蘑菇

有些人总喜欢记一个夏天，尤其是青年人。

那年，我在一个潮湿海岸，穿着玫红色的吊带，短裤上有荷叶边，蹬在人家的栅栏上，企图一探老宅的紫藤花。我踩了双凉鞋，赤裸的膝盖暴露在粗糙的石头边上，维持了一个不容易出汗的姿势，把目光送进院内，同一些树叶交融。我小心翼翼地留意过皮肤和石块的距离，但那时候似乎随性地制造出鲁莽的擦伤才更具浪漫主义风采，于是我轻声说：“不要刻意。”此类督促着的意向在我在C城的那段时间里最为突出。我在那里待了一月之久，其间持续了半个月的阴天。在那里弹琴，琴键似乎就是卡顿的，或者有意叫我放慢节拍；我的手指也不如平时有力，于是，我们两个一起昏昏沉沉地发出声响。在那里开窗户也是同样，窗栓生了锈，转动时“呲呲”地响。我本当用猛力把它拽起，但那时它给了我一个“易断”的观念，于是，我只能像磨墨一样小心翼翼地推它。因此，就在这个夏天里，我受到最多拘束，时常走在不稳定上，只能受控制般减慢自己的活动速度、精准规划每天的时间，得以让每分每秒是连续着的，不多不少、不快不慢。有时候，我观察到一片绿萝的叶子，不偏不倚正好倾向一个会使浇灌的水泄到阳台上的角度——无疑，这将增加我浇水的难度。于是，我耗费了很久的时间，找到一些叶与叶的罅隙，用漏斗把水滴进去。但在其他时间里，我不会那样做，只会尽量不把水浇到外面——纵使几乎不会成功。事实上，这样的小心谨慎并非我的理想状态。我的理想状态偏向带有鲁本斯[1]式的浪漫主义，倾向于一种裸露的莽撞，和本性的率真。因此，我下定决心要去体验一通属于我的阿卡迪亚[2]式生活。从那个暑天开始，我已经在精神上做足了准备，学会了喝果酒的时候读《恶之花》[3]，在脑海里浮现一整个连绵的景象。只是我没有陪同，只得独身一人。而那两个月P城充分地给予了我无限的空间放任自由，单是从天气上来讲，大片大片的晴天和时而的中雨已经是几年来的最佳组合。那里的田野里有铺天盖地的油菜花，湖和天只隔一道闪亮的横线，岬角上到处插着三色堇，有莫奈画里的断崖。总之，四处似乎都达到了色彩的极限，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就连我只是单纯地坐在那里时，心灵都感到自在。于是，在那里，我被教唆着成为落拓不羁的闲人，被唆使着无目的地度日；但凡起了一点想要看时间的念头，我的肢体就指责我，带着我远离那些丑恶的动机。如此这般，我没有闹钟却也不曾睡到天昏地暗，手边没有衣服便只披毛毯，吃到一半的桃子随手扔到草丛里——万事都由我的想象而行，甚至连喷水壶我都认为是限制和剥夺，应当让水自己朝某一方向流。尽管我只是那样度过了一个夏天，但那股田园诗式的散漫和惬意的感觉一直留在我的感官里，使得我重回城市时对于复杂的句子像卢梭对待装腔作势之人一样避而远之，甚至用了小半年重新养成了看时间的习惯。

如此看来，我同其他青年人也没有什么差别。不过，我仍坚信自己的回忆带有形而上的蕴意，在这一点高于单纯的享乐和浮于表面的领略，就像当所有人同时走进凡尔赛宫，大部分人只是举着摄像机和享用提供的甜点，而我却对这里几百年来发生的一切以一种直觉而融会贯通一样。尽管我没有因此恃才傲物，但我的姑妈在我说到“……自然的真实是世俗不可攀比的”时，仍认为我在做十七岁孩子那样的狡辩。她将毫无疑问地成为这样的典型：当一个女人被冠名为一个称呼，例如姑妈、母亲或祖母的时候，她们就像被这个代词赋予了一个崭新而不曾被发掘的人格一般，在特定的事上吹毛求疵，规律地抱怨相同的事物，并且扬起相同的语音语调。因此，当我翻上栅栏，坐在石墙上的时候，我的手腕撑起身子让自己跳进院子的一瞬间，耳朵里仿佛灌满了有关细菌和法律的名词，而它们沉重如铅，未向上经由我的大脑就提前向下驱动四肢了。脚一落地，我才摆脱了当我在空中时闷在胸口的那些令人杌陧的老生常谈，“不安全”“危险”都被阻隔在墙外了。我看到院子里还有石楠花，沿着石墙种了一圈。此时正是开花的季节，散发着一种恶味。紫藤花是最好的角度，从那里能俯瞰整个庭院和屋里：空酒瓶被藏在树干后我看不见的土堆里，有很多勃艮第产区的，还有几瓶俄罗斯进口的；二楼阳台很干燥，只有一个酒杯在那里被晒着；我的帽檐很宽，看不到我的脸；不知道我那时在想些什么，竟然像老太太一样甩着腿，鞋挂在脚跟上，一边走，头一边向左向右，从这里看十分滑稽。由于我心里仍存有因母亲从小讲述的各类骇人听闻的意外和险恶而种下的胆怯，于是本应当持续着的情怀被因时间流逝而唤起的理智打断，继而只觉得脚下的草地恍惚间变成牢狱的水泥地，自己则仿佛是即将被主人发现的入侵者。最终，我像一只灰猫一样敏捷地翻越围墙，不管腿肚是否蹭了一堆土，心急火燎地踩在“合法”且“安全”的土地上。就在我跳下来落定的时候，一群穿着背心的人拖着一个旧木箱从我面前费力地经过，他们的脚上穿着脏运动鞋，牢牢地霸在土地上，鞋头和鞋板呈一百度角。接着，我看到一片布条夹在木块里，在尘土飞扬的地上被拖拉着，仔细辨识，上面写着——“鞋子在哪？”

鞋子在哪？那一刻我猛然陷入了难解的思考，似乎那几个字被拆分开又重组，像一条蚯蚓被切成几段又让它们兀自生长。那几秒被过分刺眼的阳光扩张，让我恍惚间经历了一次漫长的结构主义式推敲。当我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的嗓子已经干涸，舌头贴着上颚，脸上是只有敏感之人才能察觉出来的紧张神态。这句话放在我的嘴里被肢解成两半——“鞋子”和“在哪”，我挪动步子朝沙滩走，脑海里却只能循环又迟缓地出现“鞋——子——”，永远无法浮现“在哪”。

我远远地看到我的哥哥b和他的新婚妻子a已经在沙滩上支好了帐篷。她一个人往海里走，b坐在帐篷里看着海浪。据说她的父母（也就是我哥哥b的岳父岳母）是贪滥无厌之人，家里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姐姐，都是一样的脾性，唯独她算是阴差阳错间受到了不错的教育，看起来温和一些。他们的结婚仿佛是缔造好了的、历史必然了的，以至于没有人在他们订婚时感到惊喜，连他们两个似乎也意识到这股理所当然的驱动力；尽管毫无默契可言，但过于一帆风顺的恋爱使他们仍听从了那样的直觉。事实上，这段婚姻注定噩噬了他的生命力：他们没有共同兴趣，彼此仇视着对方的理想，家里永远充斥着一股戾气，是那样的逼仄和紧张，仿佛他们的卧室是块海绵，时常保持在被拧扭的状态而滴出污水。这样隐匿的不和在投掷到空中的盘子的光面上，在折射的光线里达到了最大饱和。那片瓷碟子从我哥哥的手里随着愤怒的风被扔出去，在漫长的轨道上首次观览了半个家（从厨房台面上呼啸地驶入厅室，越过沙发和即将拿去送洗的被褥，以最后冲刺的速度冲向电视柜，然后七零八落地随成几片，结束了几年的生命）。我就坐在靠窗的沙发上，并非因盘子的炸裂声受到惊骇，而是第一次看到哥哥同平常那样强烈的反差而感到惊异。但最终我受到惊讶的程度只是浅浅地停在看到十九世纪的社交花被扫地出门（大概是一个类似历史剧的镜头画面，克里姆林裙[4]的大裙摆划动在几级铺了地毯的台阶上，那裙角有时候倏地向前冲上剐蹭过两三阶阶梯，在不到第四阶的时候被拽回去，然后又唯唯诺诺地向下跳动、打抖，在几阶不长的阶梯上斡旋，最后一个猛冲后，被四只霸在楼梯上的皮鞋彻底带离一个个垒起的直角；一双男人的皮鞋却没有那么大的幅度，鞋尖对着女人，一直定在较高一阶上；偶尔一只鞋往下伸一点，但在落下的一瞬间又伸回去。而在这一切发生之前，却是宅邸里长期糜烂而不觉奢华的平静，平静里充斥着女人谋取钱财的阴谋，却在一个如茶壶摔碎的破裂声中被揭穿，于是大家都把几根戴着手套的手指或扇子半掩地放在唇边，眼神里充满戏谑的惊讶。这群人并非为了一个交际花的命运而惊讶，他们只不过看着一幕自己人生中不太兴许能发生的趣事在眼前爆发，对无波澜的华侈的生活中发生了一点变化而感到紧张刺激的讶异——像坐过山车，在保护杆统一放到胸下，随身物品被统一收起后全身传来麻苏电流一样的紧迫感。于是，一瞬间都围绕到楼梯前，把眼珠转到眼眶边缘，虚伪地表现出自己并不在意闹剧的超凡脱俗，仿佛余光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他们高雅地看热闹；尽管他们快马加鞭地走，却又都离正在上演社会悲剧的楼梯有一定距离，并且拿着烟嘴、纸扇、酒杯等物装作并不太感兴趣的模样。）的水平上，因为在我的意象中，这样的场面（我只是设想到他们总会推搡和争执，但具体究竟以某种形式、某种声调，我都想象不到。或许以青年夫妻的方式：男人扯着低沉的嗓音包裹住女人尖锐的叫喊，然后迎来双方沆瀣一气的高声调，又因年轻力壮，满是活力的双手开始推、捶，若是还不冷静，则进一步上升至四肢并用；或者以中年夫妇的方式：充满冲撞力的喋喋不休，在家务劳动的过程中开始互相抨击，气急败坏时手里拿着的任意东西都可以被当作武器，以虚晃一晃的形式吓住另一人，而另一名手无寸铁的此时会突然降低声音，但接着感到自己的尊严不能被侮辱，于是释放出更大的、瓮声瓮气的嗓门，然后争执就要被推上高峰，两个人分别摔门而入，开始一阶段的冷战。）势必爆发，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愈来愈有一种隐隐的预感；因此我坐在那里看着我的父母愣了一愣后（他们没有想到会拜访的过程中看到失控的局面，他们理所应当地把自己当作不应当承受主人任何气愤的客人，所以看到争执却呆住了），才上前平息那两股无奈的怒火，心里却有一丝欣忭。

这并非不可预见，尽管他们在一段时间里曾看起来十分安定亲和。那时候的假象确实混淆过我的感知，我甚至还以为自己的直觉出了偏差。实际上，我不该有所犹豫。“你的直觉一直很好。”b上中学时在杏树下对我如此说。我当时只有葡萄架那么高，尚未总结出什么同决定论[5]有关的规律，于是单调地答应——“是吗”。我们站了一会儿，然后被他的母亲叫回屋。他在一切事上举棋不定，懦弱而不自知的本性使他在那些事上尚未做出不偏不倚的思考便被要求做了决定（“做”实际并不恰当，更多时候是那些成年人们“给予”了他决定）。久而久之，他似乎不再为做出决定而努力，甚至把这份权利拱手相让给别人。我看到这样的情况是如此生气，以至于拿利弊分析逐步地逼问他，希冀他看清里面的逻辑，然后做出一个前提真，结论也为真的重言式[6]决定。好心的我（我一度曾有拯救世人的冲劲，希望领导正义革命）甚至还帮他发觉喜恶，妄图让他找到兴趣点。最终是理所当然的徒劳无功——当我得知他的婚姻有包办的意味。那时候，我和父母受邀去他家；我坐在面对窗户的沙发上，像将社交礼节浮于表面的中产阶级一样祝贺他。实际上，我也是诚心道贺，并非心口不一。

总而言之，他们的婚姻到此为止后，他仍未可知自己的性情，似乎这段婚姻没有教会他什么，反而更增添了他对生命的叹息和彻底平庸的信念（他像一个风干了的柿子，此后就不太有水分了）。我得知他们离婚的消息时正在烘烤香蕉栗子软糕，那条从我母亲嘴中吐出的句子像是晒干了的橘子皮一样，表面疙疙瘩瘩，很多黄色的小点密布在上面，反倒提醒我撒上一层芝麻。这被我忘却了的一点芝麻（在动工之前为了提醒自己，我把它提前摆在桌子的显眼位置，结果却仍然被我忽视了）本是一点无关痛痒的小错误，在我眼里却被放大成了纰缪，如同在十八世纪更改教宗（比如从天主教改成加尔文教[7]）一样的糟糕。在那光一样的瞬间，我只是连跳过好几个步骤，飞快地推理出了那一撮芝麻最可能产生的后果（我事后整理了这样一次疾速的过程：不放入芝麻是由于我的粗心，而这并非偶然，即说明我在成长的过程中或是我的性情中蕴含着这样的不仔细、不精确，而这样的不仔细或将使我在日后要成就事业的路途上功亏一篑），接着再是一次光折射的瞬间，我谨慎地批判性思维又飞速地将我做出的任何推断否认（不放入芝麻的粗心或许来源于我一上午的过度忙碌，即便不来自于其他因素，忘放芝麻这样的事仍是人人都有可能遇到，并不反映任何现象的），让我重新回到手撒着的芝麻上。无论如何，这一在我计划（利用三十分钟完美地做一个蛋糕）之外的漏洞仍给我增添了重复动作的烦扰：打开橱柜、拿出芝麻、扭转按钮、戴上手套、打开烤箱、取出烤盘、摘下手套、撒上芝麻、放回芝麻、关闭橱柜、放入烤盘、关闭烤箱、扭转按钮、脱下手套。这一系列不间断的动作无论做得多么游刃有余，耗费的时间无论多么微不足道，这样的流程都给我在那一刻培养了懆急的情绪（同类的情绪都在我心里被划分了颜色：此类雷同的烦躁是赤橙色、缓慢行进是白色、轻松惬意是绿色。同样的，数字和字母也有颜色，2是香蕉黄、5是褐红色、6是葡萄紫、3是橙色。因此，在这一情况下，这般焦躁在我心中的编号是53，紧随着先前的41——不紧不慢的舒适感，被放置在我模拟的、有锁扣的，类似果酱瓶的记忆瓶里。这颜色继而让我回忆起其他装有同样色彩的记忆瓶，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瓶里盛放了有关气泡饮料的记忆。然而奇怪的是，我并不喜欢气泡饮料，正如我不喜欢可乐和气泡酒一样；因为我无法忍受密密麻麻的气泡粘在舌头上然后破开的感觉，那感觉类似于在战争的饥荒时期为了充饥而咬树皮，似乎舌头在跟什么刀枪打仗。然后当那些液体灌到你嗓子里时，除了口腔短时的麻痹，你无法从那一口饮料中得到任何其他味蕾上的感受，只有当它们流入你的肠胃，你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你刚刚喝下的东西的味道。这样的体验未尝令人不耐烦，至少你完全无法根据相同或类似的经验推出可能得到的结果。这就代表着对于不同口味的气泡水，第一次尝试将永远是未知和冲撞的，完全无从预料的。而这一记忆瓶并非装了如此抽象的情绪，只是一些冲击的视觉影像——树莓和柠檬或橙子一类的水果爆出果汁，散发出一种普罗旺斯的味道。）

于是，当我在回忆里注视着她——年轻的我——因一点芝麻而流露出厌烦的情绪时，会发现那股腻烦也散发着一种十六七岁少女独具的芍药花香，似乎完满地被包裹进面粉味里，混合着蔓越莓的甜腻。那是一串连贯而一气呵成的动作，是“反复”独有的优雅和高观赏性，让人情不自禁想起《机械芭蕾》。她的气息融入夜晚的厨房，在黄亮的灯光下肆意弥漫，碎花的短裙在腰上坠着，大腿时不时彼此摩挲，一只脚尖点地，在瓷砖上投掷下一小片潮水样的阴影，像极了爱德华·霍普的画。似乎这个场景里再没有什么是繁复的了：墙只是单单的绿色矩形，桌子被简化成几根线条互相支撑着，饼干盒和面粉袋子形成几个方块和不规则棱柱，窗户直接化作了一块长方形的黑；而她仍保持着一种柔软的线条，上色鲜明，过度温和，栗色的发丝垂在锁骨上，行为动作突破了那些尖锐的物块所制成的障碍。

每每回忆起这样的影像的时候，我常常想用剪刀剪出她在厨房忙碌的侧影；但我每次拿起剪刀，开始从她的头顶剪时，我的意识就在她的鼻翼那里开始模糊，逐渐忘记她嘴唇的形状，然后是她的衣领和袖口。于是，我只好握着那把剪纸刀——又或者说一片钢铁——用它切断很多张纸——我撕裂它们、划开它们、糅合它们。刀片很薄，纸很薄，前者太容易使后者损伤，于是我用不了多少力，它们便破碎着颤颤巍巍地依靠着一点未断的连接相依偎在一起。它们断裂后，我把它们相叠，与灯光重合，然后再次撕划，让光泄进我的眼睛。这时候。我才可以清楚地看见她的身形——只不过不是厨房里的那个，而是在某地的海岸边，湿润而闷热的夏天，裸露着双臂走向沙滩的那个形象。

在那一刻，我年轻的身体像是注定了往前走，没有退路一样；既是必须往前，又是不能停下。这一点无论在哪个时空里，在哪个时间点，又或是如今当我得知我一定会像那样穿过土路走到沙滩上之后，再坐上时光机回到那一刻时都不会改变。在那个海岸，那阵温热的海风下，连一片浪花也不是偶然的，而我只能朝沙滩走，就如被过往牵住的人偶。

我也在某一时间里想过我是否能冲破这样的桎梏，能否掌握纯粹的自由，而后，我意识到这样的思路仍是被计划了的，无论做任何改变都无济于事，就像我受人呼唤走进沙滩一样，要做的只有迈开腿，踩在细沙上。

海风在我耳边沉浮起落，辗转得十分具有韵律，像是携带了浪花和波涛。眼前的海也不再由水构成，而是由点，一个个方形的、菱形的、圆形的落满夕阳的红点。它们远远看上去是线。它们远远地看上去是赤红的线。它们远远看上去是静止的线。它们远远看上去是螺旋的曲线。相同的黄昏海面的夕阳下颓我也见过，所有的街面和树影都是红透的光。我和我的爱人n走上一些僻静地方的石块路，街上只有我们二人同一些正要关门的商贩。我们身上都披着红绸。那些店门都很安静，因此那时候像是其他人都隐匿在夕阳下。

太阳在我们左边，和赤红的海一同在左面。一些发闷的微风吹过来，我手中的伞便摇摇欲坠。前方左拐的大下坡吸引了我，我合了伞，转瞬即逝地碰了n的手，说了些语义混乱颠倒的话，然后朝着几米远的转弯跑去。那是个很长的下坡，极陡，路上全是石块，但尽头却是红了一片的天、日和海，彼此渲染着，渗透着，倒映着。我脚下太快，向下迈着大步，耳边全是风，颊上全是余晖。风和身旁的楼几乎变成胶卷“呼呼”地转动着，一些晾晒的衣服鼓起来。我冲过那些短袖和矮绳，奔向晃动的夕阳。

我远远地听见n的声音，但我跑得太疾，风刮得太大，他的声音隐没了，在我后面被止住了。

我似乎奔跑在海浪里，就像每次看到海浪朝我无意义地涌来，而我此刻也无意义地朝它去。于是，我陷入一种天翻地覆的稳定（这样的稳定并非跟随着我的身体，而是跟随着我的内心）中。我的腿拉扯着躯干随着重力、风力朝下疯狂地奔去，一大口气涌进我的嘴里，气流是拥挤的、狰狞的，直直地扑在我胸膛上，逼地我喘不了气——眼前绽放出一片向日葵花园，漫山遍野地绽放在阳光下形成晃动的金子，而我却是一名白化病患者，站在一通刺眼的光亮里——我两侧的景色流通起来，变成水流的形状在这一混乱中保持着几近匀速的模糊，在速度里以色块笼统地填充视野。

将到平地，我刹不住脚，直直地冲向海边的栏杆，上半身几乎全要前倾出去。一刹那，一股巨大的压抑和突如其来的深刻的痛苦直冲我心口，倏然间令我喘不上气，脑里面想不出任何东西，眼神只能盯着河里的波澜起伏。那些波浪被夕阳通通印成尖锐的赤红，一把把刀一样地刺进我的眼，封住我的口鼻，抑住我的思想。我的手臂触电般麻痹，那些巨浪忽然要朝我扑来，然而一刹那，我听见n的脚步声还有我的名字从背后传来。我猛地清醒过来，惊魂未定地离了栏杆，朝他笑着，抛去我一切的心情。他越来越近，当他喘着气、乱着发，到我面前的时候，我若无其事一般，继续说笑和前行。

而后，我渐渐忘了这件事，直到我回忆起走向沙滩的路途所看到的炽热，那份不安定的刺痛才在我心中苏醒。那是否是个暗示呢？是否从那一刻起我每一段回忆就已经在叫嚣着要得到重视呢？而我却一定要收敛起来留到如今，到它们再难以挽回的地步才开始意识到。现在，我时常被那股无时无刻不在翻腾的浪潮折磨，在一片赤红的苦难下。

我此时上年纪了，年轻的冲动与浪漫的少女情怀只成为仅剩的可炫耀的资本，我应当保存我的精力为死亡充分做准备了。我有预感我将会死得其所，我将得到一切我愿意得到的，死的时候毫无保留，也毫无贡献，一切从最初不属于我而被我占有的都会在那一刻回到它们本真的地方，只有这才称得上是我微小的付出。从父母喂我的第一口奶粉里，我踏向了波吕斐摩斯的山洞[8]；从吃下第一口烹饪的肉开始，我便已经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践踏自然法则了。我如此这样的心安理得，心安理得地认同教科书，心安理得地使用电子机械，心安理得地踩在柏油马路上，心安理得地相信上帝。社会把我本生下来就清醒的大脑搅得一团糟，如同考验我般让我从出生即在蒙蔽、阴影下生活，阻绝了我视线里一切的真实——直到在C城那阴郁的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我才感到心灵的活跃，曾经我习以为常的、均匀分布的时间在那时候才出现了扭转与断裂，似乎我一停下来思考它们便从我身边离去，等我发现走在一片陌生的街道时，它们才看好戏一般回来），从十几年的沉睡中苏醒后，才使我与那些只将表面留在相机里的人划分开，让我在踩在栅栏上的动作里酝酿出那些浪漫的蕴意——得以向内观望人家的庭院。

——那是片多么美的庭院！那里的绣球花从播散下种子之始便享用着无偿的雨露和恩惠的阳光，如它深埋下的根茎，抓住那些褐土软沙，在地下穿梭蔓延。紫藤花树在这个院子仍荒芜的时候被预先栽种，如今，它的枝叶已经撑大如伞，紫色的花坠满了枝丫。一小片青苔就长在院子里阴凉处的石头上，包庇着石块，用全身吸附着石块，仿佛只有那样的坚硬才能让它在阴湿下感受到温柔的暖热。我并不时常主动回忆这个院子，只不过当我的丈夫n偶尔问我“鞋子在哪”的时候，我的身体就一下子回到那个满布着水气的、有不少别墅的海岸，自然而然看见自己充满活力地翻越进人家的院子。

“鞋子在哪？”我一生中穿过无数双这样那样的鞋，有印白花的凉鞋（我年幼时常常被电影里的女性形象所吸引，尽管只是路过客厅时对电视的一瞥，或是父母手机上浮动的图片，但那里面总根种着恍惚又亲切的关于白的记忆；于是，我童年的记忆里少不了一抹到处出现的白，也少不了穿白鞋而时常有的烦恼，由于心里永远存一处会弄脏鞋的担心，到处攀爬、游戏只得成为禁忌。这样的偏爱很快向上蔓延到服饰——我希望自己穿着白色的纱裙，无论长短。因此，在那个连记忆都少有的年龄，我拥有了一种不愿轻易又昭彰地暴露自己偏向的成熟思想，又或者孩子心里常有的想要伪装成熟。总之，我掩盖了那样的偏好——以一种充满稚气且毫无水准的劣质遮掩方式——最终仍暴露在父母前。他们觉得好笑，不懂我为什么不说明白自己的喜恶；而我越是藏掩，他们越觉得可爱。尽管那时候我恼羞成怒，心里充满了不能分说的厌烦，但如今想起来，我同父母一样觉得自己十分可笑）、有棕榈色的皮鞋（属于我热衷于模仿的青少年时期，缺乏自我认知，享受在法律、学校、家庭的溺爱里，毫无畏惧且满心躁动，时刻有参与法国大革命的热情，时刻又有包法利夫人的浪漫。一个复杂的弗洛伊德式的年龄，其中的情绪全是可以预知和意料到的，如今人们常称这样的孩子处在叛逆期。他们总觉得胳膊肘或哪里的关节瘙痒，想用力一甩，撞在床上；但有种力量又把四肢往回拉扯，于是，他们猛蹬着、伸展着，直到精疲力竭。那是对一切人来说相当不好受的时间，甚至现在往往引起我的深思：那一段时间真的同成长环境和过往经历有关吗？看起来似乎那段时间里所有的孩子都会走上这样一条暴躁又不受控制的路径，一个个都像饱含了蒙克的画）、有黑色的靴子（似乎是冷静期，我那时候终于开始读书了，仿佛是大喊大叫后的疲倦，是蛙泳后的自由漂浮。直到这之后，我才能开始分析自己的性格、早年的经历对我的影响、我受到的不经意间的碰撞和思忖，以及那些书是否平白无故地出现在我眼前，是否在遥远的几十年前便为他们的出现做下了铺垫。如果要做论文的话，我只能说从这个时间起始，我的人生才开始明朗，才和前面崎岖扭转、迷雾般不可猜测的时光有了联系，能提取出一些本性的品质）、有纯色的布鞋（我在两三年内颠覆以往，一切像马车直直地冲向田野、像鹰斡旋在天空、像疙疙瘩瘩的墙壁被泼上了平滑的油漆。这一段时期的变化太快，我似乎如智者直接悟到了真理般，脚后跟再也不像踩了根木条一样轻浮了，一切重新可控了，那些品德和自然的真实回到我的心中，深邃的理念也不再不可攻破了，似乎是醒悟了）。但那样一双鞋到底在哪？

几年前，在我还不曾为鞋子的问题所困扰时，许久不见的c邀请我去影院。我不知道有什么电影上演，于是看着那些海报：以橙色为主色调的——两幅，有一男一女——五幅，有三男一女——一副，有鬼和女人——两幅，有鬼和男人——一副，有街道花草——一副，有舰艇船舰——一副，有眼泪——两幅，外国引进——三部，有明星——四幅。她问我：“……film……”人群和音乐的嘈杂声（那是个人满为患的周六）压过了她的句子，像是布努埃尔[9]的电影。我对她说：“……”我兴许也不是对她说的，因为在说这句话时我心里划过若有若无的无安全感的惊悸（我单靠着唯一听到的“film”猜测，对自己口里的内容不敢做保证），又因耳边全是噪音，于是只感到自己的嘴在开合，整个句子在空气里浮动流落着。这句话说完，我有些头昏，似乎看到“Fi-lm”“f-ilm”“fil-m”“f-i-l-m”这些荒诞的、被拉长的词语不可控地浮现在我眼前那些画报上面，遮住变形的艺术字，遮住那些男人和女人，不可思议地使这样的乖谬狂妄地盘踞我的视野，直到我再也不认识“film”。因此，在这场猖狂的文字拼图里，我变成一个受害者。

脚下有阵风，我被送进了黑漆漆的走廊、两阶楼梯、电影院、座椅。光亮的画面刺穿那层壁垒，移动的图片被呈现在我眼前，椅子粘住我的背，我别扭地坐着。光常常照在我脸上，变换着不同的颜色，直到有一段长时间的灰黑色调（他们常用这样的颜色区别现在与过去）熏染住影院——画面是一片回忆里的墓园，淅淅沥沥的雨点（并不明智的渲染情感的方法），打着伞的亲人们围在墓口（镜头先是给了他们的背景，又斜着拍他们的脸），抽泣着看着棺材被放进土坑里。

后来，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也像电影那样，站在一群低哭着的人里，在墓园里看着c下葬。她的亲人里发出若有若无、此起彼伏的抽泣声；但阳光实在太充裕了，明媚到适宜大片地种植向日葵，以至于我站在一旁，无法对眼下的情景给予更多悲愍。实际上，在这样的夏天去世应当令人羡慕，毕竟“wenn alles hell ist,und die Erde für Spaten leicht”[10]。

站在炽热的黄色下，我撑着满身的热汗，反复回味c的一生：

我们在记忆尚无法保存下来的时候相识，但有一个久存的记忆片段总提醒我——我们关系糟糕，也不应当与她为友。后来，果真，她开始逐渐暴露出与这个世纪相仿的无知和愚昧，被几件可笑的事物蒙蔽了心灵，稳步成为这个社会最不需要的，又或者是最需要的人。起初，我也浸泡在那些色素柠檬气泡水里，未察觉她的变化。但那些肿胀的气泡带我从瓶子漂上来，使我早早地摆脱了她。但那天同她去看电影时，我仍处于“正在漂”的过程中，对她的烦厌只有薄薄一层，所以仍可忍受她的口出不逊与高声调。不巧的是，我对电影的审美能力在那时也处于“正在”的过程，就像在一张白纸上四处如杰克逊·波洛克[11]的滴画[12]一样，覆盖上大块的颜色，彼此之间有颜料桶未来得及抬起来而拖长的藕断丝连的横线，而整张纸仍看上去是空旷的，只有那几个分散的色块。“正在”则是我开始在那些大色块里填充小色滴，又在其中绿色、蓝灰色、淡黄色的色块上做了新的延伸和填补，但颜色与颜色之间的罅隙仍是空荡且醒目的。所以我去电影院，只是为了看一部淡黄色的电影——尽管淡黄色是她永远不会选择的（她要看的是血红色、橙色和劣质的紫色组成的电影，之所以仍同我去影院，唯一的原因是她欠我的人情）。她在我耳边呶呶不休地开那些针对电影对白的幼稚玩笑，让我不知所措，仍沉迷在“这并非她本意”和“电影真的有缺陷”的自圆其说的谜团里。此后，这部电影尽管仍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但我将它抽取出来回忆的机会却少之又少，直到接到c的死讯，我才在晚年闲散却也充实的时光中分出一些精力思忖那些事情。如今，我的审美能力早足以使画填充满了，也早可以做出带有预言性的审美评判了，当年余留下的空隙里的颜色用甩笔和点滴的手法全部填涂了。于是，在前往葬礼的车上，我追忆这部电影，追忆那些黯淡的光线和树叶间参差的影子组成的镜头，以及法文的独白。它兴许是部拍摄尚可的文艺片——我在各个角度审视过它残余在自己头脑里的画面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结论足以使我从当时迁就c的谜团里脱离出来——尽管技巧平庸，叙事手法传统，但这部电影不含她所说的缺陷；而她毫无审美能力，是俗人中不懂进取的那类。但我暴露在大屏幕下的时候，未曾得知她的劣根和无知；一切直到一年后才彻底意识到。事实上，她的无知持续了很久很久，直到她有了孩子后被世俗的社交和泛泛的母爱盖过，才让人不再那样觉得聒噪。她后面的人生极其平庸，再普通不过了：有着被人群主导的头脑、被学府圈画的知识面、喋喋不休的嘴、缺乏缜密逻辑的心灵，并且自以为是地将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奉为真理。她将不被记住，就如那些她喜欢看的迎合市场的电影一样。人们对她的记忆将很快死去，就像用铅笔在高质量的灰色纸上点一个点，用橡皮擦去后，除了表上的分针外，世界没有任何变化；甚至由于那点太小，橡皮连渣屑都没有留下。因此，她来到世界上做的事情不过是间接宰杀动物、直接浪费水资源、间接侵占土地资源，间接砍伐树木、破坏臭氧层。总而言之，她悄无声息地对自然施加破坏，却以为将动物关在笼子里是保护动物，于是在下葬时消耗了最后一块木头后便彻底死了。

正如我年轻时的猜想一样，她的人生轨迹全掌握在我手里，以至于我对她活着的意义感到深刻不解，似乎在我预料到这些的时候她就已经可以死了。这样的念头我不会在葬礼上表露出来，毕竟参加她葬礼的也是前仆后继的c，像浪潮一样永远不停息，直到最后一粒沙子填补了海面之后，他们也要化作水蒸气在天空里逗留一会儿。似乎他们的归宿尚是那狭窄的盒子，而高贵的品德和忠荩的信仰以及强审美能力不在他们人生可考的范围内。你若是那样问他们，他们会回答你：“这有什么区别吗？最后不都是被装在小龛子里吗？”

为了验证自己的预言，我并未彻底切断同她的联系，我们仍偶尔见过几次面，每次我都装作亲近，让她仍以为我们是好友。断开联系后的第一次见面在餐厅，我那时候成为素食主义者，手里拿菜单只是障眼法——我仍在做迁就。她说出的话没有一个字能使我感到诧异，但我仍做出惊讶的模样。我问她“要继续考学吗”，她回答说“不”，接着如潮水一样把尽心准备好的理由托盘而出，语气让人听出她早已为此让自己站稳立场，说服别人相信她为了自己最大的利益做出了选择。我太容易看透这些潜在的心理状态，只不过实在毫无揪出某一理由做出反驳的脾性——毕竟她不会改正。

那时候，我看到外面的天暗下来了，以往在商场里是看不到外面的（他们为了留住顾客而使用的手段，让人在永远相同的明媚里感受不到时间的流逝），但那天我不知道从哪里却看得很清楚，或许是从角落的玻璃，或许没有什么缘故，只是我的眼睛那样看到了；后者的解释更称我心，因为我不像科学家一样对这些源头感兴趣，这片镀黑的天既然出现在我眼前，那它就理应出现，无论眼前是c，还是玻璃。我感到骇怪，又感到满足。最后，我们在商场门口分手；背对她，我踩着硬邦邦的大理石台阶，感觉鞋跟要被撞坏。那时候我穿的靴子，一双在家找了很久的靴子，来商场之前它却突然摆在门口，彰显着自身的存在；它和天一样的颜色，单薄的漆黑，仿佛是先刷了一层厚重的白，放干后又淡淡涂了一层黑。这样的颜色压下了我心头的怅惘，我拿着宝贵的预言走上记忆的回旋楼梯，把它和奖状一同摆放。

尽管我把对c的记忆藏在仓库的角落，但来来往往我却总能看见c反复出现在眼前，甚至渗透进梦里。那天凌晨，我走在柏油马路上。那是被黑色浸泡的天空，在它达到最极限的漆黑时，我拄着拐杖漫步到海边。海雾弥漫，俨然无路灯，风料峭地刮，却听不见风声，只是和浪声叠在一起，显得愈加幽怖。那时候就像是电影结局，像是世界末日的通告，从月的光亮中透露出阵阵发怵的冷光，被雾隔在空中，弥散开，照不到海面去。于是遥远的海面混黑了，辨不出夜和海，似乎有那么一股幽幽的声音不知从哪儿传来。我站在岸边，和没有面部的c大吵一架，只觉得气冲在头上，想辩驳嘴又被海风封住，而她聒噪而单一的音调像一条麻绳一样吊在我的脖子上，令我窒息。她没有什么逻辑，单是凭借着高声和多嘴沾沾自喜，而我满腹经纶，无奈论据复杂且长，一开口就是半日的功夫，于是憋得脸紫红，说不出一句话来。那天晚上，年迈的我居然感到悲戚和无奈，任凭狂风把自己卷入深海，一堵墙一样的海浪腾空而起，冲着我的眼睑砸下去，把我从睡梦中冲醒。我赤脚走到窗户前，只觉得双脚麻木，身上冷汗嗖嗖；看着几个行人在夜里来回走，其中又有同他人结伴同行的、看不清模样的c。

几十年前，当我穿着靴子的时候，坐在咖啡馆里正在完成一部萨冈[13]式小说，看到一个穿着粉色运动鞋、彩虹色上衣、白色背带裤的c，梳着麻花辫坐在那里，用极无规矩的手法拿着杯子喝茶。那个杯子在她手里仿佛就是网球或者保龄球一类的球类，无法体现杯子应当被拿起的样子，只是被摇摇欲坠地托在手上。不久，在我的身后，穿着黑色T恤衫的c，白色T恤的c和黄色T恤的c一起坐下，她们的声音刺耳到我只想到肥胖和黝黑这两个词。还有两个相对沉默的c坐在另一角，她们走后又是三个c紧接地坐下，其中一个染着橙色的头发。

这样怪诞的场景在我的人生中数次出现，年轻时次数多，年老后慢慢少了。但当我穿着单色印花布鞋走进咖啡馆时，仍见到了消瘦又高昂的c，接着又有捧着无聊读物的c，都是和我穿靴子时见到的c一样的年纪。再老一些后，我不再经常去咖啡馆，也就不再见到多少的c，但走在路上，路过那些纪念建筑时，仍能看到一群拥有永恒年龄的c三五成群地走过。但此时，我也多少有些恍惚，只因身边许久没有c的相伴，以至于我看到c时居然有种普鲁斯特式的追忆，但每想起那仓库角落的记忆给年轻的我带来的言不由衷时，我便沉寂了。

那次在梦里的无力愤慨实际上在我年轻时曾多次出现过，同样是与c，在16点27分的时候，以动物权利、黑人运动、性别平等里任一话题展开的辩论。这些辩论往往化作争论，原因归结于c无理的逻辑——使人不能理会的逻辑。只是记得那一刻曾闻见肉桂粉的香味，还有蔓延至全身的脱离控制的愤怒。冷静下来后，我都曾指责自己不应当为颠三倒四的逻辑生气，但每次遇到这样的16点27分时，我的心总会躁动起来，舌头火热起来，一股飓风冲上脑筋——于是便又被控制住了。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仿佛成为一个有口无舌的呆子，只是感受到自己颤抖的喉咙。当那一阵热风被平息后，我才注意到指针仍然指向16点27分，仿佛一切被压缩后又拉长，使得那一阵子一切在地板上生长出来的东西被吞噬，在我眼里只有它们自己的颜色留在原有的位置，而形状早已扭曲，甚至灰飞烟灭。于是，那样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量让我停止这样的话题，拿更高的声音制止一切争论的继续，但c却自说自话，抛出更无逻辑的句子，在我耳里甚至是连主谓宾都颠倒、句点逗号都用错的抽象。因此，我才被迫注意到手边的草莓奶昔，上面浮了一层因榨汁机高速搅动而掺进的空气，形成一层像奇亚籽一样的小气泡，鼓鼓囊囊的，在那无限放长的时间里一颗也没有破。我本不觉得它甜腻，直到c实在令我恶心头昏，让我看见那些小气泡便感到憋仄，似乎淡粉色的液体里掺进了黑色的墨水，和阿尔弗雷德·雅里[14]喝的鸡尾酒有相似之处，但我并不喜欢。总之，我无法将那些墨水喝下肚，就如同我无法接受c漫长而又难听的声音，只能坐立不安地等着她啰唆完，然后打算立刻离开那个永恒的16点27分，去清洗我的耳朵和心脏。

我吃了很久这样的亏，直至那一个出不了门的春天，我才下定决心再不理会，从此但凡听到这样的话总是急急忙忙走过，抑或直接打断。起初仍是痛苦的回避，时间一久便转变为习以为常了，这样的习以为常也依旧是在我摆脱c后的又一个二十年里才逐渐形成的。

那时，年轻的我因情感陷入的一个值得反思的不快，而在那很多年以后，当我平躺在床上瞪着眼睛的时候，仍会回忆起当年和那个男同学在深夜的月光下水乳交融时的情景，以及次日火车轰鸣般的懊丧。这股懊丧袭来的触动比当我得知巴黎圣母院坍塌后的触动还要大，大到我甚至都可以看见它的体积——似乎是一个抹面不光滑的圆形，有被人用手用力地抹了一把的痕迹，凹进几根手指状的带锯齿的圆柱，白色的表面被黑墨洒了一道飞着的直线，淅沥地流着墨滴。而对于那来说，烧毁的巴黎圣母院所呈现的不过是一个拇指大的黑色方块，四角的棱是那样锐利，使得它在我心里永远别扭地挤在一堆棉花糖似的回忆之中，不为它的棱角做任何妥协。它们二者有一相同的地方，我只记得是我最后无可奈何的态度：如同春天石楠树被锐利的风吹掉的绿色叶子，风过去的时候命令它落下，它便掉落下来了，而那阵风又必然不合时宜地从西北来，一路上卷携了高山峻岭的冰雪和深山密林的湿气，俯身汇成一股如军刀一般的小风直逼着那段嫩绿的叶茎割去，在一批亲眼看到一片绿叶掉下来的人们心里掀起狐疑和绞痛。但他们走后，再来看石楠花的人对这个场景的印象不过永远是：一颗翠绿茂盛的石楠树以及一片在那里许久的落叶，其中再也不包含任何负面情绪的波动，只不过把这当作情理之中了。于是，当我对巴黎圣母院被烧毁一事沉默了半天，直到下午，才被自己的“绿叶说”沉定了心事。我看到窗外的雨，只意识到自己也被镶嵌了进去，像一串挂在屋檐的水珠中的一个，混杂着尘土和砖瓦的泥沙，从不知何处的天上掉下来，落在树叶上，又流到屋顶。又有难以计数的雨珠也如此掉下来：云的西边—树冠—鸟巢；云的上面—路灯；两片云之间—电线杆—狗窝；云的东面—黑加仑树—苔藓；云的东边—屋檐—空调；云的北边—枫树叶—枫树枝干；云的角落—屋顶—垃圾桶；云的南边—铁网；云的南面—柠檬树；云的上面—空调机箱—废旧沙发；云的表面—摩天轮—铁扶手—楼梯；云的上面—帕拉第奥式建筑；云的东边—红瓦—自行车—脚踏板；云的西边—大本钟；云的西边—轿车—后视镜—轮胎；云的南边—榆树叶—雨刷；云与云之间—枫树叶—猫；云的上面—木栈道；云的表面—摩天大楼—玻璃窗—遮雨棚；云的左边—卢浮宫的玻璃；云的上面—树叶—木椅；云的右边—霓虹灯—钢铁；云的表面—伞—烟头；云的上面—羊毛；云与云之间—屋檐—招牌；云的上面—排水孔—垃圾桶；云的右边—光秃秃的树枝—盆栽；云的前面—巴士；云的前面—广告牌—宣传海报；云的上面—伞—鞋子；云的表面—手机屏幕—雨衣；云的左边—旗帜—铁杆；云的左边—缆车顶—雨刷；云的前面—灯笼—外露的窗帘；云的表面—木窗户—小垃圾桶。最终都流到地上，在黑加仑树、屋顶、摩天轮、枫树、霓虹灯、招牌、缆车、灯笼、广告牌、大本钟的影子下被土地蒸发；在排水孔、垃圾桶、苔藓、楼梯的地毯、旗帜、羊毛、盆栽、外露的窗帘里被纤维和小孔吸收。但当我和一串雨珠并排在屋檐时，我们彼此都无法选择落地点，无法选择经由什么物体，无法选择被土壤还是针织物吸收；并排在那里的，每颗水珠有不同摇摇欲坠的程度，而屋檐上又有不断从不知何处来的水珠从那些倾斜的砖瓦上滑下来，用力推我们，让我们变得更圆润肿胀，汇聚更多的泥土。然后，我们抓不牢屋檐，滑到玻璃上去，在玻璃上留下很长的一段水迹，不规则的、有棱边的、非弧形的水迹，突然在某一点受阻力止住了，直到后面又有不断涌上来的水珠推动着，最终崎岖地走完玻璃的长度；在玻璃上，我们也和其他的轨迹交汇，交汇了的就一起走下来，在窗框的缝隙里停住，大的水珠却涌出缝隙，流到墙壁上，然后刻下一道比墙壁略深的印迹。我在屋檐上尚可以目睹这些大水滴在墙上蹒跚地移动，却与窗户上那些水滴形成了不可视的角度，看不见它们如何流动。有时候，偶尔一两滴雨因为疾风而从叶子、路灯或电线上直接俯冲到墙壁，借着那些已经刻下的印迹继续流下去。我尚未遇到疾风，在屋顶和屋檐上耗费了许久的时光，却也没有风或是雨来推动我、摇晃我，我的迹象也不那样的可预知，不如那些直接滴落在排水孔的、直接滴落在猫毛上的、直接滴落在草丛上的雨滴，此后都注定了。

我少女时代的钢琴就放在下雨的窗前。下雨的时候，我坐着弹三首梨型小品[15]，单单为了看雨而伴奏，又或者掩藏看雨的真相。总之，我的手指在那些时候很轻盈，被从窗户开着的缝隙吹进来的风裹挟着，按在琴键上，同时乐声从里面渗透出来。那时候的琴声潮湿又懒惰，在琴箱里乱窜半天，最后从那一点琴板的罅隙里钻出来，弥漫进地板和木框里。通常在这样的天气里我选择不开灯（也并非选择，只是我被种种因素要求不去开灯），所以可以在阴暗又万籁俱寂的环境下观看费里尼[16]的电影。我所在的城市并不多有雨天，因此，我对于每一个雨天如同对待珍珠般珍惜，从不让生活琐事耽误了它们，因为这样的天是注定要让人写作、看电影、阅读的；如果在深夜两点开始下起雨，我的器官也会有所感应般地使自己醒来，让我面对着白垩垩的墙壁擅自清醒，随即不由分说地进行那些雨天的活动。这是我每个夏天最翘首以盼的事情，即便一个月不落一滴雨我也不会因此感到忧心，只是当作顺其自然的美意，也去愉快地度过炎夏酷暑。但当午后一两点钟的阳正浓的时候，我往往被说服去坐在窗边的藤椅上，开着被照得炽热的窗读一本泰戈尔的诗歌集。那些文字实际并不真的进入我的头脑，它们只是垂吊在我的眼帘上，一些热情温暖的、散发出橙光的词语飘飘忽忽给我一个印象，让我把自己与窗外无休止的蝉鸣融合在一起，感受一些时间永恒的魅力。所以，午后和雨天一样，遇到真挚的阳光我总也不愿用午睡去耽搁。

只有在经历这些时光的过程中，我是感到摆脱了纠缠在一起的、刻印在我名字上的必然性的。并非说我在那一段时间里如同火车脱轨一般脱离了桎梏，而是在那样的一段时间里我感受不到任何束缚，在精神上得到放松。这时的我才能对一切现象界[17]的事物有所忽视，才能上升到对空间和时间有所感知的世界里，而这一宝贵的时间只是从我摆好水果，换上宽大的袍子，在太阳下坐好才开始，直到回过意来看的第一眼表盘而停止。因此，在这一片段里，我也成为物体被放置在那里，同我所共处一室的其他任何物体是一样的、完完全全平等的。我们都有自己的体积、密度、长度，甚至我们互相从不同的角度被观察；正如我面前的圆木小桌子，它光滑的玻璃上反映出我的胳膊和手，还有一点我的脖颈。而我看向它时，却以一种立体主义[18]的眼光，在单面的世界里看到它不同的层次和平面：率先可以看到它深橡木色的雕花桌面，紧接着是桌面中间凿出的、放了一片小玻璃的圆孔，再有就是玻璃水杯，泡着金银花和一片漂浮着的柠檬，向下看就只有桌腿和垂搭下来的象牙色镂花桌布——这便是第一眼看到的面。如果盯着它看，你就能看到它被透视法隐没的面：例如圆桌另一头半蔽着的桌腿（原本只可以看见一点桌脚，如此便可以透过圆桌面看到一整条木色的桌腿）、反面的桌布（颜色比直观上能看到的桌布要深，只能说是看见了桌布形状的阴影）、水杯后崎岖的桌面（铺盖着桌布）、圆桌的另一端。再然后，如果我对物质和化学甚是喜爱的话，可以看到那些藏匿在桌布里的棉线的组织，木头里的纤维素和玻璃里的二氧化硅。但我通常只让它在我面前将体积全部展开，像毕加索一样，对后面的物质成分与化学元素视而不见。那时候，蝉声或是雨声单调而反复着，完全无法流露出时间正在流逝的讯息，只有当阳台的迷迭香枯死，当盛放紫阳花的花盆爬上青苔，当木箱和衣柜腐朽，当玛芬蛋糕酸臭而招致蚂蚁，人们才能亲眼看见到时间的消逝。但是由于某种原因（比如当我在上学期间有作业的，或即将迎来考试的周六日里），我总会在开始这段时间时感到局促和不安定，但仍惴惴不安地以一些尚有说服力的理由（例如要劳逸结合、考试内容并不难、耽搁一会儿不会使我的任务被拖延等）让我开启它，紧接着的这段时间就不同于真正的“脱离桎梏”了，由于隔一段时间看一眼表的行为，我无法真正投入到时间里，于是这段时间也变成了我漫长生命里的“大部分时间”（即仍时刻谨记和操行着的被以往和将来控制住的时间和行为）。

去闻一朵花的香气并非能让我遗忘自己的规律，那反而会让我停不住地思忖闻花这一动作背后的原因，再从原因追溯到种种起因，从起因最终追求到根本，又在此基础上放眼未来可预知的事，使得我闻花这一动作在我的生命里融会贯通，如同人们现在看到法国大革命在历史上的必然性一样（我把烧掉的巴黎圣母院也看作必然，只是这非历史事件的必然）。如果我死后有人整理我的生平，他们应该会注意到我在这一地点、这一年龄、这一时间闻花的必然性。

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出生下来便携带着浪漫主义的种子（如今在探索本质的过程中，大部分事物我都可以从童年的一两件事上找到，比如童年里穿着红色格子裙在舅妈家的院子里无视母亲的叮嘱和一只未成年的雪纳瑞嬉闹了半个小时的趣事，让我如今在成为一个动物权利捍卫者的路上越走越坚定。这来源于儿时我纯善的品质——我看不到它是否有会弄脏我裙子的可能性——即便有，但我坚信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仍会在这半个小时里和它平等地快乐着；我也在毫无判别能力的情况下坚定母亲对狗的嫌恶是错误的：她用细菌和狗毛做演讲，企图打消我的乐趣，并用高声和脚驱赶那条可怜的、围绕在我身边的狗。我用未染上社会等级风气的童心坚定了一个那时尚未知晓的概念——万物平等），但唯独一些事情偏偏卡在了我记忆模糊的凹槽里，被一些重物和尘土压着，就像度过的漫长的白色鞋子期和皮鞋期后，到头来对于黑色靴子期之前的事情却一点也不记得，仿佛十岁到十二岁记忆片段的数量与三岁到五岁的相比没有增加多少，即便有也只是呈个位数的增长，并不成函数。我的生命在无形中像是被缩短了十二年，这十二年却无异于把襁褓之年放长，仿佛我活到了十二岁才真正出生，真正成为一个“人”，在此之前不过只是胚胎。于是，我被卢梭激发出来的浪漫主义情感在十三四岁开始像蒲公英般散落在记忆草坪的阴影里，在之后的几年愈长愈猛，竟有见缝插针的趋势，像蘑菇一样在每朵花、每棵树的暗影里长满了。但这些蒲公英散发出杏酒、玫瑰酒、桃子酒、梅酒等不同的酣甜，以至于我平日里为了避免变得醉醺醺，只好远离那些花和树，行走在平坦而草木茂盛的地方，在被圈框的由母亲的话垒成的石头路上，极其偶尔的时间里才去树下一闻酒味蒲公英的芳香，减缓我双脚因时常走在石头上而导致的酸软。我常常在一段漫长又无事的假期里尽情发挥我的浪漫。在咸湿的海岸翻越别人家的栅栏时，便是在毫无压力的暑期中奉行一种无拘无束的浪漫，尽管这样的浪漫并没有把我带离现象界（因为我的法律道德感太强，无法心安理得地让自己在别人的花园里闲逛，于是只好悻悻离开），反而过后对自己掌控一切、不肯松散的理智感到气恼，气恼这似乎钦定的一个现实——我老了后无法像电影里的老人一样向车上砸去一颗鸡蛋。

那个下午，我向我可怜的哥哥搭在海边的帐篷走去的时候，心里尚未有他大怒的影像，只有像风吹过一整面墙的爬山虎形成的绿色涟漪一样的祈愿，希望他们彼此度过一个风平浪静的午后，不出现眼神之间的冷漠和互相不搭腔的窘况。我去到他们身边，坐在帐篷前的沙滩垫上，听他们说着被海浪打散的若有若无的对话：

“……姑妈多久后才去上班？”

“哪一个姑妈？”

“就是那个……胖屁股的，你见过的，上个月我们聚餐，她做了中国菜。”

“从……是刚刚……我……有。”

一阵突然的大风。

“一……后……”

风持续着，我看见有一个人的未插牢的伞被吹斜了。

“鸡……冰激凌（我想我听错了），为什么关心这个？”

风有些小了。

“没有什么原因，随便问问。”

然后，他们停止了对谈。

我从帐篷里拿出一本托马斯·曼[19]的著作，淡绿色封面，已经翻译成英文的。那时候，种种电影里的场景控制着我的心和我的动作，于是，我对它们保持着和善的妥协。我找到书签夹着的那页，将硬壳书皮放在自己重合的双膝上打开，以一种看似自然实际却故作姿态的姿势坐在沙滩上看了几段文字（那几段文字在那一章节里只起到过度作用，不提供什么信息与内容，只是传达出一种心理感受。尽管我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跟上去，脑海中并没有浮现出什么印象，只是干巴巴地当作海绵一样拧那些句子。在这样的情况下，托马斯·曼的伟大著作只是被我当作了道具。对此，我含有歉意，但依然保持那个姿势不动），随即听到我的表嫂在打一通由于风声太大而显得荒诞的电话：“纺布和蕾丝……车不会倒……警察会那样做的……有通道吗……我的弟弟……玫瑰花和雏菊……”没来得及听完，便看到我的堂弟穿着泳裤从海里跑过来。姨妈立马从白色躺椅上站起来，拿了一块白色浴巾兜住了他。我害怕他把沙子溅到我的书上，于是收回书，兀自站起来看着她为他抖落沙子。这个时候，我耳边又添加上了我哥哥妻子的声音：“没错，就是那样，等我星期一回去的时候再聊好吗？谢谢，再见。”她是个Q城人，说话带有标志性的南方口音，每个尾音都有上挑的意味，让人想起热带倒挂在树上的猴子，只是缺乏热带风情。我在回忆里看着她，总在她身上看到同我哥哥一样的悲悯，这份悲悯并非属于他们自己，而是我为他们后面的决裂而提早添加的标签，以便能以每份情感的颜色划分身边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