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球风险社会的开端与发展

频频发生的公共危机时代昭示着人类已经进入全球风险社会。关于风险社会，一个重要的问题是，人类是何时进入风险社会的？尽管风险社会概念是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对此前很长一段时期社会发展特征的描述。由于贝克并没有具体地指明人类进入风险社会的具体时间，只是强调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的下一个阶段，即工业社会之后不是后工业社会，而是风险社会。风险社会是工业社会的后果，从工业社会到风险社会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一种社会转型。鉴于“后工业社会”概念是丹尼尔·贝尔于1973年提出的，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是1986年提出的，根据贝克的工业社会后果论和社会转型说，人类社会进入风险社会的时间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后贝克在20世纪90年代关于“世界风险社会”的论述中指出，风险社会本质上是全球风险社会。那么，根据贝克的阐释，20世纪90年代人类已然进入全球风险社会。关于风险社会的起始时间，贝克的阐释是否正确呢？是否还有其他解释？对风险社会起始时间的判定，需要建立在对工业社会的分析之上。众所周知，学者丹尼尔·贝尔对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工业社会（industrial society）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是继农业社会或传统社会之后出现的以工业生产为经济主导成分的社会，又被称为现代社会。18世纪60年代，以工业革命和工厂代替手工工场为标志，人类进入工业社会。19世纪是资本主义工业化高歌猛进的时代，也是矛盾和问题积蓄的时代。从而导致20世纪伊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世界大战将地球上很多国家卷入其中。整个20世纪上半叶，人类先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还经历了全球范围的西班牙大流感和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还是30年代的大萧条，都是工业社会内部风险和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0世纪后半叶，由于环境污染和核辐射问题的凸显，人们开始日益关注工业社会的风险和危机，但20世纪后半叶发生的种种公共危机都无法与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相比。因此，风险社会的来临可以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标志，即在20世纪初风险社会已然来临，并且从一开始就是以全球风险社会的姿态出现的。

一 风险社会的开端

20世纪上半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是现代文明的悲剧。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极大地改变人类历史继承的前两次工业革命已经完成，这使得自18世纪以来所取得的工业成就、科技成果，乃至先进的管理经验都被充分运用到两次世界大战中，尤其是科学技术成果在军事领域的运用，使得各国的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两次世界大战都具备了机械化战争和工业化战争的特点：不仅战争力量生成依赖国家强大的工业基础，大工业的强大生产力在战争能量的供给上充分展现；以国家机器为中心的战争动员、征兵和军队组织管理按照社会化大生产所积累的新管理模式有条不紊地进行；新科技在战争中的使用进一步刺激了各国政府努力追求更为先进的科技优势，科技的快速发展使得武器装备变得更具杀伤力，人类制造了用以毁灭自身的一代比一代更为先进和致命的炸药、炸弹、装甲坦克车、飞机、潜艇、核武器等军事力量用于战争，致使更多的人在战争中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历时4年多，这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对这种新的全面战争的体验感到恐惧”[1]。“一战”后，“人们已经习惯了国家利用特权摆布其生命的做法。他们还习惯了在1914年之前还难以想象的大规模屠杀行动”。[2]在时隔20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历时6年多，全世界共有5000多万人死于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德国纳粹利用国家机器和现代化技术对犹太人实施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有400多万犹太人死于纳粹集中营。美国研制出核武器这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1945年8月6日，美国向日本小城市广岛投掷一颗原子弹，爆炸后的威力席卷了10平方公里范围内所有的地面物体，6.6万多男人、妇女和儿童在爆炸的瞬间被高温蒸发，随着巨大的冲击波从爆心传来，又有6.9万多人身受重伤，70%的建筑物被摧毁或损坏。8月9日，美国向日本城市长崎再次投掷一颗原子弹，该原子弹的威力比投掷在广岛的原子弹的威力还要大。随着这两颗原子弹的爆炸，世界进入更加危险和恐慌的状态。原子弹像大屠杀的死亡集中营一样成为人们另外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和痛苦记忆。蘑菇云，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暴力和大规模破坏的象征，这种在现代高科技手段下出现的、拥有超大规模杀伤性和破坏力的武器对人类的生存构成一种空前的新威胁，新的阴影笼罩在地球之上。两次世界大战及核威慑的出现引起了全世界人民的对未来全球安全问题的广泛关注以及对由人类自身造成的巨大悲剧的深刻反省。从爱因斯坦、弗洛伊德到齐格蒙特·鲍曼、汉娜·阿伦特……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在对战争、大屠杀和核武器的使用问题进行深刻反思。战后各个国家以及新成立的国际组织——联合国则致力于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从战争中走出的世界各国的人们对于战争的毁灭性以及生命的价值和意义都有了全新的认识，加之战后美苏两国开展的核军备竞赛所生产的核武器足以将地球毁灭若干次，全世界各国人民对于由人类自身制造的武器和战争所具有的毁灭性力量已经有了充分认识。

二 风险社会的凸显

在20世纪60年代，“环境保护”代替“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等口号成为这一时期的一项潮流。这场席卷欧美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发起者是一位女士蕾切尔·卡逊，她是美国海洋生物学家。1962年，她的著作《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书中关于农药对人类环境的危害的分析和描述，给当时的美国政府和广大民众以强烈震撼，并由此引发了人类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各种环境保护组织纷纷成立。1970年，美国政府率先成立环境保护署。1972年的联合国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大会”上，各国签署了《人类环境宣言》。这次会议是世界环境保护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是国际社会就环境问题召开的第一次世界性会议，标志着全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觉醒。会议前期，58个国家的科学界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组成了一个大型委员会，由经济学家芭芭拉·沃德和勒内·杜博斯主笔，为大会提供了一份非正式报告《只有一个地球——对一个小小行星的关怀和维护》[3]，该报告起到了基调报告的作用，其中的很多观点被会议采纳。1968年，来自10个国家的科学家、教育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来自政府、企业和第三部门的人员聚集在罗马山猫科学院，成立了罗马俱乐部这个非正式组织，专门研究现在和未来的人类发展困境问题。该组织站在全球视角，通过对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资源、贫困、教育等全球性问题的系统研究，提出相关对策，提高公众的全球意识，改善全球管理，使人类摆脱所面临的困境。罗马俱乐部于1972年发表的第一个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4]，在系统分析了指数增长的本质和极限之后，预言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因为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增长的极限》是继《寂静的春天》之后有关环境问题的最畅销的出版物，在全世界挑起了一场持续至今的大辩论，引起了公众的极大关注，其中1973年的石油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又加强了公众对该书所讨论的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和资源问题的关注。受联合国第38届大会的委托，成立于1983年的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重新审视地球上环境与发展的严峻问题，构思可持续发展之道，以确保人类在寻找到新出路之前不至于出现资源枯竭。1987年委员会以书面形式向大会提交了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5]，旨在通过对人类面临的全球危机的深入分析，向全世界声明：进一步发展共同的认识和共同的责任感，对这个分裂的世界十分需要。继罗马俱乐部之后，1987年成立的布达佩斯俱乐部仍旧将关注的焦点放在全球公共安全问题上，其关注的领域和视野更为宽广，从环境问题到失业，从贫富差距的扩大到核事故，从遗传工程的破坏性到生物、化学武器的强大破坏力，等等[6]。尽管报告没有提出“全球风险社会”这一概念，但字里行间透露出对人类整体生存状况的担忧。

当环境危机出现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是作为一个新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摆在人类面前的。20世纪60年代的环境危机引发了人们对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各种危机的思考和关注。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危机、环境危机、发展危机、能源危机，这些摆在公众面前的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危机，而是相互关联的危机，它们是一个危机——人类文化进程的危机——并且这种危机是全球性质的。两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人类反思和20世纪60年代以来全球对环境危机等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这些都为“风险社会”理论的提出做了前期铺垫。

三 风险社会概念的提出

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种对所生活时代社会性质的全新理解、判定和阐释，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在其《风险社会》（Risk Society）（1986）一书中首次系统地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在贝克看来，风险社会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在现代化进程中，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使危险和潜在威胁的释放达到了一个我们前所未知的程度。在发达的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现代工业化文明在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科技手段创造各种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制造了大量的“潜在的副作用”（latent side effects），这些“潜在的副作用”日积月累并形成系统化的交织和联系，最终将人类社会推向一种无法逃避的风险命运和危机情境——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基础就是工业的过度生产，风险社会是工业化的一种大规模产品，而且系统地随着它的全球化而加剧。[7]贝克在1986年提出“风险社会”理论框架之后，接着又于1992年提出“世界风险社会”这一概念。在《世界风险社会》一书中，贝克指出，从总体上考虑，风险社会指的是世界风险社会。[8]在风险社会中，“占据舞台中心的是现代化的风险和后果，它们表现为对于植物、动物和人类生命的不可抗拒的威胁。”这些“不可抗拒的威胁”它们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地域或团体，而是呈现出一种“全球化趋势”，它们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和政治动力的非阶级化的全球性危险”。[9]因此，风险社会从总体上讲是一种世界风险社会，或者全球风险社会[10]。关于全球风险社会，乌尔里希·贝克在“9·11”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后于2001年11月在俄罗斯国家杜马的演讲稿中这样表述：全球风险社会的新的含义依存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运用我们的文明的决策，我们可以导致全球性后果，而这种全球性后果可以触发一系列问题和一连串的风险。[11]

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一经提出就遭到很多人的批判。有些人认为，贝克的观点是一种德国式的对人类文明的夸张性担忧，一种对人类当前及未来安全局势的悲观式的夸大言辞。有些人认为，风险社会仅仅是一种理论、一种预期，而并非社会现实。纵观今天社会，一方面，科技快速发展、产品更新日新月异、全球交通网便捷迅速、互联网高速发展，大都市日益繁华，这一切都显示出这个世界正在趋向一种更加现代化、智能化的新社会。发达国家主导和引领世界前进的步伐，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向其靠拢，各国仍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争先恐后、你追我赶。而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和极端气候事件、全球生态危机、全球经济危机及各种极端恐怖主义活动如影随形，笼罩着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频频发生的极端灾害性天气、流行性疾病、食品安全事件、工业污染时时侵害人类的生命；核泄漏与核辐射、石油泄漏、大量无处倾倒的有毒工业垃圾和堆积如山的生活垃圾正在严重破坏着水、大气、土壤等这些人类赖以生存的宝贵环境；干净的空气、淡水以及石油、天然气等可用资源在逐渐减少，森林和土壤在不断遭到破坏，每天都有大量的珍稀动植物灭绝，各种动植物和鸟类的种类及数量在大幅减少……如贝克所言，人们所拥有的财产（包括自然财产和物质财产）正在贬值，正在经受一种缓慢的生态剥夺。[12]人类社会未来究竟是迈向更加现代化的后工业社会，还是已然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风险社会？全球风险社会究竟是一种理论，还是一种社会现实？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人深入思考。

四 人口增长与全球风险境遇的加剧

进入21世纪，人口的不断增长进一步加剧全球风险社会的危险态势。人口，这一客观变量在过去几百年中一直隐藏在风险和危机的背后，过去200多年间人口数量的几何级疯狂增长，是引发全球风险社会的另一个潜在因素。

人口的加速增长，始于1750年的工业革命。1804年，全球人口突破10亿。之后又过了123年，全球人口突破20亿。而在过去短短50多年间，全球人口开始急速增长，从30亿人剧增至70亿人，每增长10亿人口所用的时间分别是15年、13年、12年和13年：1959年达到30亿人，1974年达到40亿人，1987年达到50亿人，1999年达到60亿人，2011年达到70亿人。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预测，“只需再过14年，全球总人口即可突破80亿，到2100年之前，全球人口将突破100亿”。[13]2011年10月31日，随着菲律宾婴儿丹尼卡·卡马乔的一声啼哭，世界人口迈入70亿大关。与全球众多国家和媒体对第“70亿宝宝”的期待所不同的是，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却表达出一种相反的态度，他公开表示自己不准备抱抱“70亿宝宝”，因为“他（她）出生在一个矛盾的世界里”，一个“食物充足，却有10亿人每天饿肚皮”的世界里。潘基文在一次演讲中说：70亿，“这不是一个数字的故事，这是一个有关人类的故事，70亿人，意味着需要更多食物，更多能源，更多就业和受教育的机遇，更多权利以及更多让他们繁衍和抚育后代的自由。”70亿人口给这个世界带来的是更多的碳排放、更大的生态负担和压力。人口激增首先意味对自然资源需求激增，粮食、水资源、宜居土地的供给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其次意味人类对教育、医疗、就业、养老等需求的增加。这些随着人口增加而陡增的压力、需求和负担不仅考验着每一个国家的应对能力，更考验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的承载力。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08》中警告称，如果继续现有的模式，到21世纪30年代初，我们需要两个地球供应的商品和服务。[14]目前，粮食危机、水危机、能源危机都显示地球的生态承受已经达到极限。英国《泰晤士报》网站援引这份研究报告在2010年10月13日发表题为《停止劫掠地球吧，否则20年后人类需要两个地球》的文章。文章指出，人类劫掠地球资源的速度是资源置换速度的1.5倍，而挥霍无度的西方生活方式对赤道地区的破坏最为严重。如果全球人口对地球的需求和英国人一样，那么人类需要2.75个地球才能生存。[15]2010年3月22日“世界水日”的主题是“应对水短缺”，它集中体现了大力促进国际性和地方性全球水资源保护合作的迫切需要。对此，联合国水资源组织（UN-Water）主席帕斯夸里·斯坦图表示，全世界有11亿人不能获得充足干净的水源而无法满足每天基本的需求，另外还有26亿人不具备基本的卫生饮用水。在近一个世纪里，与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相比，水资源需求的增长速度已经是其两倍还多。放眼未来，如何对稀缺的水资源进行可持续的、高效的、平衡的管理已经成为一项极其艰巨的挑战。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全球有25亿人口无法享有充足的清洁水资源，其中约有70%居住在亚洲，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则是全球清洁水资源储量增长最为缓慢的地区。全球约有12亿人没有条件使用室内厕所，这也导致居民住所周边水域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对居民健康造成极大损害。此外，每20秒，世界上就至少有180万名五岁以下的儿童死于与水有关的疾病；每天，上百万吨未经处理的工农业污水汇入世界各大水体；每年，全球的江河溪流以及三角洲汇集了相当于将近70亿人口体重总和的污水，全球死于水污染的人数多于死于战争等各种暴力冲突的人数总和。[16]联合国水资源组织号召所有联合国成员一起，为实现“生命之水国际十年行动（2005～2015）”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而加速前进。斯坦图说“全球共同体掌握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方法，但是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才行。”

五 全球风险社会：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现实与挑战

全球风险社会、频频发生的各种公共危机、不断增长的巨大的人口压力，这一切都证明人类已经走到历史上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一方面，人类的生存状况受到系统的破坏和威胁；另一方面，人类生存状况需要一次全面转变以恢复其健康状态。

是何种力量将人类推向悬崖的边缘导致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呢？工业化的过度发展、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贝克）、人类活动（戈尔）、文明的不断发展（弗洛伊德）、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张……社会学家将批评的矛头指向上述种种因素。贝克认为是工业化的过度发展、生产力的指数式增长全面导致风险社会，乃至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美国前总统戈尔认为人类活动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人类活动向地球环境排放了过多的碳氧化物，以致改变了地球和太阳之间的关系，全球变暖深深根植于人类的活动之中。全球风险社会的形成是各方面因素合力的结果，是一种系统的产物，它的出现如戈尔所言，是因为“人类文明和地球之间的关系完全被一系列因素所共同改变。这些因素包括人口爆炸、科技革命，以及一种忽视今日行为对未来影响的做法。潜在的事实就是我们和地球的生态系统发生了冲突，其中最脆弱的部分崩溃了”。[17]因此，人类社会需要一次彻底的变革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人类社会当前的情势恰如约翰·麦克黑尔所言：“我们可能正处于人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我们正处于世界转型的过程中，这个关键的阶段关系到整个人类生存状况的一次伟大变革。”[18]美国黑人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遇刺前不久的一次演讲中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朋友们，我们现在要面对的事实是，明天就是现在。我们面对的是猛烈而紧急的现状。在生命与历史的难题揭晓之前，有一样东西叫作‘太迟’。拖延等于盗窃时间。赤裸裸的人生让我们总是为丧失机会而灰心沮丧。人类万物之潮水不总是盈满，也有低潮的时候。我们也许会绝望的呐喊，希望时间能停留，但是时间固执不理会恳求，继续匆匆前进。累累的白骨以及无数文明的碎片都记载着悲惨的话语‘太迟了’。冥冥中，有一份无形的生命之书，忠实地记载着对我们忽略这一切的警示。”[19]处于全球风险社会下的人类恰如奥玛·海亚姆（1048～1122伊斯兰诗人）所言：“立即行动，否则太迟。”

全球风险社会，这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危机。它不只是一个环境话题、政治话题或者危机管理话题，对它的回应也不只是科学家、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的职责范畴，它的灾难性后果所引发的质疑、考问和挑战也不只是针对专家、各国政府机构和政治首脑人物。准确地讲，它指涉的对象是包括整个人类基本生存方式、人类行为意识和思想理论在内的文化体系，它不仅对人类现行生存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道德性提出质疑，而且对现存知识体系、思想和普遍价值观提出考问。与此同时，它赋予人类的是一副全面挑战、一项时代使命和一种共享且统一的事业。大量的证据显示，除非人类积极行动起来，大胆而迅速地就全球风险社会的基本成因问题进行改造，否则人类社会将会遭受一系列更加严重可怕的灾难。全球风险社会以及频频发生的公共危机迫使人类必须对此做出决策和积极应对。人类需要思考如下问题：我们以何种方式实现这种关乎人类命运和未来的转变？目前人类拥有哪些应对措施和方法，这些方法本质上具有怎样的属性和功能，现存方式体系存在哪些问题？新的方式创新应该基于一种怎样反思性思考才能更具实践意义？超越现有的应对体系及应对方式，即新的方式创新和制度创新是建立在怎样的一种思想基础之上？

总而言之，全球风险社会带给人类的影响是如此的错综复杂，远远不是那种智识上简单且令人舒坦的线性逻辑和方式所能够解释的，更不能轻易用习惯性的普通方式来进行解释。全球风险社会有其独特的演变轨迹和生成逻辑，并由它自己的符码——频频发生的公共危机——表征出来。人类要走出全球风险社会这一危险境遇，要找到摆脱困境的道路和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切还要从问题的源头开始，从风险社会的形成开始思考和努力。而如何充分、完整地理解风险社会，一条捷径就是从现有的理论分析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