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本书基于实地调查数据，利用产业经济学和流通经济学等相关理论，结合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分析中国烟草业规制的原因、措施、演进、影响以及存在的问题，在控制负外部性的同时实现产业的健康发展。产业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比较成熟，流通经济学的理论则亟须丰富，且国外学者关注较少。

一 关于烟草业规制的研究

烟草业规制问题一直都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尤其是在规制理论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这些年。Zhou（2000）认为中国的财政分权为地方政府保护本地经济提供了激励，但也形成了不利于市场竞争的贸易保护主义，这可以通过中国烟草业的发展历程予以说明。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中国烟草业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实现了飞速发展，但由于市场逐渐饱和，于90年代中期进入了省域贸易保护主义阶段，而效率极低企业的存在则揭示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局限性。Zhou（2001）的研究发现跨行政区竞争是打破中国烟草专卖制度和促进市场竞争的重要力量，但也使政府通过贸易限制来保护地方企业，且政府倾向于对效率相对低的企业提供补贴或保护，并讨论了政府在竞争更加激烈的市场中可能或不可能逐渐停止参与商业活动的条件。McDaniel等（2005）通过对美国烟草业规制历史的研究，认为烟草公司会通过政治、经济、技术等手段影响国家的规制进程。Otanez等（2009）同样发现烟草公司会通过各种手段来游说政府，让其制定的政策有利于自身发展，并约束政府对烟草业的规制。二者的研究证明烟草公司会选择“用脚投票”等方式来干预政治，以获得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政策支持。目前美国讨论的热点是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的规制问题。Brandt（2008）认为出于对国民健康的考虑，应该通过立法等方式来强化FDA对香烟的规制。Yang等（2009）同样认为应该强化FDA对香烟的规制，并上升到联邦立法的高度。这些观点是基于健康的视角提倡对香烟进行规制，主要围绕FDA的政策措施和香烟的危害性等展开讨论。因此，政府规制要注意影响市场公平竞争和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等问题，在对烟草业进行规制时要考虑吸烟所带来的外部性。因为吸烟也与其他消费选择一样，是受理性选择支配的，这与消费者为此支付了多少成本无关，关键在于其他人为他们吸烟所支付的成本，这才是政府要进行规制的原因。

对于国内而言，首先是国家立法的规定，1997年的《烟草专卖法》第十八条规定：烟叶由烟草公司或其委托单位依法统一收购。烟草公司或其委托单位根据需要，可以在国家下达烟叶收购计划的地区设立烟叶收购站（点）收购烟叶。设立烟叶收购站（点），应当经省级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收购烟叶。学者们对烟草业的国家专卖制度看法不一，梁双陆（1998）持中立的观点，认为国家规制（“双控”政策）对全省农村经济、农民收入和地区财政收入产生了重大影响，但也导致了烤烟生产的产业化经营以及集约化、技术化发展，并促进了畜牧业、蔬菜业等产业的发展。项建安（2002）则认为烟草专卖制度会将烟草生产企业的销售对象限制为烟草商业企业，而不能直接面向消费者。但烟草商业企业只有经销权，没有销售卷烟品牌的决定权。地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不仅造成了人为的市场分割，而且严重影响了烟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章鸿（2002）同样认为烟草专卖制度成为制度性壁垒，它不仅限制了市场竞争，而且损害了烟草消费者的利益，还影响了烟草生产和烟叶的种植。罗美娟（2004）认为政府对烟草产业的规制是通过社会性规制、市场结构规制、进入规制、质量规制等来体现的，这种规制不仅扭曲了烟草企业的经营行为，而且最终导致了区域利益保护下的有限市场竞争格局。籍涛（2008）认为对烟草业的规制要在市场结构与市场绩效的分析框架下实现制度变迁，并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许焘（2008）认为我国实行烟草专卖规制的主要原因是烟草消费带来的高昂的社会成本和烟草销售中严重的地方主义，这种规制最终会影响我国烟草工业的成长与发展。龚金龙（2008）认为从公共场所禁烟令等控烟法规的全球实施成效看，它们并没有真正实现预期目标，而是损害了本应受保护人群的权益，也使吸烟者因无法获得低损害卷烟的信息而享受不到烟草新产品带来的好处。杨骞和刘华军（2009）利用2003～2006年烟草行业的数据计算出烟草专卖制度造成了超过35%的效率损失，而地区性垄断和行业垄断造成的直接效率损失分别为14%和 25%。万斌（2010）基于制度变迁理论，利用成本-收益法分析了中国烟草专卖制度改革，认为应该采取渐进式的去专卖化改革。年志远和徐迟（2011）认为中国烟草业面临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挑战，必须进行体制改革。具体做法是在保证烟草专卖制度基本框架的前提下，进行产业结构优化，最大限度地降低专卖制度运行的交易成本；转变市场观念，提高烟草制品质量，实现产品差别化，以满足烟民的多样化需求；培育知名卷烟品牌，完善国内烟草市场，抵御国外烟草企业的冲击。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选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我国烟草业规制产生的积极作用或不利影响以及专卖制度改革，但没有深入研究烟草业规制。

二 关于烟草流通的研究

由于中国实行烟草专卖制度，因而相关研究的主体是国内学者。对于国家规制的烟叶流通，大量研究集中在烟叶种植与收购以及烟叶税等方面。孙福山等（2002）分析了烟叶等级结构、质量评价指标以及烟叶收购中存在的问题。张勇（2006）通过PLS结构方程模型以及博弈论等对我国的烟叶生产和收购进行了研究，寻找科学的收购定价方法，以调动烟农的生产积极性。王现军（2007）通过对烟叶收购价与弹性以及烟叶税的研究，认为应该进行烟叶的市场化改革。陈宝森（2012）利用四川省凉山州和阜新市的调查数据研究了烟叶生产成本、烟叶税及烟农增收等问题，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ZA烟草企业的流通竞争力进行了分析。何宇鹏（2013）讨论了烟农和企业间产销合作共赢的云南现代烟草农业模式。关于烟叶收购机制的研究，唐斌（2008）研究了云南省昭通市的烟叶收购管理系统并试图加以推广。朱仲珂（2013）通过需求分析设计了烟草合同管理系统。梁小军（2013）利用Linux嵌入式技术设计并开发了烟叶收购环节的监管追溯系统。关于烟草制品的流通，国内研究主要集中在烟草物流方面。朱婧（2009）在基于协同理论和广东省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明确了烟草物流的发展方向。曹瑞东（2012）利用物流网技术构建了一个烟草物流配送管理系统，并验证了该系统的合理性和可行性。陈登彬（2012）利用产业布局理论和区域物流理论对福州烟草物流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提出了相关优化措施。黄景涛（2013）基于供应链思想，认为烟草物流的发展方向在于打造第三方物流和实现多元化经营。段铁力（2013）分析了中国烟草物流的特点，提出要有专业化的物流运作模式，并合理布局物流网络节点。

三 关于烟草生产和消费的研究

烟草生产和消费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热点。关于烟草生产方面的研究，Barnoya和Glantz（2002）分析了烟草企业（菲利普·莫里斯等）在拉丁美洲采取的成功逃避“二手烟”规制的方法，号召拉美人民关注健康，采取相关措施。Muggli等（2003）同样研究了烟草企业影响公众对“二手烟”的看法，分析了ETS（Environmental Tobacco Smoke）咨询项目。Freeman等（2008）研究了烟草制品包装的规制以及国际社会、政府与烟草企业之间的行为。Jones等（2008）通过梳理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及美国的发展历史来研究烟农和烟草公司的关系，得出一个有效的结束游戏规制策略。此外，广为流行的外部性理论认为，由于烟草的生产和消费会产生与吸烟相关的疾病所造成的成本，意味着烟草行业资源的配置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国内学者主要选用SCP范式进行分析，王德平（2008）通过SCP分析框架认为我国烟草业的集中度仍然较低，且市场存在较高的进入与退出壁垒，大多数烟草企业需要扩大规模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张先平（2007）和袁培元（2008）先后采用SCP框架对中国烟草业进行了研究，其中后者更强调对烟草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的研究。部分学者则着重研究烟草业的产业组织和烟草税问题，郝冬梅和王秀清（2003）采用NEIO法和AEL模型对1985～1999年中国烟草加工业进行了研究，并测算出接近1的勒纳指数，认为其存在极强的市场势力。朱俊峰（2008）同样采用NEIO法测度出中国烟草业具有极强的市场势力并有逐年增强的趋势。戴家武等（2011）利用原始索洛残差法和原始-对偶索洛残差法研究了中国烟草加工业（1985～2007年）买方及卖方市场的力量。冯献华和罗婉容（2006）通过研究寻找烟草业集中度长期偏低的原因，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段永光（2008）则通过研究烟草工业的兼并重组来分析其影响并提出发展建议。汪世贵和李保江（2002）认为烟草税及相关财政政策是导致烟草业“强者趋弱”的重要原因。梁朋（2002）认为只有优化烟草产业组织结构和改革相关财税体制，才能培养出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刘华等（2005）通过烟草税与企业竞争力的关联性分析，讨论了税收制度中的不利因素，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周克清和戴鹏（2011）通过相关数据分析了烟草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贡献度。Lampe等（2012）研究了1975～2010年中国大陆假烟生产、流通和走私的历史。在外部政治压力要求中国开发国内市场的形势下，中国合法烟草部门进行了调整。此时，为国内黑市提供假冒中国名牌香烟的非法制售假烟现象开始浮出水面，同时中国也成为西方名牌香烟走私的目的地。随后，中国对香烟走私和国内流通渠道进行了有效整治。

关于烟草消费，代表理论为贝克尔和墨菲（1998）的“理性上瘾理论”。该理论主要通过一个数学模型研究吸烟者对香烟价格、税收等的反应，认为政府对吸烟等方面的规制所起到的作用只是承担由吸烟引起的社会成本，吸烟因其自身的上瘾性而增加了成本属于吸烟者个人的事情，而吸烟者给其他人（主要是不吸烟者）带来的成本才是政府进行规制的内容。“理性上瘾理论”还认为政府应该通过对有害的上瘾物品征收高税收来减少使用上瘾物品的人数，并提出了“Cold Turkey”政策以结束上瘾过程，而不是一味地通过政府的规制来控制上瘾。该理论强调以税收的形式对烟草进行规制，属于政府宏观调控的经济手段，借用“有形的手”维持烟草市场的稳定发展。Chaloupka（1991）利用美国实证数据检验了贝克尔和墨菲的“理性上瘾理论”，测度出香烟的长期需求价格弹性为-0.48～-0.27。Becker等（1994）再次验证了“理性上瘾理论”，发现香烟的长期价格弹性大于短期价格弹性。Evans和Farrelly（1998）的研究则发现烟草税将导致更强的个人消费意愿。Adda和Cornaglia（2006）质疑了增税对规制烟草的有效性，发展了“理性上瘾理论”，得出代理也可以调整吸烟者的吸烟强度，并发现过去的实证结果存在估计偏差。国内学者高松等（2010）基于“理性上瘾理论”，对中国的烟草需求进行了实证估计，并测量了烟草税调整带来的影响。毛正中和胡德伟（2005）对中国居民的卷烟需求进行了估计，认为应该提高烟草消费税，取消烟叶税，改革中央与地方财政分享税收机制。姚婷婷等（2010）利用中国1990～2005 年的时间序列，通过对数-线性回归模型，估计出卷烟需求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分别为-0.23 和 0.58。李士森等（2012）利用MLE法和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烟草消费的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王昕（2012）通过烟草KAP调查和Logistic回归，从吸烟者、被动吸烟、戒烟等角度研究了农村居民的烟草暴露情况。关于烟草税的相关讨论，财政部科研所课题组（2009）认为可以适当提高烟草消费税水平，在调控烟草消费的同时扩大财政收入。吴晓明（2010）通过研究卷烟价格、投放结构和税收，分析了烟草商业中的利益相关者。喻保华（2012）通过对比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青少年与成年人等的卷烟需求价格弹性，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烟草消费需求弹性。

四 关于流通竞争力的研究

流通竞争力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国内大部分学者的研究对象是流通产业竞争力，主要使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石忆邵和朱卫锋（2004）构建了商贸流通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包括规模指数、增长指数等7个指标和23个二级指标，然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综合评价了江苏省13个地级市的流通产业竞争力。杨亚平和王先庆（2005）同样提出了流通产业竞争力的评价指标，分别是规模竞争力、产业竞争力、结构竞争力和产业效益力，然后运用这一评价体系综合评价了我国31个省份的流通产业竞争力。孙薇（2005）构建了地区流通力的评价指标，包括规模力、商流力等7个指标和23个二级指标，然后利用因子分析法对比分析了我国31个省份的流通力水平。马龙龙和刘普合（2009）在《中国城市流通竞争力报告2008》中提出了116个评价指标，并选择其中的42个指标利用因子分析法综合评价了我国33个城市的流通产业竞争力。陈明（2010）采用因子分析法对我国28个城市的流通产业竞争力进行研究，根据不同指标对其进行分类和综合考察。刘根荣和付煜（2011）通过因子分析法研究了我国31个省份流通产业的区域竞争力，得出富有竞争力的是广东、北京和上海等10个省份。杨龙志（2012）同样采用因子分析法研究了温州各区县的流通竞争力，并认为提升流通竞争力的方式是培育“绝对优势”和消除“绝对劣势”。陈宝森（2012）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ZA烟草企业的流通竞争力进行了分析，得出市场销售情况和员工素质对其影响巨大。

五 关于流通产业的研究

对于流通产业的研究，Nishimura（1993）认为流通产业应该包括批发业、零售业和交通运输业等相关行业，并运用产业关联表对比分析了日本和美国的流通系统。林文益（1995）认为流通产业是指整个流通领域内所包含的产业部门，主要包括商业、物质贸易业、仓储业、邮电通信业、金融业和保险业等部门。Pilat（1997）认为流通产业主要包括批发业和零售业，其中前者属于面对消费者的终端，而后者则是连接生产者和零售商的中介机构。但随着产业变动和产业间融合的不断发生，流通产业的具体范围变得越来越模糊。张声书（1999）认为流通产业是指从事商品流通活动的经济群体或部门，它是市场经济中的主导性产业，也是第三产业中最重要的产业。马龙龙（2006b）认为流通产业由交易流通和物流业两部分组成，具体包括专门从事商流媒介的批发业、零售业以及从事物流服务的运输、仓储业等。关于流通产业地位的研究，主要包括基础产业论、先导产业论和战略产业论。洪涛（2003）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角度研究了流通产业的基础性地位，提出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已具备基础性产业的地位，并由末端产业发展成为先导产业，但其基础地位还相对薄弱，有待进一步提升。刘国光（2004）认为流通产业已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末端行业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先导行业，在启动市场、扩大需求、促进消费、消化库存以及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黄国雄（2005）认为流通产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因为它符合基础产业的社会化、贡献率、就业比、关联性以及不可替代性等基本特征。冉净斐和文启湘（2005）认为我国的流通产业应定位于战略产业，并从国家竞争力和产业结构优化等角度对流通产业作为战略产业的理论依据进行了分析。高铁生（2011）认为流通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在“转方式、调结构”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流通产业安全是现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的重要问题，已逐渐被学者们所关注。张秀岩（2010）认为流通产业安全的标志是国民资本对流通产业的控制权，其基础是国内流通产业具有并保持产业竞争力和具备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能力。李东贤和李成强（2010）分析了先进外资流通企业抢占中国高端市场和试图控制中国流通产业的现象。他们认为流通产业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提出了通过国家的经济干预来制定流通产业政策和健全流通产业安全评估体系等政策建议。纪宝成和李陈华（2012）认为在保证流通产业竞争性的同时，同样需要政府规制，但需要进行合适的规制，一些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政策就值得反思。流通产业安全是指一种潜在威胁，要充分考虑各指标的含义、外资商业在我国地区分布的非均衡性和外资商业的母国结构等因素。刘庆贤（2013）研究了我国钢铁流通产业的基本特点，在安全评价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钢铁流通产业安全的应对策略。流通产业安全和产业政策与规制密切相关，肖怡（2007）通过梳理美国流通产业发展情况及相关政策，并对中美两国流通产业进行对比分析，发现我国流通产业的标准化建设仍十分薄弱，主要原因在于标准化政策不够系统，也没有完整的带有强制性的流通产业标准化法规。何大安（2007）认为流通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和自然垄断之间存在关联，这种关联可以通过流通产业运行的内部性和外部性予以揭示，而且通过对这种关联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流通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中蕴含着自然垄断的趋势。

六 主成分分析法、偏最小二乘法和结构方程模型

Pearson（1901）提出了主成分分析法（PCA）的概念，Hotelling（1933）将其推广到随机向量的情形。钱道翠（2002）介绍了主成分分析法的原理以及数据处理坚持的无量纲化处理、均值化处理和“对数中心化”。张鹏（2004）全面讨论了主成分分析法，并对比其他分析法，试图完善其方法与步骤。孟兵和吴群英（2007）利用山东省17个市的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对城市绩效物流进行了研究。洪素珍（2008）讨论了相关文献在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做综合评价时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并提出了主成分分析法的充要条件和评价的指标体系。鲁小伟和毕功兵（2014）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和DEA模型对我国的区域文化产业效率进行了评价，得到处于文化产业效率有效性行列的是广东和重庆，而上海、吉林和新疆需要提高其规模效率，其他省份则应提高其技术效率。

偏最小二乘法（PLS）最早由Wold和Albano（1983）提出，随后Wold分别于1984年、1989年、1992年提出了偏最小二乘回归法、二次多项式偏最小二乘回归法和样条偏最小二乘回归法。结构方程模型（SEM）最早是由Joreskog和Wiley（1973）等结合因子分析和路径分析提出的，它可以测量不可直接测量的抽象变量（隐变量），并估计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其测度方法主要有LISREL法和PLS法。Fornell和Larcker（1981）分析了SEM中的不可观测变量和测量误差，认为现在的检验方法在样本大小和模型解释力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因此提出了一种建立在共同方差测度基础之上的新检验方法。Chin（1998）总结并分析了SEM的相关观点与问题，主要讨论SEM的测度方法和指标及模型选择。Haenlein和Kaplan（2004）介绍了处理SEM的另一种方法即PLS分析法，指出其较适用于处理大量指标和极大似然法到达极限时的情形。Chin等（2008）回顾了SEM在销售中的实证研究，包括模型说明、识别、估计和评价等方面，考察了乘数理论模型以及模型误差与样本误差等，并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应用SEM的建议。Kline（2011）详细介绍了SEM的基本概念、数据以及模型选择和检验，并提出了选择不同模型时需要注意的问题。近年来，结构方程模型被引入中国并广泛用于实证研究中，PLS和SEM也是在最近几年才开始受到国内学者关注的。李自玲（2006）讨论了偏最小二乘法和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方法，最后通过技术商业化成功指数模型进行验证。何涛（2006）同样探讨了结构方程模型与PLS法，重点分析其建模方法与几何意义。郭鹏辉（2006）基于中国数据，利用线性结构方程模型来验证内生增长理论，并测度了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三个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张勇（2006）选择PLS和结构方程模型来研究影响我国烟叶种植与收购的相关因素。武星星（2008）基于250份调查问卷，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测度了大学生网上购买意愿的相关影响因素，揭示了感知风险、感知价值与购买意愿之间的相互关系。刘威（2008）和刘霜叶（2009）分别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测度了我国187家上市公司和能源行业的收益质量，安赟（2009）则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测度了影响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七类因素。周旭武（2009）利用教育与满意度数据对比了处理SEM的PLS法和LISREL法，并用改进的BFGS法得到比PLS法更好的估计参数。赵富强（2010）通过PLS算法对食品公司和汽车公司的顾客满意度进行研究。林盛（2002）讨论了如何利用PLS结构方程模型来研究服务业的顾客满意度，并对商品房市场进行了实证研究。刘炳胜等（2011）利用PLS结构方程模型对中国2006年和2007年的建筑产业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影响当地建筑产业竞争力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区域环境、生产要素和产业组织。刘慧（2011）进行了基于PLS-SEM的中国高等教育学生满意度测评研究。费正顺（2012）在PLS框架下研究了动态优化方法，力图在难以获取机理模型的情况下解决过程动态优化问题。贾航燕（2012）基于SEM模型测度了影响商品房住户满意度的相关因子，发现影响最大的是建筑特征，其他主要因子为性价、环境和个体等。黄秋杰（2012）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测度了中国财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发现具有直接影响的是企业规模，并提出了提高盈利能力的相关举措。李新杰等（2013）利用SEM和中部六省的数据测度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心能、智能、体能和技能四个人力资源能力。吕燕（2013）通过动态PLS法对预测控制器进行了设计与应用研究。陶忠元（2013）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测度了国内外标准化对出口企业（“良好型”和“薄弱型”）的影响。薛彩霞等（2013）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测度了影响农户经营非木质林产品的相关因素，发现影响最大的是外部环境特征，其中农户对政策的了解、外部培训、农户间的相互影响及机会成本均具有显著影响。崔晓聪（2013）改进了PLS法和LISREL法的不足，证明New-DCQGA算法是结构方程模型的高精度估计方法。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目前关于烟草业的研究主要为规范研究，缺乏实证数据的支持，而且大部分学者只是从不同角度或选用不同方法来研究我国烟草业规制产生的积极作用或不利影响，并没有研究烟草业的整个生产和流通过程。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本书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运用多种方法对中国烟草业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分析。

（2）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宏观与中观层面，缺乏微观层面的研究，尤其是缺乏对不同利益主体行为的研究。本书则通过博弈论来研究烟叶收购、烟草生产和流通中各利益主体之间的行为决策，以深入分析中国烟草业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3）对市场势力的测度，NEIO法中需求函数的设定与推导存在争议，利用索洛残差法虽避开了需求函数，但有关需求函数尤其是价格弹性的研究是市场势力研究的重要方面，且规模报酬不变等假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势力测度的准确性。因此，本书将这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以期更好地研究中国烟草业的市场势力。

（4）结构方程模型已经被不断完善并广泛运用于实证研究中，逐渐为国内学者所熟悉并用来分析中国的实际经济问题。在结构方程模型的测度中，偏最小二乘法以其优势成为使用最多的方法。当然，部分学者也在偏最小二乘法的基础上提出更高精度的估计方法，然而受实际经济情况的制约，新提出的算法并不能很好地运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关于烟草业的研究，目前仅局限于烟叶即上游原材料环节，且只有一位学者使用了结构方程模型。因此，本书基于烟草数据的特性，采用偏最小二乘法来测度整合后的烟草生产结构方程模型，包括烟草生产的全部环节，并考虑其与地方财政收入的关系，全面且深刻地分析中国烟草业，并使结构方程模型更符合中国国情，从而有效测度出各个因素的影响，以促进中国烟草业的健康发展。

（5）关于流通产业和流通竞争力尤其是烟草流通竞争力的研究属于前沿问题，而目前国内学者以研究流通产业竞争力为主，且只采用了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关于烟草企业流通竞争力的研究十分少见，陈宝森（2012）的分析也只是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影响因子进行陈述。由于烟草制品的流通特性，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能够较好地筛选出影响烟草企业流通竞争力的主要因子，而偏最小二乘法能够有效解决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和样本量较少的问题。因此，本书综合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和偏最小二乘法，基于实际调查和统计年鉴数据，能够完善相关研究方法，并实现模型“中国化”，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分析我国烟草企业的流通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