蓄意之爱

后来，我是指所有事情都结束，包括我穿着婚纱走进警局的那个后来。那时候我非常孤独，简直无法熬过，我慢慢想起很多事，唯一没想明白的是我究竟什么时候爱上沈遥的，年会上？或更早，早到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沈遥面试我的时候？

婚礼之前，我曾匆促地带沈遥去见我妈，我妈说他是没福气的人，他鼻翼没肉，侧面看，像一把倒置的匕首，嘴唇极薄，有一种禁欲感。他的气质靠的都是皮相的英俊。现在想起来，我妈其实要说我是没福气的人，她在警告我，出于一个母亲的天性，又不愿干扰我，出于我们多年的疏离和一个寡妇的自怨自艾。大概也是我太决绝了，决绝地要嫁他，她不愿跟我吵架。她是看似干瘦柔弱的小镇妇女，其实骨子里比谁都倔强。只要永远有那么多的衣服要洗，那么多的柜子和地需要擦，她就可以用弯腰干活的背影拒绝一切，比如我要把她接到上海。她匆匆祝福了我的婚礼，并告诉我她不会出席，她的祝福也像一把匕首。后来果然出事了。

一年前九月末的下午，我第一次接到沈遥的电话。那时我还住在宝山外环的老房子里，午睡刚起，窗外下了暴雨，雨珠密集得像是一面碎裂的钢化玻璃。他的声音垫在雨里，显得敦厚老成，于是我叫他“沈老师”。

电话里，他恭喜我通过了新北公司第二轮的面试，并通知我终面的时间，当时，我已经从上家公司离职了，时间充裕，经济短缺，因此我很珍惜这份工作，一口答应下来。

在公司前台见到沈遥的时候，我有点儿吃惊，他比声音要年轻很多，也就三十多岁的样子，已经是人事总监。他戴一副金边眼镜，冲我微笑，他的英俊就像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狮鬃，如此瞩目，很难不让人注意。他把我领进会议室，一间有落地窗的小房间，笑容也动人得晶莹剔透。

他问：“你工作几年了？”

“六年。”

“为什么想换工作？”

“上一家公司工作了五年，想换个环境。”

“哦？五年？”沈遥推了推眼镜腿，笑道，“看来很长情。”

长情，是他对我的第一个评价，事实证明，他看人很准，后来，我真的像一只急了眼的乌龟，牢牢咬住他不放。

入职之后，前三个月都不太顺。我的工作是策划，工作完成得不好不坏，但人际交往是我的弱项。

同事们热衷下班后聚餐，而我工作一天之后只想独处，我勉强参加了三四次，尽力融入，假笑到大脑缺氧。黄段子会随时开启，我既接不上梗，也丝毫不觉得好笑，觉得自己像一棵枯死的白桦树，每一个微表情都惨败得要从脸上成层剥离。聚餐之后还要唱歌。有些时刻非常危险，比如包间里忽然安静，麦霸已经唱过一轮，骰子也停止旋转，嗓门最大的那个人开始东张西望——部门里最活络、八卦最多的人——想找一些新鲜的乐子，比如假装不存在的我。

“单容，”赵小多指着我说，“你来一首。”看我摆手拒绝，又补充：“哪有人不会唱歌的，给大家露一手！”

擅长唱歌的人怎么也不明白有人可以如此不通节奏、不懂旋律，我勉强接过话筒，唱了一首流行歌曲，窸窸窣窣，破音破得像一只漏斗。

同事们哈哈大笑，也不知道是笑我还是其他。战战兢兢熬完一首，我急忙躲回沙发角落，无所事事刷手机，等待某一个人，一般是小多，说出那句“今天先到这儿吧”。

我开始拒绝他们的邀约，下班后静静地躺回床上，什么也不做，只是躺着，让时光自己过去，结结实实地休息与睡眠。他们也不再邀请我，但会说一些我听不懂的梗，讨论我刷不到的朋友圈照片，我知道自己成了“这些人不可见中”的一员，我被排挤了。

我还是熬过了试用期，紧接着被通知，每个部门要在年会上准备一个节目。

“我们部门的习俗是由新人出节目，已经替你报了，很简单，只是唱首歌。不是欺负你哦，真的是部门习俗。”在厕所相遇时，赵小多一边洗手一边对我说。

我没说话，反复冲水洗手。我知道那首歌，是粤语的，里面有着让人难以置信的高音和颤音。水流哗啦啦地砸进水池里，像落进一张苍白虚空的嘴。水溅上玄色的大理石台面，蜿蜒下来，吃掉我的鞋面。

我没去换歌或是拒绝表演，我猜人事不会同意，小多和各个部门的人关系都很好。我踏着湿漉漉的鞋面回到办公室，他们都去吃中饭了，我路过小多的工位，她桌上放了一小盆仙人球，据说是防辐射的，三只小猫咪摆件，一个有着猫咪图案的星巴克马克杯，看起来很可爱。我默默地站了一会儿，去楼下超市买了一份便当吃。

下班前，小多说眼镜不见了，她找遍了整张桌子，又钻进桌子下面，不小心撞到了头。

“大家都帮忙找找。”某个同事喊了一嘴。

小多有两百度近视，平时用不着，但每天开车回家要戴眼镜。同事们本来背上包要走，听到提议，只好停下来找。

“你眼镜什么样呀？”我问。

“黑色Hello Kitty的边框，方形的，一只眼镜腿有点儿掉色。”

是右边的那只掉色。我心里想。我当然知道她的眼镜是什么样的，因为它就横在我的裤子口袋里，我伸手进去碰了碰，镜片凉凉的。

找了一阵，同事们有些急躁，今天是周五，大家着急过周末。

“你打车回去吧。”最初提议大家帮忙找眼镜的那个声音说，“别找了，车就留在公司。”

“那怎么行？”小多说，“我周末还要用车的。”

同事们渐渐不耐烦，又不好意思一走了之，坐着刷手机或是闲聊起来。就在这时，我开口了：“我开你的车送你回去吧，我们离得很近。”

小多还没说话，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那刚好呀，太棒了，还是小单人好。”

我把手放进口袋，摸着那个冰凉的东西，低头笑笑：“应该的。”

同事们纷纷露出轻松的笑容，快速背包走了。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见到的是愉悦的神情。

去车库的路上，小多还在絮叨：“真奇怪，中午还在桌上，去哪儿了呢？我从来不丢东西的。”

“人生总有意外。”我说。

我打开导航，开小多的车送她回家。

“你知道沈总吗？人事总监。”等红绿灯的时候，坐在副驾驶上的小多八卦起来，“听说他和前台妙妙关系暧昧。”

“嗯，他面试过我。”我想起沈遥露出牙齿对我微笑的样子，“他还没结婚？”

“当然。”小多笃定地点点头，“帅哥都没那么快结婚的。而且呀，高总很赏识他，就是那个四十多岁，整天把嘴唇涂得像刚吃了一个孩子的那个女老板，可能要提拔沈总做副总裁呢，预备级的钻石王老五了。”

看来他的英俊和才能都是公认的。

“沈总唱歌也很好听。”小多又说，“我们以前一起去过几次KTV。”

我没接话。忽然有车变道加塞，我忙踩刹车，小多的身子往前猛冲了一下，她没系安全带。

“没事吧？”我忙问。

“臭傻逼，不长眼啊！”她探出头骂前车的司机。

我还挺平静，看了她一眼。我应该提醒她把安全带系好，但我没有，我接上了之前的话题：“你说沈遥唱歌好听？他会唱什么？粤语歌吗？”

“不，他喜欢唱李健的歌。”小多似乎想到了什么，问，“你会唱粤语歌吗？”

我摇了摇头：“我不会唱歌。”

“学学就会了，这年头，哪有人不会唱歌的？”小多说，“粤语歌唱起来特别有逼格，只要学一首，以后在KTV就无敌了。这样吧，你想唱什么？我去跟人事说，让他们帮你换歌。”

她的语气似乎在等我感谢她。我几乎想吐，也不想想是谁逼我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何况当着沈遥的面，唱歌很好听的沈遥。

一辆卡车正并排行驶在我们右侧。小多没系安全带，车里的提示音正一声一声响着，像在催命。真的可以催命，我想。副驾驶是车上最危险的位置——我爸从小就这么告诉我，虽然后来他还是死于车祸——一旦发生危险，驾驶员会本能地做出决定，将副驾驶的位置先撞过去。小多没系安全带，如果出了事，我也许会断胳膊断腿，但她一定会死。有的时候我真是极端，为一点儿小事就可以恨一个人到咬牙切齿，宁可一命换一命。

我握方向盘的手在抖。车子离卡车很近，几个路口之后，卡车右拐，开远了。

我把小多送回家，将车停进她的小区里，她感谢我，说：“今天真是倒霉，你可帮了我大忙。”

“车祸太多了，不能开玩笑，”我淡淡地说，“我爸就是死在副驾驶上的。”

她露出吃惊的表情，像美剧里那样说了句抱歉，又握住我的手，说：“年会唱歌的事情你放心，你换好歌就告诉我，包在我身上。”

“谢谢。”我挤出一个微笑，回家洗了好久的手，然后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小多的眼镜，放在地上踩碎，粉碎。

通过试用期之后，我开始享受公司福利，除了年假、体检和餐补、车补之外，还享有一年二十个小时的心理咨询服务，是公司合作的一个心理诊所，有十几位心理咨询师可选择，进行语音咨询。

我预约了一次，心理咨询师是个中年男性，叫陈启河，资料显示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临床工作经验超过2000小时，有在中美培训精神分析联盟（CAPA）长期培训的经历，看起来很专业。我们约好时间，他如期打来电话，声音低沉，有种让人信服的力度，于是我对他说了被迫要在年会上唱歌的事情。

“什么是你最大的恐惧？”他问我，“你是否上学的时候当众出过丑，或者被迫上台表演过？”

“我不明白这有什么关系。”我语气生硬。

陈启河说：“童年对一个人性格的形成至关重要，可以说我们成年后的许多行为，都是在无意识地重复或模仿原生家庭。你和父母的关系怎么样？”

我想到一些事情，四只被摔死的小鸭子，一块沾着鲜血的石头，我爸的怒骂以及我妈冷漠的拖地的背影。

“挺好的。”我快速地说，“我需要换一首歌，你有什么推荐的吗？”

年会上，我唱了田馥甄的《小幸运》，这是一首很简单的歌，几乎耳熟能详，但我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张口结舌，没法呼吸，前奏已经响起来，我却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唱。台下，我远远地看到小多正和其他同事交头接耳，他们也看着我，仿佛疑惑我为什么不开始，还有更多的同事盯着我。

我紧紧地握着话筒，汗水一股股地冲开脸上的粉底，样子一定又蠢又丑。同事们开始鼓掌，帮我壮胆，可这让我更尴尬，因为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过来了，从铁板牛仔骨、从粉丝蒸扇贝、从敬酒、从同事八卦、从子女教育、从房价、从抖音视频，从四面八方席卷而来，全部，所有，一网打尽的，体无完肤的。我真恨透了小多，恨不得从台上冲下去，狠狠地扇她的耳光，扯掉她的头发，撕烂她的嘴。撕烂。撕烂。撕烂。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徐徐地唱了起来。我回头一看，是年会的主持人，沈遥。他穿着黑色西装，从后台走出来，一边对我微笑，一边唱道：“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中最好的事情。”

台下疯狂地鼓掌叫好，他走到我身边，牵起我的手，深情地唱完了整首歌，我也在他的歌声里放松下来，轻轻合唱。

下了台，我涨红脸，一遍又一遍地说：“谢谢沈老师。”

他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费力地举起手——我还紧紧攥着——我急忙松开，但已经留下了一个红紫色的印子。他揉了揉，说：“不客气，小容。”

大概就是在那个时候吧，在那殉道者一般悲壮却又如痴如幻的时刻里，我决定要嫁给这个男人，不惜一切代价。这件事太难了，因为沈遥是无可非议的英俊、事业有成、多金善良，而我相貌丑陋、自卑又偏激。但我成功了，我做了一天的新娘，用一生做代价。

我打听他的一切，翻遍他的朋友圈。我知道他要坐班车上下班，于是每天多坐五站地铁，花半个小时，就是为了在班车上遇见他。我们聊天气、车况，分享搞笑视频和八卦段子。一天早上我照例笑嘻嘻地跟他打招呼，他却皱着眉。

“好像昨天晚上吃坏肚子了，”他说，“胃不舒服。”

我掏出一袋纯牛奶给他，说：“喝点儿牛奶吧。”

他拒绝，但我热忱地看着他，坚持递过去，像一个烈士，说：“早上还要开例会呢，空着肚子怎么行？”

他想想有道理，顺从地喝了。

牛奶当然是令人消化不良的东西，空腹喝更容易引起肠胃不适，班车从这里开到公司，要经过五个红绿灯和两次转弯，第四个红绿灯之后还有一段非常颠簸的石子路，即使身体无恙也会难受。这一路上，我的机会太多了。

果然，他脸色发青，在第三个红绿灯的路口，捂住了自己的胃，在颠簸的小道上，不负众望地，他吐了。而我——早在离他最近的地方——第一时间打开包递过去，让他吐在里面，全吐在里面，吐在我攒了一年钱才买到的昂贵的LV老花包里，在我没有拿出任何东西的包里。

他的呕吐物淹没了一切，手机、公交卡、口红、充电宝、卫生巾和钥匙。

不，这才不是暴殄天物，这只LV呕吐袋会成全我的爱情，它装得可不仅仅是呕吐物，而是蜗牛爬过时留下的黏液，你顺着它，就能爬进沈遥的身体里，爬到他心底，以及他全部的人生中。

果然，他愧疚极了，连连道歉。午休的时候，又来部门找我，蹲在我的工位边，与我一般高，细声细语说话。来往的同事们见了，都很吃惊。尤其是小多。

“太对不住你了，”沈遥说，“弄脏了你的包还有手机，太对不起了，我竟然全吐进去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赔你。”

“没关系的，一个包而已。”我说得很轻巧。

“这怎么好意思？”他愈发过意不去。

我靠在椅背上，全身轻松，斜眼望他，说出了那句轻而易举的话：“那就请我吃顿饭吧。”

“没问题，”他不知道是个陷阱，爽快地答应，“你喜欢吃什么？日料、西餐还是火锅？”

“我来定吧，”我俏皮地笑，“我可要挑个贵的好好宰你。”

吃饭那天我精心打扮：连衣裙最能体现女性的柔美与曲线，又不至夸张；颜色一定要是红的，刺激欲望；首饰要少，是点睛之笔；再化一个伪素颜的妆，齐全。但有件事情比打扮更重要——我知道自己不好看，正常男人的第一选择都不会是我，所以每一次靠近的机会都极为难得，必须头脑清醒、步步为营，尤其是挑餐厅吃饭这种事。

“你定的餐厅还挺难找的，在愚园路上吗？”沈遥给我发了一条语音。

“对的，我已经到了，”我看着桌上精美的瓷器和菜肴，走到镜子前，慢条斯理地涂上西柚色的口红，又拿一张纸巾蒙在上面，吸掉一点儿颜色，伪装出一种极淡极自然的唇色，我说，“你慢慢找。”

二十分钟后，沈遥到了，他张着两只茫然的手，看着眼前的一切，惊讶得音调都变了：“这，这是你家？”

“嗯，我特别喜欢梧桐树下的老房子，一直住在这儿。”我镇定地微笑。

他看到的是一户干净、舒适的老洋房，朝南，一厨一卫一房，还有一个小小的阁楼。我短租了三天，把它布置成长久生活着的温馨模样——清爽可爱的床品、衣柜里挂上衣服、整齐摆放的书籍，当然，还有一桌刚做好的饭菜：鱼香茄子、番茄炖牛腩、清炒土豆丝和糖醋排骨。都是他爱吃的菜，我早打听好了。

这是我的家境、品位和贤惠，不留痕迹，又处处都是痕迹。对沈遥这种人来说，什么美味的饭他没吃过，什么好看的女人他吃不到？所以，我不需要爱情，那不是我的战场，我要走的是另一条路。男人会找各色各样的女人谈恋爱，温柔的、古灵精怪的、性感美艳的，但他们永远只会和一种女人结婚：贤妻良母。嫁给全公司最帅的男人？这不是天方夜谭，反正我要的只是婚姻，又不是爱、性、不是沟通和理解，婚姻，只需要男人一个瞬间的决心就够了。

谁不想嫁给钻石王老五？只是她们没有我的勇气和手段。我本来就是一无所有的人，再输又能输到哪里去呢？

欢迎光临我的温柔冢，不过，这只是开头而已。

沈遥涨红了脸，手足无措地像个大男孩。“是我要道歉，还麻烦你做饭招待我，这怎么能行？”

“别见外嘛，”我招呼他进屋，说，“我不喜欢在外面吃，浪费钱，而且自己做得也放心。”

沈遥光着脚站在我租来的纯手工羊毛地毯上，有点儿语无伦次：“你家真好看，这里的房价很高吧，早知道给你买点儿礼物来了。”

“真的不用啦，我不喜欢在外面吃饭，”我说，“你不嫌弃就好，不然我一个人根本吃不掉这么多菜，是我要谢谢你才是。”

他坚持要出门买礼物，二十分钟后，拿着一束玫瑰回来了。我表面矜持，内心兴奋至极，这当然不是第一次有男人送我花，在上家公司，我也经常收到最英俊的男同事送来的玫瑰，当时我差一点儿就成功了，差一点儿就能把他绑进一段婚姻里，但他发现了我不像我表现出来得这么善良、居家，事情闹得很大，逼得我不得不裸辞。但是没关系，我永远有新的战场，何况沈遥比他帅多了——退租之后，我唯一从老洋房里带走的，就是这束玫瑰。

我们用餐、喝酒、闲聊、纵情大笑。红酒卧在醒酒器里，散发着醇美而迷离的光泽，像一刀割喉的致命的吻。我清楚地看见他眸子里有光在闪烁，是喜悦与舒畅。就像每个故事都有一个高潮一样，在一晚的积攒酝酿后，这一刻终于到了，我深情地望着他，哭了。

眼泪缓缓地淌下来，像一只无壳的蜗牛，楚楚可怜，又昭然若揭，我半仰着头，让泪水走得更长一些，眼睛到下巴那么长、陌生到熟稔那么长、一段婚姻那么长，充满了悲剧感，实质是一场欲拒还迎。

“怎么了，小容？”他走过来，惊慌失措。

我流着泪，却还努力微笑，说：“没什么，就是太开心了，能和你一起吃饭，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这种机会了。”

“这有什么好开心的，真是个傻孩子。”他找不到纸巾，开始轻轻抚摸我的头发。

“当然，这很重要，”我加重了语气，说，“你肯定不愿意跟我这样的女生相处，我知道的，得像前台妙妙那么漂亮才有男人爱。”

“妙妙？”他皱了眉，说，“你是不是听到公司的传言了？真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八卦，她工作能力那么差，脾气又傲，我怎么可能喜欢这种人？”

“是吗？”我停止哭泣，抬起眼睛看他，“可她很好看啊，身材又好。”

“那有什么用，”沈遥认真地说，“长相又不能当饭吃，够用就行了，关键还是要体贴善良呀。”

“什么是够用？”我穷追不舍。

“你这样就挺好的啊。”他看了一眼桌上精美的饭菜，补充道，“不，你简直太棒了！”

我有点儿羞涩，没再问了，顺势倚靠在他的怀里。这个开局很好，我对自己说。就像一旦讨厌一个人，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理由讨厌对方一样，只要他开始觉得我好——前提是，我得让他认为这个想法是他自发产生的——一旦被这个想法点亮，他就会变成一只孔明灯，越飘越远，在整个灵魂里燎原，直到豁然大亮，眼里再看不见别人。

比我想象得还要快，沈遥辞退了前台妙妙，成了我的男朋友。说到底，是我在上家公司的恋爱经验奏效了，谈恋爱其实跟任何事情一样，无他，唯手熟尔。

公司反对员工谈恋爱，我们没告诉任何人，偷偷摸摸的，急急忙忙的，永不超生的，在电梯里偷着牵手，在无人的茶水间拥抱，在打印室里接一个漫长的、神魂颠倒的吻，我们用力吮吸彼此的嘴唇直至肿胀，像两条饥渴的鱼。

每当听到同事们聊到沈遥，或是聊到他个人生活的时候，我心里总十分得意，恨不得大声炫耀：你们的男神正在和我——这个被你们排挤的、毫无姿色的我，热恋。

我还是说出来了，对着我的心理咨询师陈启河。

陈启河很谨慎地问：“你爱他什么呢？”

“他的一切。”我斩钉截铁地说，“他英俊、体贴、耐心。你简直不敢相信，他每周四都去幼儿园帮忙接小侄女，那女孩刚吃完棉花糖又要吃棒棒糖，又馋又闹，可他耐心极了，非常细心。对侄女都这样，何况以后对自己的孩子。他简直完美，我愿意为他去死。”

电话那头微微迟疑，半晌，才传出陈启河的声音：“这听起来不像爱，更像是占有欲。”

“你根本不懂爱，”我生气道，“你有女朋友吗？”

“没有，但我是心理咨询师，知道什么是正常的恋爱关系。”陈启河说：“你的情感太极致了，这样很容易受伤。”

“很多心理咨询师到最后都会心理变态。”我根本不在乎得罪他，说，“再好看的人都会看腻，同样，再丑的长相看久了也能习惯，沈遥已经接受了我的样子，最大的难题已经解了。男人是愚蠢的，他只会相信我让他看见的这个我。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我要挂电话，陈启河的声音依旧传了出来，像一个奋力跑进地铁的人，气喘吁吁，仿佛得了绝症——也许得绝症的人是我。他语速很快：“办公室恋情很危险。沈遥是公司高层，你不过是普通员工，一旦被发现，追究起来，被辞退的肯定是你。何况沈遥在公司还有上升空间，但在外面再难遇上这么好的职业机会，如果事发，他有可能选择牺牲你。单容，这场恋情对你很不利。”

我反倒冷静了，重新把手机放到耳边，一字一句：“如果被领导发现了，就是你说出去的，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没把陈启河的话放在心上，办公室恋情从来不是我的目的。在和沈遥的相处中，我闭口不谈结婚，这只会把男人吓跑。有人说结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话错了，深思熟虑之后有谁还愿意结婚？婚姻都会失败的，就像人生一样。每个人最终都会失去一切。瞬间的决心只需要瞬间的力量，一鼓作气，石破天惊。

行动的日子定在周四，沈遥接小侄女回他哥家，我则在小区附近的居酒屋等他——他和他哥住同一个小区。愚园路的房子我早退租了，吃饭也都约在他家附近，为的是不让他送我回去。我是最体贴的女朋友，怎么能让男朋友来回奔波呢？

居酒屋的红灯笼蒙了一层油渍，仍留有旧时咿咿呀呀的旖旎，暗自摇曳，仿佛时时近黄昏。墙上贴满了手写的日语菜单，烤串滋啦啦地在厨子手中转动，油滴下来，火光猛地蹿起，轰然地将肉和竹签一起笼罩了，像一种爱屋及乌。恋爱中的人都如此，他们一天到晚在外面吃饭，其实真正吃的是爱人的身体和气息。

喝着清酒，我对他说：“我打算买只猫。”

“怎么忽然想养猫？”

“给我妈养，省得她总催我结婚。”

“想买什么猫？”

“小多推荐我买加菲，但有点儿贵，纯种的快上万元了。”

“是挺贵的。”

我喝了一口酒，故作轻松地说：“还不如我们结婚呢，沈遥，你愿意娶我吗？”

在我成为他的新娘之后——虽然只有短暂的一天而已，总之，在那一天，在他激动万分地说出“我愿意”的那个瞬间，我依然会想起此刻——他低头吃肉，沉静得像没有听到这句话，但他的眼睛出卖了他，那是一处没有堵好的炮眼，一记阻击的重拳；他如此错愕，几乎惊恐，那神色一闪而过，像一只从你脚边飞快爬过的蟑螂、猫或是八条腿的蜘蛛，足以粉碎一切的情话与舌吻。

我的心凉了，快速盘算哪里出了问题，一无所获。

沈遥的腮帮有规律地运动着，他慢条斯理地将肉串咀嚼、吞咽，然后取出一张纸巾擦了擦嘴，抬起头，微微笑道：“当然愿意。但现在不是时候。”

我立刻要举出一百种闪婚的例子，他却露出小巧而整齐的牙齿，说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理由：“你知道公司不允许员工之间结婚。八月份要去新加坡团建，如果现在领证，集体办护照的时候肯定会被发现。我们都没找好下家，难道一起失业吗？”他把擦过油渍的纸巾朝内对折，叠得四四方方，仿佛完全没用过，说：“这样吧，我先带你见见我妈。”

我心中的顾虑并未完全消散，但“见父母”已经是一个男人最大的诚意之一。我只好点头，把盛了清酒的玻璃杯和疑虑一并放下。也好，他的母亲会是我下一个突破口——讨长辈欢心可是我的强项。

出乎意料的是，他妈妈非常和善，丝毫没有我想象中老上海人的刻薄与挑剔。在老字号的本邦菜餐厅里，她以一种母亲式的骄傲，滔滔不绝地聊起沈遥的童年趣事，听得我拍手大笑。罢了，她又说，沈遥经常提到你，说你是宜家宜室的好女孩，今天见了，果然是呢，我们沈遥真有福气。

“是我高攀了才是。”我急忙说，“阿姨太客气了。”

她摸摸我的手背，慈祥的样子像我奶奶。

沈遥去买单的时候，她从皮包里掏出一个红包，我受宠若惊，急忙推托，她硬塞过来，笑道：“多买点儿好吃的，以后还指望你给我们老沈家生个白白胖胖的孙子呢。”

我接过来，偷偷一捏，估计有五千块，但更重要的是她对我作为儿媳的认可。幸福来得如此轻易，我几乎昏眩，在这盖棺论定的幻象前。

我和沈遥愈发亲密。他得了感冒，常常咳嗽，我便每天煮雪梨汤带给他喝。为了掩人耳目，我们约在储物间碰头——午休时那里空无一人，是我们的秘密基地。

我说：“咳了这么久都不见好，去医院看看吧。”

“最近太忙了，下午还要接待客户，过段时间再说。”

“后面还要去新加坡呢，万一路上再生病怎么办？”

他笑着说：“别担心，小傻瓜，我身体一向很好。”

他轻轻凑过来吻我，往常，那只是一个亲昵的表达，但那天的吻不同，它湿润、黏稠、动情，像一波波的海浪，没有任何铺垫，席卷了我的整个唇齿。我嘴唇发麻，他仍没有松开。我渐渐意识到这个吻背后的含义，随即，他的身体贴了上来，散发着蓬勃的男性欲望的身体，双手像钳子，将我牢牢地攫住。我有些错愕，微微抵抗，在堆放着纸巾、扫帚和杂物的储物间里，但他的手已经滑进我的裙底。

“不要，”我在他耳边说，“不要在这里。”

“小容，”他叫我的名字，声音就像我第一次在电话里听到的那样低沉而深情，无比坚定，“小容，我要你。”

我想到这唾手可得的一切，想到我终于要嫁给他，于是松开手，也松开我的身体，任由他进入，像一把锋利的匕首，进入我。

回办公室之前，我去楼下转了一圈，在园区里的全家便利店买了一瓶冰可乐。我的脸仍在发烫，我把易拉罐贴在脸上，慢吞吞地走回公司，去卫生间又照了一回镜子，确保毫无破绽，才回办公室。

同事们围在小多的工位前大声聊天，平时我不会凑过去的。他们也不在意我。但此刻我满心窃喜，身体像是被打破后又重塑了，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切都不同了。于是我问：“发生了什么？”

“超级大八卦！”小多兴奋得满脸通红，说，“我司最帅名草有主了！”

“我司最帅？”我心里微微一颤，问，“谁呀？”

“还能有谁，沈遥呀。”

我一惊，仿佛一根绳索勒到了脖颈，喘不上气来。接着是暗喜，那种粉身碎骨的暗喜，就公开吧，我在心里想，就当众牵手和接吻吧，就被辞退吧，就告诉所有人我们在储物间干了什么，每一度摩擦，每一个动作，每一次娇喘，统统说出来。我几乎要脱口而出，以一种羞赧而决绝的口吻，就在这一刻，我看到了小多递过来的照片——在她手机里，沈遥正搂着一个女人亲吻。照片非常模糊，但我依然看得出沈遥坚定地搂着她，不，几乎是绑架了她，坚定得就像他刚刚攫住我一样。

我身体里还有他的气息，皮肤上还留有他的触感。我愤怒至极，浑身的血液都被点燃了。

“谁拍的？”我盯着小多，几乎在咆哮，“什么时候拍的？”

“我拍的，怎么了？”小多被吓到，后退了一步，说，“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这么激动干吗？”

我顾不上跟小多解释，也不在乎同事的窃窃私语，立刻出办公室给沈遥打电话，三声“嘟嘟”之后，电话被挂断，十五秒之后，他回了一条短信，一共九个字：客户公司开会，晚上说。

我去卫生间洗了一把脸，在镜子里看见自己发黑的脸色。

整个下午我坐立难安，工作上的事完全没法处理，一分一秒，一点一滴，终于挪到下班时间，我拎起包冲出办公室。

外面天色大黑，雨水落入湿滑的地面，在水泥地上映出另一个灯影斑驳的世界——一切都被复刻，但一切都变了形。我坐在出租车里，头发像霉斑一样贴在脸上，浸了雨水或是汗水。司机咒骂堵车，焦躁地按喇叭，红绿灯停停跳跳，像快咽气的老人，所有东西都停滞不前，我觉得身上简直要长出苔藓。

沈遥的电话一直没人接，我径直去了他的小区，我不知道他住哪一栋楼，本来下定决心，哪怕一户一户地敲门，今晚也要找到他，却看到了小草莓——沈遥四岁的小侄女，正一个人在小区里的游乐设施区玩滑滑梯。

小草莓穿着荧光黄的塑料雨衣，把帽子扣在头上，像一只小鸭子。她手脚并用爬上楼梯，钻过一个小圆门，顺着滑梯滑下去，一次又一次，乐此不疲。

“小草莓，你记得我吗？我是你叔叔的女朋友，单容姐姐，我给你买过棒棒糖呢。”我跟着她爬上滑滑梯，半蹲在局促而湿滑的平台上，拿出最大的耐心对她微笑。

“你叔叔下班回家了吗？你知道他住哪栋楼吗？”

小草莓从我身边挤过去，一屁股坐在滑梯上，溅了我一脚水。

她说：“在吵架。”

“吵架？叔叔和谁吵架？”

小草莓举平双手，模仿一架滑翔机，屁股向前挪动着，“哧溜”一下从滑梯上滑了下去，声音也飘得很远：“妈妈。”

“妈妈？叔叔怎么会和妈妈吵架？”

她踩着粉色的雨靴，吧唧吧唧地跳进水坑里，带起一裤脚的泥，终于跳到楼梯前，却不上来了，双手搭在上一层的楼梯上，像一只站起来的猫，专心致志地拨弄着什么。

她说：“小蜗牛。”

我真是烦透了，勉强好声好气：“下雨天就会有蜗牛。小草莓，你知道叔叔住在哪儿吗？”

她又不说话了，小心翼翼地把蜗牛放进手心。蜗牛伸着两只脆弱的触角，壳的颜色很淡很淡，要融化一般。小草莓一只手举着蜗牛，像窝着一汪水，另一只手扶着栏杆爬上来。她坐到滑梯前，就在要滑下去的前一秒，忽然转过头，睁大眼睛看着我，说：“是爸爸。”

我的心猛跳了一下，几乎要跳出胸腔：“什么？”

小草莓摸了摸手心里的蜗牛，奶声奶气地说：“沈从文的沈，路遥知马力的遥。是爸爸。”

雨忽然变大了，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打得我骨头发痛。我什么都听不到了，只觉天旋地转，像是上升到了成千上万米的高空。我记得我紧闭双眼，可我又分明看到一只乌鸦在漆黑的暴雨中飞翔；黑云凝滞在半空，如深渊一般怪石嶙峋，乌鸦飞到了尽头，在密不透风的黑云前停顿了几秒，接着，它飞了进去。

“我要去杀了她。”我几乎把牙齿咬碎，“我才是他的妻子，我才是。他说过要娶我的。”

暴雨如注，黑云轰然炸开，变成一群四散的乌鸦散开，尖叫声像子弹一般击穿我的耳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