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沃斯花园案

《维尔沃斯花园案》于1947年首次出版，展现了约翰·布德（John Bude）作为侦探小说家多才多艺的一面。和布德的其他许多作品一样，这本书讲的也是梅瑞狄斯督察破案的故事。但在这个故事里，梅瑞狄斯督察在整本书的后半部分才出现。与布德早期的大部分作品相比，幽默感是本书的一个鲜明特色；也许，他觉得读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严峻的后期需要一些轻松的东西吧。

《维尔沃斯花园案》是布德的第15本书，是他在拥有老练的专业经验后写就的。这本书安排巧妙，没有在第一章就出现一具尸体，而是在全书一半时，向读者展示了一件双重谋杀案。在整个故事推进中，布德描述了一群以各种方式和“奥教”连在一起的人身上发生的不幸事件。维尔沃斯花园城市是“奥教”的温床，这是“一个乐于助人的宗教，因为你几乎能在里面找到想要的任何东西”。尽管他们看起来超凡脱俗，但很快就能发现这群“奥教”教徒有着比寻常人更多的敌对、嫉妒和黑暗秘密。

长期以来，各种邪教一直吸引着侦探小说作家，也许是因为看似古怪的信仰和教条很容易为滑稽的谋杀行为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因此，邪教出现在众多侦探小说中，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创作的经典侦探小说。G.K.切斯特顿明显把他对悖论的热爱沉浸在这样的故事中，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阿波罗的眼睛》；在最后，布朗神父说：“这些斯多葛式的异教徒总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力量而失败。”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系列丛书《赫拉克勒斯的丰功伟绩》中的《革律翁的牛群》里，大侦探波罗嘲笑了一个德文郡名为“牧羊人的羊群”邪教的信徒。另一位侦探小说女王——奈欧·马许在《狂喜的死亡》一书中让罗德里克·阿莱因调查一位新加入圣火之家的成员的神秘死亡事件。纵观大西洋，各种类型的邪教出现在各种风格的侦探小说中，其中不乏名家如达希尔·哈米特（代表作《丹恩诅咒》）、埃勒里·奎因（代表作《然后在第八天》）以及安东尼·布彻（代表作《九乘九》，一个著名的“密室杀人案”）。

经典侦探小说的作者往往是理性的思想家，他们认为邪教领袖都是骗子，利用追随者的轻信来获取个人利益。布德似乎对奥教的喜剧潜力和它作为侦探小说背景载体的适宜性同样感兴趣，但在故事的后期，故事情节的发展与弗里曼·威尔斯·克罗夫茨的作品有些相似。克罗夫茨是法兰奇督察的创造者，这位侦探在挑战看似坚不可摧的不在场证明时，比梅瑞狄斯更加坚持不懈，而克罗夫茨一丝不苟的创作方式显然影响了布德的手法。

“约翰·布德”是欧内斯特·卡彭特·埃尔莫（1901～1957）转向创作侦探小说时采用的笔名。从其早期的作品——1935年出版的《康沃尔海滩谋杀案》开始，他选择的案发地和标题都是各色吸引人的地点。这和他选择笔名的方式一样，也是比较直接的营销策略，随着他慢慢发展成一个非常有能力的工匠，最后证明这些措施都非常有效。梅瑞狄斯督察在布德的第二本书《湖区谋杀案》中首次登场，也许稍失个性，但却非常有吸引力，也是侦探小说黄金年代的英国警官（和法兰奇督察一样）。

当战争再次出现时，布德——当时住在苏塞克斯一座相当恬静怡人的房子“弯角屋”——加入地方志愿军，并安排把他的女儿詹妮弗送到安全的德文郡，和她祖母待在一起。布德一直忙于处理落在“弯角屋”附近的“飞弹”的余波，但也许是为了弥补无法陪伴在女儿身边的遗憾，他开始尝试写一本儿童读物。布德一章一章地把故事寄给詹妮弗，最终以他的真名于1946年出版了这本书。

詹妮弗回忆说，因为“弯角屋”有500年的历史了，屋子里没有饮用水，所以父亲不得不每天走到树林里的深井去打两桶水，往返大约400多米。他写作时的小屋是一座低矮的建筑，连着主屋，但要从屋外进去。小屋里面有一扇低矮的长窗户，因此当他写作的时候可以坐下来，看着屋外的花园和山丘。未经允许，任何人都不得擅入。

战后，生活与以前没有多大区别，只除了一点让他感到高兴的事，1946年他有了一个儿子理查德。随后，我们的父母变得非常忙碌，忙着在小屋上搞建设。另一件让人兴奋难忘的事是，我们把罗孚汽车弄出车库，开上了路，我们终于可以不用只靠自行车出门了。因此，我们又一次能够去伦敦看戏、看芭蕾和音乐会等等。

《维尔沃斯花园案》中显而易见的幽默感，来自一个典型的机智而热爱恶作剧的男人，这也正是他女儿印象最深的一点。布德与笔下的梅瑞狄斯督察不同，他显然是一个更讨人喜欢的家伙，而这部小说也展示出了其受人喜爱作品背后的写作天赋。

马丁·爱德华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