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回好汉

我叫林晚星。

三十五岁，未婚，在大城市的钢铁丛林里呼吸着混杂着尾气和压力的空气。在这个本该“而立”过半的年纪，我却像一颗生锈的螺丝钉，正面临着被生活随时拆卸丢弃的危机。

每当深夜被失眠折磨时，我总会回想起往事。脑子里的画面有爸妈诉说各自的童年往事，那些画面既有懵懵懂懂的快乐，也有沉痛的苦难，而我的原生家庭，就是这两个普普通通的苦命人组成的，我的父母是那种扔进地里就找不着的、地地道道的农民。他们老实、沉默，把一辈子的脊梁都弯给了庄稼。

我母亲排行老三，上面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两个弟弟，她的家乡是云贵地区某个不知名的小山村，外公小时候家里也是地主富农阶级，虽然在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受到了波及，但有头脑的人还是会重新站起来的，外公成家后想办法合伙开了个煤矿，无奈造化弄人，八几年的一天，干了一会儿活休息的大舅鬼迷心窍非要在矿洞里抽烟，火星子引燃了瓦斯气体，导致了一场非常重大的瓦斯爆炸事故，而大舅作为始作俑者，也被烧的面目全非变体鳞伤，外公变卖家产，赔了很多钱，差不多倾家荡产才算是把外面的帐平了，但家里的大舅和小舅得治疗啊，可治了两天实在是没办法了，拿不出钱了，只能让大舅在痛苦中逝去，二舅下巴和胳膊多处烧伤，下巴处的烧伤尤为严重，最终治疗后还是无奈的接受最终的结果了：嘴巴变形，睡觉无法自然闭合。从那以后，黑发人送黑发人的外公脾气也变了，变得暴躁易怒，常因为一点小事动辄打骂家人，一次我母亲出去割草割到别人家的几颗庄稼，别人找上门来，外公不由分说，拿起扁担就打，我大姨想挡一下，结果他更怒了，直接抄起手边的镰刀就要往犯错的母亲身上砍，母亲抬手格挡被镰刀砍伤，鲜血直流，大姨也吓坏了，反应过来后拉着母亲赶紧跑，那天她们没敢回家，去二外公家住了一宿，母亲的手上最终留下了丑陋的伤疤。后来，家里人多却经常吃不饱饭，听说中原地区能吃饱饭了，于是母亲和二姨两个人攒钱买了两张火车票来到了我的家乡，豫北的一个三四线城市。

我父亲排行也是老三，上面两个哥哥下面一个妹妹，不幸的人有各自的不幸，我爷爷的爸爸在抗战时期被土匪害死了，而土匪其实就是村里的人，然后我爷爷也是性情大变，他没有选择报仇的原因我不得而知，只知道他整天骂人，活在仇恨和自己的世界里，俗话说的好，家和万事兴，家不和，家里自然就万事灭了，渐渐的我爸成了老大难，而缺失的关爱和雪上加霜的家庭条件，导致我爸的性格也不怎么好，苦没少吃，罪没少受，家里还是不好过，最终经过熟人介绍，和母亲认识了，然后经过一番磨合，算是和母亲结婚了。

婚后的他们终于迎来了幸福的时光，家庭人口的增多加上刚好赶村集体土地的调整时间，家里一下子分到了几亩地，从此再也不用在为吃饭发愁了。而我的童年画卷也慢慢开始。

童年趣事有很多，和小伙伴比胆量，爬树，上房，从高处往下跳，荡秋千，摸鱼，捉知了换钱买冰棍和辣条，那时的自己又菜又爱玩，某年的大年初一，好奇火柴为什么一划就着差点烧毁了厨房，想灭没不掉的情况赶紧溜了，幸好发现及时没把房子彻底烧掉。也有一次捡到一个废弃灯泡看着灯丝完好只是没有底座于是拿回家把灯丝绕成插头的Y形搞实验，结果炸了，但都提前预想了会发生的一些可能，所以没有受任何伤害。

1996年，那是我记忆里最后一点纯粹的亮色。那时候的我点子极多，虽然不是一呼百应的“孩子王”，却总能折腾出些让大人们头疼的新花样。那时的风是甜的，土地是温热的，我以为世界很大，大到我跑一辈子也跑不出那片麦田。

1997年，生活向我露出了它的第一道分野。

那是上小学的第一天。我见到了王秋香老师。她干净、漂亮、落落大方，在那双考究的皮鞋映衬下，我低头看了看自己沾满泥巴的球鞋。

“你们回去让爸妈多给自己洗洗澡，洗洗衣服，一个个也太不讲卫生了。”她皱着眉，语气里带着某种我当时读不懂的、高高在上的嫌弃。

那是童年的我第一次对“气质”这个词有了朦胧的恐惧。冬天的北方，洗澡是种奢侈，贫穷在那个瞬间变成了一种羞耻的味觉。好在命运开了个小玩笑，因为我姐姐的一句建议，我被调到了隔壁的2班。带班的是个刚毕业的高中生，他不懂王老师的“精致”，只懂得用教鞭在我们的掌心刻下服从。

也就是在那时，我遇到了杨帅——一个性格顽劣的留级生同桌。

他比我高半个头，欺负我成了他枯燥学业里唯一的消遣。我忍了几天，那种压抑感快要将我淹没。直到那天自习课，我那老实巴交的父亲为了核对出生日期来到学校。

他穿着汗津津的汗衫，在走廊和老师交谈。办完事，他走到教室门口，突然停住了脚步。

那是他一辈子唯一一次展现出的“霸气”。他转过身，凌厉的目光扫过教室，声音沉闷却有力：“谁是杨帅？”

杨帅愣住了，下意识地站起来：“我……我是。”

“别再让我听到你欺负我儿子。”父亲狠狠瞪了他一眼，什么话都没多说，转头消失在夕阳的余晖里。

那个瞬间，父亲单薄的背影在我眼里顶天立地。从那以后，杨帅再没动过我一个手指头。

这种“被关注”的渴望，成了我此后十年的动力。二年级时，老师在讲台上批改考卷，叹着气说：“有的同学，第二张卷子就考了7分。”底下一片哄笑。轮到我时，她语气复杂：“林晚星，第二篇就扣了1分。”

全班愣住，随即又是哄笑，但我知道，那是不一样的笑。

因为这种被关注的快感，我发了疯似地努力。三、四、五年级，我年年都是班级前列，仿佛只要我成绩够好，就能留住王老师那样的目光，就能对得起父亲那个转头的背影。

可命运在初一那年，突然给我断了电。

或许是八字缺了水木，又或者是我的骄傲已经透支了灵气。当初一（年级名称，相当于现在的六年级）的八门功课铺天盖地压下来时，我的大脑像被灌进了陈年的糨糊。那些物理公式、化学反应、史地生政，明明字都认识，合在一起却成了天书。

我眼睁睁看着昔日的发小在中考中甩开我五十多分，而我，像是一只原本在平原奔跑的鹿，误入了泥泞的沼泽，越挣扎陷得越深。

后来，命运仿佛知道我的家庭缓过劲来了，又开始了新的剧本，我的父亲换上了偏头痛，从开始的几个月一次，到后来的几天一次，疼起来那种哀嚎和无助至今都觉得不应存在于人间。而我也最终在高考过后选择了学门技术傍身，经过三年的时间觉得与理想背道而驰，一番机缘巧合过后学了电脑编程，而学校的时光总是快乐的，不用为太多的事情烦心，只用关心做了什么，回想一天发生了什么。

如今回望，那竟是我人生最后一次试图逆流而上的挣扎，此刻的我也意识到了文化程度的高低决定了挣扎的动力，是的，我被裁了，即使我有闪光点，当过主力军，但也犯过错，加上没有官方认证的学历，所以也没什么可抱怨的。此刻的我，坐在出租屋的窗台边。窗外，城市的霓虹灯忽明忽暗，像极了某种即将断裂的信号。

“如果能重来一次……”我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苦笑，“哪怕只是回到那个蝉鸣的夏天，换一种活法也好。”

就在这时，桌上那台早已断电的旧闹钟，突然发出了一声清脆的“滴答”。

那声音不属于这个时空。

我感觉到一阵剧烈的眩晕，四周的墙壁开始像融化的蜡烛一样剥落。在那扭曲的视界尽头，我隐约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试卷，上面写着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

“江州实验中学，林妙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