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虑20世纪

蒂莫西·斯奈德

这是一本历史、传记和道德论著。

这是一部有关欧美现代政治理念的历史。其主题是权力和正义，一如19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知识分子所理解的那样。它也是历史学家和评论家托尼·朱特的精神传记，他20世纪中期出生于伦敦，彼时“二战”和大屠杀的动荡刚刚过去，而共产党则正在东欧夺取权力。最后，这是一份关于政治理念之局限（和更新能力）与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之道德失败（和道德义务）的沉思。

在我心目中，托尼·朱特是有能力对观念的政治进行如此广泛探讨的不二人选。截至2008年，托尼著有多部热烈而富有论争性的法国史研究著作，并发表了多篇论述知识分子及其介入的评论文章，他还是一部取名为“战后欧洲史”（Postwar）的宏伟的1945年后欧洲史的作者。他运用其教化和史学的天分，来探索介于简短评论与长篇学术研究之间的独特表达方式，并使这两种形式都完美至臻。不过本书的产生，某种程度上缘于那年11月我明白托尼将再也无法写作了——至少在传统意义上如此。在我意识到他再也无法运用双手之后，我提议我们共同来写一本书。托尼患了肌萎缩性侧索硬化症（ALS），这是一种退化性神经疾病，它一步步让人瘫痪，并终将（且通常迅速地）致人死亡。

本书采用的是我与托尼之间长时对话的形式。2009年的冬、春和夏三季，每个周四，我都搭乘8点50分从纽黑文到纽约中央车站的那班火车，然后换乘地铁到托尼所在的街区。他和妻子詹妮弗·霍曼斯（Jennifer Homans）及两个儿子丹尼尔（Daniel）、尼克（Nick）一起住在那里。我们的会面安排在上午11点，通常我会在咖啡馆里花个10分钟左右来整理有关当天话题的思路，并做一些笔记。我在咖啡馆里用热水洗一遍手，然后到托尼的公寓里再洗一遍：托尼的病况使他饱受冰冷之苦，我希望能握一握他的手。

我们的对话始于2009年1月，当时托尼还能行走。他虽然无法转开公寓门上的把手，但还能站在门内欢迎我。很快，他便在客厅的一把扶手椅上欢迎我了。到了春天，他的鼻子和大部分头部都被呼吸设备罩住了，他的肺已经不能工作了。夏天我们在他书房里碰面，被群书包围，托尼在一架高大的电动轮椅上俯视着我。我有时会操控它，这当然是因为托尼无法办到。托尼此时除了头部、眼睛和声带以外，已几乎完全动不了了。但对本书的目的来说，这已足够。

亲眼目睹这一毁灭性疾病的进程，着实让人难过，尤其在病情急转直下的时候。2009年4月，看到托尼的腿和肺短短几个星期内就相继失去功能之后，我确信（据我的印象，他的医生亦如此认为）他已活不过几个星期了。我始终很感激珍妮（詹妮弗的昵称）和两个孩子在那样的时候还能将托尼分给我。不过对话也是精神支撑的重要来源，它带给我们专注的愉悦、交流的和谐及工作顺利进展的满足感。致力于手头的话题，跟上托尼的想法，是一项很有趣也很快乐的工作。

我是一名东欧史学家，在东欧，口述作品有其深厚的传统。这一类型中最著名的例子是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1】与托马什·马萨里克（Tomáš Masaryk）的系列访谈，后者是两次大战之间捷克斯洛伐克的哲人总统（philosopher-president）。该书恰好也是托尼从头到尾读过的第一本捷克语作品。也许最好的口述作品是《我的世纪》（My Century），一部关于波兰犹太诗人亚历山大·瓦特（Aleksander Wat）的宏伟传记，由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在加州根据录音记录整理而成。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是在一趟从华沙到布拉格的火车上，当时我刚开始历史学的博士研究。当我向托尼提议写出一本口述作品时，并未想到这几个实例，我也不自视为恰佩克或米沃什。作为一名读过众多此类作品的东欧研究者，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一些经久不衰的东西出自对话。

我向托尼所提的问题有三个来源。我最初或者说大体的计划是从头至尾讨论托尼的作品，从其关于法国左派的历史著作再到《战后欧洲史》，探寻有关政治知识分子的角色和历史学家的职业技艺的一般性论争。我感兴趣的是诸如托尼作品中对犹太问题的回避、法国历史的普遍特征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和局限性这样的话题，它们事实上在本书中都居于重要位置。直觉告诉我，东欧拓宽了托尼道德和精神的视野，但我不知道这一直觉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我了解了一些托尼在东欧的熟人的信息，而且，因为蒂莫西·加顿·阿什（Timothy Garton Ash）【2】和马尔奇·肖尔（Marci Shore）的建议，并经过托尼本人的同意，我们把一些会面用于讨论托尼的生平而非其作品。最后，托尼透露他一直想撰写一部关于20世纪智识生活的历史。我利用了他的章节梗概来作为第三类问题的基础。

本书的对话特征要求其作者必须熟悉成千上万本其他著作。因为我和托尼是当面交谈的，我们没有时间查阅参考文献。托尼事先并不清楚我要问的问题，我也无从预料他会做出何种回答。这些文字所反映的是两颗心灵有意通过言谈来介入的自发性、不可预期性和偶尔的趣味性。但每一处，尤其是历史部分，它都依赖于我们的大脑图书馆，尤其依赖于托尼那不可思议地广博而井井有条的头脑。本书为对话进行了辩护，但或许也是对阅读的更为有力的辩护。我从未和托尼一起做过研究，但他大脑图书馆里的卡片目录与我有相当多的重合之处。我们此前的阅读创造了一个共同的空间，在这里面，托尼与我一道探险，当别无他路可行时，我们会注意到路标和远景。

不过，言谈和出版纯属两码事。这些对话究竟是如何成书的？每一次会面我都做了录音，并保存为一个电子文档。青年历史学者耶迪达·坎费尔（Yedida Kanfer）之后承担了文字转录的工作。这本身是一项艰巨的脑力活，因为要从不尽完美的录音中搞清楚我们所说的内容，耶迪达必须了解我们所讨论的话题。没有她的奉献和学识，本书的完成将困难许多。按照一个经托尼首肯的方案，从2009年夏至2010年春，我将文字稿分成了九个章节。2009年的10月和11月，我从维也纳飞到纽约，在那里度过了2009—2010学年，如此我们便能就进展进行讨论。我在维也纳用电子邮件将各章的初稿发给托尼，他加以修改再返还给我。

每一章都各有一部分传记和历史的内容。因此本书贯串了托尼的一生，并穿越了20世纪政治思想中某些最为重要的场景：作为犹太问题和德国问题的大屠杀（Holocaust），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及其欧洲起源，英国例外论与法国普遍论，马克思主义及其诱惑，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作为伦理学的自由主义在东欧的复兴，以及欧美的社会规划。在每一章的历史部分，托尼的话均以纯文本出现，而我的则以斜体表示。【3】尽管传记部分也产生自对话，但我将自己的内容已尽数删去。因此每一章都以一小段托尼的传记开场，采用托尼的口吻，并以纯文本表示。在某些时候，我以提问者的形式出现，用斜体表示。接着便进入历史部分。

将传记和历史拼接在一起的意义，显然并不在于托尼的关切和其成就可以用任何简单的方法从其生平中推演而出，仿佛那么多桶水都汲自同一口井。我们更像是连自己也未曾涉足的巨大的地下涵洞，而非直接掘入土中的小孔。那种坚持认为复杂只是简单之假面的冲动，是20世纪的通病之一。在询问托尼其生平之时，我并没有指望平息对一种简单解释的渴望，而是轻叩墙壁，寻找地下暗室间的通道，这些暗室的存在，我最初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