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常升起

本書獻給哈德莉並獻給約翰·哈德莉·尼加諾爾[1]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美國有一批青年作家陸續登上文壇。他們不僅年齡相仿，而且經歷相似，思想情緒相近，在創作中表現出許多共同點，逐漸形成一個新的文學流派。但這個流派既無固定組織和共同綱領，也沒發表過宣言，甚至初期連個名稱都沒有。一九二六年，海明威發表長篇小說《太陽照常升起》，引用美國老一輩女作家格特露德·斯坦的一句話作為小說的題辭：“你們都是迷惘的一代。”從此，這個流派就正式被稱作“迷惘的一代”。

“迷惘的一代”文學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戰後資本主義社會經濟危機的影響下產生的。這一派作家大多數親身經歷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浩劫，他們非常關心戰後歐美青年一代的命運問題。他們往往把這個問題與帝國主義戰爭聯繫在一起，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歐美青年一代精神悲劇的歷史根源，所以懷著無限的傷感和悲苦來描寫被戰爭驅逐出生活常規的、飽經滄桑的人們的不幸，努力挖掘主人公的心靈創傷。“迷惘的一代”文學的主人公多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軍國主義狂熱的驅使下，帶著玫瑰色的幻想，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但在戰場上看到的是殘酷的廝殺和恐怖的死亡。他們充當壟斷資產階級的炮灰，許多人白白地葬送了生命，僥幸活下來的也都身心受到嚴重摧殘。對他們來說，通行的道德標準、倫理觀念、人生理想等等，全都被戰爭給摧毀了。他們憎恨戰爭，但又不知道如何消滅戰爭，心情苦悶，感到前途茫茫。戰後資本主義世界的動蕩不安和危機的加深，又加重了他們心靈的空虛和病態的桀驁不馴。他們遠離人民革命，沒有明確的社會理想，只能逃避現實，躲進個人的狹小天地，想要用愛情、友誼和尋歡作樂來解脫精神上的痛苦，企圖在富有刺激性的活動中使自己振奮起來。然而這種消極遁世的思想和放蕩不羈的生活並不能使他們得到滿足，反而使他們更加離開生活的常規，陷入更深的悲觀絕望而不能自拔。“迷惘的一代”作家通過塑造這種社會典型，譴責了帝國主義戰爭對一代人的摧殘，反映了戰後資本主義世界深刻的精神危機。

歐內斯特·海明威（1899—1961）不僅是“迷惘的一代”文學的命名者，而且也是這個流派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他出生在美國芝加哥市郊橡園鎮的一個醫生家庭，一九一七年畢業於當地的中學，在《堪薩斯城明星報》當記者。這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已進入關鍵時期，美國政府認為時機已到，放棄了“中立”立場，宣布參戰。壟斷資產階級為了欺騙和動員群眾參加這場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劃分勢力範圍的骯髒戰爭，打著“拯救國家和民主”的旗號，在全國掀起了一股軍國主義和沙文主義的狂熱。未滿十九歲的海明威於一九一八年志願參加紅十字會救護隊，開赴意大利前線，不久就受了重傷。在野戰醫院裡，醫生給他做了十二次手術，從他身上取出了二百多塊彈片。而海明威精神上所受的創傷更加深重。他後來回憶說，“我們這些青年剛剛離開中學的課椅或者走出大學的課堂，就來到戰場”；“我在身體、心理、精神以及感情上，都受到了很重的創傷”。戰爭結束以後，海明威回到大西洋彼岸的家鄉，可是戰爭的殘酷印象卻死死地糾纏著他，使他陷入彷徨苦悶的狀態。據他的親屬回憶，他參戰歸來後，“不想找工作，不想上大學，什麼事情都不想做。他成了一個沒有目標的人”。

一九二一年底，海明威應聘任加拿大《多倫多明星日報》駐歐洲記者。他以巴黎為常駐基地，到許多國家去採訪，深刻感受到資本主義世界日益加深的社會危機和思想危機以及籠罩著資產階級知識界的悲觀絕望情緒。與此同時，海明威在巴黎結識了旅居歐洲的美國女作家格·斯坦和意象派詩人埃·龐德，在他們的影響下開始文學創作。他的第一部作品《三個短篇小說和十首詩》（1923）明顯帶有模仿的性質，出版後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但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增訂第二版）則標志著他的寫作學徒階段的結束和獨特風格的形成，於一九二五年問世，為他在歐美文壇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礎。這個集子包括兩類作品。一類是描寫帶有作者自傳成分的主人公尼克·亞當斯少年時期和戰後的活動以及其他一些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的短篇小說。另一類是穿插在這些短篇小說中間的無標題小品，類似新聞報道的片斷，多數是客觀地描寫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希—土戰爭的殘酷畫面。和平生活的場景和戰爭中的廝殺場面不斷更迭，交替出現：尼克少年時期無憂無慮的田園生活和戰後在自然界中安閒的活動，經常被隆隆的炮聲所破壞；密執安州的森林和舒適安逸的家庭生活一再籠罩上戰爭的硝煙。這種對照式的結構提供了打開人物精神世界的鑰匙。尼克以及與他相類似的青年，在戰火中死裡逃生，在戰後心灰意冷，靈魂一片空虛。這是帝國主義戰爭對一代人摧殘的結果，於是產生了“迷惘的一代”。不過海明威在《在我們的時代》裡還只是描繪了一個雛形。

《太陽照常升起》是海明威的第一部長篇小說，體現了“迷惘的一代”文學的基本特徵，實際上是這個流派的宣言，塑造了“迷惘的一代”的典型。

小說描寫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一群流落巴黎的英、美青年的生活和思想情緒。主人公杰克·巴恩斯的形象帶有作者自傳的成分，體現了海明威本人的某些經歷和他戰後初年的世界觀以及性格上的許多特點。他是個美國青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負了重傷，戰後旅居法國，為美國的一家報館當駐歐記者。他在生活中沒有目標和理想，被一種毀滅感所吞食。他熱戀著勃萊特·阿施利夫人，但負傷造成的殘疾使他對性愛可望而不可即，不能與自己所鐘情的女人結合。他嗜酒如命，企圖在酒精的麻醉中忘卻精神的痛苦，但是這也無濟於事。巴恩斯的朋友比爾對他說：“你是一名流亡者。你已經和土地失去了聯繫。你變得矯揉造作。冒牌的歐洲道德觀念把你毀了。你嗜酒如命。你頭腦裡擺脫不了性的問題。你不務實事，整天消磨在高談闊論之中。你是一名流亡者，明白嗎？你在各家咖啡館來回轉遊。”

小說卷首的引語“你們都是迷惘的一代”，是針對作品中所有的人物而言的。其他一些人物也都是“和土地失去了聯繫”的“流亡者”。女主人公阿施利夫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當過護士，在戰爭中失去了愛人。她在戰後僑居巴黎，過著紙醉金迷、恣意放縱的生活，因為“在這種地方誰也不知道要幹什麼”。她和一些男人在一起鬼混，在咖啡館裡酗酒調情，為的是忘卻“人間地獄般的痛苦”。巴恩斯高出於這群放蕩成性的青年之上，不願意在尋歡作樂中浪費生命，企圖尋找“和土地的聯繫”。於是他和朋友一起到比利牛斯山區去旅行，在大自然的懷抱中，悠然自得地垂釣，想以此求得精神解脫。而即使是像勃萊特這樣的放蕩女人，也並不甘心自暴自棄和墮落到底，她和巴恩斯一起參加巴斯克人的節日狂歡，在潘普洛納觀看鬥牛，從中得到了精神刺激。勇敢的鬥牛士和瘋狂的公牛搏鬥，使他們欣喜若狂。巴恩斯和勃萊特在鬥牛士身上看到了敢於單身鏖戰、對痛苦無動於衷和蔑視死亡的“硬漢子”精神，自以為找到了人生的真諦。海明威也認為這才是永恒的人生，是太陽升起的地方。他從《聖經·傳道書》中摘引一段話作為小說卷首的第二段引語，與小說的標題相呼應，進一步肯定了這番意思：“日頭出來，日頭落下”，但“地卻永遠長存”。

巴恩斯也好，勃萊特也好，都是人生角鬥場上的失敗者。但他們不是逆來順受的“小人物”，而是有著堅強的意志，從不抱怨生活對他們殘酷無情，從不唉聲嘆氣。然而他們都只相信自己，只依靠自己來進行孤軍奮戰。他們對現實的反抗是畸形的，與其說是反抗，不如說是逃避。他們從不去追究造成自己不幸的社會原因，更不去尋找消滅這種不幸的正確途徑。他們只是憑著本能，憑著直覺經驗同殘酷的現實相抗衡，或是把優美寧靜的大自然當成精神避難所，或是在酒精的麻醉和愛情的歡樂中尋求精神解脫，或是在節日狂歡和觀看鬥牛中求得精神刺激。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沒有過不完的節日。這些個人主義者無力擺脫困境，終究遭到悲慘的結局。七天聖福明節的狂歡活動過去之後，巴恩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悵惘，在生活中失去了最後的寄托。勃萊特出於一時狂熱，愛上了年僅十九歲的鬥牛士羅梅羅，可是冷靜下來之後，終於發現兩人年齡相差懸殊，不得不把他打發走，只身一人困在馬德裡的旅館裡。巴恩斯向她伸出友誼的手，但這兩位彼此鐘情的男女卻永遠不能結合在一起，因此更加孤獨和苦悶，感到前途茫茫。小說的結尾籠罩著濃重的悲觀主義和哀傷痛苦的情調：

“唉，杰克，”勃萊特說，“我們要能在一起該多好。”

前面，有個穿著卡其制服的騎警在指揮交通。他舉起警棍。車子突然慢下來，使勃萊特緊偎在我身上。

“是啊，”我說。“這麼想想不也很好嗎？”

他們注定是孤獨的，不能結合在一起，只能在幻想中求得安慰。

海明威曾一再把自己的創作比喻成漂浮在大洋上的冰山：“看得見的部分只是八分之一，而隱藏在水下的部分則是八分之七。”他從不直接披露自己對人物和事件的態度，甚至對人物的行為動機和心理狀態也很少進行解釋和說明，而只是“客觀地”、“照相式地”描繪出人物在某種感情支配下本能的乃至下意識的活動，造成富有實感的畫面，使讀者從這種直接經驗中去體驗隱藏著的思想感情。這就使海明威的小說包含著豐富的“潛臺詞”，具有意在言外、“餘音繚繞”的藝術效果。《太陽照常升起》的主要價值就在於它的“潛臺詞”，亦即潛在“水下”的主題。小說中的人物過著病態的畸形生活，沒有理想，沒有光明。他們回顧過去感到一片漆黑，展望未來看到的是滿天陰霾，只能在昏暗中沉浮，在絕望中掙扎。巴恩斯和勃萊特作為資產階級青年一代的代表，既是帝國主義戰爭的受害者，又是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精神文明的產物。因此小說的“潛臺詞”就在於對帝國主義戰爭和資本主義社會危機的揭露。但是海明威在早期創作中過分追求這種“潛臺詞”和“照相式的客觀主義”，也曾造成不良的效果。他在《太陽照常升起》中只擺出“迷惘的一代”的生活現象，不挖掘產生的原因，脫離了社會生活去孤立地描寫他們的尋歡作樂、酗酒調情、釣魚鬥牛。不管他如何聲明他並不想歌頌“迷惘的一代”，但客觀上所謳歌的卻是醇酒和美女、狂歡和遁世，所肯定的是人生無常、及時行樂的思想。小說的“潛在主題”並不體現在情節發展的邏輯之中，而是隱藏在所描寫的生活畫面之外，因此比較隱晦，不易被讀者所體會。

《太陽照常升起》發表以後，“迷惘的一代”文學的影響劇增，迅速擴展到許多歐洲國家。一九二九年是這個流派大豐收的一年，問世的長篇小說有海明威的《永別了，武器》、英國作家理查德·奧爾丁頓的《英雄之死》和德國作家埃利希·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這些作品是“迷惘的一代”文學的最高成就。《永別了，武器》對海明威個人來說，標志著他的創作向前邁出了一大步。他在這裡著重解決的是“迷惘的一代”形成的歷史條件問題，是帝國主義戰爭對一代人的摧殘的問題。如果說海明威在《太陽照常升起》中竭力回避人的命運和社會之間的關係的問題，那麼在《永別了，武器》中則自覺或不自覺地把這個問題提到首位，把揭露的矛頭直接指向帝國主義戰爭。但這部作品跟《太陽照常升起》一樣，也不免宣揚消極遁世的思想，流露出濃厚的悲觀主義。這是“迷惘的一代”文學不可克服的矛盾。進入三十年代以後，這種矛盾更加尖銳，終於導致這個流派的沒落消亡。海明威在三十年代中期接近左翼文藝運動，並且參加了西班牙人民保衛共和國的鬥爭，因此在話劇《第五縱隊》（1938）和長篇小說《喪鐘為誰而鳴》（1940）中把主人公引上了“為世上所有的窮人”而戰鬥的道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他從進步人類反法西斯鬥爭的勝利中汲取了精神力量，寫出像《老人與海》（1952）這樣比較樂觀的作品，儘管他至死也沒能克服悲觀主義情緒。

海明威是位風格獨特的藝術家，創造了一種簡潔流暢、凝重渾厚的文體，為千千萬萬讀者所稱道。他從日常口語中提煉出來的語言既樸素無華，又具有新的生命，放射著異彩。寫景狀物鮮明突出，生動逼真，使人有身臨其境之感。刻劃人物往往只是客觀地再現他的外部言行，不加任何概括和渲染，但卻深刻揭示出他的內心世界。有時看來似乎枯燥，甚至近於幹澀，但細加琢磨，就會發現其深邃含意。冷靜客觀的描寫表面上不露聲色，內裡卻飽含著強烈的感情，寓不盡之意於言外。這種獨特的藝術風格在大西洋兩岸曾經擁有大批追隨者和模仿者，在歐美文壇上的影響至今不衰。譯者力求忠實原作的風格，但水平有限，難免有錯誤和不當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譯者

一九八三年元旦於哈爾濱

你們都是迷惘的一代。

——引自和格特露德·斯坦的一次談話[2]

一代過去，一代又來，地卻永遠長存。日頭出來，日頭落下，急歸所出之地。風往南刮，又向北轉，不住的旋轉，而且返回轉行原道。江河都往海裡流，海卻不滿。江河從何處流，仍歸還何處。

——《傳道書》[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