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文化与公共危机

一 文化的概念阐释

1.文化的词源解释

在古老的迦勒底人对文化的最初定义中，文化是缪斯女神或光——个人体内和整个社会的光。英文中文化一词“culture”源自拉丁语“colo”“colui”“cultmva”“colere”及“culrure”等词。拉丁文中，这些词的意思是“to till the ground，to tend and care for”意指农耕及对动植物的培育和养殖。现代英语中的“culture”继承了大定语的用法，其含义包括栽培、培养、驯养、耕种、照管等，概括起来就是指人们通过劳作，对土地进行耕种，对动植物进行驯养，使之成为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物种。由此可以看出，从一开始，“culture”就意指一种人类熟识、驯化、培育客观对象的过程及镜像，是一种人化自然的过程或者自然的人化过程。此后，“culture”一词在西方社会的实际使用中含义不断扩展。自15世纪以后，文化逐渐被引申为对人的品德和能力的培养。逐渐的，“culture”的含义不仅包括土地的“cultivation”即耕作、各种植物的栽培、动物的驯化，还包括个人技能的训练、个人品德和修养的“修炼”，人际关系及友谊的培养（low culture）以及艺术、科学和宗教活动（high culture）。可见，早期的“culture”是一个动词，是指一种培育、驯化、学习或者修炼的过程。独立的文化概念出现于18世纪后半期。西方自18世纪末开始，“culture”一词的词义和用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文化变成自成一义的概念，因此流传至今的比较有影响力的文化概念皆出现在此之后。据雷蒙德·威廉姆斯的研究，在18世纪到19世纪初期，文化变成自成一义的概念。这一时期，文化的第一意思是“心灵的普遍状态或习惯”，第二个意思是“整个社会里知识发展的普遍状态”，第三个意思是“各种艺术的普遍状态”，第四个意思是“文化是一种物质、知识与精神构成的整个生活方式”。[1]总的来讲，在18世纪后半叶，文化概念被用于将人类取得的成就与不容改变的自然事实区分开来。“文化”代表人类能做的事，“自然”代表人类必须遵守的方面，此后社会思潮的总趋向是将文化“自然化”。对“culture”一词的梳理可以发现，西方语义的文化一词包含动态和静态两层基本含义：一是作为驯化、教育等动态过程的文化，二是作为知识、艺术、科学及生活方式等普遍状态的文化。

2.中西方的文化界定

1871年，由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伯内特·泰勒提出的文化的人类学概念，这是迄今为止影响最大的文化概念。泰勒认为：“从广义的人种论的意义上说，文化和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社会的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2]对于泰勒的文化定义，人们给予了很多褒奖，认为泰勒的文化概念是一个分水岭，因为这一次，文化概念的涵盖终于达到了其本身所涵盖的事物的整体。霍尔认为，文化是有生物学基础的生物活动，在人作为产生文化的动物而发生作用的现在，与既无人也无文化的过去之间没有间歇。在远古和现在之间有着不停顿的连续性。[3]如果说泰勒的文化定义涵盖了人类物种的所有文化行为，那么霍尔的界定则进一步将文化的内涵从人类单一物种扩展到所有有生物学基础的生物活动，即扩展到所有有生命物种。在霍尔这里，文化就不再如泰勒所言是一个属人的领域和范畴，而是一个属于众多有生命物种的范畴。美国人类学家克莱德·克拉克洪认为：“文化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性式样又包括隐性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内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4]换言之，克拉克洪把文化定义为一种生存和生活的方式。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创造了不同的生存和发展方式，依据不同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文化被划分为奴隶社会文化、封建社会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这些不同样式的文化共同构成了人类的大文化系统。在此基础上，克拉克洪又进一步对文化进行了隐性式样和显性式样的划分。克拉克洪认为，“对文化作分析必然既包括显露方面的分析也包括隐含方面的分析。显性文化寓于文字和事实所构成的规律之中，它可以经过耳濡目染的证实直接总结出来。人们只需在自己的观察中看到或揭示其连贯一致的东西。人类学家不会去解释任意的行为。然而，隐性文化却是一种二级抽象。……只有在文化的最为精深微妙的自我意识之处，人类学家才在文化的承载者那里关注隐性文化。隐性文化由纯粹的形式构成，而显性文化既有内容又有结构。”[5]克拉克洪对隐形文化和显性文化的区分有助于人们更近一步理解和分析文化。威廉姆斯对文化进行了三种界定：首先一种价值定义——文化是人类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即永恒的秩序和价值；其次是文本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即各种记载人类思想和经验的文本；最后是社会的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不仅表现为艺术和学问中的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现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意义和价值。[6]但在威廉姆斯眼中，他更强调文化的社会定义，即文化是整个生活方式。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是由部分自治（autonomous）和部分协调（coordinated）的制度（institutions）构成的整合体。它根据一系列原则而整合……每个文化的完整性和自足性都归因于一个事实：即满足基本的、实用的及整合化的全部需求。”[7]法国结构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文化是人类心智积累性创造的一种共享的符号系统。与之观点相似的还有格尔茨，因为在格尔茨看来，文化就是一些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8]如何理解格尔茨的“意义之网”文化概念呢？格尔茨的解释是：“作为由可以解释的记号构成的交叉作用的系统制度，文化不是一种引致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过程的力量；它是一种风俗的情景，在其中社会事件、行为、制度或者过程可被人理解——也就是说，深的——描述。”[9]

除了上述西方学界对文化的代表性阐释之外，中国学者梁漱溟、费孝通、张岱年、陈序经、季羡林等也从不同方面对文化做出了深刻解释。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文化是极其实在的东西。文化之本意，应在经济、政治，乃至一切无所不包。[10]陈序经先生认为，文化是人类适应时境以满足其生活的努力的工具和结果。[11]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一书中提出，把文化理解为一个流变的过程要比把文化理解为某种既成的事物的总和更正确。从过程的意义上，文化不仅是一种在人本身自然和身外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是一种对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然不断加以改造，使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的过程。在这个无限的过程中，作为基础的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然也不断地得到改造。从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的成果的意义来看，文化是文，还不是文化。只有考虑到这些成果同时还意味对人自身的改造，才是文化。[12]季羡林先生认为，凡人类在历史上所创造的精神、物质两个方面，并对人类有用的东西，就叫“文化”。[13]

二 何谓文化

1.文化

综合上述中西方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界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文化。

一是最广义的文化概念是一个包括所有物种的生命活动在内的大范畴和大系统，文化不仅是人类的行为和产物，而且其他物种也有文化。

二是就一般广义层面而言，文化是指人类的一切行为活动及其成果。在这个层面上的文化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理解。从内容上讲，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一个包含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制度、习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在内的复杂系统，这个就是泰勒的文化概念。从性质上讲，文化就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文化是人类适应时境以满足其生活的努力的工具。从长时段的历史演变来看，如克拉克洪所言，文化就是人类历史上所创造的所有生存式样的系统总和。从动态的角度看，文化是人类自我完善和不断进步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在这个自我完善的发展过程中，文化逐步形成了由部分自治（autonomous）和部分协调（coordinated）的制度（institutions）构成的制度体系。因此，制度是文化尤其是现代文化的最重要构成，而制度建构和创新能力是现代文化的独有特征和标志。基于制度和制度创造能力，以及根据一系列原则将不同制度整合的能力，文化尤其是现代文化实现了其基本的、实用的及整合化的全部诉求和需求。从静态表象上来看，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共享符号系统。最终，文化如梁漱溟所言，成为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

三是中层含义的文化，即人类的价值观体系，包括思想、观念、知识理论内在的一整套价值观理论体系。

四是狭义的文化理解，即文化的文本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即各种记载人类思想和经验的文本。

本书所论的文化选取的是一般广义层面的文化范畴，即人类的一切行为活动及其成果。从社会学角度来看，这个文化是指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制度、习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在内的复杂系统。从性质上讲，这个文化是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方式，是人类适应时境、满足自身需要、努力生活的工具。从动态层面来看，文化是人类的自我完善过程以及不同亚文化之间的协调（coordinated）过程。从结果和表象来看，文化是人类创造的共享符号系统。所有这一切汇集在一起，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的一切。

2.现代文化

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人类文化历经几千年的发展，在不同的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文化形态。从文化的纵向发展来看，文化先后经历了原始社会文化、奴隶社会文化、封建社会文化和现代文化几个阶段。其中，原始社会文化、奴隶社会文化和封建社会文化又统称为前现代文化。前现代文化时期人类的生产力相对比较低下，生产方式分别为个体生产、狩猎采集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直到现代文化阶段，人类才开始以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生产和生活。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现代性公共危机的出现主要是现代文化的产物。因此在文化的各阶段类型中，主要分析现代文化。

何谓现代文化？鲍曼对现代文化的分析是从“现代”这个概念开始的。在鲍曼看来，所谓现代，是一个“疯狂地寻求人类秩序坚固的和不可动摇的基础所控制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人们普遍“将世界看作是本质上为人类的一种创造物及人类各种能力的试金石”，世界“被理解为人类的追求、选择、成功与失败的舞台”。[14]在这个舞台上，所有的人、个体的人都以“人口”这个面目出现，被裹挟到社会化大生产这个“永动机”之中，从事一种名曰“现代化”的事业。人类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鲍曼指出，在整个“现代”时段，人类都在“疯狂地寻求人类秩序坚固的和不可动摇的基础”，并且经过200多年的努力，最终创造出这种用以维系人类生存的、深厚的“人造基础”——即现代文化。现代文化的建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自然化的过程，即被人为建构出来的现代文化不再是以一种有别于自然的人造物的面目出现，而是逐渐以一种自然物的面目出现。而且，这个由人类自身创造的、人工的“厚实层”，已经“深厚到了使人类不再关注所有其他更好的基础的程度”。[15]然而，人类为何不遗余力地建构一种“人造基础”，而且必须是深厚的“人造基础”呢？鲍曼认为，究其根本，人类疯狂构建现代文化的目的在于掩盖和弥补人类自身的脆弱性，消除潜在的偶然性。由此可知，所谓现代文化是指在人类中心主义这一新的世界观指导下所形成的以社会化大生产为核心，以不断地创新和进步为目标的现代化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制造出的一切社会实在。

三 公共危机的概念阐释

公共危机是一个很古老的现象。对公共危机的理解可以首先从概念分析开始。

1.“crisis”“emergency”与“incident”

对公共危机的理解是从对“危机”的理解开始的。“危机”（crisis）一词在古希腊语中是指一种游离于生死之间的状态，在汉语中则指“危险与机遇”。由此可见，“危机”（crisis）一词在中西方的解释中都包含着一种哲学辩证色彩。关于危机，在英语体系，有这样几个词都可以表示“危机”，分别是“crisis”“emergency”和“incident”。其中，“emergency”翻译成汉语则为“紧急事态”，“incident”则指“突发事件”。学术界倾向于使用“crisis”，而政府政策制定者偏好使用“emergency”和“incident”。比如，公共危机管理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称为“Emergency Management”（紧急事态管理），在新西兰称为“Civil Defense”或“Civil Defense Emergency Management”。中国政府也采用“emergency”“突发事件”或“突发公共事件”的概念。

对于“危机”（crisis），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界定。巴顿（Barton，1993）认为：危机是“一个会引起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事件及其后果可能对组织及其员工、产品、服务、资产和声誉造成巨大的伤害。”[16]1975～1976年在耶路撒冷举行的危机问题研讨会中提出，危机是和平进程的断点。赫尔曼（Hermann）从决策的角度出发把危机界定为一种结构不良的决策情境，他认为：“危机就是一种情境状态，其决策主体的根本目标受到威胁，在改变决策之间可获得的反应时间很有限，其发生也出乎决策主体的意料。”[17]桑得里尔斯（Sundelius）等人认为，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就是指中央决策者面对这样一种场景：重要的价值受到威胁，而且可以采取行动的时间十分有限，同时环境的变化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18]作为社会公共危机管理方面的权威，荷兰学者罗森塔尔（Rosenthal）和皮内泊格（Pijinburg）（1991）认为：“危机就是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做出关键决策的事件。”[19]目前，罗森塔尔（Rosenthal）和皮内泊格（Pijinburg）的定义被国内学者广为援引。

对于“emergency”，《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解释为“突发事件；紧急情况，紧急需要，非常时期”；《美国传统词典》解释为“要求立即采取对策的意外的紧急情况或事件；特别急需采取行动或帮助的状况”。在各国，对“emergency”一词都有严格的法律界定。美国的《灾难减除法》（即修正的斯塔福法）（2000）将“emergency”紧急事态界定为地方管理层面和需要联邦介入层面两类。地方管理层面的“emergency”是可以在地方层次上得到正常处理的危险事件；需要联邦介入的“emergency”是指那些需要总统决定、联邦政府提供帮助，增强州和地方政府的努力和能力，以拯救生命、保护财产和公共卫生与安全，或者减少或防止在美国任何地方发生大灾难威胁的任何关头或场合。[20]新西兰政府对“emergency”的定义是指具有下述特征的一种形势：（1）无论自然还是人为的，不受限制的任何意外事件的结果。（2）引起或者可能引起生命损失、伤害、疾病、忧伤，或者以任何方式危及新西兰或新西兰的任何部分的公共安全或财产。（3）紧急事态服务部门对付不了的，或另外要求依据法案采取重大和协调应对行动的。[21]

对于“incident”（突发事件或突发公共事件）美国国土安全部的界定是：“突发事件”（incident）是指一种自然发生的或人为原因引起的需要按紧急事态应对以保护生命或财产的事或事件。美国的紧急事态管理还把“incident”具体划分为三个等级，分别是一般性突发事件、具有全国影响的突发事件和需要联邦政府出面应对的灾难性突发事件。其中，灾难性突发事件是最高级别的“incident”。灾难性突发事件是指造成对人口、基础设施、环境、经济、道德和政府功能特大程度的伤亡、损失或严重破坏的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事件。2003年的“9·11”事件和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都属于灾难性突发事件。中国国务院2006年1月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对“突发公共事件”的界定为：“突发公共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社会危害，危及公共安全的紧急事件。”2007年8月30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三条对“突发事件”的界定为，“本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2.“public crisis”

与“crisis”危机一词相比，“public crisis”公共危机概念更加强调和侧重危机的公共性特征。就一部分危机、紧急状态和突发事件的危害和影响公共程度而言，使用“公共危机”这一概念，使之与企业危机研究中的“危机”相区分，这种表述更为严谨、更符合事物本身的逻辑和特征。因此，学者在研究中逐渐形成并开始使用公共危机概念。受国外研究的影响，国内一些较早开展公共危机研究的学者与罗森塔尔一样，尽管探讨的主题是公共危机，但却使用“危机”概念。例如薛澜就认为：“危机通常指决策者核心价值观受到了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捷决策等不利情景的汇聚。”[22]随后，他进一步解释，该定义理论思考的出发点是“认为危机是相对于政府的常规性决策环境的一种非常态的社会情境”，“把危机界定为一种决策的情势，在此情势中决策者的组织（核心单元为政府）所认定的社会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面临严重威胁，突发紧急事件以及不确定前景造成了高度的紧张和压力，为使组织在危机中得以生存，并将危机所造成的损害降至最低限度，决策者必须在相当有限的时间约束下做出关键性决策和具体的危机应对措施。”[23]张成福则以罗森塔尔的危机界定为蓝本提出：“公共危机则是指对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要求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做出关键性决策的事件。”[24]这两个定义集合了赫尔曼（Hermann）与罗森塔尔（Rosenthal）概念的优点，突出了危机的决策情景和危机对社会基本价值体系的威胁，但并未在此基础上实现突破，进一步弥补二者的不足。张小明认为，“所谓危机，它是这样一种紧急事件或者紧急状态，它的出现和爆发严重影响社会的正常运作，对生命、财产、环境等造成威胁、损害，超出了政府和社会常态的管理能力，要求政府和社会采取特殊的措施加以应对。”[25]这一概念将危机定义为一种紧急事件或状态，并涉及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管理能力问题。张海波从风险社会理论出发提出，公共危机是风险社会的实践性后果[26]，阐明了现代社会公共危机与风险社会之间的关系。还有学者试图从“公共性”的角度来界定公共危机，认为公共危机是指对于公共利益或公共安全造成威胁或损害的突发性事件或状态，突出了公共危机的“公共性”特征。总的来讲，“公共危机”已经成为国内学术界普遍使用的一种概念界定。

3.公共危机：“事件”or“过程”

从目前现有的关于“crisis”“emergency”“incident”和“public crisis”的界定来看，对公共危机的界定可以从很多角度进行。仅就公共危机的事态特征和影响后果来看，可以这样界定公共危机：即公共危机是一种由人类行为和不可抗力共同作用下所导致的一种在时间和空间分布上具有离散性，对一定范围内社会群体的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造成极大危害的状态或过程。

为什么将公共危机界定为一种“过程”而非“事件”呢？

“事件”与“过程”是西方学者进行“危机”界定的两种基本倾向。从时空的角度分析，“事件”与“过程”存在很大区别。“事件”是一个单一的“点”，它发生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持续的时间较短，一般是指该事件从发生到结束这一期间。因此，事件的时间与空间是特定的、相联结的。那么，特定性意味着“事件”具有一定的单一性和偶然性，而偶然性又决定了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和不可预防性。将公共危机界定为“事件”，这暗示着公共危机只是一个在特定时间和地域内发生的偶然性突发事件，那么对公共危机原因及后果的归纳和分析、对公共危机解决路径的选择都将局限于特定的区域和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事件”界定的视角过于狭窄，使对公共危机的分析和解决仅局限于直接原因和单个事件的处理上，这必然会导致公共危机应对的简单化。从一定意义上讲，针对“事件”的危机处理是一项“治标”不“治本”的行动。此外，“突发的概念强调的是时间发生的不可预测性，紧急事件则强调事件处理的时间迫切性，这两者都不能等同于危机事件。”[27]各国政府普遍采用突发事件或紧急事件的界定和应急处理模式，意在使政府在公共危机处理上“速战速决”，尽量使危机“事件”尽快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以免引发人们对危机前因后果作长久、深入的追究和跟踪。

“事件”与“状态”有何不同呢？“状态”一词主要突出的是公共危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离散性特征。与“事件”不同的是，“状态”不仅仅是由很多的“点”组成的一种“面”，一种普遍性存在，更重要的是，同一“状态”的各个“点”在时间和空间上是离散的。一种危机状态可以在同一时间下的不同区域存在，如目前席卷全球的公共危机，也可以在不同时间下的不同区域存在，再如由工业化导致的发生在全球不同时间、不同地点的污染性公共危机。时间—空间的离散性是公共危机“状态”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能从“状态”角度把握公共危机，不能充分抓住现代社会公共危机在时间—空间上的离散性特征，就很难全面、深入地理解公共危机及其成因。“状态”意味着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和严重性，这决定了对公共危机的解决不能仅限于一个事件、一次追究和一次赔偿，要能看到问题背后隐藏的深层原因和复杂关系，并且寻求一种根本的解决之道，建构能够跨越时空解决同类问题的真正有效机制。“状态”意味着公共危机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从其形成到其积聚爆发必然经过了一个长时间的量变到质变的动态演变过程，这意味着必须把公共危机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视阈下审视，从多元角度透过时间和空间去探寻公共危机的必然性原因和潜在后果。鲍曼在分析“二战”时期的大屠杀时就指出不能仅仅将大屠杀视为一个事件，一个只属于犹太人的事件。鲍曼认为：

大屠杀确实是一场犹太人的悲剧。尽管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受到了纳粹政权的“特殊处理”（在希特勒的命令下杀害的两千多万人中，有六百万是犹太人），但只有犹太人被标上了全部消灭的记号，并且在希特勒力图建立的新秩序中也没有给犹太人留下任何位置。即使这样，大屠杀并不仅仅是一个犹太人问题，也不仅仅是发生在犹太人历史中的事件。大屠杀在现代理性社会、在人类文明的高度发展阶段和人类文化成就的最高峰中酝酿和执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屠杀就是这一社会、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问题。[28]

从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大屠杀到“二战”大屠杀，再到20世纪60年代美军在越战中实施的美莱村大屠杀，1994年致使几百万人丧命的卢旺达大屠杀……历史反复证明，大屠杀并非一个单一的历史事件，而是一个会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组合下反复出现的事情。对此，鲍曼指出，大屠杀的反复出现说明现代社会的人们并没有真正认清大屠杀的真正属性，只把大屠杀当作现代文明社会下发生的一场悲剧，或仅仅是把大屠杀归为某个国家、某届政府或某个独裁者的行为。如国人仅“关注大屠杀的德国性，把对罪行的说明集中在这个方面，同时也就赦免了其他所有人尤其是其他所有事物。认为大屠杀的刽子手是我们文明的一种损伤或一个痼疾——而不是文明恐怖却合理的产物——不仅导致了自我辩解的道德安慰，而且导致了在道德和政治上失去戒备的可怕危险。”[29]这提醒人们，如果把公共危机仅仅当作一个事件，忽视同一类型公共危机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离散性表现和反复出现，这种忘记历史的简化做法很容易使人们忽视该类型公共危机普遍性存在的客观事实，并且疏于对公共危机背后深层原因的思考和审视。这种做法不仅不利于人们解决公共危机，反而会因疏忽和简化导致公共危机的进一步蔓延。

四 何谓公共危机

对于一项研究中的核心概念，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核心概念的理解也是不断地深入和递进的。公共危机无疑是本书的关键和核心，对公共危机的不断理解和深度阐释至关重要。

1.公共危机就是一种对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造成的极大威胁或破坏

从事物的表象和结果层面来看，公共危机就是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对一定区域内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和社会发展进程造成极大的威胁、损失以及破坏性影响。从古至今，每一次公共危机总给人类的生活和发展带来极大的破坏。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总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人类拖入饥荒和疫病的深渊。两次世界大战导致全世界几千万人口的伤亡。从现代文化的第一场经济危机开始，人类需要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挣扎很久才能逐渐恢复气力。经济危机，本质上并非如马克思所言，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治愈的顽疾，而是现代文化之制度危机和结构危机。核技术从其被发明的那一刻起就一直在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灾难，从广岛长崎、切尔诺贝利到日本福岛核泄漏事故，与核能的超强大威力同在的是核辐射对人类的毁灭性和长期性损伤。因此，从结果层面来讲，所谓公共危机就是一种对公共利益和公共秩序造成的极大威胁或破坏。

2.公共危机就是一种风险制造、扩散、集结和爆发的过程

包括自然灾害在内，每一种公共危机的出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突发事件。火山爆发、地震、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客观上也存在着一个发生、发展的演变过程。如地震是地壳运动的一种表现，火山爆发是地质结构中的岩浆不断运动导致的结果，洪水和泥石流也需要很长时间的水量积攒和山体结构的风化过程。当能够引发危机的风险积累到一定程度，危机就有可能发生。现代社会，除了自然风险，人为制造的各种现代性风险越来越多，导致公共危机的频频出现。因此，从过程的角度来看，公共危机就是一个风险的产生、扩散、集结和爆发的过程。

3.公共危机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危机、文化危机

从结果上讲，公共危机是一种威胁和破坏；从过程上讲，公共危机是一种风险的制造、扩散、集结和爆发的过程。再进一步，就需要从根源上理解公共危机。生态论者认为公共危机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危机，因为市场经济是全球生态危机以及经济危机的始作俑者。从根源上讲，公共危机的确是一种制度危机，但这个“制度”并不仅仅是指市场制度或者资本主义制度，而是指代整个文化尤其是现代文化的制度体系。特别是全球风险社会下的公共危机，作为一种结构性暴力，是现代文化多重制度结合的产物。作为制度危机的公共危机，其“制度”内涵不仅是经济制度，而且还包括民族国家制度、政治制度、社会治理机制等。从制度的建构过程来讲，制度是集体意识的产物。那么，更进一步讲，公共危机是一种意识形态危机、观念危机。无论是观念、意识形态还是制度，都是文化的基本内容。因此，准确地讲，公共危机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危机。

4.公共危机是一种困境，更是一种机遇和挑战

综上所述，公共危机是一种破坏性灾难、一种制度危机和文化困境。然而灾难和困境同样孕育着机遇，因为危险与机遇并存。因此，从哲学层面来讲，公共危机是一种包含着辩证内容，危险和机遇并存的境况。危机中，寻找到正确的出路，不仅能谋得一条生路，而且能创造出一片新的领空；缺乏创新的精神勇气和能力，原地踏步则会慢慢走向衰亡。生与死之间，公共危机这种困境，考验和激发的是人类的反思能力、创新思维和行动力。公共危机的出现，始于观念，转变于观念、结束于观念。现代伊始，人们在人类中心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支配下创造了繁华的现代文化，同时也创造了全球风险社会及其各种频繁发生的现代性公共危机。危机时刻，面对挑战，同样需要观念的力量来发现和创造新机遇、谋求新道路、开辟新世界。

五、文化与公共危机的逻辑关系

1.公共危机是文化发展的产物和重要构成

在一定程度上，公共危机是人类文化活动的产物。随着人类文化活动的加强和扩展，公共危机的数量和种类都在不断增加。人类文化的实践过程，不仅是人类自身能力逐渐增加和扩大的过程，还是各种新风险和公共危机的制造过程。

如伯纳德·奥斯特利所言，文化是我们所做的每件事物的中心和理由，作为概念的公共危机首先就是一个文化产物。人作为一种生物体，天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和有限性。自人类出现以来，人们的生存和发展始终面临着外界环境诸多不确定性因素、风险和危机的威胁和侵害。人类把这些外部的、对人类（而非其他物种）的生存和发展产生威胁的事件称为危机或者公共危机。因此，公共危机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人类站在自身立场创造出来的一个文化概念，因为人们主要是把威胁到人类生存的事件而非影响到其他物种生存与发展的事件称为公共危机。当然，今天人们在计算和衡量一个危机事件的破坏性影响时也会把它对其他物种的破坏包含其中，但这种计算和衡量毫无疑问是以人这一物种为主体的，对其他物种的考量是作为一种附属、一种与人的经济利益或者与人的生存相关的事项来考量的。所以危机和公共危机概念本身就是一个文化产物。

作为社会现象，公共危机是人类文化发展到既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人类文化实践的扩展而衍生出很多新的类型和内容。由于人们把那些威胁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事件称为危机或者公共危机，因此，尽管诸如地震、海啸、洪水等各种自然灾害在人类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但直到人类这一物种出现并意识到这些自然灾害对其生存和发展的影响力之后才将之界定为灾害、危机，或者公共危机。另外，与地震、海啸、洪水这类自然灾害所不同的是，疾病尤其是流行性疾病这一类公共危机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准确地讲，能够在一定范围内流传的疫病是在人类实现群居之后出现的。首先，群居生活为病菌的传播提供了环境，其次，早期畜牧业的发展为病菌在人畜之间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最后，农业的出现使得土壤和河水中的真菌、细菌和病虫得以传播和进入人的体内，形成新的疫病。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发展，化学和物理技术的使用，越来越多的化学合成剂和有害物质出现在人类的生活中，形成了诸如环境污染、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等问题。科学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引发了诸多新的公共危机：汽车、轮船、飞机的发明创造在提供人们便利交通的同时，也是酿成了许多大型交通事故；人类已经发明出足以毁灭人类数次的核武器、生化武器这些暴力工具；各种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网络所具有的辐射在隐蔽处危害着人类的健康；此外还有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等等。公共危机是人类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类文化的实践过程，不仅是人类自身能力逐渐增加和扩大的过程，还是各种新风险和公共危机的制造过程，尤其是到了现代文化阶段，各种现代性风险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急速扩张而急剧释放，这些风险犹如宇宙空间中的暗物质，长久以来未被人们发现，直到20世纪，将全人类几近拖入毁灭状态的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环境污染问题的显现，才有社会学家们最先发现这种“暗物质”——现代性风险的大量存在和汇集，从而提出“全球风险社会”这一人类社会的新境遇。人类与外部环境不断抗争的历史就是人类文化的创造过程，人类正是在文化的实践过程中、在与自然的不断抗争中发展壮大，同时也是在这个不断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中发现和创造公共危机。

随着文化的进步和演化，人类适应、改变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在努力消除外部不确定性、风险和危机的过程中，人类又创造出许多新的不确定性、风险和危机，尤其是制造出许多对人类自身的发展造成不同程度影响的公共危机。总的说来，公共危机是文化演进的产物，并在文化的发展中成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2.公共危机对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由于人类自出现以来就面临着各种诸如地震、洪水、大型野兽的攻击等公共危机，并在其后的发展中不断创造和演化出许多新的公共危机。公共危机自始自终就是人类生存和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要境遇和挑战。因此，公共危机成为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文化思考的一个重要变量和内容。当人类将公共危机纳入其思考和改造范围之内，公共危机就成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灾害，还是人类自身制造的各种公共危机，都成为文化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它们不仅影响着人类的生命财产安全，还影响甚至决定着人类的发展轨迹、生活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形成。

由于文化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方式，包括人类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以及人在其生存和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切文明成果。公共危机本质上就是对一定区域内的人类生存、生活和发展造成极大的破坏，致使正常的生产生活发生中断的这样一个过程。首先，公共危机会对人们的生存方式和生活习惯产生重要影响。当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公共危机的冲击时，其行为方式必然会根据公共危机发生的频率、影响的深度而进行不同层次的调整。这种调整历经岁月的累积和沉淀，从最开始的影响和改变到最终渗透和固化到人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发展方式中来，最终构成了一个地方“风俗”的一部分。所谓“三里不同风、五里不同俗”强调的就是包括危机在内的不同的外在环境对人类生活习俗的影响和塑造性。公共危机不仅能够改变人类的生活习惯，而且还能对一个地区的政治制度、管理方式以及其他文化因素的发展产生影响，洪水多发地带的水利设施比较发达。中国古代自然灾害极多，逐渐形成了一整套自上而下的荒政管理体系，埃及尼罗河流域的周期性洪水泛滥，就推动了古埃及人在数学尤其是几何领域获得惊人的成就。1845～1852年爱尔兰大饥荒中大部分死亡或移民离开的爱尔兰人是以盖尔语为母语的贫穷阶层，大饥荒之后，爱尔兰的主导语言由盖尔语变成了英语，导致爱尔兰的文化生态产生永久性的巨大改变，大饥荒成为爱尔兰历史的分界线。最后，公共危机对文化的最深刻影响莫过于一场巨大的公共危机足以导致一种文明或者文化的覆灭。考古学家推测，中美洲的玛雅文明、中亚地区的小河文明的消逝在很大程度上是突如其来的大型公共危机的结果。

3.文化是公共危机的衍生环境和分析工具

在经过长期的“文化自然化”和“自然文化化”之后，文化逐渐成为一个包含了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在内的综合背景。从这个角度理解文化，文化理所当然是公共危机及其管理应对机制形成、发展和运行的环境。文化是公共危机这个事物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全部条件的综合表述。作为公共危机衍生环境的文化是一个具有多种层次和结构的复杂系统。按照人类活动范围的大小——宇宙、全球（地球）、区域、国家、城市/农村……可以把作为环境的文化划分为这样几个层面：第一个层次是外太空层面，主要是人类从地球整体安全的战略考虑出发，考察地球与其他星球之间的安全关系，以及可能发生的危及地球安全的公共危机。第二个层面是全球生态层面，其要素包括大气、水、土壤以及不同生物等内容，这是全面理解生态危机尤其是极端气候事件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层面。讨论的焦点在于人类如何重新理解、恢复和重建人类这一生物物种与其他生物物种之间和谐、平衡、持久的共生关系，以及人类如何重新理解、恢复和重建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地球生态系统之间的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第三个层面是全球人类共同体层面，这一层面主要体现的是人类这一单一物种演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公共危机，以及不同时段、不同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危机应对方式。第四个层面是单一国家及其地方层面的公共危机分析、研究和应对。

文化是一个包含诸多层次和内容的统一体系，是由诸多要素按照一定结构排序结成的系统基质。过去文化常常被看成是变化的结果，而现在文化越来越被看作是变化的原因。文化，作为一个“动态的和有机的整体”[30]，它有能力以整体视角审视公共危机，有能力以一种整体框架分析公共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