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动机

一、从个人困惑到对群体以及区域历史的思考

根据统计，截至2010年6月，华人占新加坡总人口的74%强。当笔者，一个讲普通话和方言的华人初入新加坡时，受到的最大冲击就是语言。语言的冲击问题又首先从华人姓名的识别上体现。一方面，新加坡的许多华人只保留了华人的姓，名字则是英文；另一方面，即使他们保留了华人的姓名，其姓名的拼音拼写法和发音也都根据各自的方言发音执行，这跟普通话的发音和拼写形式有极大的差异。

除了东南亚地区华人糅杂式语言发音带来的差异，另一些差异随着笔者在东南亚、欧洲等地的旅行而逐渐变得明晰。比如本地华人社会对中国大陆的认识与对中国台湾、香港认识的反差，本地社会对宗教信仰的态度，对华人传统文化以及其“华人性”呈现方式等，都让从大陆前来的旅者感到不解，而这种不解是相互的。这些文化上的差异，完全打破了笔者来新加坡前对一个“多数人为华人”的社会的文化想象和认同。

个人遭遇的文化困惑，促使笔者思考族群的认同、族群文化身份以及本地社会尤其是华人族群的文化特征和主体性等问题。而对这些问题的探究又引出了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Philip A. Kuhn在2006年发表的文章《为什么中国历史学者必须研究离散华人，反之亦然》（Why China Historians Should Study the Chinese Diaspora, and Vice-versa）就从方法论和研究对象两方面提出中国历史与离散华人之间相互发现的观点。也就是说对东南亚华人社群文化建构及其主体性形成过程的探寻也能为重新发现中国、阐释中国历史或者阐释何谓“中国”提供另一个新鲜的视角，反之亦然。

而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从历史到当下因为整个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换言之，东南亚华人族群文化认同以及文化主体性的问题，不仅需要用历史纵贯的角度从中国与东南亚的历史渊源着手探寻，也需要从历史横切面上的世界环境变化中找寻原因。

基于东南亚华人社群及其文化的重要性，笔者确定了本论文的研究方向：对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中国近现代朝代更替时期爆发的大规模南洋移民潮与南洋本土社会华人社群文化的建构关系进行研究。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是：一方面考察此社群文化本身形成的原因、过程以及表现特征；另一方面则考察其与生活在中国的华人族群之间的关系，同时考察该研究对重新阐释甚至重新书写中国近现代史的意义。

要达到此研究目的，笔者必须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自1511年葡萄牙人占领马六甲开始，欧美殖民者逐渐在南洋展开殖民统治。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放国门，大批华工来到东南亚。为了保护东南亚的华人并拉拢他们心向大清，为大清的改革出钱出力，清朝于1877年在南洋（新加坡）设立了领事馆。当时的南洋华人富商胡亚基担任了大清驻南洋的第一任领事。更为复杂的是，20世纪初，日本也开始觊觎南洋。日本政府联合其南洋移民与南洋的华人移民之间展开经济争夺。在这样的背景下，本论文的问题意识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移民母国中国、殖民政府和马来土著政权以及南进的日本这几股势力的纠葛中，南洋华人如何形成主体性，具有何种主体性特征？他们如何构建南洋华人文化共同体/文化圈的意识？南洋华人文化共同体/文化圈和“侨民意识”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除了中国移民外，中国来的旅行者在南洋华人文化建构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二、珍贵文本资料的发现

旅人在出发前大都会阅读各种史地资料、官方介绍以及旅行者的游记，从而对目的地进行了解。旅人的阅读资料对近现代南洋社会华人社群文化研究有着重要而特别的作用。笔者的导师在学术研究中早已收集到一些珍贵的近现代南洋游记，在研究材料上为笔者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文本。研读这批文本以及相关研究，让笔者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第一，目前对于中国的游记，研究大都集中在古代山水游记部分，而且主要集中在文学研究的领域。这些研究着重分析、探究中国古代文人模山范水的范式、文体、文风、意蕴、文化符号的形成等。第二，一些古代域外游记已经被广泛用于外国历史研究或者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比如法显的《佛国记》、马欢的《瀛涯胜览》、周达观的《真腊风土记》等，但数量并不多。第三，一些中国近现代域外游记开始受到重视。学者们纷纷展开对郭嵩焘、薛福成、梁启超、康有为、王韬、钱单士厘等人的日本或者欧美游记的研究。然而，中国旅行者的南洋游记却鲜少有人注意。

分析中国近现代出版业和出版书目信息，可知域外游记在近现代时期的出版达到了非常兴盛的阶段。根据贾鸿雁的统计，民国时期共出版了608种游记图书，而域外游记就有226种，占出版游记的37.1%。1912—1937年战前时期出版游记381种，其中域外游记有145种，约占此时期出版之游记的38%；南洋游记（包括专书和片）有30多本，约占此时期域外游记的20.6%。而南洋游记文章则散布于当时的各种报纸、杂志，数不胜数。

这些域外游记的出现当然离不开当时的旅行热潮。近现代时期，引领文坛的创作者和批评者大都有域外旅游的经验，而且国内、国外游历之风潮已经波及整个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党、政、军、商、学、宗教等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股或主动或被动出游的潮流。而这种潮流显然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谢灵运等人向山林出游，寻求人生的感悟和美学境界，相比从目的、形式到内容的全然不同。谈到旅行，当时的人们认为旅行是活的学问，“我们要研究自然科学，就该出去旅行，实地去看自然界的现象；要致力于社会科学，自然要到社会内层去探求”。可惜的是，近现代大批域外游记尤其是南洋游记却既没有在文学研究领域也没有在历史研究领域、文化研究领域或者区域研究领域内获得足够的关注。

本论文认为游记不仅仅是文学的研究对象，它更是一种交叉性极强的跨学科文本。从文学的角度，除了可以采取从文本本身的美学角度和文学社会学角度来对其进行研究，还可以以比较文学的传统手法来研究游记中的异国形象和“我者”与“他者”之间的文化交流或交换。从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对南洋游记甚至域外游记进行研究是近年来较为热门的话题。我们还可以从人类学角度来研究南洋游记文本，因为每一份游记都可被看作一种业余人类学家或者有些就是专业人类学家作的田野调查，如《南洋猎头民族考察记》就是一部人类学家所作的带有田野调查性质的科学游记。研究南洋游记还有其他很多角度，比如心态史研究的角度、文化研究角度（政治、经济、宗教、教育）。随着新历史学的兴起和对传统史学材料的解构，越来越多的史学家敢于使用游记来进行历史学研究。近年来把游记作为地理学研究的材料也不乏实例，如对《徐霞客游记》的研究。而采取一个确切可行的、跨界的研究方法对南洋游记进行研究将使南洋游记发挥最大的文本作用。如何使用好这样一种以域外社会现实为观察、记录、评论对象的文本，将之很好地运用在海外华人社会文化研究的领域里，甚至南洋华人以及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的领域里？本论文将尝试在材料使用上作出方法论上的探索和贡献。

除了南洋游记是本论文的主要研究文本外，本论文还将使用官方档案、报纸、书信等材料，以与游记进行比较，或者以之考证游记所记内容是否符合史实，从而为接下来的分析打下史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