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的颜色（施林克作品）

1

他们都过世了——我爱过的几个女人、一些朋友、我的哥哥和姐姐，当然还有父母、叔婶和舅姨。我去参加了他们的葬礼，多年前去参加葬礼是常有的事，因为那时，我的上一代人纷纷离世，后来就去得少了，这些年又去得勤了，因为，我这一代人正在死去。

很久以来我都认为，一场葬礼能帮我们跟死去的人告别。告别是必须的，一个人去世的消息颇令人不安，直到告别发生，为他，也为来告别的人送上安宁。然而，一场葬礼起不到这个作用。它向死者的家属确保了死者的重要性，也使死者家属能从死者的重要性中获得一些自身重要的感觉。它向前来参加葬礼的来宾确保了仪式的庄严感，为此，人们牺牲掉两三个小时，在葬礼上见见人，也被人见到，大家向死者致以最后的敬意，向死者家属表达哀悼之情，这样一来，葬礼也给来宾们赋予了那么点尊严。至于帮我们跟死者进行告别，一场葬礼是办不到的。

一个人临终时你在场，这对告别是有帮助的。当我再见到我父亲时，他已经去世，但还躺在床上，尚未经殡仪馆的人整理遗容，这样的重逢也有助于告别。他的眼睛和嘴巴还没有被合上，在可怕的死亡面前，他双目圆睁，龇牙咧嘴，这情景深深地烙进了我的记忆里。他死了。一个死去的人，即便被化了妆，开棺供人瞻仰遗容，他也怎么看都不像一具血肉之躯，而更像是塑料做的，死亡会做出确凿无疑的宣告，人们由此得知，非跟他告别不可了。

但是，就算你知道一个人死了，也还没有完成告别。告别这事儿只能交给时间。这很奇特：你跟一个人在去世前几年打交道越少，等他过世后，你跟他进行告别的时间就越长，而在他生前你跟他的交往越频繁，他死后你跟他的告别也来得越干脆。我跟我的邻居有些交情，有时我们互邀，喝上一杯葡萄酒，夏天他请我去他家的阳台，冬天我把他请到我家的壁炉边，因为我们清晨都在同一时间走出家门，他去面包店，我去报刊亭，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在楼道里碰上。他去世的时候，我花了好几天才弄明白，碰面和相邀都不会再有了，他死了。我向他告别，尽管伤心，但那是一种平静的哀伤，一种实实在在作别后的痛感，一种告别之痛。

我前妻去世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她跟她的第二任丈夫搬到捷克去住了，丈夫死后，她仍然留在那里。我们之间关系良好，一年当中见两次面，春天在她那儿，秋天在我这儿。她去世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都觉得她还活着，只是离我更远了而已。她是四月份去世的，在我去她那儿看她的几周之后。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她没有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她还在世的时候，她也不会在这个时间段出现在我生活里。我不断地想起她来，回忆我们的共同经历、她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思考着我本打算在十月份她来看我时我想跟她讲的话，并在脑子里对她讲了一遍，这么思来想去的时候，我能真切地看到她在我的眼前，而“她已经死了”这个想法，却显得十分抽象。冬天来了，我终于明白，我必须向她告别了，直到来年的四月份，我才得以完成跟她的告别。在这个漫长的告别过程中，我一直伤心不已，实际上，我的伤心从来没有彻底终结过，也永远不会终结。

2

跟我的朋友安德烈亚斯，我根本不想告别。在他去世前的那些年，我也只是过好一阵子才能跟他见上一面。他退休后去巴伐利亚租了套小公寓，他的儿子托马斯住在那里，而我呢，还继续住在柏林。我们有时一起在巴伐利亚徒步，有时在柏林马不停蹄地听音乐会、看歌剧；还有的时候，我们俩在中间地带相约，去看卡塞尔文献展或者去拜罗伊特音乐节。只要我们在一起，日子就是美好的，既热闹，又熟悉。我们俩是发小。

他过世后，他在我生活中的情形也没有改变，或者说，他不在我生活中的情形也依然如旧。我还是跟他进行着两个人的对话，好像这种对话起着过渡的作用，架起一座桥，通向我们下一次的重逢。如果说，在安德烈亚斯还活着的时候，我还有些担惊受怕，生怕我们的友谊会突然被一个包袱压垮，如今，跟过世的安德烈亚斯对起话来，我就毫无心理负担了。我再也不用担心会发生什么出人意料的情况，会冒出什么新发现，或哪天来场曝光之类的事。我们重回童年，我们又变成那两个小孩子了，我衷心祝愿，在这种天真无邪的状态中，我们的友谊会永远保持下去。

这倒不是说，假如冒出曝光这种事情，我们的友谊就经受不住考验。我对他干过的那事儿，我当然是不以为荣，甚至反以为耻的，不过呢，也许对此我也未必非要感到羞耻不可，因为，我做的那件事儿，是个人都有可能会去做，当然，我要是没做过那件事就更好了，但也说不定，安德烈亚斯会理解我、原谅我。有些东西会给人生造成不幸。其实，我还不是跟他一样，同为受害者嘛。本来我很肯定，安德烈亚斯会这么说的，他还会把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如果我们俩正在路上走，我们就会这么走上一段，别无他话，只是他的胳膊搂着我的肩膀，然后呢，他会笑起来，是他那种通晓世理的友好的笑，随后聊起别的话题来。

为什么我会担心被曝光，尽管我完全没有必要担这个心？还有，假如我向安德烈亚斯说出当时发生的事，一切不就变得再简单不过了吗？其实，我每次都本打算跟他说出来的。可一等我们聚到了一块儿，就总缺乏恰当的理由，正好要在此时此刻开始说那事儿了，可那件事儿实在是太久远了，要往回追溯太多，跟我们在一起的氛围和正在聊的事全都不搭。头一次见面时，我没能说出口，到了下一次见面时，我还是说不出口——干吗非要这会儿说这个呢？这么一拖再拖，就过去了数年，至于我为什么要对自己不必担惊受怕的事情总是担着惊受着怕，我也不清楚。也许，因为担心安德烈亚斯对此会不予理解？可我就能理解当年的事态为什么会这么发展，而他呢，他其实对我能理解的事物也总是理解的。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反正担惊受怕过，我这个怕啊。安德烈亚斯去世后，我就放下心来，知道不必再忧惧了。我不相信人死后会有来生，安德烈亚斯在这个世上没有获知的，到了天堂或地狱也不会知道。我们的友谊将持续下去，在他生前，我们的友谊就活在我们心里，活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现在，它也活在他过世后的日子里和我的心里，况且还涤清了恐惧。安德烈亚斯的死是安慰人心的，不是令人不安的。既然如此，我又何必要跟他告别呢？

3

不对，我们的友谊不仅仅继续活在我的思想里。我见证了安德烈亚斯的女儿蕾娜的出生，我是看着她一天天长大的，还挺喜欢她。安德烈亚斯的太太宝拉去世得早，我常去看望安德烈亚斯和他的两个孩子托马斯和蕾娜。而且，他每次从巴伐利亚回到柏林，蕾娜也经常在场，她留在了柏林生活。我和安德烈亚斯去散步，之后跟蕾娜共进晚餐，有时，我们和蕾娜一起去散步，之后安德烈亚斯和我一起去吃晚餐。安德烈亚斯去世后，蕾娜和我有时会约着一起吃晚饭，或一起去听场音乐会，要不就一起散步。起先是我给她打电话，但没过多久，她也开始打电话约我。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安德烈亚斯也总是多多少少在场，一起享受我们的友谊。这是种无须担惊受怕的、天真无邪的、充满安全感的友谊。

这一切的终结始于蕾娜的一个念头，她想去档案馆查阅东德国家安全部史塔西留下来的安德烈亚斯的档案。我试图说服她不要去查。我们不是读过关于前史塔西工作人员的报道，他们在安全部里工作，都是些丝毫不值得信赖的家伙吗？我们不是读到过，这些档案文件很不可信吗？为了让东德的干部个个都显得积极努力，档案里记录了一大堆告密者和被监视的人压根就没说过的话和没干过的事。我们不是还读到过，查过档案后发生的控诉和开庭，并没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破坏了很多人际关系吗？尤其是，假如安德烈亚斯想查看他在史塔西的档案记录，他自己不早就去查了吗？蕾娜是不是应该尊重父亲的意愿呢？

然而，我的提问和劝告却使她更加心意决绝。今天，人们对曾为受害者这件事意趣甚浓，这实在古怪，仿佛这是一项荣誉头衔，证明了一个显赫的行为。如果一个人一事无成，他至少希望当个受害者。身为受害者的人，受过恶势力的折磨，因此，他自己肯定就是没有作过恶的；身为受害者的人，别人已经十分对不起他了，因此，他本身就是清白无辜的。蕾娜是个没有什么作为的人。她自己没能充当一名受害者，那么，她至少愿意当一个受害者的女儿。这话听起来多棒：“我父亲因为他的政治信念被关进了监狱，出狱后，他虽然还能接着做数学家的工作，但不断地处于被监视的境况。”

我安慰自己，她想去查阅安德烈亚斯的档案几无可能。一般情况下，去世了的人的档案是不对外公开的。作为儿女，人们可以在极少数的情况下查阅档案，但必须提供非常有说服力的理由，证明他们必须通过档案资料方能对东德政权的某些事件或措施进行分析整理。为此，他们必须为查阅档案的兴趣点做出合理说明，而蕾娜能拿得出什么合理的说辞呢？

安德烈亚斯是位数学家，跟我一样。柏林墙建成后，他曾经尝试逃离东德，被抓住并判了刑，蹲了四年监狱后，还在工厂里劳教了一年，才到社会科学院上班。他是一名十分出色的数学家，没他这个人才是不行的。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二人都是民主德国控制论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新星。东德在这个领域里开展的研究和取得的成就，是要归功于我们的。因为他叛逃未果的污点，他无法担任控制论研究所的领导职务，只好由我来担任了。但是，在他回到研究所后，我在诸多方面提携了他，而且我认为，那些不对他开放的领导职位，他反正也无法胜任。在监狱里和工厂里过了那些年后，他变得沉默寡言了，他不再有规划和设计未来的愿景了，而是喜欢安安静静地做他的科研工作。这些工作他做得十分卓越，他发表的论文甚至在国外都给我们研究所带来了声誉，当然，按照东德的做法，论文都要多人共同署名的，这些论文发表的时候就署了他的、我的及研究所的名字。

东德政权的哪些事件或措施，非蕾娜去查阅安德烈亚斯的档案而不可厘清呢？她能有什么正当的理由去申请查阅这些档案呢？

她想查阅档案的申请后来也就被拒绝了。可她就是不死心。跟她那一代的很多人一样，她大学里读的是历史和哲学，在工作上，她也跟她那一代人差不多，鉴于东德的身份背景，没得到固定职位，经常是从上一个项目跳到下一个项目，有了半个职位做半年，下一回拿到四分之一个职位再做三个月，挺可怜的。她对此很厌倦，想做她自己的科研项目。她想立个项，从科学史的角度研究东德控制论和计算机学科的初创时期，与此同时就能接触她父亲的档案了。她找到一位同事，此人毫无数学能力，能力全在于能折腾，两人联手向一家基金会申请科研资助。这个项目恰恰要研究控制论和计算机科学在东德的政治功用，不仅如此，还要研究这个学科的创始人的政治意图，对活着的创始人进行采访，对去世的创始人，要查阅史塔西给他建立的档案。蕾娜在把项目申请书递交给基金会之前，还一本正经、恭恭敬敬地问我，能否把我的名字写进申请书，并注明我同意接受采访。

4

我们俩达成一项协议。我承诺跟她合作，但有一个条件，就是出于对安德烈亚斯的尊重，她必须放弃翻阅档案的意图。她不情不愿，最后还是同意了。对我进行数次采访绝对要比查阅安德烈亚斯的档案得到的信息多得多。

我很高兴。我抢救了安德烈亚斯和我的友谊。没有任何东西能往我们友谊的画卷上抹黑。我干过的事，将一如既往地定格在那儿：可以被理解，可以被原谅，走错的一小步，是我们友谊中的一段弯路。

而且，我实际上干的又是件什么事呢！就算到了西德，安德烈亚斯也不会幸福的。他是一个喜欢舒适的人，关心他人，爱宅在家，简直就是为民主德国的生活和行为方式而生的，在这里，人们要的，不是金钱和荣耀，而是家庭和朋友、公寓房和度假屋、一本冷静的书或一场怪诞的电影、一个在剧院或音乐厅度过的夜晚。而且还有宝拉呀！他们两人在他策划叛逃前刚认识不久，那时我还看不出来，他们俩是天生的一对儿，但他们居然就是。他出狱后没几个星期，他们就结婚了，这是我见过的最贴心、最快乐的婚姻。他们的婚礼我一直难忘。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星期天，婚礼上有被这场闪婚搞得猝不及防的双方父母，他们为孩子们的前途忧心忡忡。宝拉的大学同学和女朋友们情绪激动，有穿斜纹工装裤的，有穿衬裙的，有带小孩的。安德烈亚斯在工厂的两个同事也来了，神情莫测，身着深色西装，他们的太太都留着一头耀眼的金发，发髻梳到脑后高高挽起。婚礼上有驰名东德的小红帽牌起泡酒，后来又上了啤酒，配俄罗斯沙拉和小肉肠——一切尽如人意，我们大家都跟我们的生活及国家达成了和解。我是伴郎。

在西方，安德烈亚斯其实是不可能幸福的，他的出逃没有成功，对他而言乃是福祉。当然，还有一种更美好的假设，就是他自己自觉自愿地放弃了。在法庭上，他说，他放弃了出逃的打算，终止了行前的筹备工作，只是还没有把蛛丝马迹清除干净。可是，警察找到了他的日记，里面记载了大量对出逃的渴望、为出逃进行的各项准备，偏偏没有任何终止计划的言说。法庭对他的说辞不予置信。此外，我们研究所即将成立、他将可能被任命为所长等种种，作为他会留下来的理由，在法庭上也不能成立。他本人对这些安排是一无所知的。其实，从道理上讲，我也应该对此一无所知，但谁让我当时的女朋友是科学院院长的秘书呢？我现在并不想强词夺理。当年的出逃事件要是没有我在其中起了作用，而是他自己没搞成，当然是更理想的状况了。或者试想，是另一个人向警察打了报告，说安德烈亚斯在他的车库里组装了一辆潜水摩托，企图越过波罗的海出逃，这也要好得多。当年是我向警察做了匿名举报，但没有引起安德烈亚斯的怀疑，原因是，我是通过一个极偶然的机会得知，他准备了一辆水下摩托，其他人也完全有可能偶然获悉。他的车库大门的电子保险设备被一场雷雨烧坏了，有大半天的时间，车库的门都没上锁。

我至今都不得而知，他当年是否真的愿意留在民主德国。当一切都过去了，我向他问及此事时，他只是耸了耸肩道：“说这些还有什么用？”我当年叫了警察，是因为我想把他留住，是为他着想，另一层原因是，我不想失去他这个朋友。我一有时间就去监狱探望他，只要我能办到，立即就把他安置到了研究所里来。他个性太强，跟人合不来，只要我能做的，我都尽可能地照顾他。我认为，如果我有做过什么对不起他的事，我都加倍补偿给他了。

我甚至不知道，我会不会出现在他的档案里。作为他的同事，那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东德的国家安全部安排了一个线人暗中监视他，那么，这个人也自然会去汇报我的情况及我跟安德烈亚斯的友情。但是，我从来没想过，我会被指认为那个匿名的举报人。也许，我根本就不用惧怕蕾娜有一天会读到安德烈亚斯的档案。在任命我为研究所所长的那天，要是我们的党支部书记没有谈及，我令人信服地证明了我在阶级斗争中的可靠性，这该有多好，这样我就完全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5

蕾娜的项目获批了。她从采访开始做起。我给她讲述了东德时期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开创史，讲述的快乐远大于我的预期。两德统一后，研究所关闭了，我的一生献给了东德的电子发展事业，随着研究所的关停，我的人生也变得毫无价值。在几次采访中，我意识到，当年我们用多么可怜的经费进行了多少小抗争啊。对我的工作，我完全可以充满自豪。

我跟我的研究所一起被扫地出门。安德烈亚斯和其他同事转到了另外的国家研究所，干了几年后，都提前退休了。鉴于我的所长职位，我被定性为跟东德体制走得过近，这样一来，我在国家研究单位继续任职的可能性就为零了。接下来，我当了个体户，做系统咨询，干得相当成功，因此，我今天可以很好地享受退休生活，拥有一个人安度晚年所需的一切。我本来是可以拉上安德烈亚斯跟我一起做咨询的，但是，残酷的资本主义竞争不是他的兴趣所在。

我们最美好的时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们怀抱过短暂的希望，以为柏林墙修起来后，我们将享有更多的自由、更宽广的文化开放性、更多为科学技术带来革新的资源和动力。不久前，我读了一本关于硅谷的书，那种在车库里开创科技未来的氛围我们这里也有过。我们曾经认为，我们可以给整个规划来场革命，让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都不用赶上资本主义，而是无须追赶，直接超越就得了，乌布利希发出的讽刺说辞，在我们听来不仅不奇怪，反而充满预言性。

在研究所里，我的大量工作涉及的是规划部署和组织管理，落后的技术设施，资金的不足，还有人事。我们第一拨的工作人员都是我从全国亲自组建来的，从学校、高校、企业里精挑细选的，如果部队里或工程兵团里有人才，我也死抓不放，直到把他调到我们研究所里来为止。安德烈亚斯和我有一个属于我们两人的项目——对化学合成物进行分析。我们先是只借助计算机做辅助支持，随后由计算机独立承担工作。我们在这个项目上投入了不知多少日夜。直到党支部书记插手进来。他说：在控制论和信息论领域我们应该向苏联学习；我们应该放弃这些俗里俗气的人工智能的把戏；我们的研究应该跟工业联手，为工业服务。

我们暗中继续推进这个项目。到了七十年代，我们在一家美国刊物上读到，美国人也在进行跟我们类似的科研，但也没有领先我们什么。可他们的预算开支比我们的高，他们的计算机比我们的大，仅这两项就足以让他们把我们甩到身后。

我还记得，安德烈亚斯和我大醉一场，把我们的项目给埋葬了。那是过完圣诞节后的一个星期四，苏联军队开进了阿富汗，那天天气尚暖，我们在共和国宫吃过饭，在蒙碧月公园的长椅上共饮一瓶烈酒，直到巡逻的警察把我们从公园轰走，赶我们回家。我们既自豪，又恼火，既愤世嫉俗，又怂，还加上郁闷与悲伤，我们两人心贴着心。无论多少梦想会破碎，无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前途多么艰辛，无论在我们的国家生活被挤压得多么微小和局促，我们还有彼此。

6

采访是在我家里进行的。蕾娜下午四点半到，我们聊到七点半。此时是秋天，一场场采访下来，天就黑得越来越早了。采访结束后，我们会一起吃晚饭，有时是我下厨，有时我们去附近的一家餐厅用餐。我不欠蕾娜什么，该说的我都说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还帮她寻找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的下落，我有的地址也都给她了。对她我还是蛮信任的。

直到她说“……我得跟你说件事儿。你得先答应我，可千万别生我的气啊！”。

那时我们正坐在一家叫“咖啡与卡尔瓦多斯”的小馆子里，两人的心情都挺愉快的，我无法想象，她能说出什么让我不悦的话，就点了点头。

她在椅子上坐正了，挺直了腰板，用挑战性的眼神看着我，舌头舔了舔嘴唇。她不是一位美女。她其实有成为美女的潜质，可她从很早开始就愤世嫉俗，现在，她的嘴部四周形成了一圈怨气纹。也许过早失去母亲把她变成了这副样子。我对此很是惋惜，因为她脸上的各个部位都是美人坯子该有的样子，光洁的额头，蓝色的眼睛，不薄不厚的嘴唇，颧骨也长得很有韵味，赋予她那么点儿斯拉夫人和蒙古人的味道。幸好，当她全神贯注的时候，或痛下决心，把一件事坚持到底的时候，那圈怨气纹就会消失。

“我去了东德安全部档案查询厅。我并没有登记去查父亲的档案，我登记的是查询东德控制论和信息论初创期的资料，做研究都是用这种方法的，不去问某个人的档案资料，而是围绕主题来查。不过我听说，父亲的档案也包括在给我们查的资料里，你的档案也包括在内。”

她背着我干了这么件事！而且，她知道这是背着我，她还知道，我会知道。说什么她只是想申请去查相关档案，根本没打算查安德烈亚斯的档案，她明明知道，她这么做还是违反了我们的约定。她本应该跟人家清清楚楚地讲明，她想看什么，不想看什么。这倒好，还把我的档案也搭进来了！

我看着她，看到了她脸上的坚定不移，看到了胜利者的神情，好似她已经把事情干成了。什么？终于可以看到她父亲的档案了？终于可以当受害人的女儿了？背着我搞事情？可我没做过对不起她的事啊，她为什么要报复我呢？为什么背着我搞事、欺我、骗我，让她如此开心？

“为什么？”

“我不是刚跟你解释了吗？做研究项目，我们要找相关资料，都是这么做的呀。收到了资料，都要看一眼的，不能看都不看供你参考的资料，搁那儿不碰，这会显得不严肃。”

“你明白我的意思。为什么？”

女服务生正好从我们的桌边经过，也许是因为这个，蕾娜脸上布上了一道阴影。她还是神情坚定地看着我，可我的感觉是，她变得颇不自在了。她耸了耸肩。“你干吗这样啊？我又没伤害谁。你不喜欢安全部档案这些事儿，但现在人们可以申请查阅这些档案了，也就应该让它们发挥应该发挥的作用。”

“我们俩之间可是说好了的。”

她的脸红了，声音也提高了。“我可不会屈服于你的压力。有时候，事情的发展就是跟人本来的预想有区别嘛。你提供一种选择，可我两个都需要，访谈和当年的档案资料。作为一名研究人员，我希望终于能有人重视我，我终于能干出些成就来。这个项目可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对你来说，这事儿也没什么，你就别太较劲了，不要老给我压力！”

我从没做过什么对不起她的事。她并非想要报复我。她需要我，还利用了我，也许她还喜欢我，就像我喜欢她一样，只是我不可以挡她的道儿。

“原来是这样啊。”我打量了一下我们的餐厅，这里本来是我十分熟悉的环境，可现在变得一点也不熟悉了，餐厅里的人，很多我都认得出来，他们是这里的常客，此刻在我眼里也显得陌生了。那个女服务生，每次买单的时候，我都会跟她开开玩笑，现在只是不言不语地走来走去。我好像打了麻药似的，木呆呆地跟着蕾娜走出了餐厅，又陪她走到公共汽车站，每次我都这么做。

“你什么时候去啊？”

“明天。”

我们站在那儿等车。然后车来了，她拥抱了我一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到时候她会跟我说什么呢？

7

我没睡好觉。或者说，我根本就没睡着。在安德烈亚斯的档案里和我自己的档案里，到底写了些什么？那里头能写些什么呢？东德的安全部把我做的匿名举报查出来了吗？算到我的头上了吗？我是用我的打印机打的那份检举信，艾丽卡牌的，这个牌子的打印机在东德有好几千台。安全局的人能把检举信上的字跟我的这台打印机的字对上号吗？我的博士论文可就是用这台打印机打出来的。还有，我自己怎么就从来没有想过，要去申请看我的档案呢？如果安德烈亚斯的档案里放进了关于举报的材料，我的档案里肯定也有。其实，蕾娜一提想申请翻阅安德烈亚斯的档案的时候，我就应该立即申请去看我自己的档案。哎呀，我的脑子长到哪儿去了？

也就那么几个问题，不多，而且，我很快就明白，每个问题我都找不到答案。可是，我就是摆脱不了这些问题，他们就像揉碎了的音乐，像在耳朵里蠕动的虫子，响个没完。档案里写了些什么？我为什么用自己的打印机打了那封检举信？我为什么没有申请去读自己的档案？过了一段时间，折磨我的，还不仅是这些问题都找不到答案，而且是这些问题没完没了地返回，周而复始，盘旋不绝，赶也赶不走，停也停不下来，怎么都摆脱不掉了，无法自我了断，自我排拒。

就像疼痛，一跳一跳地痛。有时候，下一阵痛感还不马上来，忍了一会儿后，以为疼劲儿已经过去了，但疼痛只是推迟了而已，再来的时候，跟上一次一样痛，不对，还更痛，因为人没有对它做出防御，没有为了跟它对抗把自己蜷缩成一团。这一夜，我在床上不停地翻来覆去，要不就把灯打开，要不就起身，把窗户打开又关上，要不去趟厨房，给自己煮一杯茶。有那么一小会儿，这些问题会消失，我觉着，我终于摆脱了它们。可是，它们又杀了回来，一次次地，没有答案，没有意义，折磨着我，跟之前一模一样。

随着晨曦微露，情况变得稍好一点。痛也好，忧也罢，已经把人通宵折磨过了，没有答案的问题，也稍稍可以应付了。我去忙我每天该忙的那些事务，退休后，我还继续提供咨询的一位客户，他的服务器出现了问题，我利用上午的时间帮他解决了。下午，我出门散步，碰巧遇到了旁边那栋楼里的一位寡妇，她七十来岁，还散发着情欲灼灼的风采，挺招我喜欢，她对我也有好感，我们俩在街边的咖啡馆坐了坐。直到一个念头钻进我的脑子里，强迫我试想，各大报纸上登了这样一条报道：东德的控制论和信息论奠基人，实乃史塔西的特务。这位女士会做何反应？她来自西德，有着西方人那种憨傻的看待善恶的眼光。

哎呀，不会的，我没有那么重要显赫。今天，谁还会对东德的控制论和信息论感兴趣啊？话说回来，如果蕾娜为了把她的项目搞出名，非得围绕我这个人弄出一个丑闻的话，她会使出浑身解数，来制造这桩丑闻的。这么一个丑闻能搞多大？能比在《法兰克福汇报》或《南德意志报》上登一篇文章搞得更大吗？我无法想象事情会发酵到这等程度，然而，这些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都超过了我能想象的范围。

之后，我又回到了家里，等着蕾娜来电话。那些问题不再像只虫子似的在我脑袋里爬来爬去了。可是，就像一个人总忍不住要用舌头舔口腔溃疡的地方，要摁摁那个地方，直到又有了痛感，我的脑子也总忍不住要往蕾娜和她到底发现了什么东西上想。如果她发现了什么，又会怎样呢？

这个晚上她没有来电话。她是第二天晚上才来电话的。她一说话，就仿佛她跟我面对面坐着，口气客观、严厉、冷淡。她想跟我谈话。她会在第二天吃过午饭后过来。

8

不记得在哪里读到，为了忍受孤独，除了和孤独交朋友别无他法。这话我一听就懂。

蕾娜来过电话的这天晚上，我跟孤独交上了朋友。我跟安德烈亚斯进行了告别。蕾娜将向我们的友谊泼污水，我不能让安德烈亚斯受这个折磨。他离去后应该跟他活着的时候一样。

我知道，她会怎么站在我的门口，然后走进我的房间，在沙发上坐下。她的身体会很僵硬，她的动作会很短促，表情暴躁、蛮横，满脸的自以为是。她不会跟我打招呼，她会单刀直入，一上来就对我进行控诉。不，她也许不会控诉，而是对我直接进行宣判。她会说，我欺骗、出卖了安德烈亚斯，给我自己搞到了原该属于安德烈亚斯的研究所所长的职位，而且，我还不放他走，因为我需要他，利用他的才华和能力，给我自己贴金。她还会说，我不仅跟安德烈亚斯玩了一套下作的把戏，阻碍了他在西方本来可以成就的伟大事业，而且，我还对蕾娜的母亲犯下了罪，因为安德烈亚斯的悲惨境遇直接导致了他太太的早死，对蕾娜本人而言我也不可饶恕，因为作为安德烈亚斯的女儿，她本来可以在自由的环境中成长。对，她肯定会把宝拉拽进来，尽管事实是，如果安德烈亚斯出逃成功，就没有他和宝拉后来的故事了，也就没有蕾娜了，安德烈亚斯会在西德跟另一个女人生另一个女儿。但是，逻辑是不会让蕾娜停下来的。她会把她那一团糟的生活都归咎到我的头上来，她在职场上的失败、她无儿无女的状况、她一次次有头无尾的感情关系，假如没有我、我和他的友谊、我施展的影响力，安德烈亚斯似乎就真的能过上另一种生活，她也能成为一对幸福夫妇的幸福女儿。瞧她这话说的，好像安德烈亚斯就没过上幸福生活，没有幸福婚姻，她自己好像也不是幸福地长大了似的！在就她的人生大不幸进行控诉的时候，她肯定会变得失控，她会把档案资料的复印件砸到我的脸上，声音越来越大，一边叫嚷一边大哭。

她肯定会等着看我被罪恶感和羞耻感冲击得晕厥过去，我会恳求她的宽恕和原谅。她会让自己镇静下来，又绷起她那张法官脸，说，她可以原谅，但是，真相必须曝光，她会亲自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的。然后，她会期待着，我绝望地挣扎反抗，求她千万不要这么做，千万别把我当街示众，让我饱受屈辱。哈，如果我此时还能做到老泪纵横，她该有多得意啊！她会迎上来，一定会是这样的，从旁打量着我，好像我是一个毒瘤，有待医生用解剖真相的手术刀把我从历史中挖出来，清理掉。

不，我不会让自己加入蕾娜的游戏的。我理解，她要摆脱她自己的故事，要把话都倾倒出来。她是我朋友的女儿，我怎么都会容忍她绷起控诉的脸孔，容忍她的叫嚣和哭喊。可是，让我表演悔过，只是为了能让她安静下来，这可不行，这太离谱了。我将对她说，她在档案里找到的那堆污秽，不是真相。这当然说服不了她，她又会开始发作，我呢，我就会把她轰出门去。

一切的一切，都以不伤害安德烈亚斯为前提。我跟他举行了告别仪式，他得到了安息，我也找到了我的安宁。我完成了跟他的那场谈话，那场他活着的时候未能进行的谈话，那场我总觉得不着急做，到最后却没来得及做的谈话。我跟他说了，当时是怎样一种情形，我干了什么，以及出于什么理由和要达到什么目的，我告诉他，我并不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但是很高兴，这个行为给了我们的人生一个大礼包，我们的一生都有友谊相伴，我们在工作上也携手并肩。我还说，在一场错误里是没有正确人生的；像我们这样拥有友谊并且在事业上共同前进，这在东德是不可能的，尽管生活本该是这样。我从最坏的情况里，为他和为我自己创造了最好的选择。我还跟他说，我知道我不应该背着他干那件事，我不会为我自己辩解的，我也不会只是跟他说声对不起而已，我会躬身接受他的判决。

他会微微一笑，他那充满理解的、友善的微笑，然后把胳膊搭在我的肩膀上，说“好了好了”。然后，他会聊起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的岁月，聊到我们的项目，我们的女人，我们在别墅里一起度的假，或是在波罗的海边，在施普雷森林里，还有我们途经海牙去阿姆斯特丹那次。那可是我们梦想了多次的旅行，两德统一后，我们立即就把它给实现了。还挺便宜的，去和回的路上都在长途大巴里过夜，这样我们在市里的旅游就有两个白天的时间，而只需付一个晚上的酒店钱。我们去的是阿姆斯特丹，其他人在两德统一后的第一次西方之旅，通常去的是柏林、伦敦或罗马，可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认识了斯宾诺莎，我们热爱他。他改进了镜头旋转仪和镜头研磨器，是第一位世俗的思想家、哲学家，把世间最高和最深的原理用几何学的精密性来进行阐述。在阿姆斯特丹，我们沿着他的足迹穿过城市，那儿有看不够的运河和桥，还有砖砌的窄窄的房屋。还有那些无比新鲜的鲑鱼，这个时令菜正好让我们赶上，吃到嘴里，就像黄油融化在舌尖！

这场谈话进行得不错，彼此的告别也完美。仪式是令人伤感的，和一位朋友告别自然令人伤心，即便是在友善中分手道别。我们将不再一起聊天。他死了。但是，我会像忆起童年那样回想我们的友谊。对童年的回忆及对友情的回忆都会出现在我的衰老之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