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新观察

多年来，鲁迅“兄弟失和”的话题一直是鲁研界的一大疑案，两个志同道合、感情深厚的亲兄弟为什么会突然间分道扬镳、手足情断？两个当事人——鲁迅（周树人）和周作人始终回避这个话题，相关人士对此讳莫如深、守口如瓶，更增加了事件的神秘性。我看过不少相关的材料和分析文章，但都各执一端，很难让人信服。有些人出于维护鲁迅的立场，谈到关键问题时总是闪烁其词，为尊者讳；有些人则对此津津乐道，凭空想象，捏造虚构，对鲁迅进行攻击栽赃。

实事求是地讲，“兄弟失和”这个问题，属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私密话题，当事人双方不站出来说话，旁人是不可能说清楚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史料分析、当事人的回忆，力图接近事实，破译事件背后的一些东西。

1.平静中潜藏着危机

鲁迅和兄弟周作人绝交的发生地是在他们居住的北京西城区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胡同十一号，那我们就先从八道湾说起。鲁迅是一九一二年五月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从南京迁到北京工作，周作人是一九一七年四月到北京大学任教，兄弟二人当时在北京没有买房子，寄居在绍兴会馆的补树书屋，家属都在绍兴老家。一九一九年，两个人工作稳定，收入颇丰，而老家绍兴新台门的周氏旧宅又要卖出，这一年年底必须搬离，于是他们产生了在北京买房、接全家人定居北京的打算。

在买房子的问题上，鲁迅和周作人最初的想法不完全一致。作为兄长，鲁迅是希望将绍兴老家聚族而居的方式移植到北京，兄弟三人（另有三弟周建人）一家和老母亲一同生活，和睦相处，其乐融融。周作人受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的影响，希望能独立门户，单独生活。当然，最后他们还是尊重了大哥鲁迅的意见，全家合买一处宅院，过着绍兴台门里的大家庭生活。

当时北京的房子以四合院为主，大小不一，星罗棋布。为此鲁迅费尽了周折，最终买下了一处大房子，这就是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胡同十一号院。

鲁迅在日记中记载：“拟买八道湾罗姓屋”（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三日），“买罗氏屋成”（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九日）。经过装修后，十一月二十一日鲁迅和周作人一家“移入八道湾宅”。十二月二十九日鲁迅从老家绍兴接母亲、妻子和三弟周建人全家赴京入住其中。

八道湾胡同十一号院原来是罗姓的一处坐北朝南的大宅院，院子分为前、中、后三进，外加一个西跨院。空地较多，便于孩子活动。鲁迅购房后，对房屋进行了必要的修缮。

当时居住的情况是：鲁迅的书房和卧室开始先在中院西厢房三间，后来改住前院前罩房中间的一套三间房子，以便于静心写作；鲁迅的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住在第二进中院正房的东、西两间；后院第三进的房子最好，周作人一家住后院北房的西侧三间；周建人一家住后院中间的三间；东侧三间是客房，他们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羽太芳子名为妯娌，实为姐妹，生活方式生活习惯比较接近。

当时鲁迅在教育部当科长，月收入三百大洋，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月收入二百四十大洋，周建人暂时没有收入，先在北京大学旁听，后于一九二一年九月只身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留下妻子儿女在八道湾生活。

鲁迅和妻子朱安感情不和，长年异地生活，偶在一起也处于分居状态，到北京后仍然未与妻子同居。鲁瑞喜欢朱安做的家乡菜，两个人生活习性相近，在中院吃饭，朱安负责照顾婆婆的日常起居。鲁迅后来则干脆入伙后院，与周作人一家同吃日本餐。

八道湾里兄弟三家和睦相处，有钱大家花，有饭大家吃，表面上风平浪静，兄弟怡情，一片祥和，暗地里却潜伏着危机，这种聚族而居的平静生活维持了三年多时间。

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表面上和睦的家庭终于出现了终身无法弥补的裂痕。鲁迅与周作人关系破裂，反目成仇。鲁迅在这一年七月十四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如下一笔：

十四日 晴。午后得三弟信。作大学文艺季刊稿一篇成。晚伏园来即去。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

三弟即周建人，当时只身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鲁迅看信写稿会朋友，看似很平常。但重点在最后一笔：从这一天晚上开始改在自己的屋里吃饭。为什么平时好好地和二弟一家在一起吃饭，却改成了自己吃了呢？而饭菜很可能不再由后院提供，而是夫人朱安做的。

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鲁迅虽然没有做详细的记录，但却写了一笔“此可记也”，说明心里相当在乎这件事。周作人在这一天的日记中没有提及此事，此中必有难与人言的隐情。

我们知道，鲁迅不仅不是白吃饭，而且是交了大笔钱的，他的工资当时比周作人要高，大洋三百，周作人是大洋二百四十块，鲁迅还有稿费、讲课费的收入，即使不是全部拿出来养家，以他一贯的做法，交家里的生活费一定占有相当可观的比例。周作人不仅比他挣得要少，而且家累负担也重，还有三个孩子，而这时周家主持家政财政大权的既不是鲁迅的母亲鲁瑞，也不是鲁迅的妻子朱安，而是弟妹——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按常理说，像鲁迅这样一位财神爷，请都请不来，哪有往外赶的道理？所以问题不应该出在经济上，而是在其他方面。这种突然的变化，不知他对母亲鲁瑞、妻子朱安如何解释。

这一年鲁迅四十二岁，周作人三十八岁，羽太信子三十五岁。

此后的五天，我特意查过当年的气象记录，七月中下旬的北京一直在下雨，鲁迅在这几天的日记中写的文字简略，但都记下了气候变化。天气闷热，又阴雨连连，加上家里突然发生的这种变化，八道湾十一号周宅的家庭气氛肯定是紧张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这一切肯定让鲁迅心烦意乱，坐立不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八道湾从七月十四日那天起潜藏着一种危机，兄弟俩突然不在一个桌子上吃饭了。这之前，没有任何征兆，两个人的关系较一般的兄弟更为密切：相同的家庭、相同的成长经历、相同的教育背景、相同的志趣爱好、相同的社交圈子，两个人在日本和北京时期曾同屋而居很长时间。就在事发前的一九二三年上半年，兄弟俩还经常在一起，宴请朋友、出席聚会、带孩子逛公园、“小治肴酒共饭”等等，十天以前的七月三日，两个人还同去东安市场、东交民巷书店、山本照相馆等处逛街购书，这些，在鲁迅的日记中都有记载。兄弟之间没有任何产生矛盾相互疏远的迹象。十四日这一天是转折点、导火索，引爆了他们之间潜在的矛盾。

2.一封意想不到的绝交信

果然在五天以后的七月十九日上午，周作人亲自到鲁迅屋里送来一封自己写的信，外面写着“鲁迅先生”，信的内容如下：

鲁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在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周作人的这封信，是他自己在十九日上午拿到鲁迅房间的。鲁迅看了信后，“邀欲问之”，周作人没有理会，鲁迅也没有再去沟通。

收到这封绝交书，鲁迅在当天七月十九日的日记中记下一笔：“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启孟即周作人。

下面我们来逐句分析这封信背后透露的一些信息：

“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

这说明周作人是突然知道的，是有人告诉他的，这个人应该就是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至少从七月十四日不让鲁迅在后院吃饭那天起，羽太信子便开始逐步向周作人透露了一些事情，直到昨天——十八日才断断续续地说清楚。大哥好好地在后院入伙吃饭，突然不让人家来了，羽太信子必须要给丈夫一个交代，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至于她说了什么？过去发生了什么事？周作人没有明说，但肯定自以为是有辱于他、让他难以忍受、难以启齿的所谓大哥对妻子有“失敬”之事。

“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

基督徒以仁爱、慈善、忍耐、平和著称，上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周作人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说，如果我不能担受不能忍受，后果将不堪设想，至少事态不会像写一封绝交书这样简单，说明他认为知道的事情性质是非常严重的。

“我以前的蔷薇色的梦原来却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

“蔷薇色的梦”，就是梦想三兄弟住在一起和睦相处，永不分家，重现老家聚族而居其乐融融的景况，现在无情的现实摆在那，理想破灭了，梦想是虚幻的，而现实残酷无情。到底发生什么事，周作人只字未提。

“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

意思是说看破了虚幻的伪装的现实，周作人决意改变自己以往理想化的想法、态度，与大哥决裂，换一种活法，走自己的路。

“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这是周作人与大哥鲁迅绝交，下逐客令，不让鲁迅以后再到自己房里，甚至不屑再说什么。最后又用了“安心、自重”四个字，大哥鲁迅有什么对不起他的，有什么不安心的、有什么不自重的行为非要让你当弟弟的指教呢？显然周作人的话里有话，气愤已极。

鲁迅接到这封信肯定有如三九天冷水泼头，浑身发冷，这种语气、这种措辞简直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他没有做出任何激烈的反应，而是默默地忍受了。他本想找二弟解释一番，“邀欲问之，不至”，很可能让佣人到后院找过周作人，但对方不来，他也不能去，只好不再坚持。

周作人的这封信话里有话，语气冷硬，按理说鲁迅受到误解，你不来我也要找上门去说清楚，至少应该写一封信为自己辩解清白，自己不去送也可以派佣人送去，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以鲁迅的性格，疾恶如仇，锱铢必较，与对手论战决不手软，声称对敌人“一个也不宽恕”，岂是轻易会让人误解污蔑的，这一次却破天荒地忍下来。兄弟无情，发难在先，他不会光是为了顾及情面，就作沉默状吧？！很可能事情严重到了难以解释的地步。

我们再来看看这一天周作人是怎样记录此事的。

查《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七日：

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七月小说月报收到。得玄同函。

记到此处戛然而止，在与“十八日”日记之间，空了一行，周作人在这里动了剪刀，剪了大约十个字。在这么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在给大哥绝交信的当天，他的日记破天荒地突然剪掉了一处，而且是唯一的一处，是什么不为人知的内容呢？

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不辩解说（下）》中才就此事做了简要说明：

关于那个事件，我一向没有公开的说过，过去如此，将来也是如此，在我的日记上七月十七日项下，有剪刀剪去了原来所写的字，大约有十个左右。

这一天的日记，周作人肯定记下了与鲁迅失和事件有关的文字，为什么要剪掉？很明显，他有难言之隐，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其中的隐情。

但细读这则日记你会发现第一句“上午池上来诊”，十四日之后的十五日、十六日两天周作人的日记中都有“池上来诊”的记录。

池上是日本医生，羽太信子生病一般都是请他来看，那几天八道湾后院肯定气氛紧张、压抑，很可能羽太信子情绪激动，受到了什么刺激，和周作人说了什么话以后精神变得恍惚，癔症的老毛病又发作了。

我们从时间上可以推断，“过去的事”发生在七月十四日以前，其后几天，信子很可能处于病中，情绪不稳定，她是断断续续、一点一点向丈夫透露实情的，至十八日，周作人得知了大部分所谓的真相，怒不可遏，于是愤而采取行动，与大哥果断绝交。七月十九日，他在日记中有“寄乔风、凤举函。鲁迅函”的记载。给鲁迅的函就是绝交信。

十四日，鲁迅改在自己屋里吃饭，这是一件看起来相当严重的事，三天里他却没有问为什么？是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还是有所预料，静观事态的发展？从十九日鲁迅接到绝交信的反应看，后者的可能性大一些。

3.鲁迅的异常反应

鲁迅的反应是不解释，不沟通，马不停蹄，选择逃避，匆匆忙忙托人为其找房，决定尽快搬出八道湾。周作人的信里没说让他搬出去，只说“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是鲁迅自己做的这种决定。

八天后的七月二十六日，“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那几天忙于整理书籍衣物后，八月二日下午，鲁迅便“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

周作人得知大哥搬走，只在日记中记了一笔：“下午L夫妇移住砖塔胡同。”L指的就是鲁迅。

从收到绝交信到搬离八道湾，兄弟俩没有再做任何交流沟通，个中原因想必是心照不宣、各自清楚的，只用了十二三天的时间，鲁迅便完成了从找房、看房、收拾东西、搬家的全过程，时间不可谓不仓促。他苦苦经营、亲自选中、精心修缮的八道湾周氏大宅门就因为兄弟这样一封绝交信而灰头土脸、匆匆忙忙地离开了。这至少说明兄弟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到了不可化解、水火不容的地步，鲁迅在自己占有相当产权的八道湾住不下去，必须搬离了。

此时鲁迅的心情想必是复杂沉重、相当痛苦的，其中的原因实在难与人言。与周作人的决裂，是他人生经历中最沉痛的打击。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搬出去的不是周作人而是鲁迅？房子是鲁迅操持买的，历尽周折，费尽精力；他是主要的出资人，事实上拥有大部分的产权份额；找房、买房、修房，到千里之外的故乡绍兴接家人迁居北京，都是鲁迅忙前忙后亲力亲为的，二弟周作人基本上是坐享其成。从情理上讲，兄弟之间闹矛盾住不到一块，要搬出去的也应该是二弟周作人一家。匆匆做此决定，仅仅是因为鲁迅的大度宽容、念及兄弟之情吗？原因肯定要比这复杂得多。兄弟俩的矛盾已经深到不能见面，不能沟通，不能在一个院里生活的严重地步，已经激化到鲁迅必须急匆匆地搬出八道湾。

直到一九六四年十月，八十岁高龄的周作人在与香港翻译家鲍耀明的通信中才勉强谈及此事，他解释说：

昨日收到《五四文坛点滴》，谢谢。现已读了十之八九，大体可以说是公平翔实，甚是难得。关于我与鲁迅的问题，亦去事实不远，因为我当初写字条给他，原是只请他不再进我们的院子里就是了。

赵聪写的《五四文坛点滴》一书是香港友联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六月出版的，其中有一篇《鲁迅与周作人》的文章，记载了兄弟失和的一些内容，文章不长，重要的是这样一段话：“许寿裳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

周作人此后又两次在写给友人鲍耀明的信中基本上认同作者引述许寿裳的说法：兄弟失和的主要原因，是羽太信子讨厌大伯哥鲁迅，不愿意和他同住。至于为什么不愿意？周作人没有说，他只说当初并没有要把鲁迅逐出八道湾的意思，事实上，即使他想这么做，鲁迅硬是不搬，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八道湾的房产是全家共同买下的。

当年购买的八道湾十一号院，用现在的话说是一处二手房，房款是三千五百大洋，中保人酬金，也就是中介费一百七十五元，加上手续费、改建装修费等共计大洋四千三百八十五元一角。这笔钱在当年价值不菲，主要资金为变卖绍兴周家新台门老宅所得，加上鲁迅和周作人多年的积蓄、贷款、朋友挪借等等，总之也是七拼八凑才买的房子。宅院的房产主写的是周树人（鲁迅）的名字，虽然房契写明房产共分为四份，母亲鲁瑞和三个儿子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各占一份，但事实上鲁迅是出资最多，出力也最多的，周作人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力将他赶出去。鲁迅急急忙忙搬走自然有他非搬不可的原因。

周作人的绝交信让他的大哥措手不及，鲁迅几乎在八道湾一天也待不下去了，最后被迫“携妇迁居”，搬了出去。

兄弟失和，对鲁迅的打击是巨大的，他的恶劣情绪长期难以平复。这之后，他多次使用“宴之敖”“敖者”“宴敖”“敖”等为笔名，以发泄心中的积郁愤怒。他自己解释说：“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他对弟媳羽太信子的怨恨始终难以释怀，刻骨铭心。

令人费解的是，一个日本女人、弟媳，凭什么要和大伯哥水火不容，非要将他“赶”出家门呢？而鲁迅偏偏又不做回应反击，任人摆布欺负？

4.移居砖塔胡同

家庭的突然变故，让鲁迅措手不及，他没有时间也没有财力在短时间内重新购房，只好通过熟人借住别人在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三间空房。

搬出八道湾之前，妻子朱安的安置让鲁迅颇费心思。带她出去共同生活，鲁迅心里是极不情愿的，他宁可独身，也不想单独面对名义上的妻子，于是提出让朱安留在八道湾陪母亲，或是回绍兴娘家，由他出钱供养。这两种选择都是朱安无法接受的，丈夫搬出去，她自然应该跟着走，烧饭、缝补、洗衣、扫地、做家务……照顾丈夫的日常起居。无奈之下，鲁迅只好带着她一同住到了砖塔胡同，但夫妻关系没有得到改变，两个人仍旧各居一室。

这是鲁迅情绪最为低落的时期，二弟的绝情反目对他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在没有爱情的生活中，他对亲情看得很重，在所有亲人中，除了母亲，鲁迅与小他四岁的周作人的感情最好，两个人同样在绍兴三味书屋、南京水师学堂读过书，同样在日本留过学，同样在北京工作写作交友，长期吃住在一起，共同的爱好志趣、共同的观点、共同的朋友、共同的事业，周作人几乎是踏着他的脚步一路走来。

对弟媳羽太信子，鲁迅也付出了过多的关照。一九〇八年春天，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期间，与许寿裳等五人租住在东京的一处宅子，取名为“伍舍”。二十岁的羽太信子当时是他们雇来打理杂务的下女，后与周作人恋爱结婚。信子家在日本属于社会底层，嫁给周家后，她的娘家得到过周氏兄弟许多帮助。尤其是鲁迅多次给信子家寄钱资助，和羽太家长期保持着通信联系。

据鲁迅日记记载，截止到一九一九年与羽太信子通信二十四封，寄钱二十次。就连买了八道湾十一号院的房子以后，考虑到信子、芳子姐妹都是日本女人，鲁迅特意把院里最好的房子让给她们，并进行了日式的改建装修，他对二弟周作人夫妻应该说是仁至义尽、恩重如山。没想到这次却祸起萧墙，兄弟之情断绝。这种突然的变故，前因后果，鲁迅肯定进行了长久地反思、痛苦地反思，好好的一对兄弟分道扬镳，闹到分手，以后亲人怎样相处，外人又会怎么看？更令他苦闷不堪的是心里的隐痛还没法与外人言说。鲁迅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几个星期后，他的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吃流质食物，前后为时一个半月之久。这时的他，可以说是“贫病交加、情绪低沉”。

因事发突然，鲁迅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逐出了八道湾，手里没有多少积蓄，心情郁闷，情绪低落，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房子。仓促间通过熟人租住在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熟人是他们的同乡、学生许钦文的四妹许羡苏，她一九二〇年从绍兴到北京报考学校，一度住在八道湾，与周家兄弟及全家关系很好。她的同乡、同学俞芬带着老二俞芳、老三俞藻姐妹，住着父亲朋友的房子，院子里有三间空房。鲁迅通过许羡苏帮助联系租住下来，月租八块钱。

砖塔胡同离八道湾不远，但房子逼仄破旧，三间房的面积加起来只有二十多个平方米。母亲鲁瑞那年六十六岁，身体还好。她喜欢朱安，心疼儿子，在八道湾身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颇感寂寞孤独，便时常到砖塔胡同来坐坐，有时也住在这里。三间小房，屋里挤得连放书的地方都没有。显然，这里并非久栖之地，作为长子，鲁迅觉得应该奉养母亲。

不久鲁迅就在不停地找房子。据这之后三个月的日记中记载，他外出看房子多达二十余次十几处。“小雨，午后与李姓者四近看屋。下午大雨。”“下午与秦姓者往西城看屋两处。”“下午同杨仲和看屋三处，皆不中意。”等等等等。有时得了病，发着烧，或有其他事情，但也不得不四处找房子。十月三十一日，终于选定了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房屋，房价八百元，虽不算贵，但是破烂不堪。鲁迅亲自设计，找人施工，事无巨细，奔波操劳，花了一千多块钱重新加以改建翻修。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鲁迅携妻子朱安迁入新居。

5.兄弟反目 大打出手

失和事件发生十个月以后，鲁迅有了新的住所，生活逐渐安定下来，情绪也稍加平复，便回到八道湾去取东西，没想到和周作人之间又爆发了一场更为激烈的冲突。

鲁迅在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一日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子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这是兄弟失和后时隔十个月，鲁迅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回八道湾旧宅，肯定回的是自己的房间，绝不可能再到后院。

没想到周作人听说后与妻子信子赶到鲁迅的房间大吵大闹，还叫来了朋友。吵闹中，周作人甚至抄起桌上的一个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朝鲁迅头上打去。幸亏由别人抢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抢下香炉唯一在场的人是川岛（章廷谦），他是鲁迅和周作人共同的朋友，当年二十二岁的他刚从北京大学毕业，留校任校长办公室外交秘书，并兼哲学系助教，此时正借住在八道湾周宅的一间空房。后来他在《弟与兄》一文中回忆说：

其时，我正在八道湾宅的外院（前后共有三个院子）鲁迅先生曾经住过的房子里。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去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先生来了，走进我家小院的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水杓（勺），从水缸中舀起凉水来喝，我要请他进屋来喝茶，他就说：“勿要惹祸，管自己！”喝了水就独自到里院去了。过了一会，从里院传出一声周作人的骂声来，我便走到里院西厢房去。屋里西北墙角的三角（脚）架上，原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周作人正拿着要砸去，我把它抢下了，劝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后，我也回到外院自己的住所来，听得信子正在打电话。是打给张、徐二位的。是求援呢还是要他们来评理？我就说不清了。

川岛不懂日语，周作人夫妇“骂詈”的内容听不明白，等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及周作人的朋友张凤举、徐耀辰赶来以后他已经退场了。

鲁迅几乎受到了围攻，先是羽太信子谩骂，周作人帮腔，后又招来羽太重久、张凤举、徐耀辰助阵。张、徐二人都曾留日，当时在北京大学担任国文系教师，和周氏兄弟多有交往，与周作人的往还更密切一些，羽太信子说的日语，他们都能听懂。

关于此事，鲁迅没有再留下相关文字，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说：

后来鲁迅也曾经告诉我，说那次他们气势汹汹，把妻舅重久和他们的朋友找来，目的是要给他们帮凶。但是鲁迅说，这是我们周家的事情，别人不要管。张徐二人就此走开。信子捏造鲁迅的“罪状”，连周作人自己都要“救正”，可见是经不起一驳的。当天搬书时，鲁迅向周作人说，你们说我有许多不是，在日本的时候，我因为你们每月只靠留学的一些费用不够开支，便回国作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这总算不错了吧？但是周作人当时把手一挥说（鲁迅学做手势）：“以前的事不算！”

（许广平著《鲁迅回忆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如果许广平的这段记载准确无误的话，以我的理解，这哪像是出自鲁迅之口，哪像是鲁迅在激愤之下的语言。

受到误解，事过十个月以后在自己的房间取东西，又受到周作人夫妻俩无端的辱骂，羽太信子述“罪状”“多秽语”，周作人帮腔“救正”，甚至暴力相向。两个人蛮横无理、寻衅滋事，鲁迅应该义正词严、逐字逐句地加以痛斥反驳才对，但是却莫名其妙、软弱无力地说出这样的话，似乎“回国作事来帮助你们，及以后的生活”，就能抵消对方指责的“罪状”，显得有些底气不足，缺乏声讨的气势。

鲁迅对张凤举、徐耀辰说道：“这是我们周家的事情，别人不要管。”他要顾及颜面、名誉，不愿意让外人了解实情，更不用他们来判明是非。如果真有什么不愿意让外人知道的隐情，周作人自然也是当事人之一，他招来外人助阵，不怕家丑外扬，我理解，至少在周作人看来，错的一方是大哥。而鲁迅这时的表现超出人们的想象，哪里还找得到一点“横眉冷对”、顽强不屈的影子。

同一天周作人的日记记得很简略：“下午L来闹，张徐二君来。”L即鲁迅，张、徐即朋友张凤举、徐耀辰。“来闹”，显然不是事实，鲁迅是回来“取书及什器”，要闹早就闹了，何至于要等到十个月以后。

鲁迅的挚友许寿裳后来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也提到过此事：

说起他的藏书室，我还记得作人和信子抗拒的一幕。这所小屋（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既成以后，他就独自个回到八道湾大宅取书籍去了。据说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电话，唤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则用一本书远远地掷入，鲁迅置之不理，专心检书。一忽儿外宾来了，正欲开口说话；鲁迅从容辞却，说这是家里的事，无烦外宾费心。到者也无话可说，只好退了。这在取回书籍的翌日，鲁迅说给我听的。我问他：“你的书全部都已取出了吗？”他答道：“未必。”我问他我所赠的《越缦堂日记》拿出了吗？他答道：“不，被没收了。”

这件事据许寿裳说是鲁迅转天告诉他的，没有提及周作人要用铜香炉砸他，而是说用书远远投掷，这个细节也许存在。但川岛的说法更为准确，他是当时冲突发生前半场唯一的见证人，后半场张凤举三人到来时他已然退场了。也许是两个动作兼而有之，先用香炉砸被人夺下，后来又用书本砍，也未可知。总之，周作人对大哥的行为可谓暴烈无情。

直到晚年，周作人才在《知堂回想录》（一四一）中反驳许寿裳的说法：“这里我要说明，徐是徐耀辰，张是张凤举，都是那时北大教授，并不是什么外宾，如许季茀（许寿裳）所说的，许君是与徐张二君明白这件事的内容的人，虽然人是比较‘老实’，但也何至于造作谣言，和正人君子一辙呢？”

许寿裳已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八日在台湾惨遭杀害，时过境迁，二三十年后周作人想起这事还是愤愤难平，火气不减。当然，他说的所谓“谣言”，不可能是指许寿裳“造作”，矛头自然是另有所指。

6.失和原因“经济说”

是什么样的深仇大恨让一向平和冲淡、温文儒雅的周作人大发雷霆、情绪失控，对有恩于他的大哥不依不饶，大打出手，甚至用香炉（或书本）相砸呢？事情已经过去了十个月，按照常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这时应该已经冷静下来，鲁迅又在失和之后做出了难以想象的让步，主动搬出了八道湾。周作人的火气应该逐渐消减才对，况且八道湾并不是周作人的私宅，房产的份额鲁迅占有一定的比例，人家回家来取东西，回的是自己的家，又没有到你的后院来，周作人为什么纠缠不休，追过来相逼吵闹，甚至动武。肯定是在这期间羽太信子不知又说了什么对鲁迅不利的话，信子的枕边风让周作人对大哥的仇恨越积越深，以至忍无可忍，怒不可遏了。

到底兄弟之间发生了什么？羽太信子到底吹的是什么枕边风？我们不得而知，也不好妄加揣测。兄弟失和事件成了一桩迷案。

由于当事人及目击者不置一词，引来许多学者的猜测。尽管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两人的绝交不是出于政治立场、文学观念和为人原则等问题引发的，而是因为家庭矛盾所致。

鲁迅的三弟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一文中说，两个人的分手，“不是表现在政见的不同，观点的分歧，而是起源于家庭间的纠纷。”

至于是什么家庭纠纷，周建人没有说，也许他不清楚，也许他不愿意说。反常的是，鲁迅生前写给他的三百多封私信至今一封也没有留下。

兄弟失和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除了两位当事人，三弟周建人应该是比较清楚的。鲁迅始终关爱照料着三弟，最后十年在上海时期，两家的关系十分密切，走动相当频繁，无论是当时信谈，还是后来面述，周建人了解的内情相对较多，但他始终回避这个话题。鲁迅写给他的信件涉及家庭情况的应该占有一定比例，有的很可能涉及一些家庭成员的个人隐私，包括他自己的不愿公开的内容，这其中应该也包括两个哥哥周树人（鲁迅）、周作人的某些信息？这些信件是何等重要，但不管是出于什么考虑，保护自己或维护家人。三百多封信最后全被毁，只字未存，实在是让人不可理解！

造成家庭纠纷的原因多种多样，排除了政治原因，总体来说，最重要的无非是经济原因和感情原因。

来自鲁迅方面的一些论者，将兄弟失和的原因主要归结为经济原因，认为信子持家，挥霍无度，引起鲁迅的不满，信子便挑拨丈夫周作人与大哥反目。

鲁迅的母亲鲁瑞曾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鲁迅）对二太太（信子）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俞芳《我记忆中的鲁迅先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周建人在《鲁迅与周作人：难以弥合的裂缝》一文中分析道：

在绍兴，是由我母亲当家，到北京后，就由周作人之妻当家。日本妇女素有温顺节俭的美称，却不料周作人碰到的却真是个例外。她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气派极阔，架子很大，挥金如土。家中有管家齐坤，还有王鹤照及烧饭司务、东洋车夫、打杂采购的男仆数人，还有李妈、小李妈等收拾房间、洗衣、看孩子等女仆二三人。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没有这样众多的男女佣工。更奇怪的是，她经常心血来潮，有时饭菜烧好了，忽然想起要吃饺子，就把一桌饭菜退回厨房，厨房里赶紧包饺子；被褥用了一两年，还是新的，却不要了，赏给男女佣人，自己全部换过。这种种花样，层出不穷。……鲁迅看不过去，对周作人进行规劝，无非是“花钱要有个计划，也得想想将来”这一类话，真也有周作人这样的人，把好心当恶意。有一次，周作人说要把丈人丈母接到中国来同住，鲁迅很不赞成，认为多年来寄钱供养他们，已经情至义尽了，今后可以继续养老送终；他们还有别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国来了。

（《鲁迅回忆录》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

许广平转述鲁迅对她说过的话：

我总以为人不要钱总可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住的时候，我的工资收入，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不下600元，而每个月还总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回家。又看到汽车从家里开出，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鲁迅在八道湾住的时候，初时每月工资不欠，比周作人还多，又忠心耿耿的全部交出，兼以向朋友告贷，这样的人，在家内开支是一个得力的助手，要得的。后来开始欠薪，加以干涉到人事方面，就妨碍了主人的权威讨厌起来了。

（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鲁迅之子周海婴也说过羽太信子：

讲排场，花钱如流水，毫无计划。饭菜不合口味，就撤回厨房重做。她才生了两个子女，全家雇用的男女仆人少说也有六七个，还不算接送孩子上学的黄包车夫。孩子偶有伤风感冒，马上要请日本医生出诊。日常用品自然都得买日本货。由于当时北平日本侨民很多，有日本人开的店铺，市场上也日货充斥，应该说想要什么有什么。但她仍不满意，常常托亲戚朋友在日本买了捎来。因为在羽太信子眼里，日本的任何东西都比中国货要好。

（周海婴《我与鲁迅七十年》，南海出版公司2001年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鲁迅自己看病，也是找日本医生，或德国医生，从来不找中国医生看中医，因少年时他的父亲被中医误诊骗钱，不治身亡，鲁迅一辈子对中医深恶痛绝。两个弟媳都是日本人，孩子大人病了请日本医生出诊，似乎也在情理之中，算不上挥霍。日本货好像不仅是羽太信子觉得好，近百年后的不少中国人也承认这个事实。

看不惯羽太信子的大手大脚、铺张浪费，说明鲁迅对羽太信子持家理财有一定看法，疗养则住在北京西山，有病则请日本医生，购物则买日本货，家里还长期雇着几个佣人，但这绝不是造成他和二弟分手、恩断情绝的主要原因，况且是周作人主动和他决裂挑起事端，原因应该出在周作人夫妇身上。

7.失和原因“失敬说”

同为鲁迅、周作人朋友的郁达夫在一九三八年写的《回忆鲁迅》中说，兄弟失和的原因，除了经济，还有羽太信子说的“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

在我与鲁迅相见不久之后，周氏兄弟反目消息，从禄米仓的张徐二位听到了。原因很复杂，而旁人也终于不明白是究竟为了什么。但鲁迅的一生，他与周作人氏，竟没有和解的机会。本来，鲁迅和周作人氏哥儿俩，是住在八道湾的那一所大房子里的。这一所大房子，系鲁迅在几年前，将他绍兴的祖屋卖了，与周作人在八道湾买的；买了之后，加以修缮，他们兄弟和老太太就统在那里住了。俄国的那位盲诗人爱罗先珂寄住的，也就是这一所八道湾的房子。后来，鲁迅和周作人氏闹了，所以他就搬了出来，所住的，大约就是砖塔胡同的那一间小四合了。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正在他们的口角之后不久的期间。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兄弟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但鲁迅有时候对我说：“我对启明，总老规劝他的，教他用钱应该节省一点，我们不得不想想将来。他对于经济，总是进一个花一个的，尤其是他那位夫人。”从这些地方，会合起来，大约他们反目的真因，也可以猜度到一二成了。

郁达夫在文章中除提到鲁迅对他说的话之外，还提到了张凤举他们的判断：羽太信子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这当然是她的一面之词，有没有失敬？失敬到什么程度？“清官难断家务事”，外人实在是说不清楚。

持“家庭经济说”的基本上以鲁迅的亲友为主。

真的像人们说的，兄弟失和是因为经济纠纷造成的吗？让我们看看当时八道湾周宅的经济状况是怎样的。

鲁迅当时买这所宅院，最初的想法是兄弟三人永不分家，把钱放在一起合用，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全家人从老家绍兴迁到北京后，大哥鲁迅在教育部当佥事，月薪三百大洋，有时欠薪；老二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月薪二百四十大洋，兄弟俩还有一些稿费、讲课费等收入，只有老三周建人初期没有工作，搬到北京近两年后，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月薪六十大洋。周宅的家庭成员情况是：三兄弟供养老娘，鲁迅和朱安两口，周作人一家五口，周建人一家四口，全家雇佣几个帮工。

到北京以后，母亲鲁瑞不习惯北方生活，表示不掌家。朱安性格软弱，与世无争，与鲁迅的感情不和，家里的财政大权落到了羽太信子手里。信子是日本媳妇，日本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鲁迅、周作人兄弟、信子、芳子姐妹以及孩子们都能接受。从三个独立家庭的收入支出而言，鲁迅一家贡献最多，开支最小；周作人收入第二，开支最大；周建人收入最少，开支中等。总体来讲，全家人搭伙过日子，鲁迅的付出最多，信子应该是满意和接受的。周建人收入虽少，但芳子不仅是弟妹，也是羽太信子的亲妹妹，经济上多负担一些是说得过去的。

在鲁迅的传统意识中，他的家庭观念是大家庭，是以母亲为主的兄弟三人的家族，不仅仅是他和朱安两个人的小家庭，况且他长期和朱安感情不和，终年分居。鲁迅回国以后，身为长子、大哥，承担起的是抚养大家庭的义务，甚至时常接济弟媳羽太信子日本的娘家，信子的父亲、弟弟、妹妹在经济上都得到过鲁迅的资助，“鲁迅除了负担八道湾绝大部分家用之外，连日本人信子们的父亲羽太家：每月家用的接济，儿子重久三次到中国和在日本不时需索以及军营的所需费用，及第三个女儿福子的学费，也都是鲁迅每月收到工资，即行汇出的。”（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在鲁迅收入少的时候没有发生金钱上的矛盾，收入多了反而产生矛盾，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因为，“失和事件”是突然爆发的，如果是因为家庭经济问题，它有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周作人心里很清楚，鲁迅对整个大家庭，包括对他个人在经济上的贡献是最多的，他应该心存感激才对，鲁迅即使对家庭开支有意见，周作人即使再糊涂，也会理解，也应该理解，绝不至于为此事怒火中烧，也绝不至于为此事绝情绝义。

8.到底发生了什么

兄弟失和如果不是家庭经济问题，那另一个原因似乎只能是感情问题，是妻子与大哥的关系问题。周作人这一方主要持感情说。

一种说法是鲁迅偷看了弟媳羽太信子洗澡或听窗。

一九七五年，川岛对鲁迅博物馆工作人员说：“鲁迅后来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谣说鲁迅调戏她。周作人老婆对我还说过：鲁迅在他们的卧室窗下听窗。”他为鲁迅辩诬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八道湾后院的房屋，窗户外有土沟，还种着花卉，人是无法靠近的。”说到周作人夫人与鲁迅关系紧张的原因时，川岛则说：“主要是经济问题。她（羽太信子）挥霍得不痛快。”

“听窗”一说像川岛说的是“造谣”“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不仅因为窗外有沟，还种着花，人无法靠近，还因为如果有人听窗被发现，屋里的周作人夫妇应该都能察觉，用不着羽太信子事后告诉丈夫，何来周作人绝交信中说的“我昨天才知道”一语。

“窥浴”一说，鲁迅之子周海婴在《我与鲁迅七十年》中辩驳道：

父亲与周作人在东京求学的那个年代，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即是说，我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所谓“男女大防”，在日本并不那么在乎。直到临近世纪末这风俗似乎还保持着，以致连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曾亲眼目睹过。那是70年代，我去日本访问，有一回上厕所，看见里面有女工在打扫，她对男士进来小解并不回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间有门的马桶去方便。据上所述，再联系当时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对方的住处原是寻常事，在这种情况之下，偶有所见什么还值得大惊小怪吗？退一步说，若父亲存心要窥视，也毋需（无须）踏在花草杂陈的“窗台外”吧？

周海婴分析得有一定道理，但作为后人，这种辩解就显得有点多此一举，软弱无力了，似乎认同了“偶有所见”的说法，接受了“窥浴”的观点。

窃以为，“窗户外”只是个距离问题，看清没看清与看没看属于不同性质的问题。是跨过沟还是在沟外侧，其实并不重要，院子里的泻水沟想必也不宽，关键是看了没有。

我们退一万步说，姑且认为真的看了，真的发生了“窥浴”之事，就真的那么重要，真的让周作人大光其火、绝情绝义吗？

羽太信子是日本女人，就像周海婴说的：“日本的习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进进出出，相互都不回避。”

日本自古就有男女同浴的风俗，贞节观念也较中国妇女应该更开放一些。周氏兄弟在日本留学多年，对这些情况是了解的，不足为怪的。鲁迅去世后，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里说：“鲁迅一九〇四年往仙台进了医学专门学校，有一次来信给我，大意说气候较寒，每日借入浴取暖，仙台的浴池，男女之分，只隔着一道矮矮的板壁，同学们每每边唱边洗，有的人乃踏上小杌子，窥望邻室。信中有两句，至今我还记得的：‘同学阳（佯）狂，或登高而窥裸女。’”那时的留学生，看女孩子洗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当然，这和后来“兄弟失和”牵扯到的“窥浴”一说没有必然的联系。

当年的鲁迅，时常、或者说是每天都要到八道湾的后院周作人的住处去，或是吃饭，或是聊天，进出随意。日本人又相对讲究卫生，时值盛夏，羽太信子在后院屋内洗澡，这种情况可能经常发生，即使鲁迅到后院无意中看到遮蔽不严的屋内羽太信子在洗澡，即使驻足多看了两眼，也并非十恶不赦的严重问题。“食色，性也”，人之常情，偶见一个女人洗澡，又不是故意的，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退一步讲，即使发生了这种事也不是不能解释的。我们假设，作为鲁迅即使无意中真看见了弟媳在洗澡，无凭无据，完全可以否认。即使不加辩解，我相信，在日本生活过多年的周作人也不会怀恨在心，不依不饶。因为，如果真有此事，自己的老婆也有相当的责任，至少是门户不严，遮蔽不当。为这点事，信子应该不会小题大做、自取其辱，向丈夫哭诉。

除了上面这两种说法，很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让周作人耿耿于怀，难以原谅大哥。

至于“调戏”“失敬”等说法没有人知道是否存在，更没有人知道具体内容，至少周作人是相信了老婆羽太信子和他说的话，认为大哥做了有辱于他不可原谅的事，这种“家丑”难以启齿，没有相应的证据，凭空捏造诬陷，以鲁迅的脾气性格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无从知道，对于这件事，鲁迅生前始终回避，不置一词，与最亲近的人也没有详细讲过，只是间接提及家庭经济纠纷，暗示自己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对此事辩解。他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与香港友人鲍耀明的通信中说：“大凡要说明我的不错，势必先须说对方的错，不然也总要举出些隐秘的事来做材料，这却是不容易说得好，或者不大想说的，那么即使辩解得有效，但是说了这些寒伧话，也就够好笑，岂不是前门驱虎后门进狼了么。”两个人讳莫如深，为“兄弟失和”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但是我们从仅有的一些史料中探幽发微，能否像郁达夫说的：对他们反目的真实原因，猜度到一二成了呢？