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各布·冯·贡腾

假如瓦尔泽拥有千万个读者，

世界就会安宁得多……

——黑塞

瑞士德语作家罗伯特·瓦尔泽（Robert Walser）的命运与阿尔卑斯山皑皑白雪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白雪意味着辽阔和淡泊，宁静与质朴，它意味着与任何其他色彩的格格不入。瓦尔泽就像一片轻轻的雪花那样，飘落到沉重的大地上，又悄悄地融入大地。直到瓦尔泽去世多年后，这位卓有才华的作家才引起国际文坛的普遍关注。如果说瓦尔泽是一块久藏在阿尔卑斯山麓白雪之中的瑰宝，也许对熟知瓦尔泽一生和其创作的人来说并不过分。因为瓦尔泽和他隽永的文学风格既把人带进一种类似东方王摩诘的高远和陶渊明的超凡脱俗般的美学意境，同时又置人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审美情趣之中。他的文学语言像窃窃私语，他写下的小说、诗歌以及2000多篇小品文更像轻轻飘落的雪花，在平静中给人以无限的遐想。瓦尔泽远远算不上欧洲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但仍不失为文人的楷模，现代著名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曾经说过，卡夫卡不过是瓦尔泽人格的一个特殊侧面而已。据穆齐尔称，瓦尔泽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开山鼻祖之一，当今瑞士德语作家的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瓦尔泽的烙印，瓦尔泽是德语现代主义文学的象征。

那是1956年的圣诞节，瓦尔泽在瑞士黑里绍精神病院美美地吃了一顿午餐，酸菜、猪排、香肠加甜点心，比往常丰盛得多。饭后，这位患了二十七年精神分裂症的作家与往常一样独自出门散步，这已是他几十年来养成的习惯。与德语文学史上另一位患精神病的著名诗人荷尔德林一样，瓦尔泽在精神病院的床榻下也是一堆散步走破了的旧皮鞋，散步在瓦尔泽的生命中的重要程度似乎远远超过了文学创作，本书收入的《散步》版本是写于1917年初单行本第一版[2]，是一部中篇小说，也有人把它归类于散文。瓦尔泽的一生几乎可以用“散步”两个字来概括，这也是我将这部瓦尔泽作品集取名为《散步》的原因。因为瓦尔泽的文学作品与“散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作品中常常出现长途跋涉的漫游者，他以陌生人的身份穿越陌生地带，并且用漫游者的视角不断去游戏文字、游戏文本，反讽作为作家的自身，其实这是瓦尔泽的一种诗学风格。

阿尔卑斯山的冬天是雪的世界，瓦尔泽在寂静的雪地里走着走着。他走过火车站，穿过一片树林，走向那堆废墟，那是他想去的地方。他一步一步向废墟走去，步伐是稳健的，他甚至没有去扶一下路边的栏杆，或许是怕碰掉栏杆上洁白的积雪。忽然他身子一斜，仰面倒下，滑行了约两三公尺，不再起来。若干时间以后，雪地里的瓦尔泽被一只猎狗发觉，接着是附近的农民，然后是整个世界。

一 “失而复得的儿子”

罗伯特·瓦尔泽1878年4月15日出生在瑞士宁静的小城比尔的一个开文具店的小商人家庭，他的父亲是虔诚的新教基督徒，母亲是温柔丽质的女性，性格多愁善感，瓦尔泽的母亲患有抑郁症，这可能是瓦尔泽家族的遗传性疾病。1894年，瓦尔泽母亲去世，根据瑞士日耳曼学者马特（Peter von Matt）的研究，瓦尔泽对其母亲的依赖性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他的文学创作。瓦尔泽在八个孩子中排行第七，总想从终日操劳的母亲和不苟言笑的父亲那儿多得到一点爱，然而父母似乎并不偏爱罗伯特·瓦尔泽，每当兄弟姐妹中有谁病了，都能得到母亲加倍的疼爱，而瓦尔泽却从不生病，因而得不到那份特殊的怜爱，心里总觉得父母有点嫌弃他。

“夏日的一天，一个小男孩决计试探一下父母对他的爱心，他独自来到池塘边，脱光衣裤，将它们挂在池塘边的小树上，将小凉帽扔进池塘，自己却爬上高高的菩提树，一会儿男孩的姐妹们来池塘边玩耍，看见这一情形，误以为男孩已溺水而亡，大声哭喊，哭报母亲，全家沉浸在悲痛之中。父母悲痛之极，悔恨未给儿子多一点爱怜，若再给一次机会，一定加倍疼爱失去的儿子。男孩在菩提树上看清了这一切，便下得树来，躺在池塘边上，望着蓝天白云，遐想回到母亲怀抱里的温暖。傍晚时分，男孩回到家中，全家人喜出望外，失而复得的儿子受到了父母格外的宠爱……”

然而这个故事并非真人实事，而是瓦尔泽十五岁时写下的第一篇习作中的情节，瓦尔泽将它取名为《池塘·小景》。“失而复得的儿子”的故事出自《新约全书》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中有关失去的羔羊和失去的儿子的章节，《圣经》中描述了两个儿子，小儿子从父亲那儿要了他的那份财产，出门远游，财空囊尽后回到家中，父亲非但没有责怪他，反而为他杀猪宰羊，盛情款待。大儿子从地里干活回来，看到这一情景，愤愤不平，觉得他替兄弟尽了儿子的责任，却从未得到过父亲的如此厚爱，父亲劝大儿子，你一直在我身边，我的一切都是你的，而你弟弟在我心目中已经死去，失而复得的儿子怎能不让人高兴。在《圣经》中这一故事是为建构基督教伦理而服务的，在于肯定“浪子回头”的价值。

然而瓦尔泽采用这一题材则不是复制《圣经》所表述的公正和宽容，恰恰相反，瓦尔泽着意强调没有失去的儿子同样应当得到爱和公正。这一思想同样体现在瓦尔泽日后创作的散文《失去的儿子的故事》之中。在这篇作品中，瓦尔泽完全采用《圣经》的情节，所不同的是瓦尔泽利用叙述者来表示自己强烈的倾向性，即对《圣经》中的大儿子寄予同情。在《失去的儿子的故事》中，瓦尔泽将叙述重心移植到大儿子身上，在与失而复得的小儿子得宠的强烈对比下更显出应得宠而未得宠的大儿子的不满情绪。这便是瓦尔泽童年留下的“俄狄浦斯情结”，这点与卡夫卡的父子情结十分相像。在德语文学研究中，瓦尔泽与卡夫卡风格的脉络关系已成定论。卡夫卡也曾经写过一篇取材于《圣经》中失而复得的儿子的短文。德国文学理论家齐默曼（Hans Dieter Zimmermann）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写过《巴比伦的翻译——论瓦尔泽和卡夫卡》一书，对瓦尔泽和卡夫卡的作品进行过细致的对比研究，齐默曼在这两个作家的创作中看到了瓦尔泽和卡夫卡的文学作品及人格中的相通之处，即将个人的主观感受处理成人的普遍情感，在写作文本的过程中完成从个别到一般的世界观。

1892年，瓦尔泽遵照父命前往比尔，在一家银行当学徒，但他其实内心则向往成为一名话剧演艺员，童年时他喜欢看比尔剧院时常上演的席勒不朽之作《强盗》，在席勒的戏剧中，瓦尔泽萌发了对文学的偏爱和对语言的敏锐感觉。1895年瓦尔泽到了德国斯图加特，想在那儿学艺当演艺员，不过这一梦想很快就像肥皂泡似的破灭了，生性内向的瓦尔泽不得不承认自己并不具备表演才华。1896年瓦尔泽正式被苏黎世一家保险公司聘用，不久转入一家银行当职员。这一期间瓦尔泽开始了文学创作，1897/1898年间写下的诗歌《在办公室》就是他当时生活的写照，诗中“月亮是黑夜的伤口/鲜血滴滴竟是满天星星”后来成了脍炙人口的诗句。

起初，瓦尔泽只是在伯尔尼的《联盟日报》和慕尼黑著名文学杂志《岛屿》上发表一些散文、小品文和诗歌，后来这些作品分别于1904年和1909年收入《弗利茨·考赫散文集》和《诗歌集》中出版。尽管当时瓦尔泽初出茅庐，但其文学才华得到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如维德曼（Joseph Victor Widmann）和布莱（Franz Blei）等的青睐，不过此时他只是一名区区文学青年，并未得到大多数读者和图书商的重视。在此期间，瓦尔泽结识了维德金德（Franz Wedekind）、道腾代（Max Dauthendey）、比尔鲍姆（Otto Julius Bierbaum）等青年维也纳作家，这让他直接体验到了维也纳现代派的文学价值取向。

事业上的失意和生活上的落魄几乎伴随着瓦尔泽的整个创作生涯。直到日后瓦尔泽成为职业作家后，他仍然被这种失意感所困扰。这也许与他的生不逢时有关，因为，同时期的瑞士作家黑塞无论在名望和成就上都盖过了瓦尔泽，他无法走出黑塞的阴影。1904年，在瓦尔泽的《弗利茨·考赫散文集》出版的同时，黑塞出版了他的成名之作《彼得·卡门青》（一译《乡愁》），尽管黑塞一生非常推崇瓦尔泽，并在1917年就在《新苏黎世日报》上大声疾呼：“假如像瓦尔泽那样的诗人加入到我们时代的精英中来，那就不会有战争，假如瓦尔泽拥有千万名读者，世界就会安宁得多。”[3]而事实上黑塞已是当时德语文坛的新星，成了苏黎世文学沙龙文人雅士宏论调侃的中心，相比之下瓦尔泽则显得黯然失色，1943年瓦尔泽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苏黎世的读者根本没有将我的作品放在眼里，他们狂热地追随着黑塞，他们把我看得一钱不值。”瓦尔泽抱怨苏黎世的读者的狭隘，他们只接受黑塞的这一种文学方式，排斥其他风格。当时甚至有一位女演员买了一本《弗利茨·考赫散文集》寄还给瓦尔泽，上面写了“要写书先学学德语”之类的讥讽。这也许正好说明了瓦尔泽文学作品的超时代性，犹如处在康定斯基所说的艺术金字塔的顶尖，它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方能被后来者所理解。

二 主仆关系

1903年至1904年间，瓦尔泽前往苏黎世近郊威登斯维尔一个叫卡尔·杜布勒的工程师和发明家事务所当帮工，但不久这家事务所就倒闭了。接着的一段时间，瓦尔泽在苏黎世的一个犹太贵夫人家中当侍者，这段经历成了他日后撰写《助手》《唐纳兄妹》等作品的素材。1906年他应在柏林的哥哥卡尔·瓦尔泽之邀来到德意志帝国首都柏林。卡尔当时已是柏林小有名气的画家，专门为一些书报杂志画插图和画舞台布景，卡尔有意让弟弟前来帝国首都，接受世纪风的熏陶。在那里瓦尔泽曾短期在柏林分离派（Berliner Secession）艺术家协会当秘书，并有机会结识了著名的出版商费舍尔（Samuel Fischer）和卡西尔（Bruno Cassirer）。然而在柏林的那些日子里，瓦尔泽似乎是局外人，他大多深居简出，小说并没有获得期待中的巨大成功，因此生活上逐渐捉襟见肘，主要靠卡尔的接济度日。他的作品虽然没有被当时大多数读者接受，但获得文学界精英人物如穆齐尔、图霍夫斯基的高度肯定。黑塞和卡夫卡甚至将瓦尔泽视为自己最喜爱的作家。据说瓦尔泽在此期间曾不时受到一位女富豪的资助，在瓦尔泽的传记中，这位女富豪一直是个谜，我们无从了解她的姓名、生平以及她与瓦尔泽的关系。

1905年9月，瓦尔泽曾在柏林的一家仆人学校接受侍者训练，接着他又在上西里西亚的一个贵族宫殿里当过三个月的服务生。这段经历日后出现在他多部文学作品中，本书收入的作品《西蒙》《托波特》都是反映主仆关系的名篇，谦虚和谦卑是瓦尔泽作品的一贯风格，这种风格在长篇日记体小说《雅各布·冯·贡腾》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在这部小说中，“现实世界”蜕变成令人无法把握和理解的巨大怪物，这个巨大的怪物则是由读者耳熟能详的日常生活琐事建构而成，但却恰恰因为如此而变成一个个难解的谜团。卡夫卡的早期作品也有同样的功能，这样看来，卡夫卡特别喜欢瓦尔泽这个时期的作品也就不难理解了。1913年瓦尔泽因文学创作上的失落和接济他的女富豪去世而离开柏林，这样瓦尔泽在柏林前后共生活了七年。这七年是瓦尔泽小说创作的最重要时期，这期间他写下了三部著名的长篇小说《助手》《唐纳兄妹》和《雅各布·冯·贡腾》，史称柏林三部曲。这三部小说当年均在布鲁诺·卡西尔出版社得以出版，责任编辑为文学评论家摩根斯坦（Christian Morgenstein）。

除了小说创作之外，瓦尔泽在柏林期间还写下了许多小品文，在这些小品文中，瓦尔泽不仅游戏语言，而且还塑造了“闲逛者”角色。他从闲逛者视角出发，描写了许多柏林大众聚集地场景，如柏林著名的站立式啤酒广场“阿欣格尔”、游艺场等。值得一提的是，瓦尔泽的长篇小说和小品文在出版之前均发表在当时著名的文学刊物上，或者在这些刊物上连载，如专门刊登话剧剧本和批评的文学周刊《大舞台》、欧洲最古老的文学杂志《新观察》《未来》、文艺月刊《莱茵大地》以及《新苏黎世日报》和魏玛共和国时期重要的文学刊物《新墨丘利》等。

柏林三部曲的共同特点表现在自传性上，因为它们或多或少地反映了瓦尔泽三次当仆人和打零工、做帮手的经历。值得注意的是，这三部小说在不同程度上都反映了主仆关系，三部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以小人物的身份出现的，与塞万提斯《堂吉诃德》中的主仆关系不同，在瓦尔泽的作品中，主仆关系是一种辩证的生活观，它客观地反映了瓦尔泽对人生价值的取向。

从表面上看，瓦尔泽文学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是小人物，很多都是任人支使的仆人，仆人的职业规范便是绝对的服从，然而对瓦尔泽小说人物的理解却不应停留在这个表象上。首先，瓦尔泽的主仆关系可以从宗教层面上来理解，瓦尔泽是新教徒，他反对将上帝偶像化，反对教会对宗教的教条化，反对教堂取代宗教的倾向。在他看来，无论是受支使的人，还是支使人的人都是上帝的仆人。其次，从哲学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主仆的关系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就像黑格尔说过的那样，主与仆是相互依赖的。在自然界，人战胜自然的主人力量同时又在自然的力量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再者，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主仆虽然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一定的社会存在对个体在群体中的社会位置的限定，但是在心理上主仆关系往往具有逆向性。这三点在瓦尔泽柏林时期的三部小说中是显而易见的。

三 巨大的小世界

“国王其实是叫花子，叫花子有时胜过国王。”瓦尔泽曾想在戏剧舞台上将这一思想传递给贪得无厌的世人。然而他却在1913年3月回到比尔后亲自实践了这一辩证法。他在比尔一家名叫“蓝十字”的简陋旅馆里租了一间房间，在那儿度过了七年时间。在柏林存下的一些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变成了一堆废纸，这时他只能通过写些小文章维持生计，1914年夏天，瓦尔泽以莱茵河地区妇女联合会的名义出版了《散文集》，因而获得的妇女联合会的莱茵河地区优秀文学家奖。但这笔钱对他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他马上又陷入窘迫的境地。冬天他竟无钱买煤取暖，只能穿上自己用旧衣服缝制的棉鞋，身上紧紧地裹着1914年秋天在军队服役时穿过的旧军大衣，才得以继续写作。当他沉浸在文字和想象之中时，他充分地得到了人生的满足。或许他在生活的阴影中得到的比在光明中得到的更多，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在柏林的仆人学校他不只是学会了“如何清洗地毯，如何打扫衣橱，如何将银器擦拭得铮亮，如何接主人的礼帽和大衣，而更多地是学会了将自我变得非常渺小”。将自我变得渺小不仅是瓦尔泽作品中的灵魂，同时也是瓦尔泽一生的生活准则，对于他来说放弃功名便是一种功名，然而当他不得不扮演叫花子的“角色”时，他却并没有像国王那样潇洒。在这段时间里他常常为了一块面包，一块奶酪或一块黄油向女友梅尔美特（Frieda Mermet）低三下四地乞讨。1914年初，瓦尔泽的父亲去世，接着他的两个兄弟接连死去，一个是死于精神病，另一个也因抑郁症自杀身亡。在柏林的哥哥卡尔虽与瓦尔泽一向关系不错，在柏林时曾给瓦尔泽的许多散文集和小说画过封面和插图，两人在世纪初的柏林分离派舞台上曾热闹过一阵，不过卡尔婚后与弟弟的关系日渐疏远，其原因是卡尔的妻子总是瞧不起这不中用的穷小叔子。随着卡尔的声名鹊起，他们兄弟之间关系也终于破裂。

1920年11月，瓦尔泽收到苏黎世一个名叫“读书俱乐部”的文学团体一份邀请，请他前去朗读作品。尽管瓦尔泽深知自己不善辞令，朴讷诚笃，一想到要在大庭广众下大声朗读自己的作品就觉得舌头发麻，但他还是答应下来了。毕竟苏黎世是他初出茅庐的地方，在那儿他开始了自己的飘浮生涯和只顾播种，不计收获的文学耕耘。那儿有他一段美好的回忆。然而，这个决定似乎是一个命中注定的错误。瓦尔泽清楚地知道，在文学已经成为消费商品的现代社会，这些商品的制作者若要成功，就必须具备敢在大庭广众面前脱下裤子并且面不改色心不跳的本领，因为首先知道如何拍卖自己的人才是能拍卖自己产品的人，但这却不是瓦尔泽的特长。

阿尔卑斯山的初冬早已是一片白雪茫茫了，瓦尔泽带着几页诗歌和散文稿上路了，和往常一样，他喜欢在雪地里漫游。经过几天长途跋涉，瓦尔泽来到了苏黎世。在朗读会之前他反复地练习朗读自己那些其实不适宜朗读的文字，瓦尔泽的文字似乎只能轻轻地吟诵，细细地品味。一旦经人大声朗读，那么蕴藏在字里行间的趣味便会荡然无存。不过现在一切都太晚了，朗读会的主持人找到瓦尔泽，请他试读一番。试读的结果大失主持人之所望。瓦尔泽根本不具备主持人想象中的朗读才华，经过一番争论主持人仍然决定由别人来替瓦尔泽朗读。瓦尔泽则出于酬金的原因只得委曲求全。朗读会的那天晚上，台上宣布瓦尔泽因病不能出席朗读会，而事实上，瓦尔泽像一名普通听众那样，坐在下面和其他听众一起为自己鼓掌。

四 “捉迷藏”

对于瓦尔泽来说，写作具有双重意义，即在用语言表达的同时在语言中隐藏所要表达的东西。但是这种隐藏是一种类似儿童捉迷藏游戏，隐藏的目的最终是为了被寻找，被发现。因此，谈论写作、谈论作家也是瓦尔泽的文学特色之一。本书收入的《有关写作》《意大利小说》《微微的敬意》等都属于这一类。我们可以说，瓦尔泽惯于将自我隐藏在语言的森林之中。在他那种不紧不慢、娓娓道来的节奏中，在纷乱无序的幻觉中，在有悖常理的荒诞不经中，在掩盖得严严实实的“浪漫主义反讽”中来实现他的文学价值观，《雅各布·冯·贡腾》《散步》《西蒙》等作品便是瓦尔泽运用“浪漫主义反讽”的明显例子。这部日记小说可以说是瓦尔泽的人生价值观的自白，不过这个自白只是被“浪漫主义反讽”的外套裹住，不易被人轻易察觉罢了。

“浪漫主义反讽”是德国文学理论中的一个术语。这一概念首先由浪漫派理论家施莱格尔提出。它当时指浪漫派文学中貌似严肃正经实际上是“所指”的反面的一种文学话语，自嘲是这种话语的典型特征，这种反讽手法往往具有某种隐喻的性质，是拿破仑占领时期德国文化人爱国情绪的一种宣泄方式。瓦尔泽承袭了这一文学手法，并在现代文学写作中赋予新的哲学含义。瓦尔泽的反讽侧重于自嘲自虐，即板起脸来嘲弄、否定自我。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反讽是在费希特哲学三个主要命题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即“自我设定自身”，“自我设定非我”及“自我与非我的统一”。施莱格尔的浪漫主义反讽与费希特的哲学一样，通过压抑自我来实现自我。通过夸大自我的弱点和无能从而使理念和现实产生陌生化，施莱格尔的反讽主要产生于自我的生成和自我的否定这两个不断相互运动的过程中。在瓦尔泽那里，反讽则是荒诞的基本定义，他的反讽含义在于绝对地否定自我。与费希特的主观主义哲学不同，瓦尔泽摒弃了在实际上是以主观唯心主义为目的的浪漫主义反讽，在否定主体的过程中建构新的主客观关系。

如果我们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看成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出发点，那么瓦尔泽作品中的认识论便是“你在，故我在”。换句话说，瓦尔泽认为自身并非完全是由自我设定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客观外界决定的。主体之所以是主体，首先是因为客体的存在，在客体的眼里主体无非也是客体。这一思想在本书收入的小品文《致纽扣》《陌生人》中得到了充分地表现。

瓦尔泽对现代德语文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将平淡的内容提高到纯文学的高度，而且他善于将文学手段变成文学主题，也就是说将语言的“矫揉造作”变成一种美。他作品中的语言像是那茫茫白雪，无声无息、无止无尽地飘落下来，初看，它近似于一种无聊或单调，但转眼那片片雪花在寂静中覆盖了大地，世界变得如此晶莹雪白，如此绚丽多彩。

伯尔尼时期是瓦尔泽文学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期，他在1921年至1933年间共写了几部小说和数百篇小品文、杂文。其中著名的长篇小说有1922年完成的《台奥道》和1925年动笔却未能完成的《强盗》。遗憾的是，《台奥道》原稿在辗转于出版社之间遗失。小说《强盗》也未能完稿，只留下了二十四页写得密密麻麻铅笔手稿。除了1915年出版的散文集《玫瑰》之外，瓦尔泽伯尔尼时期的大部分作品当时未能出版。

本书收入的《1926年〈日记〉残篇》也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其生成背景以及写作动机均未能得到确认，瓦尔泽在遗稿以及书信中也未提及这部残稿。估计文稿约于1926年前后生成，因为原始文本是用铅笔密写方式写就，纸张为日历纸，其中8个片段仅写在两张日历纸的空白处，可以确认的有一点，瓦尔泽曾企图发表这部作品，因为瓦尔泽将铅笔文稿进行了水笔誊写，文稿经誊写后共53页。尽管如此，但研究界迄今未发现瓦尔泽与外界或出版社做过出版该作品任何努力的痕迹。《日记残篇》主要内容为第一人称叙述者在散步中不断反思自我、生活和作家的写作，其中不乏对瓦尔泽本人写作和作品的反思。这部作品的作者誊写本经约亨·格莱文编辑后于1967年问世。此外，现在书店里能看到的几个集子如《强盗/费利克斯（残佚稿校注）》《温柔的字里行间》《当弱者咬紧牙关时》都是上世纪末才整理出版的。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开始，瓦尔泽的境况越来越糟，他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少。1922年从死去的哥哥赫尔曼和伯父弗里德利希·瓦尔泽那儿分得的一万五千瑞士法郎已耗尽。经济上的窘迫迫使他经常搬家，常做的只剩下两件事，写没人要的文章和孤独地散步。1925年以后，瓦尔泽精神失常的症状已经十分明显，曾多次想自杀未获成功，散步时连路人皆说，瓦尔泽得去精神病院了。尽管瓦尔泽多年来一直否认自己患有精神病，并一直拒绝就医，到了1929年初终于被姐姐丽莎说服，自愿来到伯尔尼的瓦尔道精神病院住院治疗。

五 融入白雪

1933年，游戏终于结束了。瓦尔泽不再继续在语言的森林中玩“捉迷藏”了，而是转入了比尔黑里绍森林里的精神病院。根据瑞士法律，像瓦尔泽那样的穷人的医疗福利由原籍所在地政府负担，这样瓦尔泽的生活有了保障。尽管黑里绍精神病疗养院院长辛利希森（Otto Hinrichsen）自己也是一名作家，他给瓦尔泽专门提供了一间写作室，让他可以从事文学创作活动，但瓦尔泽仍然放弃了写作。他说自己不是来这里写书的，而是来发疯的，要写书就不来这里了。瓦尔泽过着平静的生活，一种在生活的世界大门之外的生活。每天上午他帮助打扫卫生，下午做一些折锡箔纸、糊纸袋信封之类的手工劳动，由于放弃了写作，他已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只能吃病院里最低档的伙食，但他除了几次自杀的念头外，对生活没有任何苛求，就像他在小品文中写过的那样，人就这么活下去。文坛上对他的褒贬扬抑对他不再具有任何意义，对于瓦尔泽来说，写字的瓦尔泽已不复存在，对一个不存在的人的评价又有什么实际价值呢？瓦尔泽渐渐地被人遗忘了。

只有一个人从1936年起开始寻找瓦尔泽的真实价值，并一直陪伴着瓦尔泽走完生命的旅途。他便是瑞士出版家、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卡尔·塞里希（Carl Seelig）。塞里希定期去黑里绍精神病院看望瓦尔泽，与他一起散步交谈，日后发表了著名的日记《与罗伯特·瓦尔泽一起散步》，书中记载了他与瓦尔泽持续了二十年的谈话。在那漫长的散步途中，塞里希走入了久已沉默的诗人瓦尔泽的内心，瓦尔泽重新开始倾吐对人生和文学的真知灼见。尽管瓦尔泽看上去是个患精神分裂症的病人，西服的纽扣常常扣错，但他的思维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常的。塞里希为了使瓦尔泽能改善一些生活，积极奔走为他出版了散文集《巨大的小世界》，并在德语文学界到处征集捐款。黑塞领导的瑞士作家协会也拨款资助，这样才使瓦尔泽避免因交不起精神病院的饭钱而被驱逐到贫民救济院去的命运。瓦尔泽姐姐丽莎1944年去世后，塞里希便正式成为瓦尔泽的监护人，并获得了一部分原在丽莎手中的瓦尔泽手稿。瓦尔泽去世后，精神病院将瓦尔泽遗物转交给了塞里希，那是一只旧皮鞋盒，里面装着五百二十六张写满密密麻麻铅笔小字的手稿，这些手稿上的字迹只有一至二毫米，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手稿竟全部是写在一些废纸上，如车票、日历、卷烟壳等。1944年至1953年，塞里希整理、收集了瓦尔泽大量原始手稿和散见于报纸、刊物的作品，编辑出版了瓦尔泽《诗歌与散文》（五卷本），并与其他学者一起开始用放大镜破译瓦尔泽的铅笔手稿。1960年塞里希死于车祸，青年学者格莱文博士（Jochen Greven）在瑞士罗伯特·瓦尔泽基金会的支持下继续从事瓦尔泽研究和作品出版工作。在1966年至1975年的九年里，格莱文编撰出版的二十卷《瓦尔泽全集》震惊了欧美文学界，特别是在1985年至2000年的十五年里，瑞士瓦尔泽档案馆的埃希特（Berhard Echte）和毛朗（Werner Morlang）解码并编撰出版了六卷本《来自铅笔领域》。瓦尔泽的这些手稿原件时隔半个多世纪之后重见天日，再次震惊了欧美文学界，也震惊了欧美学术界。

自2008年起，由瑞士国家基金会支持的六部四十八卷的《罗伯特·瓦尔泽全集》（学术版KWA）编撰工作正在积极推进之中，其中已有二十卷问世。此项瑞士国家工程计划将囊括罗伯特·瓦尔泽的全部已发表的和历年新发现的作品、手稿（原件图像复制）、日记、书信以及其他文献，并以数码电子和书籍方式奉献给全世界读者。中国的瓦尔泽翻译工作则尚未真正起步，2002年我翻译了这个集子，这次再版又增添了若干篇小品文和瓦尔特·本雅明关于瓦尔泽的一篇文章，希望本书的再版能为罗伯特·瓦尔泽在中国的传播略尽绵薄之力。

范捷平

2002年

注释

[1]本文为2002年版《散步》代序，《散步》含有篇目《雅各布·冯·贡腾》《散步》《西蒙》《托波特》及若干小品文等。——编者注。

[2]1917年底至1918年初，瓦尔泽在将《散步》收入其散文集《湖山》时，做了较大的修改。

[3]参见1917年11月25日《新苏黎世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