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根的云

想象两个陈水河相遇不仅会在文学里是一个事件，在新闻上也是。我无法想象一个当年的某家党报的新闻部主任与小说《榭里人家》作者对话时，两者能否彼此理解。新闻栖息在现实诚实的身体里，而文学以虚拟和修辞作为媒介与读者取得沟通，最关键的是文学用想象力与自己对话。因而我非常担心这两个陈水河在某个深夜相遇，一如当年的博尔赫斯遇见另一个博尔赫斯，其中一个会不会深度质疑另一个，在语调中带着让彼此恼怒的不信任。

“我的命运就是逃逸，丧失一切，一切都被忘却或者归于别人。”在《另一个》中，这位哲学家般的阿根廷作家总结道。

我们生活在多重世界里，有些人允许自己有两个分身，有些人被迫前后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有一些人用不同的身份隐藏真正的自己，或者像诗人佩索阿，单纯地用二十几个名字躲避与真正的自己相遇。因为真实的自己是一团烈焰，它在焚毁那些假面具和假身体时直接而不留情面。从新闻到文学的急剧转身，陈水河是否也像博赫斯一样出于一种逃逸心理？在他这几辑新书中，那些地名和亲朋好友的名字在说出事件和新闻时在写实的舌头上翻滚过，而今，它们在散文的喉管里犹疑不决地咕哝着，优雅将“北山”“三江口”“小茶馆”“母亲”“狗尾巴草”这些名词送出时，他长吐一口气，发现自己最终归属文学，一切的折弯，矛盾，逃避，都是为了今天的归属。

二十多年前，陈水河曾经是我的老上级，我跟随他外出采访过几次，用卑微的名字几次紧随着他大写的名字出现在让我当时兴味索然的新闻报道里，也就是说，从某种意义上，我与陈水河一样，从那时候起就从与新闻别别扭扭的联姻中感觉到了某种水土不服。我可能比任何人都能更快地从他字里行间感觉出一个诗人跳跃、抒情的身影，被现实提线的新闻木偶的叙述当时已远远满足不了一个小说家和随笔作家要跳腾飞跃的胃口。事实上，当时报社尽管有好几位文学青年或前文学青年，甚至真正的诗人，但陈水河却比我们中的任何一个都更像一个文学从业者。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他的身体有一个文学的重影——尽管那时候他读得并不多，写得也不多，我与他一起甚至没有像样地谈过文学。

当他连篇累牍地写了和出版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小说时，我丝毫没有任何惊诧，因为他只回归，将新闻的身影淡去，把文学的轮廓描粗、调亮，随随便便一个寻常之物，他都能信手将它写成一篇随笔，而这些随笔，在某些时期是他早上醒来的第一堂早课。他非常勤奋，似乎是争分夺秒地要把那些新闻和其他公务占用的时间抢夺回来，他贪婪地尝试各种新的笔法来写这些散文，并不拘泥于一种风格，尽管大部分篇章似乎局限于他童年和少年生活过的“北乡”，有某种类似新闻的地域性。但这是假象。他的随笔时有要革新写法的文体家的模糊身影，有一种勇敢和勇气，有时候你觉得他似乎很快就要形成一种并不遵循传统的叫作“陈水河式”的随笔风格了，可惜他只尝试了几篇就放弃了。他似乎在为自己的大胆抱歉，也在为自己这么晚才回归文学而抱歉，因而在写作中少了些许骄傲，多了些谦卑。其实大可不必如此。文学的主题本来就寥寥无几，每一代人每一个作家追求的无非是细微的变体和新的叙述语言，或者说每一代人都在用本时代的语言重写已被定下的东西。陈水河应该用他自己发明出来的那种略嫌非传统的叙述方式讲述那些普通的人故事和感慨。

但他显然缺少像我等人的一意孤行，他在陈水河散文集《有根的云》中再一次为自己写作而致歉：说自己的人生是写作的人生，只是站在老家的樟下山上把自己略许身体抬高而已，对别人对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可参考可借鉴的实际意义。

对于世界，一个人能看到的也只是几个瞬间而已，或者说几个幻象，每一个都是真实的。并非新闻才属于真实，真正的情况是，文学能让我们直面更去矫饰的真实。博尔赫斯也说了，现实比虚构更离奇……因为我们令虚构适应我们自己，另一方面现实更离奇得多，因为创造了它的是另一个，那个他者，上帝（见博尔赫斯《最后的谈话》）。

（赵彦撰写于2024年7月12日下午）

注：作者系旅居西班牙拉丁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