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的催化剂：16世纪英格兰的印刷媒介

身处21世纪的人们，可以时常感受到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的变化对个人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造成的影响，更有人将当前人类的生存状况形象地称为“媒介化生存”。由此说来，大众传播媒介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媒介发挥影响的方式及程度，却始终难以达成共识。因此，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有必要对媒介与社会的关系构建出一种历史的认识维度。只有透过对历史经验的爬梳，才能抓住其中具有规律性、长期性的面向，也就能更准确地把握当前媒介发展变化的情势，这便是大众媒介社会史兴起与发展的现实意义。

在过去三十年中，有关“媒介与社会”的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提供了以历史视角研究媒介问题的基石，并开创了一个视野开阔的大众媒介社会史领域。而就大众媒介社会史的研究内容而言，大致可以进行如下的概括，即在较为宏观的历史架构中，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背景下，探讨大众媒介如何发展和被塑造、新科技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媒介机制和国家主权的密切关系，以及不同种类媒介间的相互影响等。[1]这一研究理路已经得到国内外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可。譬如，就印刷出版史研究而言，我国学者在21世纪初叶即指出，应该将印刷出版看作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环境而对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演变作孤立研究。可以说，一部印刷出版史也就是一部印刷出版与社会的关系史，只有突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才能对印刷出版史有更深层次的认识，才能对具体的社会现实提供借鉴，所以学者们常将二者的关系视为印刷出版研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2]

印刷术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项重要发明。从技术源流的角度来看，中国人毕昇最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金属活字印刷术（以下简称印刷术）则最早出现在朝鲜半岛地区。但是，欧洲人对这一媒介技术的运用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产生了更为显著的影响。通常来说，自15世纪后半期这项印刷技术在欧洲出现并运用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便开始逐渐登上历史舞台。我们现今常用的印刷媒介（Printing Media）一词便是一个来自传播学的概念。从广义上说，媒介是一种能够使传播得以发生的中介，但在实际应用中该词的词意有其特定指向，用来表示实现大众传播的技术形式、方式和手段。[3]在本书中，印刷媒介指人们使用印刷术生产出的印刷品，而我们重点关注的则是其制作、销售与接受的全过程。

应该说，出现在欧洲大陆的印刷术着实是一次巨大的突破，是自中世纪末期以来许许多多技术发明的巅峰之举。[4]它通常被认为是由德意志地区的约翰·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最先发明的，时间在1440～1450年。古腾堡的成就不仅是单项发明，而且是整个印刷的新技术，包括金属活字、油墨、纸张及印刷机。若从一个较长时段来看，印刷术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人类文明的载体——媒介的存在形态，使传播媒介在信息传递方式、传播速度和范围上有了实质性的改变。这些不寻常的“抄本”虽然在外观上与传统的手抄本相去不远，然而字迹却是利用印刷机器的技术，以活字“压印”在纸上。印制的过程固然简单，却还是令人相当惊奇。对于欧洲而言，活字印刷技术出现的时代正是一个充满变化的创新年代，而且由于其随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影响力，所有现存的文明都曾历经这个时期。[5]

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这项新技术被印刷商和技工传遍了欧洲大部分地区。1476年，英格兰人威廉·卡克斯顿（William Caxton）在威斯敏斯特建立了英格兰历史上第一家印刷所，至此，印刷术被正式引入英格兰。在此后的一百年间，英格兰印刷出版业不断发展壮大，印刷书籍的品种显著增多，数量迅速增长；同时，与欧洲大陆的书籍贸易也呈现出繁荣景象。而此时的英格兰社会正在经历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的巨大变迁。这一时期出现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萌芽与兴起、宗教改革、政府机构与职能的变革、以人文主义思潮带动的教育变革等构成了英格兰历史上较为典型的社会变迁时期。这一变迁过程对印刷媒介自身的兴起和发展有怎样的推动和促进作用？印刷媒介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一变迁过程，其社会影响力的范围和实质到底如何？这些都是传统印刷出版史研究较少涉及而又颇令人着迷的问题。

数十年来，西方学术界关于印刷术与近代早期欧洲社会的关系问题尚存在不同看法。通常来说，传播技术的改进所产生的不同媒介形态，都有各自独特的信息处理模式与传播方法：它们以新的手法撩拨欲望、创造愉悦、涉入人们的生活。事实上，新的媒介均以新的方式创造出新的意义，并将意义传播出去，而机械性复制的诞生是传播技术的关键特征。[6]印刷术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种机械性复制传播技术，其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受到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积极肯定，[7]他们指出：“印刷术的推广，古代文化研究的复兴，从1450年起日益强大和日益普遍的整个文化运动，所有这一切都给市民阶级和王权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带来了好处。”[8]而其后的很多西方印刷出版史学者，则更加强调印刷术的社会影响力。如爱森斯坦（Elizabeth L.Eisenstein）在其代表性著作中便鲜明地提出，印刷是一场“未被承认的革命”，人们传统上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的解释中，低估了印刷所扮演的“变迁的触媒”之角色。[9]她延伸麦克卢汉等人的看法，强调印刷术的发明造成了两个长远影响：首先，印刷将知识标准化，并得以保存下来；其次，印刷激起人们对权威的批判，让人们更能获得相同事物相互矛盾的观点。[10]

爱森斯坦的论述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传统上对印刷术的认识，但在其著作问世之后的数十年中，也不断受到学者的质疑和反驳。这些学者运用新材料、新方法，提出了被称为修正主义及后修正主义的观点，从而将这一问题引向深入。一般说来，他们都接受“媒介的变革带来了重大的社会与文化影响”这一观点，然而，他们觉得其结果的本质和所及的范围则没有先前想象的那么大，印刷术被人们接受并广泛运用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一种渐进的变化过程，而非“革命”。面对修正派学者的诸多批评意见，持传统观点的学者也不断通过新的证据为自身观点辩护，从而形成了西方史学研究的热点之一。

要想对上述问题获得一种相对全面的认识，就不能忽视对传播媒介与社会变迁互动关系的观照。笔者认为，媒介既受技术力量的推动，同时也与社会变革紧密相连。如若没有社会需求，技术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所以，媒介、技术与社会是一个相互连接的整体，这应看作媒介史研究的一个根本指针。因此，本书以印刷术被引入英格兰之后一个多世纪的变化情况为个案，力图站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之下，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清理出这一时期英格兰印刷出版业的发展如何受到社会环境变化的影响，以及这一新兴媒介形态在近代早期英格兰社会中发挥的作用，从而对印刷媒介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有一个更为精准的理解。同时，从印刷媒介的视角出发，或可对更好地理解英格兰近代早期的社会变迁有所助益，这便是本书力图解决的主要问题。

注释

[1]〔澳〕林恩·高曼、戴维·麦克林恩：《大众媒介社会史》，林怡馨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7，第1～2页。

[2]肖东发、仝冠军：《出版与社会：出版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中国出版》2003年第8期。

[3]Tim O'Sullivan ed.,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2nd ed.,London:Routledge,1994,p.176.

[4]〔英〕凯文·威廉姆斯：《一天给我一桩谋杀案——英国大众传播史》，刘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21页。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本书所探讨的金属活字印刷术最早出现的问题，仅限于欧洲范围内。

[5]〔法〕费夫贺、马尔坦：《印刷书的诞生》，李鸿志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第2～3页。

[6]〔美〕罗杰·西尔文斯通：《媒介概念十六讲》，陈玉箴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3，第29～34页。

[7]〔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2，第41～50页；〔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79，第472页。

[8]〔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5，第457页。

[9]Elizabeth L.Eisenstein,The Printing Revolution in Early Modern Europ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10]〔英〕阿萨·布里格斯、彼得·伯克：《大众传播史：从古腾堡到网际网路的时代》，李明颖等译，韦伯文化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4，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