沙可夫同志。当时负责文联党的工作的沙可夫同志认为她这种精神是好的,只是年龄大了,不宜参加工作,要我们劝她安心。这事在一九五三年她逝世前两个月还谈到过,还慨叹自己不能成为共产党员而深感遗憾。

我母亲住在北京的几年中,起居定时,早早即起,上午写字抄书、读书(文学、社会科学书籍),下午做些手工,为我们织毛衣,缝缝补补。为了她的生活方便,我们想请一个保姆。她总不赞成。她的屋子她自己洒扫,她的衣服也是她自己洗涤。一年中的大半年,她总穿一件旧的蓝布夹袍。我给她缝了一件料子的夹袍,但直到她死前,这件新夹袍一次也没有穿过。清检遗物时,她的衬衣衬裤,棉衣都是打了补丁的。

我母亲热爱朋友。凡有人来找我,或者开个小会,留在我家便饭时,她总是热情招待。遇到有湖南人的时候,她还亲自下厨,烧辣子鱼呢。

她因心血管栓塞,于一九五三年五月四日逝世,终年七十五岁,葬于京郊万安公墓。

一九八〇年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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