盒式相机：暗房的故事（君特·格拉斯文集）

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当之无愧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德国作家。他的《铁皮鼓》（1959）、《猫与鼠》（1961）、《狗年月》（1963）、《比目鱼》（1977）、《母鼠》（1986）、《我的世纪》（1999）等小说是德国当代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作品不仅在德国脍炙人口，而且被翻译成数十种外文出版，享誉世界。格拉斯获得过无数项德国和国外的文学奖，包括四七社奖（1959）、毕希纳奖（1965）、冯塔纳奖（1967）、巴伐利亚学院文学大奖（1994）、托马斯·曼奖（1996）、汉斯·法拉达奖（1996）、法国最佳图书奖（1962）、意大利蒙德罗国际文学奖（1977）、西班牙奥斯图林王子奖（1999）、诺贝尔文学奖（1999）。格拉斯具有很强的政治责任感，数十年来一直积极参与德国政治，对当代德国时政直抒己见，甚至多次为社民党竞选活动四处演讲。格拉斯还是一位技法娴熟、富于创新精神的画家和雕塑家，早年在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与柏林美术学院接受过雕塑与绘画专业训练，写作之余创作了大量雕塑与绘画作品，迄今已经在德国、美国、英国、法国、日本、荷兰、丹麦、波兰、南斯拉夫等十几个国家举办过数百次个人画展。

格拉斯的一生，无疑是极其丰富和充实的。如果说格拉斯的许多小说都是以自己的个人经历为背景虚构创作的，那么他的三部自传性作品《剥洋葱》《盒式相机》《格林的词语》则运用了许多虚构文学的表现手法，向世人展现了作家藏在“一页又一页纸之间”（格拉斯语）和“一本又一本书之间”（格拉斯语）的生活经历。这三本书里既有作者本人的经历，也穿插着一些虚构的成分，作家笔下的人物时不时也粉墨登场，既有虚构的世界，又有现实生活，虚虚实实，彼此交叉，相互渗透，读者如果不了解格拉斯的文学作品，恐怕很难真正读懂，甚至压根儿就不知所云。

《剥洋葱》（Beim Häuten der Zwiebel，2006）记录了格拉斯从十二岁到三十二岁的生活经历，全书共有十一章，从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写起，一直写到他在巴黎的简陋条件下完成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铁皮鼓》，记录了一个年轻人的成长经历。格拉斯之所以只选取了这一段生活来写回忆录，他本人在该书出版之前声称：十二岁和战争的爆发，对他意味着童年的结束，此前的童年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而他在《铁皮鼓》之后的经历，已经为人们熟知，无须写入回忆录。格拉斯为他的回忆录取名为《剥洋葱》，他说：《剥洋葱》这个书名是一个比喻，因为在回忆和写作的过程中，总是会在一层皮的下面又出现一层新皮，不由得产生一种新的阅读方式。“回忆像孩子一样，也爱玩捉迷藏的游戏。它会躲藏起来。它爱献媚奉承，爱梳妆打扮，而且常常并非迫不得已。它与记忆相悖，与举止迂腐、老爱争个是非曲直的记忆相悖。你若是缠着它，向它提问，回忆就像一颗要剥皮的洋葱。洋葱剥了皮你才能发现，那里面字母挨字母都写着些什么：很少有明白无误的时候，经常是镜像里的反字，或者就是其他形式的谜团。”（引自《剥洋葱》）他把记忆比作洋葱，把回忆往事比喻为“剥洋葱”，每一层洋葱皮的下面都隐藏着许多经历乃至秘密。他在书里首次披露自己年轻时参加武装党卫军（Waffen-SS）这段经历，而迄今为止，他一直只声称自己在“二战”后期当过防空炮兵。为了袒露这个埋藏心底六十年的秘密，年近八十的老作家选择了他自己历来表示怀疑其真实性的回忆录这种形式。“这事令我心情沉重。我这么多年来的沉默是我写作本书的原因之一。这事必须讲出来，终于讲出来了。”（格拉斯语）剥过洋葱的人都知道，在剥去一层层洋葱皮的这个过程中，刺激的气味会让人流泪。可以想象，剥洋葱对作者也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格拉斯在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是流着眼泪来回忆自己的心路历程的。

《剥洋葱》正式出版之前，格拉斯通过接受《法兰克福汇报》记者采访，曝出自己曾经参加过武装党卫军的秘密。党卫军这个军事组织在“二战”以后被定为一个纳粹犯罪组织。这一消息通过德国这家影响最大的日报迅速传遍德国，仿佛是在德国社会投下了一个重磅炸弹。公众舆论哗然，各大媒体更是竞相追踪报道，文学界、学术界、政界，乃至普通老百姓都纷纷加入争论。有媒体说，格拉斯把德国社会一分为二，由此开始了一场民族的大反思。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格拉斯素以点评时政闻名，对与纳粹德国相关的问题，历来观点明确，竭力批判，在德国被称为“民族的良心”。此事披露后，各界名人、媒体对格拉斯批判的声音不绝于耳，大家的批判主要针对的并不是他有过参加武装党卫军的这段历史，而是针对有过这段“褐色历史”的他，竟然秘藏六十余年而不泄露，而且凡事做得像正人君子，自己总是很清白。批评的声音更多地集中在格拉斯的“欺瞒行为”，以及“欺瞒者”多年来对德国社会重要话题的高调的道德批判。面对众多的责问，格拉斯建议大家先去看看这本书，并且在极少的场合公开做了解释。他在接受德国著名记者乌里希·维克特采访时说，关于自愿报名从军，他当年是报名参加国防军，结果后来却被分配到党卫军。从军的主要原因是：“我一开始主要是为了出去，离开困境，离开家庭。我要结束它，因此我自愿报名了。这也是一桩奇怪的事。我报了名，大概是十五岁，事后就把这事忘了。我的同年出生的人有许多都是这样的。我们参加了青年义务劳动军，一年之后，征兵令突然摆在了我的桌上。后来我大概是到了德累斯顿之后才发现那是武装党卫军。”关于秘而不宣的原因，他说：“这事一直埋藏在我心底。我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原因。它一直缠绕着我，始终出现在我的面前。我以前觉得，我作为作家和这个国家的公民所做的一切，与我年轻时带有纳粹时代印记的行为，完全是针锋相对的，这就足够了。我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有罪。我是被征入党卫军特种作战部队的，没参与过任何犯罪行动，但我一直觉得有朝一日必须在一种更大的相互关联中对此予以说明。直到现在，我克服了内心的阻力，终于拿起笔来撰写自传并将我的青年时代作为主题时，这一机会才得以出现。这本书记述了我十二岁到三十二岁这段时间的生活。正是在这样一种更大的相互关联中，我可以敞开谈论这些。”

《剥洋葱》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文学色彩很浓的作品，它不同于一般的回忆录，不是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回忆往事，在每一个章节里都将历史和现实生活拉近，将两个叙述层面交织在一起，格拉斯以一种“双螺旋”的叙述方式，一会儿以第一人称叙述，一会儿又改用第三人称，试图向读者说明这段藏有秘密的青年时代是如何深深地影响了自己的写作及作家生涯的。书中没有对事件和人物的详细记录，甚至很少提及具体的人名。每一章都谈及一个主题，在叙述一件或几件经历的同时，加入了许多小事和细节。在阅读的过程中，人们不难体会到这位老人对隐瞒参加武装党卫军这段经历的悔恨和羞耻。格拉斯的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与纳粹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战后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对于纳粹思潮，作家不仅深恶痛绝，而且竭力通过笔下的人物形象努力揭示其之所以曾经在德国能够蛊惑人心、盛行一时的深刻原因。书中现实生活和真实人物与作家笔下的奥斯卡、马尔克、图拉交织在一起。夸张一点地说，《剥洋葱》这本书可以被视为开启文学巨人格拉斯全部文学创作的一把钥匙，同时也让读者思考一个问题：如果没有早年在纳粹思潮蛊惑下自愿从军，而后秘藏“褐色”历史这段经历，是否会产生现在的格拉斯和“但泽三部曲”？

与《剥洋葱》书里引起巨大反响的政治内容相比，《盒式相机》（Die Box，2008）叙述的是家庭私事、日常琐事，有很多作者本人和家人的生活细节，可以看作一本用文字组成的格拉斯的“家庭相册”。格拉斯的家庭是一个“拼凑起来的家庭”。他结过两次婚。1954年与瑞士舞蹈家安娜·施瓦兹结婚后，育有三男一女，1956年至1959年住在巴黎，然后迁到柏林，后来安娜有了新欢，格拉斯搬了出去。1978年，格拉斯与安娜离婚，1979年与来自前东德的管风琴师乌特·格努奈特结婚，认领了乌特的两个儿子，并和他们一起生活。在与安娜分居期间，格拉斯还先后与两个女人同居，她们分别与格拉斯生了一个女儿。

“曾经有一位父亲，因为上了年纪，他把几个儿女叫到一起——四个，五个，六个，总共有八个——在较长时间的犹豫之后，他们总算满足了父亲的愿望。”作者以这段颇具童话色彩的文字开场，“导演”了一场让子女们自说自话来回忆早年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眼中的父亲。全书分为九章，每个章节均由父亲开场，依次引出几个与不同时期相关的子女相聚，一起回忆他们的父亲。每个章节的开篇和结尾，都是父亲对这次聚会的介绍和感言。八个孩子，由四个与格拉斯关系密切的女人所生，如今已经长大成人，但是在父亲的要求下，他们聚在一起，回到从前，“慢慢开始梳理他们童年时代乱七八糟的生活”（引自《盒式相机》），从各自的视角，根据各自的记忆，回顾各自在这个家庭里的生活经历，描述各自眼中的父亲。就这样，格拉斯通过子女们的东拉西扯，展现了自己从六十年代初一直到九十年代末的生活轨迹。

孩子们的回忆，涉及战后柏林的艰苦生活、柏林墙的建立、父亲为竞选奔走、遭受右翼分子的袭击、反对越南战争等政治事件；但是，借孩子们之口说出来的，更多的则是作者“乱七八糟的生活”：便宜买下福里德瑙的那栋砖房，乘坐豪华客轮赴美途中遇险差点沉入大海，父母之间的冷战，婚外轰轰烈烈的短暂激情，喜欢烹饪，尤其擅长做鱼，等等，这些都是作者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据作者本人亲口证实：关于“甘菊”用一本瑞典假护照在一个意大利牙科大夫的协助下逃过东西柏林边界的故事，确实是发生在他的第二任妻子乌特·格努奈特身上的真人真事；中国之行时，他为德国驻华大使夹带香肠闯过海关，也确有其事；而书中写到的那场村足球队与造船厂足球队的比赛，则毫无疑问是“虚构的”，纯粹是为了表现作者长期以来对足球的迷恋。

全书几乎都是对话，而且没有注明说话者是谁，但是作者通过许多修辞形式，竭力赋予每个人所特有的语言特色，让每一段对话都能够带上说话者的个人色彩，因此这些对话虽然没有注明说话者是谁，但是读者基本上都能够明白是出自何人之口。作者在书里变更了所有人的名字，但是他们各自的经历、职业、性格特征与真实生活中的人基本相符。但是作者不同意读者对书里的人物对号入座，更反对在介绍本书时采用他的家人照片。儿女们虽然竭力拒绝成为父亲的故事的参与者，但是他们别无选择，最终不得不接受成为父亲的生活的一部分，正如父亲所言：“你们的故事也就是我的故事，无论是欢乐的，还是悲伤的。乱七八糟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引自《盒式相机》），穿插在这些“在许多记忆空缺之间东翻西寻”（引自《盒式相机》）的往事中间的，是作者在《铁皮鼓》一举成名之后，“在一页又一页纸之间”“在一本又一本书之间”的写作生活，他站在那张站着写作的斜面桌前，不停地写啊写啊，或者说，在他的奥利维蒂打字机上敲啊敲啊，完成了《猫与鼠》（1961）、《狗年月》（1963）、《比目鱼》（1977）、《母鼠》（1986）、《相聚在特尔格特》（1993）、《辽阔的原野》（1995）等书的写作。

盒式相机以独特的方式记录了这一切。它经历战火而幸存，“可以看见不存在的或者现在还没有出现的东西”（引自《盒式相机》），而且能够预知未来，未卜先知。它的主人——小玛丽或者老玛丽，确有其人，即作者在书前题献纪念的玛丽亚·拉马，她是格拉斯一家数十年的朋友，为格拉斯及其家人拍摄了数千张照片。在格拉斯的笔下，她摆出各种姿势，用盒式相机“咔嚓”所有对格拉斯来说重要的东西，然后在暗房里施展魔法，“以奇迹的方式”，弄出各种各样奇异的照片。无所不见的老式盒式相机和这个近似魔女的“咔嚓一下小玛丽”，无疑为本书增添了一些魔幻色彩，盒式相机似乎就是德国经典中篇小说里不可或缺、画龙点睛的那只“鹰”。

格拉斯曾经在接受瑞士文化杂志DU采访时说：“《剥洋葱》和《盒式相机》里没有出现的关于我的自传的那一部分，即我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可能会在一个关于格林兄弟的故事里找到位置。”2010年9月格拉斯出版的第三本自传色彩的书，果然就名为《格林的词语》（Grimms Wörter），副标题是《爱的表白》（eine Liebeserklärung）。

格林兄弟，即雅各布·格林和威廉·格林，他们收集整理出版的《献给孩子和家庭的童话》被翻译成无数种语言，成为广为流传的《格林童话》。格林兄弟曾经在哥廷根大学担任教授，他们与另外五位教授一起抗议汉诺威国王破坏宪法，被称为“哥廷根七君子”（Die Göttinger Sieben），格林兄弟晚年致力于编纂《德语词典》（Deutsches Wörterbuch），这是一本影响巨大的德语词典，其对德语的意义就如同《牛津英语词典》对英语的意义，该词典就单词的起源和各时期的不同用法等作了详尽说明。该词典最早由格林兄弟于1838年开始编纂，但直到格林兄弟去世，只完成了字母“A”到字母“F”的部分章节。直至1961年，这本《德语词典》的编纂工作才最终完成。整本词典共有32卷，收录约350000条词条。

在《格林的词语》中，格拉斯对格林兄弟的生平并未过多着墨，而是选取了“哥廷根七君子”抗议汉诺威国王破坏宪法，遭到撤销教职和驱除的惩罚，格林兄弟由此开始了漫长的编纂《德语词典》的工作。他重笔描述的是编纂工作的艰巨，格林兄弟对编纂工作的执着，他们的家庭、朋友、崇拜者，还有与不时催问编纂进度的出版人的关系。在叙述格林兄弟的同时，格拉斯随时都能够信手拈来自己生活中的相似片段，他所参与的一些重大政治活动和他的政治主张，也不时出现在字里行间：青少年时期受到的纳粹思潮的毒化，战后向民主思想的转变，对战后初期阿登纳时期政策的批评，长期支持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活动，为受迫害的东德作家奔走呼喊，对两德统一方式所持的不同意见，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战争，等等。格拉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格林兄弟的时代与自己的生活经历之间频繁穿梭，超越时空，以德语文字作为桥梁（Wortbrücken），把他自己与十九世纪的格林兄弟联系在了一起。他近距离地观察格林兄弟工作，与格林兄弟交谈，他尾随在柏林动物公园散步的格林兄弟，坐在动物公园卢梭岛的长椅上，一边倾听他们的谈话，一边构思着《辽阔的原野》里的人物冯提。当雅各布·格林在柏林科学院发表演讲的时候，格拉斯俨然作为听众坐在台下，听众席里甚至还有黑格尔、费希特、赫尔德这些不同时期的德国历史伟人。1848年德意志革命期间，雅各布参加了在法兰克福的保罗教堂举行的国民议会，在格拉斯的笔下，自然而然就转到了他自己在这里为德国书业和平奖获得者——土耳其作家亚沙尔·凯末尔（Yasar Kemal）颁奖致辞。但是事实上，两个事件之间相隔了大约一百五十年。

《格林的词语》的封面和插图，都是格拉斯亲自设计绘制的，仔细察看，可以看出这些绘图都是用许多以该章节的字母为开头的单词或词组组合而成的图案。《格林的词语》共有九章：A，B，C，D，E，F，K，U，Z。每个章节的章节名均选用一个以这个字母开头的单词或词组，每一章里大量地使用以这个字母开头的词汇，每一章都以该字母为核心，频繁地玩弄只有懂得德语的人才能明白的和懂得德语的人也未必能明白的文字游戏，每一章提到的人物也大多是以这个字母为姓氏起始字母的人。正因为如此，要把该书翻译成外文，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座桥梁是以德语文字作为材料建造的。格拉斯早已在2009年1月的《盒式相机》翻译讨论会结束的时候，就向参加讨论会的译者们透露，他正在创作一部与格林兄弟有关的作品，但是由于他认为该书不可能翻译成外文，所以不计划举办已有三十年历史的翻译讨论会。《格林的词语》正式出版后，几乎所有国家的译者阅读该书之后，都证实了该书的确不可翻译。迄今，只有与德文最接近的荷兰文译者延·吉尔肯斯（Jan Gielkens）最终将该书译成荷兰文出版。

《格林的词语》出版之后，媒体不约而同地将其称为格拉斯的告别之作。在《格林的词语》的最后一章《Z：到达终点》里，1960年12月，也就是历时一百二十余年之久的《德语词典》即将完成之际，格拉斯与格林兄弟相聚在柏林动物公园，他让格林兄弟坐在战争中残留下来的一辆锈迹斑驳、残破不堪的军用吉普车里，然后一起讨论几个以德文最后一个字母Z开始的词语：“时间机器”（Zeitmaschine）、“报时信号”（Zeitzeichen）。然后他们一起划着小船，泛舟诺伊尔湖上，作者兴奋地欢呼：“让我们一起欢庆吧！多么了不起的奇迹！从A到Z，皇皇三十二卷巨作，《格林德语词典》终于问世了。”八十二岁的老作家完成了自传三部曲，用“爱的表白”，倾诉对自己毕生用于写作的德语语言的眷爱，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画上了句号。

《剥洋葱》《盒式相机》《格林的词语》这三部作品各自独立，表现手法各具特色，体现了格拉斯在创作艺术上不断创新的追求。它们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或者回忆录，而是格拉斯以独创的文学形式，把个人的人生历程和文学创作生涯，置于一个历史、文化、政治的大背景之中，通过有选择地回忆和联想一些历史事件，反思和探讨作者本人所关心的问题。它们读起来既像是自传，也像是小说，也许这正是历来排斥写自传的文学巨匠格拉斯力图创新并追求的一种文学体裁——自传体小说或小说式的自传。

蔡鸿君

2011年1月 初稿

2024年9月 修订于德国小镇尼德多费尔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