捆绑上天堂

一个人，假如他来日无多，甚至只剩下一天可活，那么，那最后的二十四小时，他将何以消磨呢？我经常想起这个问题，但很是遗憾，没有一次能想出一个满意的答案：世界上千万种人大概会有千万种不同的方法——有的人怕是会喝上一整天的酒，有的人会和喜欢的女孩子抱头好好痛哭一场，也许还有人会抢在死亡到来之前先行解决，以此将这最后的二十四小时也省略掉，我就听一个女孩子这么说起过她的打算；再说，住在华盛顿的人和住在曼谷的人，住在北京和住在上海的人，他们各自的方法显然绝不会一样，就像我们的降生和长眠之处也都各不相同，如此说来，我想不清楚这个问题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因为本来就没有标准答案。

那么我呢？

对于住在武汉的我来说，那二十四小时，我到底会怎样度过呢？

——早晨起来恐怕还是要长跑，不为别的，我是个害怕打乱生活规律的人，像衬衫上的纽扣掉了这样的小事，只要不将纽扣钉好，我就会一整天觉得不舒服，所以反正是最后一天了，还是别让自己心里再觉得什么不舒服的好；之后呢，之后大概会去图书馆把那些藏书搬出来晒一晒吧，虽说图书馆早就已经破败了，这座小院子平常除了我之外几乎不会有任何人踏足，但好歹我仍是这座图书馆唯一的管理员，墙壁、地板和窗户都是我自己动手粉刷的，临要走了，就像我自己会洗个澡一样，那些书要是会开口说话，见到我耐心地将它们搬到阳光底下，肯定也会感谢我的。

接下来呢？晒完书，应该就是中午了，上街吃完饭，再回来收拾收拾屋子，可能还是会决定去郊外的花圃里转一转吧。我有一片花圃，种着些马缨丹啊小麦草啊风船唐棉啊什么的，对了，还种了些辣椒，这块花圃本来是杜离买下来后准备和我一起开花店用的，当然了，还得加上在飞机上跑来跑去的许小男，他们一个是室内设计师一个是波音757上的空姐，工作不消说都比我繁忙许多，只去过几次就几乎不再去了，花店自然也没有开起来，反倒是我，去过几次之后却放不下了，每隔几天就去给那些花浇浇水什么的，不过话说回来，当我忙完后躺在花圃里的田埂上抽着烟，那种难以言表的喜悦也是别的什么东西都无法替代的。

最后一次，大概也不需要带上平常要带去的那些小铲子塑料桶什么的了，就去田埂上躺着看看报纸吧。只不过去一次非常麻烦，要先从我住的武昌坐车到汉口，再在航空路的机场班车停靠站坐上机场班车，出了市区，再在班车驶上机场高速公路之前下车，往西步行二十分钟才能到，说起来不费事，只有真正成行之后才知道去一次有多麻烦。

如此一趟消磨下来，等我再从花圃回到武昌的小院子里的时候，夜幕也该降临了，夜幕里的霓虹灯也该亮起来了。

先洗个澡，换下的衣服也要洗干净晾好，没办法，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屋子里但凡有丝毫杂乱的地方，我都绝对不会允许它多一分钟保留下去。换上干净衣服之后，我要从窗台上翻到隔壁的图书馆里去，将晒足了太阳的书仔细收回去，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我都看过了，也熟悉它们在书架上的位置，所以并不需要开灯，这一切在黑暗中我也可以轻易完成，之后关好图书馆的那扇木门，我再翻窗户回自己的房间里去——图书馆在一幢两层小楼的第二层，我的房间是在另一幢两层小楼的第二层，两幢小楼各自有外置的旋梯上下出入，但是对于我倒省了麻烦，我从来都是径直翻窗户上下出入。

听听电台吧。这也是我每天临睡前都要做的事情。我最喜欢听的那档音乐节目九点半开始，一直到十二点结束，电台里的那个DJ对音乐的口味可谓是相当驳杂，一晚上听下来，从爵士乐到沂蒙小调，从老鹰乐队到被称为“新宿女王”的椎名林檎，风格各异的音乐渐渐就让我恍惚起来，听着听着就闭上了眼睛，一到十二点，那声音低沉的DJ就会在《春之祭》的乐声里说：“节目到此结束。晚安吧，还清醒着的人们！”说来也怪，每到这个时候，他的声音就像闹钟一样，准会让我睁开惺忪的眼睛。

到了十二点，我也该去到我该去的地方了。

那时候也许会有一阵风？那风应该是从东湖的湖面上生成的，吹过了湖面上的游船和城市里簇拥的楼群，吹过了疾驶的汽车的车轮和我院子里的草坪，吹动草坪边的三棵桑树和树冠里的鸟窝，吹动窗台上晾着的衣服和我从花圃里带回来的马缨丹、小麦草和风船唐棉，吹上我的脚趾和睫毛，就是在这么柔和的风中，我长舒了一口气，闭上眼睛，等待万物停止，等待灰飞烟灭。

晚安，还清醒着的人们！

如此而已——假如只剩下一天时间可活，这就是我想象中的那一天，没有丝毫不同凡响之处，就像我看过的一本名叫《傻瓜吉姆佩尔》的书，里面说——“当死神来临时，我，傻瓜吉姆佩尔，会高高兴兴地去，不管那里会是什么地方，都会是真实的，没有纷扰，没有嘲笑，没有欺诈。赞美上帝：在那里，即使是傻瓜吉姆佩尔，也不会受骗。”我虽不是傻瓜吉姆佩尔，但也绝不会认为自己是个多么出色的人，无非是一个活在一座普通城市里的平淡无奇的青年男人而已，在我死去的时候，难道会有一个堂皇的葬礼，又或者会有一辆用鲜花包裹了的红马车将我送到下葬的地方？

这样的妄想，在我身上似乎还从来不曾有过。

但是妄想过风葬。

忘记了是在哪本书上见到过风葬的事情，说的是大兴安岭里生活的鄂伦春人，虽说也有土葬和火葬的风俗，为数不少的人还是选择了风葬：人死之后，会被亲人用桦皮包裹好，架在树上，身边放着生前用过的箭杆、狍皮衣和佩刀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连同刚刚失去知觉的肉身一起最终将被慢慢风干。这种下葬的方法我非但不觉得有什么可怕的地方，反而觉得有种奇异的亲近之感，恐怕还是喜欢那种安静的感觉，我这人，是那种无论走到哪里都希望不要生出什么动静的人，到死也还是悄悄的为好，不麻烦任何人，心里也不装任何装不下的事情，有一天果真如此下葬的话，我应该是会觉得惬意至极的。

我读过的那本书其实是一本画册，一见之下，再不能忘，偶尔想起，就想找出来再看看，可是怪了，我竟然怎么也无法再找到那本画册了，几乎把图书馆里的书架都翻遍了都没找到。有一段时间是经常想起那本黄色封皮的册子的，后来渐渐淡了下来，就想：像我这么个平淡无奇的人，大概也只能在城市里平淡无奇地死去了，不过即使死在这个院子里，那天要真的是个刮风的天气就好了，似乎也勉强算得上风葬了，虽然差强人意，但也总是聊胜于无。

风葬的事，就这么总是忘记不了了，也和杜离聊起来过。

“不是吧，那样去死也太恐怖了吧。”他在武汉广场二十八层的一间写字楼里做室内设计，周末，我过江去汉口找他，在二十八层楼尚未完工的写字楼里，我刚刚说完风葬的事情，他就叫了起来，“你想想，人死了，但是那些鸟倒是有可能跑到你头发里来做窝，简直太恐怖了！”

“也没什么啊，比埋在地底下还是要好许多吧，”我笑着说，“万一有机会复活，也不可能再从地底下走出来了，葬在树上就不同了，要是有机会复活的话，揉揉眼睛直接回家就是了，对吧？”

“是倒是，不过想着被风干了感觉总是不大好。”

“我倒觉得没什么，几千年后要是骨头还在的话，又碰巧被考古的人发现，价值肯定比地里的棺材大得多。”

自打我们认识，几乎每个星期都要聚一聚，当然，还有许小男。许小男比我们都要忙一些，几乎每隔一天就要跑一趟从武汉到昆明的航班，不过不要紧，我和杜离聚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打她的手机，好多次都是她刚刚到昆明，就在飞机的轰鸣声里，杜离要她在电话里唱歌，结果她就真唱了，没办法，小男就是这么可爱的人，似乎永远都长不大，对任何司空见惯的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她本来也要比我和杜离小出好几岁。

说起我们的认识也颇有意思，有一天我闲来无事翻报纸，见到一则小小的广告，广告上说定于某月某日在汉口的一间咖啡馆举办“宁夏返城知青子女见面会”，主办人是一个在校大学生。六十年代，武汉的确有一批为数不少的知青去了宁夏插队，我就是他们的后代，杜离和许小男也都是。我本来不想去，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虽是从武汉去到宁夏的知青的后代，但是我的父母早就不在人世了，即使是后来又回到武汉来上大学，也仅仅是突发奇想的缘故。不过说来也巧，那天我正好去汉口的一个书商那里送稿子，地方也离那咖啡馆不远，于是就去了，结果也是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登广告的主办人压根就没有来，来的人就只有我们三个。

于是就认识了。

“哎，想过去大兴安岭看看吗？”我问杜离，“听说桦皮屋啊马奶酒啊什么的都还是相当不错的，估计也花不了多少钱。”

“上次不是说去康定的吗，怎么又改成大兴安岭了？”杜离反过来问我，“你难道还真想去看风葬啊？”

“是啊，没错，”我说，“要是觉得不错我就不回来了，呵呵，你一个人回来算了。”

“我说大哥，你慌什么呢，”杜离一拍我的肩膀，“你离死还早得很呢！”

但是杜离说错了。我，是真的要死了。

真的是要死了。

从哪里说起呢？如果我的记忆是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扇窗户，恰好一道闪电从天而降，那么，它的第一束光芒将映照在房间里的何处呢？

我确信是去年春天的那个上午。

那天也是奇怪了，几乎从来没人踏足过的小院子里竟然来了个客人，是个中年男人，不用说，我感到非常诧异，那个人衣着整齐，戴着过时的玳瑁眼镜，背着一个印着“某某水库工宣队”字样的军用书包，单凭字样也可以知道是有些年头的东西。我和他搭话，他也非常有礼貌地答话，但只是嗯嗯啊啊，我几乎听不清一个字。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图书馆的门打开了，他进去找好书又在长条桌前面坐下来之后，我给他倒了杯茶过来，就翻窗户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

大概过了四十分钟的样子，一群人吵吵闹闹地进了院子，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平常没有一个人来，今天却是一来就来出了这么大的动静，我连忙起身去看，发现院子里果真一起拥进来了四五个穿白大褂的人，等我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上了楼，我马上跳过去看，几乎是和那些穿白大褂的人一起进了图书馆，刚刚走到门口，我不禁吓了一跳：那个背着军用书包的男人手里拿着一把水果刀对着自己的喉咙。几乎与此同时，我也差不多明白了眼前到底在发生着一桩什么事情了：那些人身上的白大褂无一例外都印着“东亭精神病院”的字样。

不用说，穿白大褂的人顿时安静下来，纷纷对那中年男人好言相劝，但是没有用，他也一改先前的样子，厉声呵斥那些穿白大褂的人离开，说是反正也活不下去，现在就干脆做个了结算了。言语之间，动作也有些变形，喉咙上甚至已经划出了血迹，我觉得这样下去事情可能会变得无法收拾，就示意其中的一个跟我出来，他马上心领神会，跟我一起翻进了我的房间，我房间的另一侧是个狭窄的阳台，正好可以翻到图书馆的阳台上，他一进房间就径直奔着阳台去了，我则没有再跟着他，就留在房间里等待接下来的动静。一分钟之后，动静果然传出来了：那中年男人猛然惊叫起来，继而水果刀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一度消停了的吵吵闹闹的声音立刻又响了起来，显然，他们还是顺利地将他制服了。

片刻工夫之后，所有的声音都停止了，喧闹的院子又平静了下来，我站在窗台边上，抽着烟看着一行人走出院子之后仍然争执不休的样子，不禁笑着摇了摇头：这个上午多少有几分荒唐。点了支烟，环顾一遍房间，刚刚要给那盆风船唐棉浇点水，眼前突然一黑，身体差点站立不住，鼻子里一热，就在我恍惚着不知所措的时候，鼻子开始流血，鼻子流血之于我似乎还从来不曾有过，所以全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是鼻子却丝毫不管这些，血流得根本就止不住。

身体是瞬间虚弱下来的，一点力气都没有，几乎是闭着眼睛找到一包餐巾纸，捏成小团后塞进鼻子里，我以为能好过一点，结果恰恰相反：纸团一塞进鼻子，嘴巴里顿时生出了咸腥的味道，牙龈也猛然发热，我用舌头一舔，立刻就知道血已经进了嘴里。

恐惧就这样降临到了我身上，我不知道血这样流下去之后我的身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有那么一阵子我想过给杜离打个电话，还是没有打，一个完全说不清楚原由的念头浮上心来：不就是流血吗，那么来吧，我就来看看最后到底会有什么事情。

就这样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屋子里所有的餐巾纸都用完了，血终于不再流了，我走到阳台上，打开水管，用冷水淋了淋脑袋，清醒了些，强撑着回房间在床上倒了下来，昏沉中闭上了眼睛，身体太虚弱了，很快就睡了过去。

其间迷迷糊糊的曾被手机的声音吵醒过，一接电话，是小男的声音，她似乎是刚刚下飞机，我可以听见里面有广播员提醒旅客抓紧时间登机的声音，我实在没有力气说话，只是嗯嗯啊啊，没有讲几句话就还是睡过去了。

其实只睡了一个小时不到，也不知做了个什么梦，身体猛地一惊就醒了，眼睛一睁，首先看见的就是床单上的血。即使在我睡着的时候，我的身体仍然没有停止流血。

犹豫再三之后，连门都没有关，我下了楼，情不自禁地总要闭上眼睛，摸索着开了铁门，倒是没忘记锁上院子里的铁门，之后走完半里路长的巷子，走上了那条环湖公路，三分钟后，坐上了去医院的出租车。

两个小时之后，在医院里，我手里拿着张化验单被告知：我患上了再生障碍性贫血。一种不治之症。

过程就是这样。

就像一首歌里唱过的：一弹指，一刹那，一辈子不翼而飞。

我还记得我是怎么从医院里回来的：脑子里绝不是什么空白，只是一片巨大的惊愕，就像一口被草和灌木遮盖了的古井，掉进去之后又别有洞天，说不定还连通着什么广阔的所在，那种惊愕之感也是如此，总是没有极限，又像医院门口的湖水一样随风波动，绵延开去，终致虚空。

医院里的医生可能并不想直接将结果告诉我，婉转地问我可否叫亲人来一趟，我答说并无亲人，又问我是否有合适来一趟的上司，我也据实告诉他：我只是一个大型企业的图书馆管理员，企业几乎就在我从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同年就破产了，工厂里的车间只怕连草都长起来了。话说到这个地步，那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只好告诉我：你得了再生障碍性贫血，无论如何，得了这种病，单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承受的。说话间，又有好几个医生走到我们身边来，面色凝重地低声商量着我的病情，就是这个时候，我走了，没人注意到我。

医院的门口有一片湖，名叫水果湖，与东湖是连通的，中间只隔着一座汉白玉桥，出了医院，我点上一支烟，在湖边上坐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总是在想一个同样的问题：我，是要死的人吗？

水果湖这一带虽说相对幽静，但是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也绝对不算少，在即将结束的一生中，我相信自己肯定不会忘记在湖边上坐着的一个小时了：在此起彼伏的汽车喇叭声里，我接连抽了好几支烟，远处的湖面上泊着几条打捞水草的铁皮船，我就盯着那几条铁皮船发呆，脑子里不知怎么竟想起了宁夏戈壁上的一段风化的古城墙，我几乎有点觉得不可思议，难道我就一点也不害怕吗？真的，我一点也不害怕，或者说害怕的感觉并没有找到我。主意就是在那一小时的最后几分钟拿定的：既然毫无生机，就干脆放弃治疗，也不打算将自己的病情告诉任何一个人。

也是，一个人被生下来，一个人去死，两种过程里都不会有人陪伴，世间万千人莫不如此，当然了，古时候的皇帝死的时候倒是有人陪葬。

我是走路回我的小院子里去的，一路上，也想到了怎样安排自己今后的生活，首先想到的是要不要再回一次宁夏，去父母的坟上看一看。想一想这个世界也的确奇妙：身为武汉人的父母都死在了宁夏，反倒是我，一个说梦话时都讲宁夏方言的人，如无意外，就应该死在父母的故乡了。后来又想，无论怎样，还是按照我喜欢的生活样式继续生活下去吧，当然也要对得起自己，比如我早就想出门旅行一次，现在看来可以成行了——不过是些普通的想法，应该不算过分。

死，一路上我都在说这个字，一点特殊的感觉都没有。

“死，”我说了一次，接着再说一次，“死！”

仍然一点感觉都没有。

我知道事情不会就这么简单，虽说我是个平淡无奇的人，但是芸芸众生身上的七情六欲一点也没少，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遇事镇定的人，别人眼中的些许无所谓，其实也只是无可奈何的随遇而安而已，正因为平淡无奇，我的贪心、恼怒和开怀大笑与身边的人都如出一辙，所以我知道，我不会这样一直蒙昧下去，也许哪天早晨起来就会发作也说不定，只是迟些来而已。那么，就迟些来吧，我是害怕生活规律被打破的人，至少明天早晨起来，只要天气正常，我还是要绕着东湖边的环湖公路长跑。

那天晚上，可能是鼻子终于不再流血的缘故，我竟然睡得异常深沉。

事实上，自此之后，有好长一阵子我的鼻子再没流过血，体力也绝无问题，我甚至常常不相信自己已经是个来日无多的人。

说说我住的院子和房间吧。如果从汉口经长江二桥到武昌，经过一条长长的干道之后，再拐往梨园方向，经过一个环形广场，往北折，就走上去往东湖深处的环湖公路了，只走三分钟，正对着湖面的公路左侧有一条巷子，巷子口是一间高等师范专科学校，然后是个废弃了的公园，据说由于经常有人吊死在那里的一棵鬼柳上，所以几乎无人去了，再往前走就是我的小院子了，院子里有两幢两层小楼，有一片草坪，草坪边上种着一排紫薇和三棵桑树，每棵桑树上各有一个鸟窝，就是这样。

其实这条巷子幽深得很，往前走建筑物虽然很少了，但是参天的古树倒是不少。当我刚刚从大学里的图书馆系毕业，被分配到这座小院子里的时候，我一直想不清楚，一个远在汉口的工厂，它的图书馆为什么会坐落于如此偏远之地，不过后来也明白了：原来这里的好多地盘都曾经属于它过去的职工疗养院，其中也包括那座已经废弃的公园。

我的房间也不算小，虽说只有一间，但好歹也有二十多平米，具体多少没量过，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正对着院子的是一排陈旧的落地窗户，窗户上斑驳后日渐脱落的红漆简直不堪目睹，所以我自己买来油漆一律刷成了黄颜色，一眼看去倒是十分扎眼，说它是落地窗户一点都不假，因为地板三番五次地坏，而每一次翻修的方法就是直接在朽坏的地板上再加上一层，所以，当我席地坐下，窗台也仅仅到膝盖处，那些放在窗台上的花还莫如说是放在房间里。

房间里没有凳子，认真说起来也没有床，说到底我还是个喜欢舒适的人，走到哪里都喜欢找个舒服的姿势躺下来，所以，房间里足足铺了十张凉席，冰箱、被褥、SONY高画质电视、简易衣橱、一只东北炕桌和成堆的CD、DVD就这么随便放在凉席上，枕头倒是有好几个，想写写画画的时候径直靠着枕头伏在小炕桌上写写画画就是了；房间的另一侧推门出去是个阳台，虽然不大，但是简单的厨房和同样简单的卫生间都在上面，站在那儿可以看到师范专科学校里的操场和体育馆，以及更远一点的东亭精神病院，精神病院的主楼是座哥特式建筑，楼顶上还有座钟楼，我知道，几十年前那里曾经是一座教堂。

在这座谈不上熟悉的城市里，这里就是我的一块小小地盘了，几乎没有人打扰我的生活，我也相当满足于眼前的生活，即使是杜离，也羡慕我的自在，在我这里过夜的时候，半夜里睡在凉席上，他总是不忘记说：“他妈的，咱们简直像两个韩国人！”

一直到死，我大概都会在这里住下去了。

至少从去年春天的那个上午一直住到了去年的夏天和冬天，一直住到了此刻。

我的生计并无问题。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我常常帮书商写写稿子，大多是些资料汇编，最终由书商出成《人生哲理三百条》《名人情书》之类的书，做起来很轻松，在隔壁的图书馆里翻资料就可以了，据说书的销路还相当不错，最忙的时候我一年编过五六本。这样一来，我过日子绝无问题，甚至可以说过得相当不错。在银行里也有些存款，假如我仍然能好好活着，我原本是打算用这笔钱去买辆二手车的，现在看来也无此必要了。

可是——

就像命定一般，我的生活终究还是发生了变化：不知道从哪一天起，我突然变得爱步行了，不是像退休的老人般有事无事都上街转悠，而是只要上了街就尽可能走路回来，碰到感兴趣的事情就停下来看看，而感兴趣的事情竟然是那么多，所以一趟走下来总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放在过去真是从未有过的事情，一开始我并没有留意，留意到的那一刻，我能感到自己的心里轻轻地颤了一下：我，是舍不得去死吗？

是的，我舍不得死，一个连掉了颗纽扣都觉得浑身不舒服的人，怎么可能是个无牵无挂的人呢？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我和杜离，还有小男，在汉口的一间酒吧里喝完酒出来，在武汉关的那间钟楼底下走着，天上下起雨来，听到长江里传来的一声汽笛声，鼻子突然一酸，幸好忍住了，转而拉着他们在大街上疯跑了起来。

我就此明白：我的身体里埋藏着一根电线，迟早它会通上电，变成一条漫长的火蛇，使我伤心，使我焚烧，甚至号啕大哭；眼前的蒙昧，只不过使劲推迟那一天朝我逼来而已。

好了，现在，还是每天都上街转转吧，许多时候我都觉得像个初次进城的农民，觉得眼前的一切都是如此新鲜：高楼大厦是美的，一方狭窄的草坪是美的，女孩子的脸是美的，打太极拳的老太太们也是美的，转着转着，我差不多就沉醉不知归路了。有趣的事情着实不少，在蛇山下的那座隧道里，我遇见过一个穿着白布对襟褂的老太太，每天晚上都打着伞在那里站上一会儿，一句话都不说，就只盯着从隧道里经过的行人，许多人都被吓得毛骨悚然；我还遇见过一对中年夫妻，一天下来，遇见了四次，于是便好奇地和他们聊了起来，这才知道丈夫也是和我一样来日无多的人，大病不愈之后，决定让妻子陪着在城市里好好转一转，看看他们生活过的地方，我碰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刚从当年插过队的地方回到城市里。

对了，我还碰到过逃跑的伴娘。

我听说过许多婚礼举行前几分钟逃跑的新娘，可是还从来没听说过给新娘做伴娘的人也逃跑的事情。

去年十一月的一个晚上，我从花圃里回来，坐车到洪山广场，下了车走路回去，已经是冬天的天气了，我竖起衣领朝水果湖方向走，走到湖边，找了个石凳坐下来抽抽烟，我背后正对着一家亮若白昼的酒店，欢声笑语不时从酒店里传出来，定睛一看，这才发现里面正在举行婚礼，于是便饶有兴味地看了起来。看了不几分钟，酒店里的灯一下子灭了，正在我恍惚的工夫，酒店里已经乱成了一团，我还以为停电了，但是我头顶上的路灯还亮着，那家酒店隔壁店铺里的灯也都好好亮着，随之我就听到黑暗的酒店里传来了争吵的声音，举行婚礼的人显然对酒店不满了，酒店的人一边不迭地赔礼，一边吩咐人赶快去查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好几分钟过去，灯还是没有亮起来，争吵的声音就更大了。

这时候，一个穿着拖地白裙的女孩子从酒店里走了出来，也在我旁边的一个石凳上坐了下来。我心里暗生诧异：不会是新娘一个人跑出来了吧？就多打量了几眼，总算看清楚不是新娘：尽管也模模糊糊看清了她脸上绝对不算浅的妆，但是头上并没什么多余的饰物，如果没猜错的话，她应该是伴娘。她的高跟鞋好像出了什么问题，坐下来后马上脱下，一边揉揉脚，一边把两只鞋放在石凳上敲了敲，清脆的梆梆两声，似乎使了不小的力气，接着穿好，站起来趔趄着往前走了两步，好像还是不行，回来接着敲，声音更大了。

看着看着，我就笑起来了。最近总是这样，本来没什么特别之处的一件事情，我却总是能看得笑起来，等到明白自己在笑的时候，事实上已经笑过了。

“喂！”她朝我这边叫了一声，我还以为我背后有人，就转过身去看，转身的工夫她又说，“看什么呢，就是在叫你！”

“哦哦。”我答应着站起身来，“怎么了？”

“给根烟抽抽吧。”她说。

我便走过去，掏出一根烟来递给她。她一只手接过烟，一只手还在继续敲着鞋，我掏出打火机给她点火，一弯腰就闻到了她身上浓浓的香水味，也看清楚了她的脸：不用漂亮来形容是说不过去的，尽管嘴唇上的口红抹得重了些，但是某种稚气还是从口红里袒露了出来，大概也就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吧。点好烟，她抽了一口，立即呛得连声咳嗽起来，一眼便知不是那种经常抽烟的人，我站在那里也不知如何是好，她倒是咳嗽着问了我一个问题：“你觉得活着有意思吗？”

“有……没有……你觉得呢？”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便干脆问起她来。

“我觉得太有意思了！”她说。

“怎么说呢？”我继续问。一般而言，提出“活着是否有意思”之类问题的人对此类问题的答案总是否定多于肯定的，像眼下这样肯定的回答我还是第一次听见。

“哈，活着多好啊，能抽烟，能光着脚，不高兴了还能剪剪电线什么的，还有好多事情，哪怕办不到，想一想总是有可能的吧。”她多少有几分狡黠地笑着说。

“什么？”我一时没听清楚，“剪电线？剪哪里的电线？”

她仍然狡黠地笑着，嘴巴一努，我顺着她的嘴巴一回头，立刻明白了：原来酒店里的那一场小小的悲剧是她造成的，也禁不住笑了起来：“怎么会想到剪电线啊？”

“烦了，从下午三点闹到现在，我早就烦了，不剪电线我可能到明天早上都回不去。”她轻轻地吹了声口哨，“本来是想拉拉电闸的，但是他们修起来太容易，干脆就跑到屋顶上把电线剪了。”

“啊？”

“啊什么呀，一点都不危险，到厨房里找了双塑料手套戴好了才去剪的，又是在屋顶上，反正也不会出什么事情，明天早上他们稍微一注意就能发现，唉，只要今天快点结束就好。”

说话间，事情竟然果真像她希望的一样：酒店的门口开始有人走出来，虽然出来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全都怒气冲冲，但也的确没什么办法，一场热闹的婚礼看来只好就此结束了。过了一会儿，人群中走出新郎和新娘，我刚想看得更清楚点，身边的女孩子却一拉我的胳膊：“别动，有人在叫我！”

果然有人在人群里喊着一个名字，听不太清楚，我回过头去，还不及开口，“嘘！”她就先将食指在嘴唇边竖了起来，其实她的手还一直在拉着我的胳膊，此时又一用力，我就干脆在她身边坐下了，她的身子再往后躲一点，几乎完全躲到我的身体背后，“千万要挡着点，被他们找到可就惨了！”

于是我也就不再说话，一边用身体挡着她，一边还是像刚才一样饶有兴味地看着酒店前面的人们何去何从：新郎和新娘上了一辆轿车，剩下的人也只好各走各路了，争吵声仍然还在持续，赔礼声自然也就没有停止，他们哪里知道罪魁祸首就在我的身边，想起自己正在度过一个如此有趣的夜晚，心里总不免觉得有几丝隐隐的快乐。总有十分钟的样子还多，人群终于消散开去，酒店的经理正在对员工们施以更激烈的怒吼，那个一直在叫着我身边的女孩子的名字的人，也在最后一个离开了，我侧过头一看：她竟然靠在我身上睡着了，一只手抓着我的胳膊，一只手还提着高跟鞋。

那么就睡吧，我想。

十二点的样子，背后的酒店关门了，一条街上几乎所有的店铺也都关了门，行人寥落，渐至于无，我抽着烟，看着偶尔从眼前驶过的汽车，看着湖面上的幽光里随波逐流的游船，真正是觉得神清气爽了。“啊！”也就是这时候，身边的女孩子“啊”了一声醒过来，睡眼惺忪地问我：“现在几点钟了？”

“十二点了。”我回答说。

“该死！”她马上站起来，一边整理着她的拖地长裙，一边又忙不迭地穿好高跟鞋，正弯腰穿着呢，突然侧过身来对着我，“你是谁？”

我愣了愣，苦笑起来：是啊，叫我怎么说呢？

“该死！”我还愣怔着，她已经穿好了鞋，在地上踩了几步，突然“哦”了一声，用手敲着自己的头，“想起来了想起来了，你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嘛，没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

“要不——”我迟疑着说，“我打个出租车送你回去？”

这下轮到她迟疑了，终于还是说：“好啊，可是我住在汉口哦，很远的。”

“没关系，”我说，“走吧。”

不过，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麻烦一些，也是怪了，我和她在水果湖与东湖之间的那座汉白玉桥上等了大约二十分钟，竟然没有一辆出租车来。两人便随意往桥下走去，不觉中走出了好远，等到我偶然瞥一眼的时候，才发现她又把高跟鞋脱下来提在手里了，空出来的另外一只手则提着裙边，走起路来真是不轻松。我就停了下来，站在路边继续等出租车，这时候，她一眼看见前面的一家夜宵摊前停着一辆小型货车，马上招呼我说：“好了好了，有救了，我就坐前面的车回汉口去了，”见我反应不过来，又说，“那是庄胜百货商场送货的车，一定是过长江二桥回汉口的，我就在庄胜百货旁边。”

我多少有些疑虑，直到走近了，才发现她的确没有看错，真的是庄胜百货的货车，夜宵摊上只有一个顾客，显然就是这辆货车的司机了。她在离货车大约十米远的地方停下，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还真是说不清楚，平常也没什么事情，就是编编书什么的吧。”

“编书？”

“是啊，编些人生格言之类的东西，意思也不大。”

“不是挺有意思的嘛，哎，你背一条来听听啊。”

“啊，还是别了吧，大半夜背人生格言，总觉得不大对劲。”

“这有什么，背背吧，显得咱们多有理想啊。”

我只好背了临时想到的一句：“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于心。”

“不错嘛，我也想到了一句，‘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她哈哈笑着说，“这一句也算是人生格言吧？”

“应该不算吧，可能只能算农谚——”

我的话还没说完，她拔脚就要往前跑，刚跑出去两步，回过头来“嘘”了一声，我这才看到那个司机吃完夜宵后正在付账。她很轻捷地跳上车，找了个舒服的姿势坐下来，还是光着脚，手里提着高跟鞋。我也不再说话，只笑着看她，突然想起来要问问她的名字，还有，她是做什么的呢？终了还是没问。一会儿，那司机回来了，打开驾驶室坐了进去，压根就没注意到车厢里还坐着一个人，很快，货车就开动了，那女孩子对我做了个“V”字手势，我便看着她连同小货车一起渐行渐远了。

后来，街道上起了雾，街道两旁的桉树和楼房都像是穿了一层薄纱，远处过往的汽车灯在薄纱里亮着，像是来自冥界的精灵手里提着的两只灯笼，微风吹过，绿里返白的桉树叶子哗啦作响。我浑身轻盈，感到自己的身体也薄如纸片，与湿漉漉的雾气融为了一体，想想此前背诵的格言，想想此刻坐在小型货车上驶往汉口的伴娘，不禁又想起了一件事情：我是否会死在一个如此有趣的晚上呢？

即使不能，我也希望像这么有趣的晚上越多越好。

这样的晚上越少越好——大概一个月之后的一天晚上，半夜里，我被一阵动静惊醒了，拉开灯一看：竟然有两只不知道名字的水鸟闯进了我的房间，上下翻飞，撞翻了我的茶杯，越过我的头顶，最终落在衣柜的顶端，叽叽喳喳地叫着，跳着，这就是真正的“雀跃”了，它们应该是在我睡着的时候从东湖的湖面上飞过来的。我颇觉有趣，就点上一根烟靠在枕头上看这两个小家伙接下来将何去何从。

突然，没有任何征兆，我的鼻子一酸，眼角就湿了：某种微小的感觉在心里滋生了，在转瞬间就迅速扩大，像落在纸上的一滴水珠，一点点扩张着湿润的疆域：两只水鸟尚能上下翻飞，我的死期却近在眼前，而且，我是孤单的，并没有一个人知道我的秘密，在此刻，我是多么希望有人知道我要死了，能对我说几句劝慰的话，即使我的天性并不如此，但是，一个人总有想挣脱自己天性的时候。

我想杀死这两只鸟。

我不能容许这两个小东西在我眼前存在，从来没有一种更加激烈的情绪光临过我的身体：就在它们的雀跃中，我感到自己的身体正在消逝，离我的房间越来越远，离另一块黑暗之所却越来越近，在那黑暗之所，我会腐烂，沦为一堆白骨，再没有铺满凉席的房间和散发出淡淡幽香的风船唐棉，即使放声大哭，也不会有人听见。

我甚至感到那两只水鸟一点点在放大，而我却在缩小。

我站起身来，找了件衣服，跑到衣柜前面，想把它们盖住，然后再来处置，可是它们灵巧得很，我才刚刚靠近，它们就飞走了，在半空里盘旋不止，它们就在离我头顶稍高一些的地方，我却无论如何都拿它们没办法。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阳台上的一瓶杀虫剂，马上拿进来，对准它们喷上去，这次的确奏效了：那两只鸟扑扇了几下翅膀之后，终于绵软无力了，绝望地掉在了散落在地板上的一堆书中。

我把它们抓在手里，也就是在第一瞬间里，当我的手触到它们细密的绒毛和温热的身体，我就知道自己下不了手了，终了，走到窗户边，拿起给花浇水的水壶，一点点将那两个小东西浇醒了，之后，叹了口气将它们掷向空中，掷出去的一刹那，我心里暗自一惊：它们非但没有飞走，反而一个劲地往下落；不过还好，离地面大概只有半米距离的时候，它们就像大梦初醒般拍起了翅膀，转眼间就停在了那棵随风摇曳着的桑树上。

睡是再也睡不着了，我决定出去走走。

我怎么会想要杀死那两只小东西呢？

当我关好院子的门，置身于月光下的小巷子中，我突然感到害怕：我为什么会这样呢？在最短的时间内我得以确认：我死命推迟去想的一天，终于还是来了，这一天来后，还有如此这般更多的一天会悄然而至，自此之后，应该是有更多的东西让我不得安宁了，天上的星辰和地下的繁花都会变成刚才的那两只鸟，在悄无声息中压迫我，使我的身体像尘埃一样被雨水冲去，如此而已。

出了巷子就是环湖公路了，我抽着烟，径直往前走，这时候起了风，突然看见远处的几株灌木丛正在闪闪发光，心里顿生好奇：莫不是有人在那边放了火？于是加快步子跑过去，一见之下，不禁惊呆了：这里简直就是萤火虫的王国，不断有萤火虫从远一些的地方飞过来，和更多的萤火虫绞缠在一起，就像在参加其中两只的婚礼，更加奇异的是，可能是湖水映像上来的关系，它们身体上发出的光并不是那种司空见惯的黄色，而是显得格外清澄，所以，我的眼前就像是有一颗时而聚拢又时而分散的水晶球。

水晶球的下面，泊着一条船，船上堆着几个墨绿色的啤酒瓶。大概是清洁工从湖里捞起来的，自然是要留待明天才会被清洁工送进废旧物资回收站。

风大了，灌木丛边的杉树都摇晃起来，又是在湖边上，我不禁感到几丝凉意，但是那些沉醉的萤火虫却丝毫不管风多么大，继续沉醉着，一场盛宴还远远没到结束的时候。

突然就想起了风葬的事情。

我跳上那条船，坐好，随手一抓，足有数十只萤火虫就这样轻易被我攥进掌心里了，我将它们装进一只啤酒瓶，再用岸边的泥巴将啤酒瓶的口封好，丢进水里，这样，它便成了一只水中的火把，随着风势慢慢漂流开去，如此一来，这也是一只风葬的火把了。时间对我来说似乎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了，我也总算为这庸常的一天找到了结束的小小仪式：如法炮制，我干脆耐心地坐在船上制作了足有十个啤酒瓶火把，说实话，那么多的萤火虫被我风葬，我却丝毫都不感到有什么怪异之处。

后来，我解开缆绳，拿起船桨往前划了几米远，不再划了，仰面倒在舱里，闭上眼睛抽烟。风势是越来越大了，水波就自然不会小，没过多长的时间，我身下的船就漂出去了好远，“管它漂到哪里去呢，”我心里想，“就这么死了倒也不错，也勉强能算作是风葬了。”只有在不经意睁开眼睛的时候，还是禁不住被眼前奇异的景观所吸引：那些萤火虫并不知道自己即将死于我一手造成的风葬，还在啤酒瓶里翩飞不已，或许是置身于水中的关系，它们的身体反倒显得更加晶莹了，并且使一片片水波也泛射出金黄色的光，恰似火山爆发后在沟壑里流淌的岩浆。

我突然哭了起来，不是那种号啕大哭，眼眶里也没有眼泪涌出来，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哭了。

“死！”我哭着说了一次，接着再说一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