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范围

一、文本范围

本论文主要以近现代南洋游记为主要研究范围。游记现在仍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课题。争议的关键在于游记是否为文学。按照中国文体分类系统，一部分游记被归类为“舆地”类，一部分则在“史”部，还有一些则在集部“散文”类。这种分类显然带来第二个争议：游记的文体是否属于散文。事实上，还有一部分游记如《老残游记》是属于游记小说类，而一些笔记、海员航海日记等从内容到形式都极其繁杂的游记文本则更难以被定位为一种确定的文类。在这种情形下，把游记当作一个次文类进行归类的心态，将使游记的概念界定显得混乱，并进而导致游记研究的被边缘化。那么游记是什么？我们是否一定要把它归属于某一门学科的门类？游记是否可以自成为一个研究话题从而跳出文类探讨的窠臼？英国诺丁汉大学游记研究中心的成立以及其学术期刊《游记研究》的出版标志着对游记研究的全新视野。研究中心宣称将宽泛地定义游记，鼓励（对游记文本进行）多样化、跨学科的研讨。这样的一种研究原则是符合游记本身的特质的。争议三：游记的内容是否该包括神游、卧游等想象之游。一些学者例如郭少棠在其著作《旅行：跨文化想象》中就把旅行分为三种层次：旅游、行游和神游。相应的就产生一些神游游记，郭少棠举了屈原的《远游》等“仙游诗”, 《西游记》、《镜花缘》、《格列佛游记》、《堂·吉诃德》等游记小说。而神游“划分的意义正是中国与西方旅行概念不同之所在”。

针对第三项争议，我们有必要厘清“游记”包含的本质意义。“游”指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游的主体——游者，也包含游的客体——游者所接触到的外界。这个过程就是游的主体在从一地到另一地时沿途与游的客体之间的互动。这个过程包含的可能是无限的。“游”的主体可以是有目的的，也可以是无目的的，而这就直接导致“游”可能是有重点、有焦点的主动地与客体互动，也可能是零散而无焦点的被动地与客体互动。“记”，本身就是一个有意识的书写动作。当有意识地去记录一个从一地到另一地的过程时，这种写作意识直接决定了对于旅程中无数的可能进行选择、重组，然后记录的动作。因此，游记有了“记”的动作后，所记之“游”就都是有意识之游，它必须包括真实的游踪。因此，笔者根据以上“游记”的特征进行判断，认为梦游和神游不属于本论文的研究范围。

综上所述，我认为游记就是主体（游者）有意识地记录下其真实游踪中所遭遇的客体，以及因客体而引发的主体情绪和思考的文本。它体裁多样化，内容跨学科。如果一定要将笔者定义的游记跟我国古代文类中的“游记”进行区分的话，笔者认为本论文所研究的游记是广义上的游记，它包括杂记、笔记、日志，这类广义上的游记也可称为旅行书写。

本研究关注的南洋游记主要是指游者离开居住国来到南洋旅行的游记。根据游者的居住国或居住区域，南洋游记又可分为中国人的南洋游记、日本人的南洋游记、欧洲人的南洋游记等等。本文主要讨论的是中国人的南洋游记。别国或地区旅行者所写之南洋游记对研究南洋文化、南洋华人社群文化同样具有相当高的研究价值，根据长期的研究计划的步骤，这将放在下一步的研究中进行单独的或者与中国旅行者南洋游记进行比较式的研究。

民国初年的南洋游记大量为单篇，散布在各种报纸杂志中，要在短时间内靠个人的力量收集齐是极困难的任务。另外，尽管在某些研究中，资料的数量能让研究更准确，但是资料数量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要样本足够多样化，流通度足够广泛，就足够支持研究，利于解决问题。本研究对《全国总书目》、其他学者的研究以及对各图书馆馆藏进行调查，寻找到以下专书信息（有些南洋游记部分包含在世界类游记专书中）（见表一）：

二、区域范围

南洋分为广义的南洋和狭义的南洋。广义的南洋包括印度半岛、马来半岛、马来群岛、澳大利亚、新西兰、太平洋群岛、印度、锡兰。狭义的南洋即今所谓东南亚地区，包括中国以南、印度以东、澳大利亚以北地区。本文着重于狭义的南洋地区的游记。此处仅从地理学意义上对“南洋”进行简单的区域划分，本论文第一章以及第二章将着重对“南洋”这个文化空间进行阐述。

三、时间范围

本论文研究的时间范围着重在晚清到民国初这个时期。

（一）为什么是晚清到民国初年？

晚清以前，南洋游记写作较少。晚清时开始掀起一股域外游历及游历写作的高潮。这股潮流一直涌至民国初年。但处于这两个时期的域外游历高潮体现出其差异性。这种差异首先表现在游历的人群。晚清的域外游历者多为官派，如游历官员斌春父子、外交使团（蒲安臣使团）、驻外使节、留学生（清朝自1872年开始向美国派出四批赴美小留学生）和官派访问团（1887—1889年清政府派遣的游历五洲二十多国的12人海外考察团），也有少数为流亡者如康有为、王韬等。民国时期的游历者虽然也仍然会有国家公派的外交使节、调查团，但是更多的是个体旅行者。他们有的是军人，有的是宗教人士，有的是学生，有的是商人，有的是教育家，还有的是文字工作者，因此，与清朝时期旅行者的差异之一是民国时期官方背景的旅行者比例比较小。

如果说人群构成上的不同形成了晚清到民国初游历者的差异的话，这两个群体之间也具有内在的延续性：很多民国时期出国游历的官员以及具有一定影响力和号召力的人物大都出于晚清政权。因此，虽然有晚清和民国初两个时期，这些游历人群事实上有从帝国到共和的个体延续性。这就造成晚清和民国初的游历人群呈现一种人员重叠的情况。另外，能够将晚清与民国初的游历者合理衔接成一个虽然相对松散然而亦可将之视为一个整体的，是这两个时期游历者内在关注点的延续性和共通性。无论官派还是个体进行的游历，晚清和民国初的游历者都带有强烈的“救国家于衰亡之际”的意识和使命感。因此，笔者认为将晚清到民国初年的这群海外游历者放在一起进行讨论是合理的。

（二）尽管本论文认为人物和事件并不是在某个极其确定的时间点忽然发生，而认为事情发生具有酝酿期、发生期和延续期，因而不主张将晚清到民初的南洋游记划出一个时间分界的硬杠杠。然而，为了方便叙述，笔者只能提出本研究的起讫年代。本论文的研究起点为1877年，终点为1937年。起点放在1877年，是因为这一年南洋第一个驻外领事馆在新加坡建立，而同一年英国殖民政府也在南洋殖民地建立了华民护卫司（Chinese Protectorate），专门管理当地华人社群。这两大机构的成立，开启了中国政府在海外与殖民地政府对华人资源进行争夺的过程。这两种势力纷纷就“南洋华人”进行命名，并为此独特群体制定相应政策进行或控制，或拉拢的行政行为、政治行为。伴随着这两个机构划分人群的过程，面对其不同的治理方法，南洋华人灵活地借助与不同的势力展开对抗和对话，而南洋华人的主体性也就在这样的对抗或妥协的对话过程中逐渐浮现、清晰、巩固。

之所以将1937年定为下限，是因为1937年始中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而整个世界在1939年卷入“二战”，进入世界大战的紧急状态。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洋华人全力以赴地支持中国抗日，先前浮现、发展的南洋华人主体性暂时发生了某种新变——本论文认为这个战争紧急时期需要开展另外一个研究计划来进行研究，以便对以往的南洋华人“更加忠于中国”的既定结论进行重新省视和深度剖析。鉴于此，本论文的研究期限将设置在晚清到1937年之间，挖掘1937年前南洋华人主体性浮现、形成的过程和特征，并以此反思被多数研究者统一划分为海外华人华侨期——效忠认同中国期的南洋华人身份认同的研究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