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水弄往事

宋没用最早的人生记忆，是两岁时，缩在艒艒船舷边。水面升起的寒意，使她忽盹忽醒。父亲划船，母亲与两个姐姐相偎。哥哥宋大福浸一只手，滑小桨似的。河水顺掌侧破开。那手倏然一勾，一指，“药水弄！”

苏州河折了一弯，浮显大片艒艒船。月亮扎进云团，天地暗下来。上头的星星，底下的豆油灯，跟针刺似的，刺出一点一点亮。岸边几个女人在洗浣。脑袋此起彼伏，像一颗颗没有刨净的土豆。父亲宋榔头问：“药水弄吗？”有苏北口音嗯一声。

全家换上体面衣裳。靠了岸，系好船，一脚踩进泥浆。宋没用身体里仍然一漾一漾，仿佛趟着看不见的水。风停了，苏州河愈发腥臭。她感觉塞了一鼻孔隔夜屎溺。想打喷嚏，打不出，哭了。

那是癸亥年，苏北人听闻上海遍地钞票，纷纷而来。在城里做缫丝阿姐的远房表亲，建议宋榔头住药水弄。老乡多，方便介绍工作。药水弄有座药水厂，还有窑厂、纺织厂、化工厂、机械厂。棚户跟出疹子似的，绕着厂房疯长。

宋榔头一家初至药水弄，住在艒艒船里。船身开裂，就上岸来。捡几根毛竹，烤成弓形，搭起“滚地龙”。帆篷为顶，草苫作门，地上铺一层稻草棉絮。外头落雨，里头跟着泥泞。母亲让孩子们捡拾芦苇、麻袋、碎砖、木板、铁皮，和了泥巴，反复修葺棚顶。

宋榔头戏唱得好，还会敲盐阜花鼓锣。从香火戏《魏徵斩龙》《刘全进瓜》《秦始皇赶山塞海》，到淮剧小戏《对舌》《赶脚》《巧奶奶骂猫》。一口高亮的淮调，唱得人乡愁百转。很快在苏北老乡中混熟。

有人介绍他做码头搬运。逾月，被辞，又觅了份新工作。每日丑时下更后，接着拉粪车。拉过一晌，应聘扫马路。他嫌市里统发的红布衫工作服丢人。不久结识个小扬州，受荐去澡堂当临时工。修脚、捶背、端茶送水。活计轻松，钱也多，还能趁隙盹觉。

两年后，宋榔头还清欠表姐的钱，又抠省零余，打点工头。有烟厂老乡牵线。厂里多浙江人，苏北人只能进烟叶车间。工作重，薪水低，仅招年轻女孩。他盘算几晚，交了钱，把十七岁的大丫头送去。

他们开始有大米吃。吃大米的顿数，渐多过吃红薯。大腿浮肿消褪了，脑门上重新生长头发。榔头气力一饱，便往别处溢。他找了相好，不小心弄出孩子。是个男的，头顶有两个旋。“双旋滚鸡蛋，长大做大官”。他疼爱幺儿，每天都去探望。时或彻夜不回家。

宋没用的母亲已经四十五岁。又喘又咳，浑身关节痛，手指发黑变形，走起路来，拖着两只扁脚，洗衣服都蹲不住了。榔头揍她。一边打，一边从后面肏她。“老婆娘，你的屄松了。”他当着孩子们说。

“妈，什么松了？”宋没用问。母亲兜头一掌。宋没用不哭。肿着脸，摇摇晃晃走开。大脑袋像要从窄肩上晃落下来。她长至五岁，只得三四岁模样。遍体淤青疤痕。肩头洼了一块，是被母亲用鱼钩剜去的。

大半年后，母亲塞一只小竹篮，让她出去拾荒。她天不亮起来。每天拾的垃圾，能卖一二百文，偶尔四五百文。还到小菜场捡取烂菜败叶。时或偷几捧新鲜的。人家怜她羸弱，不予计较。

宋没用不识路，经常晕头转向。她琢磨了个法子：倘若是左拐，接下来的路口，便连续左拐。兜兜转转，总能回到原地。她甚至搞不清左右，就区分为：拿筷子的手的方向，不拿筷子的手的方向。

宋没用边走边记：一家商店，一杆路灯，一个小摊子。熟稔后，尝试更远。她用三个月，走遍槟榔路、草鞋浜路、小沙渡路、劳勃生路。又花半年，走出第十三警区。她逐年长高，逐年往外走。

垃圾是宋没用的玩具。拾了一角碎布，便想象自己有件衣服。把碎布比在锁骨上，来回捋折，仿佛在整理领子。捡到一张废纸，便假装是钞票。塞进兜里，又掏出来，学着二姐腔调，对空气说：“老板，来罐白兰霜。”“老板娘，要盒双美人香粉。”她曾掘到半个骷髅头，表面发黄，顶端破一洞。洗了洗，当头盔玩。还曾穿过小半个上海，把整幅涂瓷漆铁皮拖回家，藏在邻居鸡棚里。那是宣传高档肥皂的广告牌。

宋没用最有感情的，是药水厂后门的大垃圾堆。拾荒的孩子们，蠕虫似的，爬上爬下，翻来拣去。宋没用上到垃圾堆顶，看到灰压压的草棚间，露出砖墙砖房，赭色的，褐色的，鸦青色的。那是工厂。窑厂、纺织厂、化工厂、机械厂。每一家都挑起烟囱筒。黑烟时而冲天一线，时而扬洒如旗。风向紊乱时，黑烟跟着乱，在筒口纠缠成团。

除了烟，还有水，从铁管子里滚滚而出。渗着泥，绕着棚，淤成臭烘烘的小浜。“棚户区，陷人坑；天下雨，积水深；脚下踩，陷半身。”小孩们一边唱，一边踩水玩。宋没用不敢玩，躲在用泥土填高的地坪上。母亲告诉过她，蚊蝇跳蚤，都是脏水烂泥变出来的。她怕没头没脑的小黑点，往眼眶、鼻孔、嘴巴里钻。还怕身上被咬出红痘痘，米粒大小，越抓越痒，直至血淋淋的。

宋榔头离开澡堂。澡堂是扬州帮地盘，新的扬州老大看他不顺眼。他去面粉厂，做临时工，扛面粉袋。继而攒了钱，托着东邻蒋大哥，做起黄包车夫。蒋大哥和榔头，外加一对姓孙的高邮兄弟，从开车行的苏北老乡那里合租一辆人力车。孙氏兄弟拉白班，他和蒋大哥拉晚班。榔头从面粉厂下班后，隔天轮流，拉六七个钟头的“车屁股”。凌晨几小时，出让给一个阜宁老头。老头六十二了，怕巡捕和乘客看出年龄，黑帽遮面，只露两只眼睛。

现在，除却面粉厂工资，每月能多挣十来块。偶遇乘客慷慨，单趟就有一块钱。他们那辆车，是工部局牌照，俗称“大照会”，可跑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榔头满上海兜转。吃红灯时，和其他车夫斗嘴说笑。绿灯一亮，即刻抖起车杆，往前飞蹿。超过马车、汽车、自行车，蹭过穿制服的交警，直至被下一红灯拦截。

入伏后，面粉厂淡季。榔头睡饱了觉，闲暇花不完，就去茶室。聊天、打牌、听评弹。偶被邻居拉着麻将，连打连输，不敢再赌。他知道哪几条巷子里，有廉价鸦片窝。蒋大哥告诫碰不得——他以前的搭档，就让鸦片废了。

有阵子，榔头迷上“江北大世界”。婆娘说：“带上没用吧，让可怜孩子领领世面。”榔头不喜欢宋没用。她长得像她妈，枯瘪瘪的，仿佛从旧生活里走出来。哀求再三，勉强带上。婆娘嘱咐宋没用：“好好盯着你爸，要是他又见那狐狸精了，就回来告诉我。”

榔头通常到法租界安纳金路。有时去八仙桥、宁波路、爱来格路、东自来火街、西自来火街。他怕女儿走失，拿麻绳系住她腰，一路牵着。江北大世界，把戏多得不敢想。说书、车技、剑术、斗兽、驯猴、说唱、吞剑、气功、变戏法、独角戏、西洋镜、木偶戏、走钢丝、说因果、唱大鼓、现代话剧、畸人表演。还有江北戏班，街角随意搭个台，就开唱起来。

宋没用最爱西洋镜。榔头交过两分钱，将她抱近小圆洞。她透过油污斑斑的放大镜，看见一个黑木匣子。里头有撑洋伞、戴窄沿帽、穿鲸骨裙的女人。捻着裙摆，站在田野里。缥碧的天，葱黄的地，深深浅浅的花。每一种颜色，都比真实世界的鲜亮。宋没用看得脑袋一嗡一嗡，感觉自己也活在了画境中。

榔头开始胃疼，时而拉稀，时而便秘。后颈起泡流脓，双目见光落泪。体力也变差。蒋大哥说，车拉久了，都有这毛病。婆娘却道：“被外头狐狸精掏空了吧。”

拉白班的孙家弟弟，被一个洋买办包下。每月发十块银元，提供食宿衣物，另有小费。孙弟把私人包车牌照租给蒋大哥。蒋大哥很快有了私人熟客。是几个妓女，假装成良家，在“上只角”坐车闲逛，寻觅金主。偶有巡捕查车，就让嫖客冒充是包车的东家。

拉上“野鸡车”后，每月能挣四五十元，扣掉三元牌照费，七元伙食费，约抵小学教员薪水。蒋大哥拆掉滚地龙，建起了草棚。棚顶是硬铅皮的，有木门和泥巴墙，墙上凿洞为窗。又搭出阁楼，每月一元，租给别家。还买了两件家具。一把椅子，略有高低脚，坐不安稳。一只柜子，旧得辨不出木色，抽屉仅能拉出一半。但它们是真正的家具，让草棚子体面起来。蒋家小儿子把要好的邻居小孩带回家，允许他们摸摸椅子，拉拉抽屉。

蒋大哥有三个儿子，都送去人力车夫互助会读书，自己也在互助会识字。他计划拼搏三年，攒够票子，做转租人力车的二老板。他将穿起长袍马褂，成为体面人。

婆娘问榔头，为啥不拉野鸡车。榔头说，怕被抓罚钱，“钞票还是小事，上次看到个拉野鸡车的，给逮着了，被‘红头阿三’拖到上街沿，一顿打。”

“蒋家就没罚过钱，也没挨过打。”

“那是他运气好。他是他，我是我。再说了，做人能一辈子靠运气吗。”

婆娘不语，转头在孩子们面前嘀咕，“胆子忒小，还算男人吗，也就欺负欺负家里人。”

腊月里，日本人疯起来。飞机嗖嗖，炸弹轰轰。宋没用觉得热闹，仿佛过年似的。母亲不许她拾荒走远。“听说闸北炸没了，南京路上在打枪。东洋鬼子最爱抓小孩了，尤其你这样不听话的小孩。抓到以后，扯成两爿，蘸着盐巴吃掉。”

少刻，母亲又嫌宋没用垃圾拾得少，更兼炮声扰人，便发起无名火，将小女儿饿一顿，打几下，推出去，“别回来了，让东洋鬼子吃了你。”宋没用跪在黑夜里哭。嗓音哑了，便嗯啊抽噎，半昏半睡过去。后夜，大姐出来，抱她回去。给她擦脸，擦手，盖好被子。

大姐二十四岁了，烟厂老员工。烟叶车间湿热，满是灰尘烟屑。蒸汽是黄色的，熏得汗水也黄了，在衣服上淌成一道道。她开始像母亲一样，每日拖泥带水地咳嗽。她的相好给她买冰糖。他是盐城人，泥瓦工。母亲时或让他相帮体力活，却迟迟不允婚事，“大丫头一走，这家就塌了一半。”

立夏过后，日本人消停了，天气倏然转热。蚊子比往年出得早，昼夜嗡嗡聒噪。宋没用捂着一身汗，等待再热一些，可以脱却棉袄，光了膀子乱跑。没有任何征兆地，瘟疫来了。

起先是蒋大哥家。大儿子低烧、胸闷、喉咙充血。依了土方，给他灌盐水去毒。二儿很快也染上。有人谣传，蒋秃子从“野鸡”身上得了病，传给孩子们，“别以为赚了几块钱，盖个大棚子，有啥了不起，凡事都有报应的。”瘟疫随了谣言，一传十里。钱家双胞胎、赵家大伯、孙家媳妇……人跟草似的，随势伏倒。

没有一家去医院。怕破费钞票，又救不回人。邻里凑钱，请了个道士。道士用鸡血和了墨汁，说要画符驱邪。杀的是宋没用家的鸡。那只鸡冠萎缩的老公鸡，颈上挨了刀，疯叫着，扑腾着，满地跌撞。婆娘跟在后头嚷嚷，“为啥杀我家的鸡，招你惹你啦。”

有劝道：“道士算过了，你家的鸡最灵验。”

“要是不灵验，你赔我吗。”

“怎会不灵验。乌鸦嘴，呸呸呸。”

也有说：“报纸老早讲了，这里公共卫生不好，容易得病，我看不是没道理。瞧瞧，猪圈挨着屋子，鸡鸭索性住在屋里厢，你睡床上，它睡床下。能不得病吗。”

“人生了病，关到畜生什么事。”

“你穷得养不起，眼热我们。”

“算他识字，会读报纸了。”

“我看是给政府收买了吧。为了几分洋钿，良心被狗吃了。什么公共卫生，‘雌共’卫生，政府一直找借口，想拆棚子。拆了让我们住哪去。”

一时激愤，推搡起来。宋没用家的老公鸡，忽地直挺挺立住，跟个人似的，浑身抽搐。道士赶过去，补一刀。一边接血，一边念起咒来。

做过法事后，瘟疫更凶了。死的人一多，各家多少压着点哭声，免得被说大惊小怪。认同“公共卫生”问题的，闹将起来。有饲养的人家，开始宰猪杀鸡。也有舍不得的，邻居偷偷替他们宰杀了，只好吃瘪。

旋而入梅，暴雨不息。旱船、棚屋、滚地龙，纷纷坍斜倾轧。平日走人的“阎王路”，被煤屑和泥土反复夯高，蓄不得水。雨水便刷着秽物，裹了霉臭和沼气，灌进屋子，没及膝盖。

疫情愈发被推涨，三户里病了两户。暂且还活着的人们，眉眼耷拉，动作迟缓，一副听天由命的样子。月余，大水退去，留一地垃圾，嵌在泥浆里。棺柩陆续停厝出来。多是杨木的，也有几具松木的，由碎板拼缀而成。孩子们配不得寿材，就钉个木匣子，或者装进瓦罐。

渐渐俭省了，大的小的，都包一张草席。继而草席也略去，直接放在门口。时有偷衣服的，将剥光了的死人，扔在泥水里。泡过一夜，青白的屁股浮出来，这里一爿，那里半只。

流浪狗嗅到尸臭，抽着鼻子来了。人们用脚踢，用竹竿捅，用吆喝声吓唬。它们不怕。它们野了，吠叫的样子像狼。人们也就顾不得，一心巴望尸体被弄走。

天色微亮时，收尸的来了。戴着手套，将尸体裹了白布，扔在板车上。每天一二十具。重的在下，轻的在上。叠压整齐后，又左右推紧，这才走起来。轮子蹚水，吃力不匀。车身稍一歪，尸体就滑落。收尸人骂骂咧咧，捡起，重新堆好。宋没用几次被吵醒，想出去看，被母亲摁住。一次，母亲允许她看。那是大姐被推走的日子。

大姐死的时候，父亲不在。他那头顶双旋的私生子，也染了瘟疫。他守在姘头家。大姐躺在月光里，嘴唇跟烤焦的鱼皮似的，哈出一口口腐败气。下半夜，野猫呜咽。宋没用伸了手，没摸到大姐，咦一声，又睡过去。不知多久，母亲踢醒了她，“起来，送送你苦命的姐。”

屋外雾重，全地染了湿气。二丫头拉紧母亲，母亲搭住宋大福，宋大福贴着宋没用，粗重的呼吸，喷在她头顶。宋没用眼皮发沉，膝盖发软，只想逃回梦里。

母亲犹豫再三，给大丫头留了背心裤衩。裤衩是本命年新买的，一点亮红，扎在晨色中。收尸人一卷，一抛。红色落入板车尸堆，不见了。母亲发出一记细细的声音，仿佛喉咙鲠着了，继而喘咳起来。宋没用耳朵一刺凉，清醒了。眼巴巴看着板车，东一歪，西一斜，从家门口远去。

逾数月，瘟疫结束了。有人在弄口墙垣上，用石灰粉写了四个字：“人口平安”。幸存者盘点损失，振作生活。母亲把大丫头的头绳发夹，随手给了宋没用。两件短口衫，一双蝴蝶鞋子，自己试过，穿不了，给了二丫头。

二丫头在“钢窗蜡地”的花园里弄做娘姨。工作是父亲的姘头介绍的。父亲让她喊“孃孃”。孃孃是个盐城寡妇，在同一条弄堂上班。初次见面，送了双妹花露水和旁氏白玉霜。二丫头觉得花露水好闻，做娘姨体面，“孃孃”比亲妈和气。

二丫头面孔圆白，一道垂丝前刘海，发鬟绾低在后颈窝。平常出工，穿大襟衣服和长裤，反系一条爱国布围裙。休息日换上织锦缎旗袍，头发松在肩上，仿佛月历牌人物。

宋没用整天黏她，让她讲讲“无饿的”。东家封先生，教二姐学洋文。二姐一词半句的，转授给宋没用。宋没用把“world”记成“无饿的”。在二姐的“无饿的”里，人们去大光明看电影，在王开照相馆拍照，至吴良材配眼镜，到培罗蒙置西装。男女搂着跳舞，还在同一个水塘子里游泳。有种物什叫电风扇，会自己吹起风来。还有电话和留声机。女孩们吃冰淇淋，“就是一种冷的糖，黏黏的，软软的”，封先生请二姐吃过。

封先生和洋人打交道，熟悉多种洋文。他家有煤气、浴缸、抽水马桶，还有小汽车。封先生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和佣人说话轻声轻气，笑眯眯的，还替二姐拉门。模样也好，像赵丹。宋没用问：“赵丹是谁？”“一个很漂亮的明星。”宋没用恍然道：“哥哥说了，有次见你和一个拄拐棍的矮男人在街上走。”二姐脸红了，甩手一耳光。少时，拉过宋没用，替她揉一揉，“那不叫拐棍，叫文明棍，‘司的克’。”

母亲听不得“风（封）先生、雨先生”，拿钳子戳她，骂她不要脸，“别以为卖屄给上海男人，自己就算上海人了。”二丫头隔开她道：“你再打，我不给你送终了。”母亲这才作罢。二丫头对宋没用道：“还真指望我送终，笑死个人。我要走得远远的，让死老太婆自己折腾去。对啦，她以前不是爱说‘死了算了’吗，现在怎么不说了。”

母亲的确不说了。她先前失了几个儿女，伤心一阵子，也就熬过去了。这次大丫头过世，却让她真真切切感到，死亡这件事，离自己不远了。她现在走路更喘，睡觉常把自己咳醒。几次半夜透不过气。仿佛整个胸膛里，装满带血丝的浓痰。吐到气竭了，痰液便卡着喉咙，忽上忽下。渐至高烧起来，仿佛有团文火，在背脊骨上烤着。她几次以为，自己也染到瘟疫。啊呀呀，苦了一辈子，居然来不及享福，就要去死。这让她惶恐，又无法忍受。

她开始念叨老话。比如，看见黑猫会得病；朝井里撒尿要遭雷劈；吃鱼不能翻鱼身，否则诸事不利；把筷子竖在饭上，会招致小鬼索命。一次，宋没用斜插筷子，被她打得耳朵流血。

她从烟纸店讨来一张观音小像，用米糊粘在棚顶。每日双手合十，跪拜祈求。菩萨保佑我无病无灾，长命百岁。有钱花，有饭吃，有儿孙孝顺。宋没用也被摁倒在像前，“快给观世音娘娘磕头，磕得越响，就越灵验。”观音的脸被画肿了，脑后一大轮光圈，酷似鸡蛋饼。宋没用胃里一抽抽地饿起来。

母亲道：“你要待我好，菩萨才能保佑你活着。”

“菩萨为啥不让大姐活着？”

“因为她心不诚。”

“那她死了以后咋办？”

“死了以后，阎王爷审审你是坏人好人。坏人扔在油锅里炸酥了。好人重新变成小小囡，从娘肚子里生出来。”

“大姐重新生出来，就变成我妹妹啦。”

母亲兜头一掌，“话忒多，没完了，”又道，“以后不许再提‘死’字。”

宋没用扁起嘴。

“不许哭。”

刚冒头的哭声，被唬得缩回去。宋没用噎了一口气，打起冷嗝来。是夜，睡不安稳，梦见拖走大姐的收尸人。她已记不清大姐模样，却把收尸人记了个清。马脸，窄目，身量高长。衣服补丁叠补丁，辨不出原来形状。仿佛为了俯就这尘土的世界，他弯了腰走路，下巴几欲戳到胸口，似在鞠一个长长的躬。身后板车上，哭声细碎不绝。宋没用想起油锅、黑猫、坟香似的筷子。“观音娘娘救我。”惊呼而醒。

蒋大哥三个儿子都瘟死了。他大病一场，染上烟瘾。榔头找了两个月，在法租界“燕子窝”里找到他。他正歪着脑袋，凑在一笼烟灯旁。小厮捏了烟针，将烟泡子挑进烟锅。他把竹烟杆子一搠，架到烟灯上。榔头跌足詈骂，与小厮推搡。来了两个大块头，捋起袖管，左右夹押，把他从一榻榻烟鬼间拖过去，扔出门外。

榔头只得重新找搭档。新搭档姓范，人称“范猴子”。榔头问猴子，他老家海门，算是苏北的富地方，为啥一个人来上海。范猴子说，他爸嗜赌，赔光土地，家里十几个娃等吃饭，“幸亏出来了。上海这地方，满街随便捡钱。”“瞎讲，哪有这么容易。”“那是你门槛不精，来来来，我教你几招。”

范猴子在上海待久了，学会听音识客，分辨老上海人、外地人、新上海人。后两者统称“乡下人”。乡下人随便“斩”，绕路、乱改价、中途停车勒索。码头附近，“乡下人”最多。尤其穿长衫那些，喊不起小汽车，又嫌自己拎提箱没派头。“这种人最怕被看低，你就偏偏看低他，眼睛横起来，架子端起来，像我这样——”乜斜着眼，用鼻腔哼道，“三只洋，少一分不走。”

范猴子在夹衣第三粒纽扣下，开了个洞口，藏一枚镀银铜片。在乘客付钱时“调元宝”，诈称收了假币。乘客嚷嚷起来，他便解开衣服，任凭搜看。运气好的时候，一天能讹二十多元。“开头有点怕，后来见了巡捕都不怕。你想想，一样是人，为啥他们坐在车上，你吭哧吭哧，拉着车跑。让他们多掏点钱，也是应该的。”

榔头也弄一枚假钱，藏在防雨帆布底下。得手渐多，“老油条”起来。一日，跟客人说定，三十铜板打来回。拉完单程，耍赖道：“明明讲好的，单程三十，来回六十，现在就给钱。”客人也不争，招来几个朋友。榔头见场面不善，撒腿跑，背后挨了一砖。

自此收敛了，又不甘像从前那样，赚点清汤似的钱。移时，范猴子有个老乡，被洋人包了车。范猴子说：“支那人又凶又抠门，有啥了不起，咱们拉洋人去。”榔头道：“洋鬼子都是绿眼睛，怪吓人的。”“吓个屁，比上海人和气多了，上海赤佬都是眼乌珠长在头顶心。咱们跟洋人混熟了，还瞧不起他们呢。”

榔头觉得有理，依样到洋行、戏院、旅馆、舞厅、大商店门口蹲点。很快胆子肥了。不管英美人、犹太人、俄罗斯人，径直往上冲。半年后，他拿新攒的钱，凑着积蓄，将滚地龙升级为草棚，还安装玻璃窗。弄堂里的其他人家，要么没有窗户，要么在墙洞上挂草帘，权作窗户。一时纷纷来参观。

榔头新买了西式便帽，睡觉都不脱。故意拉歪帽檐，抱起手臂，曲一腿，微抖着。一遍遍对邻居们说：“玻璃窗不值几个钱，关键是洋气。老子现在专门拉洋人了。洋人爽气，从来不杀价。有一趟，我拉一对罗宋人，从外滩到南京路。罗宋男人问，‘好妈去’（How much）。我想了，虽然几步路，䀹䀹眼睛就到，但两只胖子，一车子肉，重死我。就大了胆子，伸三根指头。罗宋人屁都不放，马上给三只洋，还说‘三克油’（Thank you）。所以吧，我以前真是戆煞了，跟中国人搞不清爽。现在拉三四车洋人，一天就赚饱。当然啦，凡事都有门槛，不是随随便便就行的。要学洋文。‘卖斯丹’（Master）、‘卖大母’（Madam），‘力克西（rickshaw）’，晓得啥意思吧。不是吹牛屄，我学得最快了，几天下来就‘外瑞古德’（Very good），比二丫头‘古德’多了。她跟上海人学的，纯粹是‘洋泾浜’。”

一晚，榔头拉了个西班牙海员，从虹口到法租界，跑了五英里。海员下车就走，被榔头一拦，瞬即抽出刀来。榔头怯了，拖着车子跟住。海员穿过卵石路，进入卡巴莱酒吧。榔头抓他衣角，被管门的搡出来。

榔头坐到上街沿，瞅着对面铁皮路牌。中文字“朱葆三路”，不识得。外文字“SAN PAO CHU RUE”，亦不识得。只知这里叫“血巷”。每至夜间，霓虹跟狗皮膏药似的，一块叠一块。音乐聒得耳朵痛。小汽车，黄包车，载来一车车洋人。多是流氓阿飞，喝酒、跳舞、打架、按摩、赌钱。这里的中国女人，被唤作“钉棚”。穿旗袍的，穿洋装的。嘴唇红成猴子屁股，发卷硬得像钢丝，浑身丁零当啷的假珠宝。任由摸奶摸屁股，收个三五毛钱，就给洋阿飞钉一钉。

榔头忽念到自家姘头。往地上啐一口，又伸脚蹭掉。外滩码头离此不远，姘头的艒艒船，就在码头边。他想象江水翻着白沫，撞向岸堤，留下一波波湿迹。煤油灯随了泊船浮荡，眼看熄灭了，倏又往亮里一闪。

姘头的那条船，篷顶破了洞。月光一洞一洞，泄在她脸上。自打他俩的儿子死了，她就冷淡他。他不明白，她要他怎样。孩子染病后，他天天探望。又给二十块钱，让买一副柏木棺材。大人都用不到那么好的棺材。他问她，不说。吵过几架，欲不来往，舍不得。她是个多么湿软的女人啊，手又巧，心思又密。有时未免太密，跟隔壁姓蒋的一个德行。生死都在老天爷手心里呢。死就死了，活就活着，有啥好多想。他都死过七个孩子了。榔头鼻尖发热，轻哼几句《席棚会》，被爵士乐扰了调子，便抿住嘴，两眼定怏怏的。

忽见海员出酒吧，勾着一双妓女，伙着三五同伴。榔头堆笑上前，“卖斯丹，车钱，车钱。”海员瞪视他，把一个啤酒洋葱味的嗝，喷在他脸上。继而撩起一拳。女人纷纷惊呼。榔头不及反应，面颊就磕在地上。

颧骨疼，摸一摸，没血。他爬起来，尚未站直，腰侧挨一脚。踉跄抓住路牌杆子。被人卡住脖颈，往后扯开，仰面扔出去。眼见几只脚底板过来，他赶忙双手护面。一只穿皮鞋的脚，踩住他的手，左右揉践。另有一脚踢他肚皮。他掩护不暇，便蜷起身子。皮肉相击的啪啪声，内脏震荡的噗噗声，骨骼受挫的咔啦声。有那么一刻，他担心人力车被偷，便扭头张一张。有火辣的液体淋入眼睛。是那个海员，朝他浇啤酒。又掏出火柴，嚓嚓晃响，抽出一支。旁人抢夺火柴，被他一掌推开。榔头趁机一滚，翻身爬向黄包车，挣扎而起。海员被人拦住，没有追赶。榔头撑住一口气，拖着车子，颤着两条腿，流着满面血泪，往药水弄方向疯跑而去。

榔头的右手腕黑紫了，久久不褪。婆娘找了个懂点中医的老乡，帮他掰弄一番，念几句咒。愈发肿起来，硬邦邦的。日疼夜疼，烂出一股馊饭气味。范猴子来探望，提及仁济医馆，看病不花钱。

婆娘道：“天底下哪有不花钱的好事体。”

范猴子道：“你出去问问，‘山东路医院’，啥人不晓得。你男人也晓得，就是没想到。其实也未必没想到。”

榔头说：“我不像那些上海人，吃饱饭没事干，整天跑医院。生小囡都去医院，怪吧。”

范猴子笑道：“你呀你，胆子小，还忒要面子。”

婆娘道：“范阿哥，你再讲讲，真不用花钱啊。”

范猴子道：“医院是洋人开的，他们最喜欢做赔本的戆事体。有人讲，他们一点不戆，开医院是为了宣传他们的菩萨。现在很多有钞票的上海人，都改信洋菩萨了，叫什么耶稣。也有人讲，医院是装装样子的，洋人暗地里做坏事体，要害中国人。”

婆娘啊呀一声。

范猴子道：“也讲不好。前几年，我侄子生毛病，中国人看不好，快咽气了。送到山东路医院，被洋医生救回来。山东路医院里头，乌泱泱都是中国人，楼都快塌了。洋人近几年又投钞票，造了新的楼。六层头的，比老楼多四层。”

婆娘想一想，道：“我们不信洋菩萨。不过这次我求观音娘娘，似乎不大灵，换个洋菩萨试试也好，反正不花钱。”

榔头咕哝：“我不去医院。”

婆娘唤住宋没用，“明天陪你爸去医院。给我仔细着，别让洋人坑了。”

范猴子睨视宋没用，道：“这是幺女吧，这么小，几岁啦。”

婆娘算了算，道：“十岁出头吧。”

“过几年该嫁人了。”

“嫁人？想得好。白白吃掉我那么多饭，就想飞走。”

宋没用羞怯了，拎了马桶，拿了掝筅，往外走。

婆娘呵道：“现在刷什么马桶。”由她去。

翌日，榔头吃过泡饭，加披一件外套，空着袖管，坏手掩在衣襟里。宋没用扶他，感觉他皮肤滚烫。他抖掉她的手，慢吞吞走出弄堂，叫一辆黄包车。坐稳了，吁一口气，朝女儿努努嘴。宋没用也上来，靠边坐，并拢双脚，手插在大腿间。

榔头是外头跑惯的，闭门数月，早已憋坏。在风里吹了一程，疼痛稍轻，生出点气力，对车夫道：“小兄弟，新手吧？老哥教教你，车杆子往上提，脚头就轻了。老哥我是专门拉洋人的。从苏州河石拱桥下坡，可以连人带车飞起来。上坡吃力些，让小瘪三们帮忙推推，散几只铜钿。不要舍不得，你还年轻，往后日脚长了，才晓得省力的好。”

等了等，车夫不理。他扭头对女儿道：“上医院是最容易被‘斩’的。我没做洋人生意时，经常拉人上医院。尤其生大毛病的人，急吼拉吼的，随便你开价。我反而搭搭架子，假装听不见，过一歇歇才说，‘做啥？上医院？啊——两只洋’。”榔头翻起眼白，演给女儿看。宋没用笑了。“医院里头啥人都有。挨枪子的，撞电车的，吞鸦片自杀的。还有在工厂上班，一只手卷进机器里的呢，五根指头全没了。啧啧。”

宋没用又笑。父亲很久没和她说这么多话了。天底下的事，他样样懂，上海话又地道。他命令三个孩子，在家讲上海话。宋没用乡音重，不敢在他面前开口。此时见他兴致高，便轻声道：“爸，我能不能跟二姐一样，去当娘姨，领点世面。”

榔头一怔，“过几年吧，等你大了，让孃孃给你介绍人家。”宋没用不知孃孃是谁，嗯一声。榔头想起姘头了。等到幺女长大，俩人是否还能好着。他有过十来个女人，在她身上花钱最多。数日前，他让二丫头告诉她，家中有事，暂不能见，她也没回话。不会另有花头了吧，这只白眼狼，小骚狐狸精。一念至此，他手腕大痛，浮出一背虚汗。便挂下脸，掩了掩衣襟。宋没用以为自己说错话，抿住嘴唇，左手掐掐右手。

到山东路，付钱下车。宋没用见一栋方正的建筑，赭褐色外墙，嵌了一排排落地钢窗。窗玻璃反着光，跟小太阳似的。门口候了一排黄包车，车夫们噶着三胡，觑着人进人出。榔头挺起胸，径直往里去。宋没用犹豫一下，又扶他，被甩开。

榔头走得慢，几次被人往来蹭碰。“肏你妈，肏你妈。”渐有火气。宋没用熏了一鼻子消毒水味，昏头昏脑起来。拱顶长廊，樱桃木雕花护墙，油光光的打蜡地板，每样显得不真实。

一楼房间众多，皆挂了门牌，写了中英文字。几条看病队伍，歪歪扭扭拖长着。榔头吃不准，该排哪条队，停步骂女儿：“要你来干嘛的，只晓得东望西望，没见识的东西。”宋没用诺诺，靠墙站。

少时，一名修女经过。榔头啐道：“洋鬼子。”修女扭头看他。他不禁欠欠身。修女踅回来，用声调古怪的中文道：“请问需要帮忙吗？”榔头不语。宋没用第一次挨近洋人，看清浅蓝眼珠子里，一丝一丝的虹膜。还有睫毛和汗毛，是近乎透明的金色。

修女抽抽鼻子，闻到了什么，上下睃视，指着他的右手。榔头捻一把脓水，扬起道：“坏了，坏了。”修女做个手势，引他们往左走。榔头拦住宋没用，“等等，”左手窸窣掏摸，摸出钱袋子，“帮我拿着，万一给洋鬼子偷去。你也别耍花招，里头多少钞票，我有数的。”宋没用接下，抱牢。

修女停在电梯前。榔头父女也停住，距她三四步。电梯门开。修女招两遍手，榔头和宋没用进去。启动时，宋没用吓坏了，双手抠住轿厢壁，眼睛盯着梯门上的指针。指针移一格，电梯停一次。

停过三次，出来。榔头见一条长椅，便命女儿坐，“你跟去干嘛。帮不了手，还添乱。我马上出来的。你重要东西收收好。”宋没用捧紧钱袋，眼看他尾随修女，走入房间，这才挨着椅子边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