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宣之治：汉家制度与西汉中兴

读史可以明智。

明晓古往今来的兴衰成败、得失存亡，可以更为深刻地理解世道人心，从更长远的视角来审视一个人、一件事、一段经历对于社会发展的意义，观察历史进程中的诸多细节。对个人而言，可以清晰地认知自己的人生长河如何汇入人类的汪洋大海，或成为泾渭分明的清与浊，或作为望洋兴叹的大与小，或成为潮起潮落的高与下。

记载历史的方式有很多，史家的记载、学者的考证、说书的演绎、演戏的杜撰，都可以成为精彩绝伦的书写，让不同的读者如痴如醉。对于一般读者来说，阅读《史记》《汉书》这类史书，除文言文的障碍之外，还有诸多名物制度的困难，更有历史语境的差异，难以让人置身其中，感同身受地理解那些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荡气回肠的爱恨情仇、无法言传的情绪体验。

这就需要读史者有机会用一般读者熟悉的方式，去解读中国历史中最有益、最有趣、最耐品味的人和事，带着读者回到历史场景之中，讲清楚其中所隐含的生存智慧、生活经验和生命体验，让我们对历史有理解也有认知，有态度更有判断。

理解中国，先要理解中国历史；理解中国历史，先要理解两汉的进程。两汉之前的中国，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大一统。夏、商王朝治下的方国，只是认同中央王朝的存在。西周有了形式上一统的王朝，但周天子并不直接管辖诸侯封国的事务。到了东周，诸侯直接放弃了对周天子的朝觐。周天子成为名义上的领袖，诸侯各自为政地发展着不同的文化和学术，催生了诸子，也鼓励了争鸣。秦，虽然确立了郡县制，中央政府直接干预地方事务，却因“二世而亡”，没有来得及建构起稳定统一的国家。两汉经过四百年社会整合，形成了大一统的国家治理体系，有了共同的经典传承，有了相同的礼乐教化，有了相似的生活习俗，有了深刻的秩序认同，也有了深厚的社会共识。汉，不仅成为一个朝代的名称，也成为一种文化形态、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

正因为如此，魏晋南北朝的杀戮与征服，却无法阻隔人心思汉的期待。近四百年的分裂与割据，仍无法阻挡百姓对天下一统的向往。这是因为两汉之后的中国形成了中华民族最为深厚的社会共识，有了道德共识、伦理认知、秩序向往和价值认同，中华文明形成了共同的信念和理想。

理解汉朝，可以从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或目录学入手，作为研究的法门；也可以从一个个人物的经历着眼，以增加阅读的兴趣，成为历史爱好者的路径。历史上那些生动鲜活的人物，更容易让我们理解个人的历史作用、人生选择和最终结局，明白真实的历史在很多时候要比戏剧和电影的情节更精彩。

我对汉朝的理解，小学时期来自连环画，中学时期来自《前汉演义》和《后汉演义》，大学时期才开始读《史记》、《汉书》和《后汉书》。后来，出于研究需要，我又读了不少历史材料，对汉朝故事有了更多的理解，对其中的诸多细节也有日渐深入的思考。其中，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立汉的高祖刘邦，也不是强汉的武帝刘彻，而是实现了西汉中兴并阐释了汉家制度的汉宣帝刘询。

一、汉武帝的窘境

秦统一天下的壮举，很快变成了其治理天下的负担。以耕战起家的秦国，通过二十等爵制将全国百姓武装起来，平时耕作，战时作战。在秦攻伐东方六国的过程中，秦国上下变成了战争机器。百姓外出征战可以用斩获敌军首级来积累军功、获得爵位，将领可以以攻城略地来获得封赏，他们同仇敌忾、休戚与共，得以迅速灭掉东方六国。那么，战争之后呢？如果不能及时转型，秦国所打造的这台轰轰隆隆的战争机器，就会把国家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东方诸侯对郡县制的抵触，又在四处引爆着风起云涌的怒火，要求秦不得不调整国家治理策略。

史料没有记载秦统一六国之后马放南山、解甲归田，表明秦始皇没有意识到要迅速将战时机制转化为和平机制，寻求到长治久安之法。秦始皇以防备匈奴南下为由，将大量军队分布于北境，驱使百姓修筑长城；又以修建阿房宫、骊山陵墓为由，征发徭役，大量耗费兵力、民力与国力。统一全国不到十四年，东方六国的贵族、平民都不约而同地认为“天下苦秦久矣！”[1]，并以此作为反秦的共同理由。因此，陈胜、吴广振臂一呼，东方六国贵族与平民便应声附和，不到三年时间看似无比强大的秦帝国就大厦倾覆。

当刘邦进入秦都咸阳时，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他委派官吏通告县、乡、邑时，居然“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飨军士。……唯恐沛公不为秦王”。[2]可见，秦统一天下十四年后，连秦地百姓也忍受不了其严苛之治。刘邦一个简单的“蠲削烦苛”的宣告就使得秦地“秦民大喜”[3]，足以证明秦朝十四年的统治是何等的残酷，足以让秦都的百姓人心思变。

秦对中国历史的贡献，在于其建立了一个行政统一的国家；秦的失败，在于其没有找到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治理策略。刘邦立汉之后，不得不继续秦未能完成的“历史答卷”，要为统一的国家寻找到一劳永逸的治理模式。为了推翻秦朝，刘邦支持六国复国的要求，支持项羽以“义帝”的名义分封了十八个诸侯王。为了获得将领们的支持，在楚汉战争中，刘邦又先后分封了七个异姓王，协助其夺取了天下。这些封国、封王的做法，尽管刘邦只是为了一时权变，却无形之中恢复了秦以前的诸侯分封制，体现了刘邦作为关东豪杰的传统认知：只有分封诸王于各地，才能有效拱卫政权。

汉立国后，刘邦在吕后的协助下“翦除了异姓王”，并与大臣进行“白马盟誓”：“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4]随后，建立了十个诸侯王国，分封刘氏以控制天下。这些王国可以自行安排官员、征收赋税、拥有军队，行政、经济、军事权力相对独立，相当于一个个地方政权，而中央政府所直辖的则只有十五个郡。吕后时期，诸侯王国增至十四个，汉文帝时期又增至十七个，汉景帝后期增至二十二个。这些诸侯王国的不断增加，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实力。在汉文帝时期，朝廷的有识之士就意识到：随着这些诸侯王国的势力不断增强，中央政府的实力不断衰弱，只有采用削藩之策才能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当汉景帝在晁错等人的支持下开始削藩时，吴、楚、赵、胶西、胶东、淄川、济南七国便发动武装叛乱。汉初同室操戈的结果，表明刘邦实行诸侯封国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传统美意，并没有意识到靠血缘关系凝成的利益共同体，最终敌不过利益争夺中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

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乘机剥夺了诸侯王的诸多特权，使之再也没有实力与中央对抗。汉武帝即位后，推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政策，[5]以“推恩令”的名义鼓励诸侯王将王国土地分封给子孙，因为分封越多，诸侯王的土地就会越分散，势力就会越弱，这就使得诸侯王们成为一盘散沙，彻底失去抗衡中央的可能。然后，汉武帝将诸侯王国的地位降到郡一级，由中央委派官吏前去治理，实现了行政上的统一。

汉武帝即位之初，最为焦虑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如何解释汉王朝的合法性？二是如何树立中央权威？三是如何应对匈奴南侵？这三个都是要命的问题：汉王室的合法性说不清，就疏解不了士大夫的质疑；中央权威树立不起来，就抑制不了诸侯的觊觎；匈奴一旦攻入长安，汉朝不仅永无宁日，而且还会万劫不复。

汉武帝采用了让士大夫说服士大夫的策略。元光元年（前134），汉武帝下诏策问贤良文学，寻求士大夫能够解释清楚：“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6]汉武帝表明了自己“欲闻大道之要，至论之极”的谦虚态度，鼓励士大夫来论证皇帝统一天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董仲舒通过《天人三策》论证了“君权天授”的学理：天命在汉，汉家天子即是权力的核心，所有诸侯王和大臣的合法性来自皇帝任命，分享着皇帝的天命，自然也要受皇帝的管辖。上天通过祥瑞、灾异来指导君王行政，从而保证天人合一，由此阐明了刘家天下的合法性。

在此基础上，董仲舒提出了强化中央权威的方法，那就是国家行政系统先要统一思想，对百姓实行礼乐教化，将儒家经学中的“尊王”“攘夷”作为解决汉王室合法性的学理。“尊王”提升了皇帝的地位，“攘夷”合乎对付匈奴的现实需求。儒学契合了汉王室的理论需求，也有助于提升实现国家大一统的思想认同。

于是，汉武帝决定在博士体系中“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学说统一思想。董仲舒主张建立太学，立博士培养弟子，推行礼乐教化，以此实现天下大治。元朔五年（前124），在公孙弘、孔臧的建议下，汉朝正式立太学，为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学究一经，每年考核一次，考中者补为郎、文学掌故等职务，以作为博士弟子的入仕途径。至汉昭帝时，置百人，扩大了博士弟子入仕的甲乙科考规模。太学通过传授经学、科考选拔，为西汉培养了一批基层官吏。这些官吏精通儒家经典，能够以儒家学说来缘饰政事，提供政策建议，使得儒家经学成为西汉政论的依据，博士弟子、郡国文学也成为西汉官员的主要来源。

为强化中央的权威，汉武帝向诸侯王国派遣官吏，直接管理王国事宜。先颁布《左官律》，规定王国官为左官，低于一般官员；又颁行《附益法》，限制士人与诸王交游，削弱诸侯王的文化势力。与此同时，利用法律手段对诸侯王削爵、夺地和除国。例如，借口诸侯国所献助祭“酎金”的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便削爵、夺地。从此之后，诸侯王唯得衣食租税，不能参与政事，与一般豪强富户无异。即便如此，汉武帝还要削弱诸侯王的声望，使之无法与中央抗衡。例如，河间献王好儒学，整理经典、雅乐，朝见汉武帝时言谈举止得体恰当。汉武帝问五策，献王辄对无穷。汉武帝顿时大怒，对献王说：“汤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7]言外之意是，你的道德文章如此之好，是不是要学习商汤、周文王，以诸侯之德而有天下？河间献王明白其意，回封国后便纵酒听乐、不务正业，以让汉武帝放心。由此可见，汉武帝时期的文治，主要是为了树立中央权威，将天下财税、学术、名望收归到中央，让儒生制礼作乐、文士献纳辞赋，以彰显中央的文化实力。

为应对匈奴的南侵，汉高祖、吕后、汉文帝时期，采用了息事宁人的策略，向匈奴示弱、与其和亲、馈赠物资，以换取边境和平。汉景帝时期，国力恢复，便充实边防，但仍采用守势。汉武帝即位后，开始主动反击：先遣四将军各万骑出边关攻击，又两次以卫青为大将军率六将军十余万人，出朔方、高阙出击匈奴；命霍去病率万骑出陇西，过焉支山千余里闪击匈奴，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使得匈奴暂时不敢南侵，维持了彼此之间的战略平衡。

汉武帝时期对匈奴持续作战是举全国之力而为之，特别是骑兵千里奔袭作战，需要后方的强力支援。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积累起来的国力和民心，在对匈奴的反击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汉武帝在匈奴北遁之后，继续劳师远征，不仅导致了李广利的失败，而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使得财政日渐吃紧。之前，为筹措经费，汉武帝采用盐铁专卖政策，与民争利；至于晚年，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之策，更使得民生凋零、国力疲敝。汉武帝晚年在《轮台诏》中言：“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8]这时，汉武帝不得已提出重视农业生产、降低赋税，试图回到富民、守文的政策上来。

汉武帝积极开拓的文治武功，强化了汉朝的国家一统、行政一统和文化一统，使得汉朝彻底实现了郡县制，形成了稳定的帝制治理结构并为后世所延续。但是，汉武帝在国家建构和秩序建制的过程中，也留下三个棘手的问题有待解决。

一是极度强化中央权威，导致汉朝元气大伤。由于汉武帝对中央权威的极度强化，使得他处心积虑地维持皇帝专权，对任何风吹草动都充满着疑虑，尤其是在晚期更是变本加厉到捕风捉影的程度。汉武帝相信方士，企图长生不老永享皇权，但方士的药和术没能让他更健壮，反而让他衰弱得更快。然而，汉武帝却认为是有人在背后诅咒他，这一疑心让他对周围所有的人产生了极度怀疑。最终，汉武帝怀疑到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头上，酿成了“巫蛊之祸”，牵连了几百位大臣，株连了数万长安百姓。这次旷日持久的审讯和杀戮，几乎断送了汉武帝后期培养出来的大半政治精英，极大损伤了汉朝的元气。于是，汉武帝在万般无奈之下只能立年少的刘弗陵为太子并让霍光来辅政，是为汉昭帝。霍光便将外孙女嫁于汉昭帝，以外戚身份直接干预皇权，成为昭宣之际朝政的实际掌控者。

二是皇权与相权的行政冲突，导致汉朝政治动荡。汉武帝之前的行政，是由皇帝与丞相为代表的行政系统协商一致，然后付诸执行。在汉武帝之前，丞相多由功臣、贵族出任，君臣各司其职，尚有制衡。汉武帝则选拔侍中、郎官组成内朝，直接干预外朝事务。自公孙弘任相之后，直接将朝政的决策权交于汉武帝，从此之后诸多决策不是出于丞相府，而是出于内朝。内朝围绕汉武帝的独裁形成了决策体系，丞相、御史大夫便只能负责执行。因此，汉武帝临终任命辅政的大司马霍光，通过控制汉昭帝就可以把持朝廷决策之权，可以随意处置大臣甚至废黜皇帝，这就使得皇权旁落并造成了昭宣之际的决策困境。皇权与相权如何协调，君臣如何相处，是历代王朝必须面对的行政难题。在汉昭帝时期，汉武帝抑制相权的做法得到延续，多任守成者为相，权力集中于霍光手中，造成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动荡。刘询所任用韦贤、魏相、丙吉、黄霸、于定国等人皆为良吏，形成了君臣相得的局面，实现了西汉的中兴；同时其又能循名责实，选贤任能，暂时缓解了相权与皇权的冲突。

三是富国与富民如何平衡，成为汉朝国力兴衰的关键。在国家治理中，富国与富民的平衡如何实现，是汉武帝后期不得不面对的经济问题。汉武帝时期的穷兵黩武，使得国库入不敷出，民生凋敝。汉昭帝时的盐铁辩论是对此前富国、富民孰先孰后的大讨论，显然经过桓宽整理出来的《盐铁论》是支持富民优先的政策导向。尽管这一讨论没有直接废除盐铁专卖，却是秦以来第一次对富国优先政策的反思，也是对汉武帝时期经济政策的检讨。汉宣帝即位后，持续免税减赋，缓解了汉武帝时期的政策积弊，促进了农业生产和民间经济活力的恢复，使得国力迅速恢复。

这样来看，汉武帝在把汉帝国推向鼎盛的同时，也为汉王朝埋下了随时可以引爆的隐患，如外戚专权、民生凋敝、皇权虚弱等。这些问题尽管不是汉朝所独有，而是古代中国所有王朝必须面临的难题，却集中出现在汉武帝身后，成为继其位的汉昭帝必须面对的历史窘境，仍表明汉家制度在此时尚未彻底形成。因此，汉昭帝时期只有以改弦更张来寻求政策突围。

二、汉昭帝时的突围

历史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偶然性，必然性决定了历史的基本进程，偶然性决定了历史进程的复杂、多样和多元。例如，灾害、瘟疫的发生，就是影响历史进程的外部因素；某个皇帝的性格、喜好甚至婚变，也会影响到朝代的兴衰成败。汉昭帝得以即位，得益于其母钩弋夫人与汉武帝的种种奇缘。

当年，汉武帝巡狩经过河间，有望气者言当地有奇女。汉武帝立刻派人召见，该奇女自幼两手皆拳，但他用手一拨，女子双手居然立刻伸展开来。汉武帝认为这是天赐良缘，遂称女子为拳夫人，极尽宠爱。拳夫人入宫晋封为婕妤后，居钩弋宫，又称钩弋夫人。钩弋夫人怀孕十四月生下刘弗陵，又让汉武帝感到惊奇，言“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9]，并以“尧母门”命名钩弋宫门。钩弋夫人之奇和刘弗陵出生之奇，让笃信天命的汉武帝对刘弗陵格外喜爱，在其五六岁时便常常用“这孩子像我”来评价之，宠爱之情溢于言表。

“巫蛊之祸”后，汉武帝废黜了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晚年不得不确立太子时，汉武帝面对子少母壮的刘弗陵和钩弋夫人，心中便存有隐隐的不安：前有吕后乱政，自己即位之初祖母窦太后控制朝政，让自己在五年时间内无法施展抱负。因此，汉武帝担心奇女子钩弋夫人会以皇太后的身份控制朝政，那样汉家天下不得不再次由外戚执政。这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顾不上“天赐良缘”，他要的是江山永固，于是借故赐死了钩弋夫人，以绝后患。这为后世“子贵母死”的传统开了先例。北魏时拓跋珪就曾教育太子拓跋嗣：“昔汉武帝将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后与国政，使外家为乱。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武，为长久之计。”[10]拓跋珪以汉武帝为榜样，也杀死了太子之母刘氏，以防太后干政。

汉昭帝即位时只有八岁，朝政不可避免地落到了汉武帝遗命的四个辅佐大臣手中：录尚书事的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丞相田千秋。一年后，金日䃅去世，田千秋年迈身弱，霍光和上官桀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权力冲突。

始元四年（前83），上官桀通过汉昭帝姐姐鄠邑长公主做主，将六岁的孙女嫁给了十二岁的汉昭帝为皇后。上官皇后的父亲是上官安，母亲则是霍光的长女，实际上上官皇后是霍光的外孙女。霍光与上官桀因为权力之争，分别告对方谋反，而汉昭帝选择了站在霍光一边。元凤元年（前80），霍光遂诛杀了上官桀及其支持者桑弘羊等人，逼迫参与此事的长公主鄠邑、燕王刘旦自杀，以上官皇后外祖父的身份成为朝廷的实际控制者。

汉昭帝将“政事一决大将军光”，在其成年之后也选择了习惯性的不管——“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讫十三年”[11]，任由霍光处理朝政。在此期间，霍光调整了汉武帝后期穷兵黩武的政策，问民疾苦，重视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国力。其中，对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便是通过盐铁辩论调整了行政思路，达成了重要的思想共识。

盐铁会议，是通过贤良、文学与大夫们的辩论，公开讨论传统的国家治理和理想的国家治理模式之间的孰是孰非，实际上是对汉武帝时期的政策进行反思。汉武帝后期，为了解决持续对外作战而形成的财政困境，主要采取了三种做法应对：一是改革币制，由朝廷掌握铸币权；二是以盐铁官营的方式，辅助均输、平准政策，由朝廷直接掌控商业，以增加财政收入；三是借助算缗告缗政策，增加税收，充实国库。这些做法，虽然在短时间内解决了财政问题，增加了财政收入，却因赋税之重使得社会凋敝、民生艰难。汉昭帝即位之初，财政虚耗，户口减半，谏大夫杜延年曾多次对霍光说：“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俭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12]始元六年（前81）二月，昭帝下诏召开盐铁会议，讨论罢盐铁榷酤之事，开始了系统的政策反思。

汉武帝时期，传统的富国优先的政策已经成为行之有效的行政传统，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代表的官员系统，坚定地维护既有的财政政策。桑弘羊十三岁被汉武帝任为侍中，后任大农丞、治粟都尉兼领大农令、大司农、御史大夫等职，掌管汉武帝时期的财政，建树颇多，资历在霍光之上。司马迁曾赞美桑弘羊推行盐铁官营、统一铸钱、均输、平准的贡献，一度实现了“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13]但是，桑弘羊也意识到其所实行的政策日久，导致了民间的积贫：“海内之士力耕不足粮馕，女子纺绩不足衣服。”[14]因此，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颁行《轮台诏》表达了重农之意，却并未对财税体系进行大的调整，仍任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在汉武帝后期，桑弘羊担任大司农之职，掌管全国财政税收。大司农下设中丞、太仓、均输、平准、都内、籍田、斡官、铁市等属官，直接管辖朝廷及郡国农业、税赋、仓库、水利等事务，控制着国家经济命脉。桑弘羊自觉“为国家兴榷筦之利”，常自夸其功。这就成为霍光实现政事一决于身的障碍。

从政见上来说，桑弘羊坚持既往的经济政策，霍光则倾向于省静国力。霍光要么削弱桑弘羊的势力，才能调整政策；要么调整政策，来削弱桑弘羊的势力。始元六年（前81），霍光让故吏杨敞出任大司农一职，从人事安排上对桑弘羊进行制约。

盐铁会议名义上是由丞相田千秋主持的，但田千秋谨慎忠厚，虽居相位，常推让政事于霍光。田千秋对霍光最常用的表态便是“唯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15]，以“终不肯有所言”的态度应对霍光的决策。一次，田千秋召集部门官员开会，霍光则“以千秋擅召中二千石以下，外内异言”[16]，将廷尉、少府下狱，以此警告田千秋。由此可见，没有霍光的支持，田千秋是不会擅自召开盐铁会议的。从二十年后桓宽整理的《盐铁论》来看，双方只有激烈的辩论，却没有最终的决议，表明了当时主持会议的田千秋只是旁听而不做表态。

由此来看，诏举贤良文学、讨论盐铁的动议得到霍光允许，甚至可以说是霍光一手策划的。田千秋主持盐铁会议，以问贤良文学、民间疾苦来讨论经济政策，便是将矛头对准了一直以盐铁专营自负的桑弘羊。霍光虽然不学无术，但他知道贤良文学和普通百姓，“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17]。桑弘羊则必然坚持专卖政策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18]，反对调整既有政策。

从《盐铁论》的记录来看，御史、大夫与贤良文学所争问题有四：一是经济上富国还是富民。御史、大夫们主张盐铁官营，有助于国家税赋；贤良文学则认为平准、均输、酒榷制度是与民争利，认为安民富国之道在于重农富民，只有除饥寒之患、罢盐铁、退权利、分土地、趋本业、养桑麻才能实现国富民强。二是在外交上主和还是主战。大夫们认为汉初对匈奴和亲与馈赠并未消除边患，汉武帝奋力反击才稳固边防，因此必须充实边备、不断备战，才能维护国家安全；贤良文学主张秉持废力尚德，致力于和平，认为长期持续用兵必然会带来繁重徭役、损耗国力。三是政治上用德还是用刑。大夫们坚持严刑峻法，让百姓令行禁止；贤良文学则主张简法宽刑，实行德教，改善社会风气。四是学术上重儒还是重法。大夫们认为儒学不能安国、尊君、济世，主张延续刑政传统；贤良文学则认为要明德教、谨庠序、崇仁义、立教化，改良世道人心，实现国家长治久安。

盐铁会议不仅触及了汉武帝一朝的执政思路，而且涉及国家治理策略的讨论。特别是对汉武帝晚年功费愈甚、天下虚耗的情况进行了反思，可以视为汉昭帝时期对此前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的系统调整，不仅为汉昭帝时期的政策走向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为汉宣帝时期的执政理念提供了有益参考。

经过盐铁辩论之后，御史大夫桑弘羊与丞相田千秋共同上奏请求罢除“酒酤”，又废除了“酒酤之法”，立刻降低了酒价。同时，采取积极措施反战和促进农业生产，免除农民赋税、徭役，降低盐价，试图与匈奴保持友好关系。班固认为汉昭帝时期“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19]，让国家从疲敝之中恢复了生机。

可以说，盐铁会议的导向是“重农务本”，表明霍光理解并遵循了汉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夙愿，并使其成为汉昭帝、汉宣帝时期一以贯之的政策走向。汉昭帝即位初，就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循行郡国，“举贤良，问民所疾苦、冤、失职者”[20]，关注民间疾苦。此后，朝廷多次遣使者振贷给贫民缺乏种子、粮食者，免除灾害地区的田租，持续宽政于民。汉昭帝将政事全部托付给霍光，这些宽徭薄税、重视农业的政策显然得到了霍光的支持，使得西汉的行政朝着“俭约宽和”的方向发展，遵从了汉武帝“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的遗愿，得以从武帝晚年的困境突围了出来。

三、汉宣帝的清醒

汉昭帝无后，霍光率众臣选择了昌邑王刘贺即位。刘贺无行，即位之初就挑战霍光的权威，做皇帝二十七天后便被废黜。汉武帝子孙零落殆尽，只好选择了流落民间的刘询即位，是为汉宣帝。

刘询是汉武帝曾孙，其祖父是在“巫蛊之祸”中被废而后自杀的戾太子刘据。刘询刚刚出生便被收入郡邸监，幸得大臣丙吉保护而幸免于难。刘询后来被列入宗室供养，以庶人身份居住在长安城南的尚冠里。他常在关中地区游玩，既喜游侠，好斗鸡走马，又读诗书，慈仁爱人，因而深知民间疾苦，也知道吏治得失。在民间时，刘询便深知霍光家族的势力，在即位之初便选择了隐忍，且每次见到霍光都格外谦虚谨慎。在霍光夫人谋害与之患难与共的皇后许平君后，刘询迫不得已迎娶了霍光的小女儿为皇后并对其显示出足够的宠爱，却始终没有与霍皇后生育一儿半女，为的是保全与许皇后所生的太子刘奭。

汉宣帝即位之初，他也效仿汉昭帝让政事一决于大将军霍光，但他在隐忍中却不断蓄势，逐步赢得了朝野的支持。

本始二年（前72）五月，汉宣帝下诏讨论武帝庙乐，称赞汉武帝“功德茂盛，不能尽宣，而庙乐未称”[21]，要求公卿大臣议论此事。除长信少府夏侯胜外，大臣皆纷纷赞颂汉武帝的功劳，奏请尊武帝庙为世宗庙，“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献纳，以明盛德。武帝巡狩所幸郡国凡四十九，皆立庙”[22]。汉宣帝借此确定武帝的地位，宣示自己为汉武帝嫡曾孙的身份，是汉王室正统的继承人。这一做法，不仅赢得了宗室成员的认同，也得到了霍光家族及其追随者的认可，更换取了同情戾太子刘据遭遇的官员们的支持。在为汉武帝立庙乐后，汉宣帝立刻大赦天下，赐给男子一级爵位，女子以百户为单位赏赐牛、酒，允许民间聚会五日，既宣示自己即位的合法性，又赢得了百姓的拥护。

为了赢得百姓的拥护，汉宣帝充分利用行政惯例，尽可能大赦天下，每逢祥瑞、灾异即下诏减租、免税。汉宣帝在即位之初，曾以“凤凰来集”的祥瑞下诏：“赦天下。赐吏二千石、诸侯相、下至中都官、宦吏、六百石爵，各有差，自左更至五大夫。赐天下人爵各一级，孝者二级，女子百户牛、酒。租税勿收。”[23]宣布对全国官吏、百姓加爵、赏赐，减免税收。立许皇后时，“赐诸侯王以下金钱，至吏民鳏寡孤独各有差”[24]；立霍皇后时，也“赐丞相以下至郎吏从官金钱帛各有差。赦天下”[25]。此后，郡国一旦有灾，汉宣帝立即下诏免除租赋。本始四年（前70）正月，汉宣帝以农业歉收为由，要求有司“振贷困乏”，救济百姓；四月，又以郡国地震，免除受灾者租赋，再次大赦天下。这些让利于民的临时措施，与汉昭帝“薄徭轻赋”的政策一脉相承，极大地减轻了百姓负担，不仅霍光无法反对，而且赢得了朝野赞许，让汉宣帝有了广泛的民意支持。

汉宣帝在“与民休息”的基础上，持续减免租税，多次将公田借给流民耕种，由官府提供种子，免除租税徭役，轻徭薄赋，恢复农业生产。为应对灾害，他建立常平仓，储备粮食。元康年间（前65—前61），朝廷粮食库存有余，百姓殷实，谷价低至一石五钱，彻底从汉武帝晚年“海内空耗”中走了出来，实现了有汉以来最为富足的繁荣昌盛。

霍光去世后，汉宣帝亲政。汉宣帝充分表彰了霍光对汉王朝的卓越贡献，随即持续削弱霍家的权力，并最终平定了霍家的叛乱。与此同时，他开始完善制度，对公卿、郡守提出了明确的职责要求，要求官吏随时奏事，不得隐瞒下情。他建立了“五日一听事”的考核体制，对户口、垦田、钱谷、收支、盗贼、断狱等进行考核，依据考核结果对官员或升迁或罢黜，建构了完善的行政运行体制。班固认为这一体制“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26]，而这一运行顺畅的行政机制促成了励精图治的良好政风。

汉宣帝认为太守是国家治理的关键。百姓能够安心农耕无忧无虑，全赖于郡县的行政公平、律令得当，而太守是决定郡国治乱的关键。每次选任太守时，汉宣帝都要亲见问询，“观其所繇，退而考察所行以质其言，有名实不相应，必知其所以然”[27]，对太守的名实进行考察，保证其德行、能力足以胜任工作。他对那些重农安民、推行教化的太守，常常以诏书勉励，擢升其爵，赏赐金帛，按照朝廷公议擢升为公卿。班固不禁称赞道：“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28]班固列了西汉最著名的循吏六人，其中五人出自汉宣帝时期，可见汉宣帝选贤任能的眼光和改良政风的实效。

与此同时，汉宣帝遵守综核名实、赏罚分明的原则，对不称职的官员进行黜治，特别是严肃处理那些滥用刑罚的官员。例如，赵广汉、韩延寿、严延年、张敞等人，具有较强的行政能力，却存在德行瑕疵，或滥用刑罚，或德行有亏，因而受到严厉惩罚。韩延寿治理东郡三年，有令必行，有禁必止，刑狱减少，成为地方治理的典范。但是，韩延寿在都试时车服、侍卫奢僭逾制，私自取用官府铜物，仿照皇帝专用的尚方令铸作刀剑钩镡；未经批准动用官府钱帛，私自装饰自己的车子、服饰，花费三百万以上，有僭越之实。当时，御史大夫萧望之得到举报来核查此事，但接任萧望之担任左冯翊（左内史）太守的韩延寿听闻核查之后，却让属下核查萧望之在任时的账目，逼迫官吏指认萧望之曾给手下发放过一百多万的公款。韩延寿反过来弹劾萧望之，并在宫门外堵截，不让萧望之调查自己。汉宣帝听闻后，让人分头调查，最终发现韩延寿所为属实，萧望之查无实据。于是，公卿纷纷指责韩延寿“前既无状，后复诬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29]，汉宣帝遂将韩延寿以弃市处死。

张敞在担任京兆尹时不拘小节，常深入市井走访，政绩卓著，常得汉宣帝嘉奖。司马迁的外孙、光禄勋杨恽被诛后，株连到好友张敞，但汉宣帝惜其才能，并未将其罢免。张敞让属下贼捕掾絮舜去查此案件，但絮舜对人说张敞不出五日就要被免职，是“五日京兆”，自己还去办什么案？张敞听后立刻将之拘拿，审讯后斩首。结果，絮舜家人载着絮舜尸体向朝廷举报冤狱。汉宣帝听闻后，立刻将张敞削职为民。

汉宣帝选贤任能、综核名实、整顿吏治，实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班固言之为：“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也。”[30]

汉宣帝的文治，体现在他对经学的关注上。汉宣帝即位后，听闻祖父戾太子刘据喜《穀梁传》，便诏问韦贤、夏侯胜、史高，欲推隆此书。经过寻访，得知蔡千秋精通《穀梁传》，便擢升其为谏大夫给事中，选十个郎官跟其学习。蔡千秋去世后，又征江公之孙为博士，让刘向待诏受《穀梁传》，又让周庆、丁姓待诏等人皆学习之。经过十余年的传承，《穀梁传》形成了系统说解。甘露元年（前53），汉宣帝召开会议，由“五经”名儒旁听，《公羊》《穀梁》之学各出五人，设置三十多个议题，辩论彼此之间的异同。《穀梁》学与《公羊》学可以分庭抗礼，使得《穀梁》学从此大盛。

甘露三年（前51），汉宣帝进一步下诏，让诸儒辩论“五经”同异，由萧望之平奏所议内容。汉宣帝在最后亲自参加，裁决经义。这次经学大辩论在石渠阁召开，围绕经义展开了深入讨论，史称石渠阁会议。从《汉书·艺文志》所载来看，这次会议所形成的奏议有一百六十五篇，围绕《尚书》《仪礼》《春秋》《论语》和“五经”的其他问题展开了讨论，是中国经学史上的创举。这次辩论的最大成果，是将汉武帝时所立的五经七博士，扩充到五经十二博士，推动了两汉经学的发展。此前，汉武帝时博士弟子五十人，汉昭帝时增为百名，而汉宣帝在此会后倍增之，进一步扩大了太学规模。博士弟子每年参加甲乙科考，“选用为郎、文学掌故，秩二百石、百石”，是儒生入仕的主要门径。博士及其弟子数量的扩充，意味着每年选用的初级官员数量增加，这些博士及其弟子入仕为官则深刻影响了汉元帝之后的学术格局和政治生态。

汉宣帝的武功，是历代史家津津乐道的盛举。汉宣帝时的国力要比汉武帝时期强大得多，兵强马壮，有了威慑匈奴的综合实力。本始二年（前72），汉朝便动用十六万兵马分五路出击匈奴，是有汉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攻击行动。为了实现对匈奴作战的主动，汉宣帝先后派常惠、郑吉等人出使西域，交好西域诸国，并设置西域都护府统领天山南北，将西域纳入中华版图。与此同时，汉宣帝任用赵充国平定羌乱，采用恩威并施、怀柔为上的策略，平定了西羌之乱，维持了西北地区的稳定。羌人的稳定、西域的内附，形成了对匈奴的战略主动，以逸待劳、敲山震虎地等待匈奴的内乱。

其中，标志性的事件是，甘露三年（前51），匈奴呼韩邪单于南下长安朝见刘询，主动称臣。汉宣帝以德服人，诏令单于不必拜谒，以客礼待之，相互尊重。双方在长平阪相会时，观礼者有周边各国君长、王、侯数万，对汉朝高呼“万岁”。这次会见，标志着有汉以来对匈奴作战取得了根本性胜利，也标志着汉宣帝对匈奴恩威并重的策略取得成功。逢此盛事的刘向，由衷地赞美汉宣帝的功劳：“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欵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亦以遭遇匈奴宾服，四夷和亲也。”[31]

西汉自刘邦立国以来对外患的战争，在汉宣帝时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得益于“重农务本”的经济策略所形成的雄厚国力，得力于综核名实所形成的清明吏治，得助于盐铁辩论之后尚德和平的外交策略，更取决于汉宣帝在位二十五年的励精图治。因此，史家以“昭宣中兴”来定性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和边防稳固。可以说，汉宣帝刘询继承了汉武帝所开创的文治武功，纠正了其急功近利、刻薄寡恩、严刑峻法的不足，将文治与武功结合起来并将汉王朝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鼎盛，也为古代中国的国家治理积累了诸多行之有效的经验。由此形成的汉家制度，不仅是对秦汉国家治理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古代帝制运行模式的开启。

历史进程的一小段，对个人而言是跌宕起伏的一生。即便置身其中的汉宣帝刘询，也曾有过身不由己的困顿，更有过欲哭无泪的酸楚，还有壮志难酬的遗憾。在历史叙事中，既往历史的概括叙述常常会遮蔽一个时代的诸多细节，也会忽略一个人艰辛而独特的人生经历。为了与读者感同身受地理解西汉中兴的进程，这里不妨以汉宣帝刘询为线索，来依次呈现这段历史中有趣的人和事，理解所有的成就都要经过艰辛的付出，所有的成功都需要艰难的坚持，所有的获得都是一个艰苦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