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简介
目录(13章)
从《红高粱》到《晚熟的人》,从历史深处到当下现实,从开天辟地到气象万千。依然是读者熟悉的那个莫言,却带给我们陌生惊喜的阅读体验。本书收录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全新创作的中短篇小说12篇,都是莫言说给大家的“新故事”,依然取材自“故乡人事”,但面貌全新——聚焦当下,融入对于时代新生问题的观察与思考。12个故事篇幅紧凑,却各有曲直,新鲜的、骁勇的、星罗棋布的叙述里塑造了一系列“应时而变”的人物,他们像是从我们身边走出来的人,健步如飞,从小说的这头一直奔跑到小说的那一头,从红高粱的历史来到红唇绿嘴的当下。阅读莫言总是刺激的,他的小说世界立体而完整,最终的结果总让我们大惊失色。
品牌:人民文学出版社
上架时间:2021-03-25 09:10:02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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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左镰

小引

各位读者,真有点儿不好意思,我在长篇小说《丰乳肥臀》、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短篇小说《姑妈的宝刀》里,都写过铁匠炉和铁匠的故事。在这篇歇笔数年后写的第一篇小说里,我不由自主地又写了铁匠。为什么我这么喜欢写铁匠?第一个原因是我童年时在修建桥梁的工地上,给铁匠炉拉过风箱,虽然我没学会打铁,但老铁匠亲口说过要收我为徒,他当着很多人的面,甚至当着前来视察的一个大官的面说我是他的徒弟。第二个原因是,我在棉花加工厂工作时,曾跟着维修组的张师傅打过铁,这次是真的抡了大锤的,尽管我抡大锤时张师傅把警惕性提到了最高的程度,但毕竟我也没伤着他老人家。张师傅技艺高超,但识字不多。他的儿子当时是个团参谋长,我代笔给他写过信。后来我当了兵,进了总部机关,下部队时见了某集团军司令,一听口音,知道是老乡,细问起来,才知道他是张师傅的儿子。

一个人,特别想成为一个什么,但始终没成为一个什么,那么这个什么也就成了他一辈子都魂牵梦绕的什么。这就是我见到铁匠就感到亲切,听到铿铿锵锵的打铁声就特别激动的原因。这就是我一开始写小说就想写打铁和铁匠的原因。

每年夏天,槐花开的时候,章丘县的铁匠老韩就会带着他的两个徒弟出现在我们村里。他们在村头那棵大槐树下卸下车子,支起摊子,垒起炉子,叮叮当当地干起来。他们开炉干的第一件活儿,其实不是器物,而是一块生铁。他们将这块生铁烧红,锻打,再烧红,再锻打,翻来覆去的,折叠起来打扁打长,然后再折叠起来,再打扁打长。烧红的铁在他们锤下,仿佛女人手中面,想揉成什么模样,就能揉成什么模样。他们将这块生铁一直锻打成一块钢。我小时候从我哥的中学语文课本上读到“百炼钢化为绕指柔”这样的句子,脑海里便浮现出铁匠们的形象,耳边便回响起铿铿锵锵的声音。这块钢,最终会被铁匠锉成一条一条的,夹到村里人送来修复的菜刀、镰刀等农具的刃口上。被加了钢的农具,只要淬火的火候恰当,使用起来锋利持久,得心应手,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我们村的人从来不去供销社购买县农具厂生产的劣质农具的原因,这就是老韩每年必来我们村的原因。当然,我想,在高密东北乡的许多个村庄里,大概都会有像我这样的孩子,每年在槐花盛开之前或之后的日子里,思念着老韩的到来并成为他们的忠实观众。

老韩的两个徒弟,一个是他的侄子,大家叫他小韩。另一个名叫老三。老韩瘦高、秃顶、长脖子,永远是眼泪汪汪的样子。小韩大个子,身材魁梧。老三是个矬子,身板浑厚,腿短臂长,有点儿猩猩体型。老三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与沉默寡言的小韩成为鲜明对照。干活时,老韩掌钳,小韩抡大锤,老三拉风箱、烧件,并在干大活的时候,提着一柄十二镑的锤子上阵助战,形成三锤轮打的热烈的劳动场面。小韩使用的大锤是十八磅的。

我爷爷是个技艺高超的木匠,手艺人,对活儿挑剔。我能明显地感觉到铁匠们对我爷爷的反感,心里很是遗憾。我爷爷拿着一把斧头,要求铁匠们给加钢。那把斧头已经用了很多年,大部分刃儿都化为元素渗透到木头里了。老韩接过那把斧头看了看,说:“这还叫斧头?”

我爷爷问:“那你说该叫什么?”

老韩说:“另给你打一把吧。”

“另打的我不要,”爷爷说,“如果你们干不了这活,我另找别人。”

“老爷子,”老三道,“你就放心吧,大到铡刀小到剪刀,没有我们干不了的。”

我爷爷问:“绣花针能打吗?”

“绣花针打不了,”老三笑着说,“老爷子,咱们不是同行吧?您是木匠。”

“新打一把,一块钱;这旧斧头翻新,一块五。”老韩道。

我爷爷说:“你们三个别打铁了,去劫道吧。”

“中就放下,不中就拿走!”老韩斩钉截铁地说。

“好,”我爷爷说,“你们可要看好了,我这把斧头可不是一般的斧头。”

“鲁班用过的?”老三嬉笑着问。

“鲁班是个传说,管二是个真人。”我爷爷说。

我爷爷就是管二。

老三歪着头,用粉笔头儿往那块倚在柳树干上的锈铁板上写字:官二,福头加钢一块五。

我说:“写错了!是‘管’不是‘官’,是‘斧’不是‘福’!”

没人理我。

饲养员赵大叔将一把旧铡刀扔在地上,问:“老韩,今年来晚了吧!”

“不晚,跟去年一天到。”老韩闷声闷气地说。

“翻新,加钢,快点,等着用呢。”赵大叔说。

“十块!”

“老韩,”赵大叔道,“穷疯了吧?”

“十块!”

“我不敢应承,”赵大叔说,“待会儿让队长来跟你说吧。”

“队长来了也是十块。”老三道。

“老三,我给你说个媳妇吧。”赵大叔说。

“老赵,”老三道,“有熏鸡熏鸭的,没见过熏人的。去年你就说过这话。”

“去年我说过吗?”赵大叔道,“今年是真的,我老婆娘家有个远房侄女儿,白白净净,大高个儿,模样周正,就是眼睛有点儿毛病。”

“眼睛有毛病不碍事儿,”老三道,“只要能摸索着办个饭儿就行。”

“那你就放心吧,”赵大叔道,“这闺女,别说能办饭儿了,连鞋都能做。”

“那你赶快去说,”老三道,“我什么都不想,就是想个媳妇儿。”

老韩看了老三一眼,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田千亩阴沉着脸来到铁匠炉前,说:“打张镰。”

“旧镰加钢吗?”老三问。

“没有旧镰。”

“是胶县镰还是掖县镰?”老韩问。

胶县镰窄,掖县镰宽。胶县镰轻,掖县镰重。有的人爱用胶县镰,有的人爱用掖县镰。

“左镰。”

“左镰?”老三问,“什么叫左镰?”

“左手用的镰。”

“左撇子啊!”老三道,“左撇子也可以用右手拿镰的呀!”

“知道了,”老韩说,“我们会给你打张左镰。”

刘老三的傻儿子喜子光着屁股从大街上跑过来,他的妹妹拿着一件衣服跟在后边追。

老三道:“去年不是请了一个游方神医给治好了吗?”

“什么神医,”赵大叔道,“骗子!”

田千亩低垂着头,一声不吭。

“去年我就提醒你们,神医没有摇着铃铛走街串巷的,瞧,上当了吧?!”老三说。

“干活!”老韩把一块烧红的铁从炉中提出来,恼怒地说。

那个手持左镰蹲在树林子割草的少年名叫田奎,是田千亩唯一的儿子。田奎比我大五岁,是我二哥的同班同学。我二哥考上中学,到距家十八里的马店上学去了。田奎的学习本来比我二哥好,但他不上学了,每天割草。

村子里有很多孩子割草。放学之后,我也割草。我们割了草送到生产队的饲养棚里。十斤草换一个工分。工分是人民公社时期社员劳动的计量单位,也是年终分配的重要依据。当时流行的话叫“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

我天生不是个割草的料儿。我姐姐一天能割一百多斤,挣十几个工分,比男劳力挣得还多。有一天我只割了一斤草。当我把那一斤草提到饲养棚时,在场的人大乐。饲养员赵大叔用食指挑着我那一斤草,说:“你真是个劳模儿!”——从此我有一个外号“劳模儿”。

晚饭时,全家人聚在一起批评“劳模儿”。

我爷爷说:“想不到我们家还能出‘劳模儿’,你割的是灵芝草吧?”

我爹说:“你坐在地上,用脚丫子夹,一下午也不止夹一斤草吧?!”

我娘说:“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我姐姐说:“肯定是偷瓜摸枣去了。”

我哭着说:“我跑了一下午,到处找草,但是没有草……”

我姐姐说:“明天你跟着我,不许乱跑。”

但我不愿意跟我姐姐去割草,我愿意去找田奎。

田奎永远在那片树林子里活动。树林子里有几十个坟墓,他就在那些坟墓间转来转去。坟墓上生长着一些低矮枯黄的茅草,还有菅草。这些草我瞧不上眼。田奎蹲着,有时也弯着腰站着,用那张左镰,像给坟墓剃头一样,耐心地割。我们割草,都是右手挥镰,左手将割下来的草抓在手里。他用左手挥镰,因没有右手,右胳膊上绑着一个铁钩子。他用铁钩子将割下来的草拢在一起。我感觉到他那个铁钩子比我的手还灵便。我也曾尝试用他的左镰割草,但感觉非常别扭。我问田奎:“你从小就用左手吗?”

他说:“刚上学时,我拿笔都用左手,后来老师不允许,逼着我改过来。但不当着老师的面我还是用左手。左手写得快,右手写得慢。左手写得俊,右手写得丑。”

“我二哥说你学习很好。”

“也不是很好。”

“你为什么不考中学呢?”

他用右手的铁钩子指指前面一座坟墓,低声道:“那座坟里有一条大蛇。”

“多大?”我恐惧地用手摸头发。因为传说蛇一见儿童就会数头发,只要让它把头发数清魂就被它勾走了,因此,遇到蛇必须迅速将头发弄乱。

“想看看吗?”

我犹豫着,但还是跟着他向那座坟墓走去。

那座坟墓上有几个拳头大的洞眼,他指指其中一个。

我屏住呼吸,摸着头发,凑近那个洞眼。起初看不清,渐渐地看清了。那里边确有一条茶碗般粗的大蛇。黑皮白纹。看不到整体,只看到部分。我感到周身冰凉,悄悄地退下来。一直退到离这座坟墓很远的地方,才敢与他说话。

“你见过它出来吗?”

“见过两次。”

“有多长?”

“像挑水的扁担那样长。”

“它,它什么样子呢?”我问,“它头上有冠子吗?”

“有。”

“什么颜色?”

“紫红色。”

“像熟透的桑葚?”

“对。”

“你听过它叫吗?”

“听过。”

“像什么声音?”

“咯咯的,像青蛙的叫声。”

“你一个人天天在这里,不怕吗?”

“自从我爹剁掉了我的手,我就什么都不怕了。”

我经常回忆起那个炎热的下午,那时候田奎还是一个双手健全的少年。

我们聚集在村南的池塘边上,衣服挂在树上,我们光着屁股,戏水,摸鱼。

池塘里生长着蒲草、芦苇,我们在里边钻来钻去。突然有人喊:

“喜子来了!”

喜子是我们村刘老三的独生儿子,是个傻子。

喜子一丝不挂,沿着小路朝着池塘这边跑来了。他的妹妹拿着他的衣服,跟在后边追赶。

喜子当时就有十七八岁了,身体发育很好。阴毛漆黑,生殖器很大。他跑到池塘边上,站住了脚,对着我们,傻哈哈地笑。

我确实记不清到底是谁先喊了一声:

“打啊,挖泥打傻瓜啊!”

我们从池塘里挖起黑色的淤泥,对着喜子投去。

有一团泥巴打在了喜子的胸膛上。他没有躲避,还是傻呵呵地笑着。

有一团泥巴打在喜子的生殖器上。他痛苦地弯下腰。

我们感到很开心,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打啊!打啊!打傻瓜!”

有一团泥巴击中了喜子的脸。喜子双手捂住了脸。

喜子的妹妹拿着喜子的衣服赶上来。她挡在喜子面前。有一团泥巴击中了她的胸膛。她哭了。她哭着喊:

“你们不要打了,他是个傻瓜!”

一团泥巴击中了她的头,她哭着喊:

“你们不要打了,他是傻瓜,他什么都不懂……”

喜子的妹妹名叫欢子,她的岁数跟我二哥差不多。她是个很好看的小姑娘。喜子是个仪表堂堂的小伙子,村里人都说,真可惜,他是个傻子。

欢子用身体掩护着喜子,身上中了很多泥巴。她哭着骂起来:

“你们这些坏种,欺负一个傻瓜,老天爷会打雷劈了你们的……你们这些坏种……”

也许是惧怕老天爷惩罚,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许是累了,大家突然停了手,有的喊叫着,有的不出声,钻到蒲草和芦苇中。

当天晚上,我们在院子里吃饭的时候,刘老三怒冲冲地撞进来。

“三哥,您来了,正好吃饭。”我父亲对我姐姐说,“嫚,找个板凳来,让你三大伯坐下。”

刘老三冲着我爷爷说:“二叔,咱两家老辈子没仇吧?”

我爷爷愣了一下,说:“老三,你这是说哪儿的话?我跟你爹,多年的兄弟,俺们俩一块去沂蒙山给八路出伕,我得了痢疾,要不是你爹一路照顾,我这把骨头,都要扔在山沟里了。”

“既然如此,”刘老三对我父亲说,“那么我倒要问问这两位大侄子,今天中午为什么要对喜子和欢子下那样的狠手?”

“怎么回事?”我父亲呼地站起来,指着二哥和我,怒道,“你们两个,干什么啦?!”

我和二哥站起来,紧靠在一起,支支吾吾地说:“我们……没干什么……”

刘老三带着哭腔说:“我刘老三,前辈子一定是干过缺德事儿,生了个儿子是傻瓜,十七八岁了,光着腚满街跑。跑出来丢人哪,用绳子拴着都拴不住,这是老天爷惩罚我……可再怎么着他也是个傻瓜啊,他要不是个傻瓜,能光着腚往街上跑吗?你们打个傻瓜干什么?欢子都给你们跪下了,你们还不住手……”

刘老三捂着头蹲在地上。

我父亲抄起板凳对着我们没头没脸地砸下来。

我爷爷说:“过来,给你们三大伯跪下!”

我们赶紧跪在地上。我二哥哭着说:“三大伯,你饶了我们吧,我们错了,不是我们领的头……”

“是谁领的头?!”父亲停下手中的板凳,厉声问,“是谁领的头?!”

“是……”我二哥支吾着。

“说!”父亲高高地举起板凳。

“是田奎,”我二哥说,“是田奎领的头儿……”

父亲用板凳重重地敲了我一下,厉声逼问:“你说,是谁领的头?!”

“田奎……”我说,“是田奎领的头,我们不干,他就打我们……他劲大,我们打不过他……”

“如果你们敢撒谎,”父亲说,“我就割掉你们的舌头!”

“没有撒谎……”我二哥说,“我弄坏过田奎的手电筒儿,我不打喜子,他就要我赔钱……”

“你听到过田奎这样说了吗?”父亲问我,口气已经缓了很多。

“我听到了,”我说,“他说,你们要是不打,咱们新账旧账一起算。”

“老三哥,”我父亲提着凳子说,“我教子无方,向您赔罪。你看这事……”

“兄弟,”刘老三道,“咱们两家是生死的交情,这点事儿不算什么?我只是不明白,田奎为什么要挑这个头?他家是地主,俺家是贫农,这不差,但斗争他爷爷老田元时,如果不是俺爹站出来做保人,老田元当场就被拉出去毙了,这不是恩将仇报吗?不行,我得去问个明白!”

刘老三怒冲冲地走了。

我感到脖子上热乎乎的,伸手一摸,是血。

父亲十分严肃地说:“我再一次问你们,是不是田奎领的头?!”

借着月光,我看到父亲的脸像暗红的铁。

母亲用石灰敷着二哥头上的伤口,说:“孩子都快被你砸死了,你还有完没有?!”

我呜呜地哭起来,说:“娘,我的头也破了。”

“这个刘老三,”我姐姐气愤地说,“仗着个傻瓜儿子欺负人呢!”

我父亲将凳子扔到地上,说:

“闭嘴!”

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经常梦到在村头的大柳树下看打铁的情景。那把已经初见模样的左镰在炉膛里即将被烧白了。不,已经被烧白了。那块即将加到镰刃上的钢也烧白了。老三奋力地拉着风箱,他的身体随着风箱拉杆的出出进进而前仰后合。老韩用双手攥着长钳先把左镰夹出来,放到铁砧上。然后他又将那块钢加到镰刃上。他拿起那柄不大的像指挥棒一样的锤子,对着流光溢彩的活儿打了第一下。小韩抡起十八磅的大锤,砸在老韩打过的地方,发出沉闷得有点儿发腻的声响。钢条和镰已经融合在一起。老三扔下风箱,抢过二锤,挟带着呼呼的风声,沉重地砸在那柔软的钢铁上。炉膛里的黄色的火光和砧子上白得耀眼的光,照耀着他们的脸,像暗红的铁。三个人站成三角形,三柄锤互相追逐着,中间似乎密不通风,有排山倒海之势,有雷霆万钧之力,最柔软的和最坚硬的,最冷的和最热的,最残酷的和最温柔的,混合在一起,像一首激昂高亢又婉转低回的音乐。这就是劳动,这就是创造,这就是生活。少年就这样成长,梦就这样成为现实,爱恨情仇都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锻打中得到了呈现与消解。

左镰打好了。这是一件特别用心打造的利器,是真正的私人订制,铁匠们发挥出了他们最高的水平。

很多年后,村子里的媒婆袁春花,要把寡居在家的欢子介绍给田奎。那时,她的爹刘老三和她的哥喜子都死了。她先是嫁给铁匠小韩,小韩死后她改嫁给老三,老三死后,她就带着孩子回来了。袁春花说:“人们都说欢子是克夫命,没人敢要她了。你敢不敢要啊?”

田奎说:

“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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