羊毛线之恋

童年不是为了长大成人而存在的，它是为了童年本身、为了体会做孩子时才能体验的事物而存在的。童年时五分钟的经历，胜过大人一整年的经历。精神创伤也是在这时期形成。

——宫崎骏

在一个夕阳时分，跳入一片暖洋洋的金色海面，从此在安静美丽的海底生活，这是我从8岁就向往的。

这个向往驱使我在23岁的时候，动用存了多年的旅费，暂停二十几年懵懵糟糟的生活，喘一口气。

我选择了便宜而神秘的南美，而且那里的热烈、风情万种，正是我身上缺失的部分，因此，类似这样的国度，从小就吸引着我。

先在陆地上闲逛一两天，南美真是购物天堂，手工的、现代的、设计师的、纺织品的、古着的、香艳的、暗旧的、植物的、惊人的想像力和耐心，配色更是美得让人眼泪都要流下来了。拉美人把热力给了最低微的泥巴啊，玻璃啊，镜面啊，碎布条废纸片啊，塑料什么的，做成人人都负担得起的、又便宜又动人的东西，他们简直是生活家、艺术家。

我像贪恋花粉的小蜜蜂每天去各种店铺探险，跟着Google map走啊走，已忘乎所以。买陶土的小杯盏、木雕面具、手工染色的床单以及种种让我爱不释手的零零碎碎，最后，即将离开的时候，还在一个角落里的小摊位上，发现一位老先生在卖手搓的羊毛线，那个染色简直美得不像话，我哪一种颜色都舍不得放下，索性每种都买一团，真的不便宜呢。

心满意足，接着，我登上卡雷拉斯号货轮，准备开始八天的漂流。对，没错，这是一艘只有一层甲板的哥伦比亚货轮，并不是拥有十几层甲板的豪华游轮——出航时携带一定数量的游客，是许多货轮运货之外赚外快的方式。而像我这样，既没有足够的钱，又喜欢自然而不是奢华的游客，就很适合这样的货船旅行。

船上的游客不算少，几乎全是脸孔深邃的族类，除了我。作为一个神秘的东方人，我的外表做了最好的诠释：头发厚而细软，像套了一顶乌黑的毡帽在头上。我穿长到膝盖、两边开衩的棉布长衫，配宽大的棉布裤子和各种平底鞋，这么穿让我感到很自在。棉布的东西便宜而且环保、舒服透气，也不用小心打理，总之，穿上它们就有种包裹全身的安心感，很适合漂流的旅途。这样的棉布裤子和长衫，我在上海街角的小裁缝店做了好几套，每天可以按照颜色做不同的搭配，沉浸在这种与美有关的事里面，让我觉得阳光都更灿烂些。

我这么个穿衣法，配上风都吹不动的黑色毛毡长发，顺利的变成各国甲板客中最怪异的一位。这种怪异有时候也有福利，可以得到一种孤独的清净。

这是货轮航行的第三天，今天穿墨绿色底子洒着浅蓝碎花的长衫，旧粉色的裤子在下面露出膝盖那么长的一截。我住在货轮上靠近马达的一个小房间，便宜，缺点是比较吵，所以天气不错时，我通常去甲板上躲避噪音，看看海，吹吹风，发发呆，释放一下成长过程中的忧伤和自食其力后的疲倦。

甲板上起风了，顺手抄起我最依赖的、已经起球的、软和的暗红色毛线披肩，戴上自己编织的黑色水手帽，走向甲板。耳垂上，我用珠石串的长耳环，正随着走路摇曳多姿。

天气不错，大概全体游客都跑到甲板上来了，交织着各种陌生的语言和面孔。在热热闹闹中待了一会儿，我绕到后面一个人少的太阳地，坐在一个无人的白色阳伞下，继续制作我的护身符。

我从小就不是愿意对亲人展示甜蜜的孩子，喜欢找机会离开他们总是愤怒的视线，安静地在角落看一本不知道读了多少遍的书，或者偷一点家里的布头线脑，再加上他们不要的破袜子，给自己缝一个布娃娃，再给她做些小衣服。10岁左右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用家里的旧秋裤为自己改制内裤，或者为难看的手套缝一个手织的蝴蝶结、绣一些彩色的波点，让它漂亮起来，我整天就在琢磨这些。

可以说，在很小的时候，独处对我来说就已经是一种享乐，我一点都不觉得孤单，反而总是充满欣喜，我仿佛为耽于独处而生，我不歌颂孤独，也不向随和谄媚。通过不被伤害的独处，我的眼睛过滤掉某些晦暗，只剩下闪亮的世界。或者也许不管怎样，孩童总是处于一种嗑药的状态，一切都像水晶灯一样发亮，像糖果铺一样香甜，世界随时随地是让人欣喜、惊讶的，不然为什么小孩子会经常呈现出，同时张大眼睛和嘴巴、要喊出“哇哦”的样子。

我的父母，据说是一对灵秀的人，他们都是家中排行最小的孩子，童贞多、怨气少，离世俗远。轮流养我的亲人，提到他们总是皱眉摇头没有好脸色，从邻居的闪烁其词里，我慢慢拼凑了他们简短潦草，但对我来说，至情至性的一生。他们的恋爱因为世俗的原因被两边父母拆散，妈妈未婚有了我，东躲西藏地勇敢生下来，却被有伤风化的评判压垮了，郁郁恍惚间，被大卡车撞倒，再也没有机会去过她本想冲破世俗、跟相爱的人一起的余生。第三天，爸爸就烧炭追随她而去。

小时候，我的小脑袋瓜留了很多位置给他们。我想象他们的故事，感受与他们神秘的连接，我知道他们就在某个地方，他们仍在相爱，他们手牵手，每时每刻都在温柔地看着我。我经常跟看不见的爸爸妈妈撒个娇、说说话，他们让我在独处的时候，离他们更近、离美好更近、离宠爱更近。长大后，越来越接近妈妈当时的年龄时，我会猜想妈妈的心思，比如她给了我星星这个名字，我想着纯美的她，温和有灵、不染杂尘，她一定希望我像星星一样，做一个不夺人光芒，柔和晶莹、自足自得的女孩。

在姑父不那么暴躁，又或是婶婶停止指桑骂槐的时候，我也有机会在平静的氛围中，从电视里看一段世界名著改编的电影，或者讲述宇宙的科普片。有一次，我一边在黑暗里把电视的声音调到几乎听不见，一边忍受旁边已经睡了的姑姑每隔几分钟的粗暴呵斥，让我别再看了，但是那次我实在不能顺从，电视里正在演一个叫玛格丽特的女摄影师，她特立独行的一生，她的艺术格调、她的爱情……我青春的心在黑暗里万马奔腾，我无声地呐喊，眼泪随时要迸发出来。

那时候，免费的市立图书馆是我躲清静的最好去处，我总是带着摘抄本子上，画下的那些星图，画下天文望远镜的光学图，画下经典音乐的五线谱，抄写关于艺术，关于嫁接，关于文学，关于永不言悔的一切。那些在闭锁时光里，属于童年、少年的无法填满的、忠贞的求知欲，闪着烁烁星芒的、永远孤独却从未停止的求索。就是那些独特的人或是浩瀚的宇宙，滋养着我，给了我很多向往，这么长大的小孩，难免被远方吸引。

日复一日被并不信服的人无理训诫，让我早早在日记里写道，要自己教育自己，就这样，在整个青春期，渐渐把天生软弱胆小的性子，矫正为一种暗潮汹涌的叛逆，表面不做无谓的反抗，但什么都自己拿主意，什么主意都敢拿，我就这样长成了一个善良敏感、不管到了哪里，首先得找个昏黄的角落待着的倔强少女。

18岁那一年，终于拿到我要求自己的最低教育程度——高中毕业。尽管成绩很好，但我没有参加高考，这让亲人们如释重负。看上去像一棵豆芽菜一样柔弱乖顺的我，以又一次不加掩饰地厌弃为契机，不顾一切地逃离，循着包吃包住的大型超市广告，坐了30个小时的慢火车，跑去上海，那里足够远，那里人与人之间足够疏离，正应和了我的羞怯和自由主义，我品尝到无人关注的自在。

那段超市岁月非常温暖，收银的大姐、仓库的小哥、推销的小妹，都隐身在一座大城的影子里，无声但自尊自强。每个人都很努力，为了远方的家人，也为了有梦想有尊严的自己。一年之后，我的主管孙姐鼓励我，不要窝在这里，学习一个可以立世的技艺，走出去——这和我初中时的日记不谋而合，那时候的小女孩写道：要有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技能——孙姐帮我报名了平面设计的培训课，我永远不会忘记，她对当年那个小女孩的善意和殷切，她认真盯着我的眼睛说：“朱星，我觉得你有这份天赋！”。我无限信赖地接受她的鼓励和安排，这是第一次，我不用自己做决定，而是可以依赖一个温柔而坚定的人。

孙姐的这份关爱，让我每天下班之后，倒两次地铁、再坐一次公交车去培训班。学习的时候，铆足了劲儿，再辛苦都觉得很幸福。我进步很快，从连电脑和鼠标都没怎么碰过，到可以熟练使用三种Adobe软件，对颜色和像素大小的敏感，也让老师流露赞许。我那时还不懂得，是孙姐的爱，带给我如此的力量。

到上海的三年之后，我终于跳了第一次槽，而且还上了孙姐为我垫付的培训费，还用每月三分之一的工资，在闹市租下了一间10m²的亭子间，厕所和厨房都在楼下，跟其他冷漠的本地邻居共用。我让房东把占据大半个房间的双人床换成1米宽的窄床，把其中一整面墙做成了置物架，安置好杂七杂八的工具和材料之后，还有空间把一张小桌子放在唯一的小窗前，窗子正对着我最爱的思南路。笔记本电脑占用一半的桌面，另一半用来做手工。除了在一间步行可达的中国香港公司做设计民工，或周末偶尔参加市集，贩卖一点手工的小玩意儿，我没有任何娱乐，都宅在家里，天马行空、变着花样做手工，楼下孩童的吵闹声和邻居的人间烟火让人安心，与世隔绝在这个甜蜜的小空间里，心却有无限的自由，常常做手工做到灵魂出窍。

周末早晨的赖床，是我宠爱自己的最好方式：睡到自然醒之后，在窄窄的小床上躺着玩一会儿手，自言自语或是傻笑一气儿，手舞足蹈一阵后再发一会儿呆。终于有了自己的空间，虽然很小很破旧，但足够我品尝前所未有的自由，不论做什么，我再也不用担心耳边随时会响起的斥责声、无孔不入地控制或是极致地冷漠和忽略，这些都已远离我的生活。那时候，我有一点学会了像猫咪一样放松，身体不再像从前那样，总是冷硬和僵紧。

我不怪亲戚们，长大后我明白，要疲惫的大人们，去爱一对离经叛道的男女所生的孩子，的确太难了，他们把我喂养大，给我读书读到高中，已尽全力，再多的索要就是奢求。

独居后最重要的是，我终于可以随心所欲的创作和“祸害”（他们口中的）东西了，不用再偷偷摸摸了。也不必再与十几个女孩分享一个小小的房间，想做手工的时候，要跑去公园的石桌上。这让我在独处时，微笑时不时就自己溢出来，经常对着空气傻傻笑出来，事到如今，我满足和感恩到不行。

最近几个月迷上做护身符，为此还买了一本关于护身符的英文电子书，这次上船之前，在亭子间挑了几样基本的工具和材料，剩下的打算在旅途中汲取灵感并就地取材、任意发挥，我选中了便宜而风情浓烈的南美，心想在那一定会得到许多关于手工的灵感。

说回在白色阳伞下做护身符的事。我用闪闪的银线，在黔东南侗族手染的亮布上，施展我的刺绣本事，绣上一些炼金术神秘学符号，再缝成打火机大小的布包，把之前在陆地上拜神庙时偷拿的，做仪式留下的木渣草灰的，塞进去，塞到鼓起来像个小枕头为止，正小心翼翼塞的时候，右肩与右颈的这个90°夹角的空间里，探进一个脑袋在说英文，声音浑厚、发音纯正：“嘿！需要帮忙吗，你看起来还真需要帮助”。

皱了皱眉，做手工的节骨眼儿上被打扰，我有点紧张。

“对不起，我在忙。”我低着头摆出一张不客气的成年人的脸，我扎实的高中英语一路以来已经练习得相当顺滑。

“哦，是吗，那我不得不请你移步到另一个地方去忙了，这把躺椅是我每天小睡一会儿的地方——怎么连这么偏的地方都被你找着了？”

我斜着眼睛，由下到上扫视来人，他很壮实，双腿像弹簧一样随时准备弹来弹去。黝黑的脸上棱角分明，白眼球跟牙齿一样醒目，不得不说，他笑起来整个世界都亮了。

我站起来，直视他的单眼皮小眼睛，那里面正闪着一层神秘莫测的光芒，一瞬间，想起夕阳下金色的海面。“对不起啊”，我有点慌乱，“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地方”。一样接着一样捡起我啰里啰嗦摊在跟阳伞连在一起的桌子上的各种零碎，正准备塞进我用布条编的小筐里走人时，他坐下来，一手撑着下巴，一手按住小筐，仰着头，眼睛里明明蓄满亮晶晶的好意，却给人玩世不恭的感觉：“我仔细想了想，是我打扰你了才对，你继续吧，但是我能知道你在干什么吗？你的这个小东西好像挺复杂的……哎，我来帮你怎么样？”

虽然我抗拒一切不是自然发生的事，包括搭讪，但是这个留着小平头、又黑又壮、像个坏人的家伙却真诚得让我无法拒绝。我还真想看看，他究竟怎样用他粗得像老虎钳一样的手指，把干叶子的碎渣或者一小撮草灰什么的，塞进我留下的一公分宽的小洞里。

我把缝成方形的护身符递给他，指指小洞的位置，再把装了神秘碎渣的布袋递给他，等着看笑话。

他拿起护身符，瞪大眼睛轮流看了看小洞和碎渣，再抬头不可思议地看看我，露出想哭的表情，我憋着不笑，“请你帮帮我吧，真的很头疼呢。”

他锁住眉毛，嘴角向下，停了一会儿，就得意地摇了摇右手食指，接着从他的破烂牛仔裤的屁股口袋里，掏出一个已经做成了弧形的干瘪香烟盒，从里面抽出包烟卷的箔纸，卷成一个锥形的细长小漏斗，插进小洞，小心翼翼把碎渣从大的一端倒进护身符，直到我喊“够了够了！”

随着一声戏谑的口哨，他把已经鼓鼓囊囊的护身符递给我，单手插着裤袋，得意洋洋地晃着头坏笑，我赶快穿针引线把小洞缝起来，又弹了弹这个小枕头，好让里面的内容分布得均匀一些，再把这个看起来足够神秘的小枕头护身符，挂在脖子上，拍了拍，抬头瞅了瞅这个人，他一脸灿烂的大笑容，就像一个孩子遇到了让他感到新鲜、好玩儿的事，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清澈的欣喜。“你戴上它棒极了！”他由衷地说。

但他刚才得意的样子把我给气着了，“那么，你是韩国人吗？”我瞅着他的单眼皮挑衅地问。

“什么啊，我是中国人，你明明也是东亚人，怎么会分不清中国人和韩国人？那你又是哪的人啊，我看不出哪个国家会穿得这么奇怪，每天在甲板上的一堆人里，一眼就能看见你那个孤单的蓬蓬头小身影。”

“我也是中国人啊”，我激动得把英文切换成中文，一路以来，天天英文说得舌头都硬了，终于碰到自己人，连不合群的我，脸上也堆起热络亲切的笑容，“奇了怪了，好几天了，船上的游客基本都混了个脸熟，怎么还没见有一个中国的你？”

他也激动起来，笑眯眯地说：“我不是游客啊，我在船上干活呢，就在下面的货仓。”他用手指了指下面。

“我叫雨田”，他伸出大大的手掌，我把我的手放进去，有点害怕似的轻轻捏了捏他饱满的手指肚，冲他点点头说，“我叫朱星”。

这是我第一次碰触异性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